《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我国古代治政书籍的选辑。唐初著名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在贞观初年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徵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徵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我国古代治政书籍的选辑。唐初著名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亮等在贞观初年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徵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徵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

　　然而这本史诗巨著却因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而未普及，加之唐末战乱致使此书失传，幸得由日本遣唐使抄录带去日本，经过多代人共同努力，终于使这本书重见天日。

长安十二时辰火爆网络，那位忠心报国、一心捍卫太子的何监——何执正令人印象深刻。 何执正的历史原型正是唐朝著名诗人、书法家贺知章。贺知章历任礼部侍郎、秘书监、太子宾客等职，晚年自号秘书外监,故称贺监。

那么贺知章曾担任的秘书监一职在唐朝是负责什么的，属于哪个部门呢？在唐朝，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首席长官，秘书省主要从事图书收藏和书籍编纂，其职能和社会地位也经历了一番跌宕起伏的变化，秘书省的命运也从稳定发展到衰败濒临解体，又从低谷再入高峰。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唐朝秘书省和秘书监的职能作用以及所经历的那些事。

1、唐代秘书省是个什么机构，是做什么的？

秘书监最早是作为一个皇家机构，而不是一个官职，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 159 年）设立秘书监，管理和典校经籍，但此时的秘书监属于太常寺并不是独立的机构，到南北朝秘书监升格为秘书省，明朝洪武十三 年 （公元1380年）被废除，历时 1200 多年。

秘书省是唐代国家藏书的重要机构之一, 号称“图书之府” 。从字面上看好像与秘书有关，其实这个古代的政府机构与现代的秘书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先来看秘书省里有哪些人。

秘书省的人员配置分工具体，各司其职。据《唐六典》卷十载:“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丞一人，从五品上。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一曰太史，皆率其属而修其职。少监为贰焉。承掌判省事。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主事一人，从九品上；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典书八人，楷书手八十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笔匠六人。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丙、丁为之部目……校书郎,正字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辨其纰 缪,以正四库之图史焉。”

这里说的是秘书省的功能主要是掌管国家的图书，也兼有史官、天文、历书、计时的职责 ，比如参 与修编史籍、记录皇帝起居、观察天象等，不过唐中后期后秘书省和秘书监的功能和职责一度被弱化，但掌管国家图书的职责一直稳固如山。

虞世南

从唐代秘书省的内部人员配置非常完备，大到秘书监，小到熟纸匠、装潢匠、笔匠等一应俱全，所需人数也有明确规定。作为秘书省****的秘书监，有哪些人担任过呢？有据可考的有令狐德棻 、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王方庆、王绍宗、周思茂、马怀素、徐坚、贺知章、陈希烈、颜真卿、蒋义 、阎朝隐、李益、刘太真、李随、柳仲郢等。

可见，唐代秘书省以秘书监为主导，各职能人员同心协力从而为唐朝政府藏书的搜集、整理、发展乃至利用提供了保证，为后世的图书管理尤其是国家图书管理提供了参考模板。

2、秘书省几度易名，职能逐渐弱化

在唐代，秘书省曾一度改名“兰台” 或“ 麟台” 。高宗龙朔二年，改秘书省曰兰台，秘书监改称兰台太史，秘书少监改称兰台侍郎，秘书丞改称兰台大夫，秘书郎改称兰台郎；武后垂拱元年，秘书省曰麟台，秘书监为麟台监，秘书少监为麟台少监，秘书郎为麟台郎。太极元年又改回秘书省。

唐初的藏书主要是接管了隋朝的部分图籍。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唐军攻克长安，李渊即“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图籍”，除了隋朝政府的档案文书外，还包括嘉则殿重复相糅的图书八万卷。有了这些书籍后，唐朝的秘书省随之建立，夏候端为秘书监，魏征为秘书丞。

唐代秘书省沿用隋制，唐代两都均设有秘书省。设于西京长安皇城内的秘书省，其旧址即为原隋朝秘书省。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复置洛阳为东都，东都秘书省在显庆以后设立。

唐代中叶以前，秘书省尚附设二局，即著作局和太史局。此时的秘书省不仅是藏书整理图书的机构，还是掌修国史、天文、历书、计时的的机构，是非常重要的部门机构。因古代重视修史，著作局这样的修史机构也非常受皇帝的重视和青睐。但贞观三年著作局的修史职责被叫停了，只剩下“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之任了。而太史局是掌天文、历书、计时的机构，也于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十月更名为太史监，从秘书省独立出来。这样一来秘书省的工作就剩下极为单纯的掌管国家图书的职责，成为清水衙门，秘书监也成为“清纯”的学术官员。

前面了解了唐朝秘书省的组织机构和职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下唐代秘书省的主要业务，即图书庋藏和管理。

前面我们说到唐朝接管了隋朝八万余卷的图书，这些图书很多还是重复的，因隋末逢战乱，经籍亡佚，秘书湮缺。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秘书丞令狐德棻奏请购募书籍，增加人手抄写图书，经过数年时间，藏书就比较完备了。藏书有了但狐德棻奏并未对这些藏书进行整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魏征。魏征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敢于在唐太宗面前犯颜直谏的能臣，不过对于他任秘书监的经历，应该是鲜为人知的。

魏征曾对藏书的意义有如下表述:“夫经籍也者, 机神之妙旨, 圣哲之能事, 所以经天地, 纬阴阳, 正纪纲, 弘道德, 显仁足以利物, 藏用足以独善。 学之者将殖焉, 不学者将落焉。”所以他积极对秘书省的残缺、错误的书籍进行编撰整理校正。《旧唐书魏征》载：“贞观三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可见魏征为秘书省的藏书编撰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到了开元时期，担任秘书监的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将国家馆藏的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别藏到四个书库，藏书量达到顶峰，达五万四千卷。

魏征

1、唐代秘书省藏书如何庋藏？

唐代秘书省的藏书主要以卷轴装的形制出现，并在隋代三品区分图书的方法上更进一步，以图书装帧的轴、带、签、秩的颜色、材质、形状来进行图书四部、正副、年代的区分；唐秘书省内图书实行严格的贮本、正本、副本制度，分别用以收藏、进内及赏赐等用途。从图书管理来看，秘书省藏书因官藏的身份，图书形式上十分讲究，遴选书法优秀之人采用区别社会流通的纸张、笔墨进行书写，钤盖官方藏书印，并采用特殊装帧方式，一方面区别社会图书，一方面防止藏书的流失，这一点同样为宋代所继承。

唐代秘书省藏书，按经典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库庋藏，标以甲、乙、丙、丁之名。“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现在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所以现在的很多古籍图书馆的庋藏和检索，仍沿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所谓“正本”是专供皇帝御览的，书缝盖有小印；“副本”除了用于赏赐臣下和宗室，还可以“供诸司及官人等”借阅，以及对外友好交往时送给外宾；“贮本”就是库存，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库本。

高宗时期针对四部群书传写的一些谬误和散缺，乃诏兰台太史武敏之、兰台侍郎李怀俨等，鸠集儒学之士，于兰台刊正然后缮写。武则天当政初，对书籍管理订立了严格的两京四库书典守之则，《唐会要》载:“文明元年(684)十月敕: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将《治要》作为创建贞观“盛世”依据的道理了。　　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本书根据天明本《群书治要》、元和本《群书治要》整理校勘，并对字词进行详细注解、对原文和注文都进行了白话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