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邯郸百家墓地当中挖出了文物2400多件，考古人员赶到了现场进行研究。这是发掘邯郸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考古人员必须要对丧葬习俗进行一定的了解。因为必须要在考古的过程当中获取更多的宝贵经验，才能够为后续的工作做好铺垫。邯郸属于百家村墓群，里面有璀璨的文化遗存。相信考古人员在不断探索当中会发现更多的文物，并且会把这些文物放在博物馆当中。

大部分的人一听到文物被挖掘出来，并没有放在心上。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对文化遗产根本就没有好好理解，可却是历史当中最好的见证。在那时外国人对别的国家进行杀伤抢掠，无非就是希望把一些珍贵的东西全部都给拿回去。了解完历史之后，相信自己内心当中也会有愤不平的现象。明明是中国文化遗产，平白的遭到打劫是非常痛苦的。

考古人员会把这些文物古迹，全部都放在统一的博物馆当中。人们在进行旅游的时候会看到上面的展览，在博物馆当中也会有具体的人员进行介绍。因为只有了解到文化的灿烂，才知道国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富强的道路。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都一定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能够对自己的祖国一直充满热爱。要去多学习一些历史，多去把文物进行一个传递。

总的来说考古人员在运输文物的时候非常的小心，都会用特定的运输车辆。因为文物古迹不仅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产，更是人们了解古代文明遗迹的唯一证据。考古人员肯定会根据保护法好好的保护文具，会把工作及时的完成。没事的时候一定要多去了解一下历史遗迹，对自己来讲有很大的用处。

曾侯乙墓为我国古代战国初期曾国国君乙的墓葬。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竖穴墓，内置木椁，椁外填充木炭及青膏泥，其上为夯土。

曾侯乙墓墓葬坑和陪葬坑的形制，集中体现了战国初期殡葬制度的变化，在我国殡葬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曾侯乙墓呈“卜”字形，墓坑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无墓道，也无台阶，呈南北向。

整个椁室由底板、墙板、盖板共171根巨型长方木铺垫垒迭而成，使用成材楠木达500立方米。曾侯乙青铜架楠木彩绘主棺重达7000千克，椁内分作为东、中、北、西4室。

曾侯乙墓棺由内棺和外棺组成。外棺是由青铜框架构成，框架由青铜浇铸而成，经过精确的隼接，主要起支撑作用。这些框架设计合理，制作精致。

内棺外面饰有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

在东西南北的方位中，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因而古人认为东为贵，于是，墓主居最大的东室。

中室放置随葬的礼乐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车马器等；西室置殉人共13个，各配木棺，均为13岁至25岁的女性。

棺室上部及周围填有厚厚的木炭，是用来防潮的。木炭之上盖有一层半米厚的梓木方材，梓木上填有十多米厚的青膏泥黄褐土，这种土具有很强的密封作用。褐土上面密密排列着分别重达数吨的石条，叫做封顶石。再往上是厚厚的堆土层。

曾侯乙墓有陪葬坑共5处，位于曾侯乙墓西13米处，呈南北向排列。

坑内共有器物500多件，主要为陶器和铜器两大类。陶器类均为生活用具，有罐、盘、钵、盆等；铜器类主要为战车构件和生产生活工具等。

通过考证，5处陪葬坑均为人工挖成，排列有序，属于一个整体。整排坑中轴线为北微偏东，方向与曾侯乙墓偏向相同。坑中器物排列、组合也是经过特意安排的。

一号坑属于储存战车的车库及修理战车用的工具库，其他4处除五号坑被严重扰乱未见殉葬品外，剩余3处殉葬品均为陶器，器物中盛储的可能是供祭的食品。

5处陪葬坑的下葬年代应为战国早期，即与曾侯乙墓同时代。

我国古代各时期的墓葬形制都不同，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这种墓葬；至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竖穴土坑墓；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木棺和木椁。

至商朝出现了墓道；西周出现了用鼎制度；春秋末年出现了高大坟丘、陵园；战国时期，地上形成了一套陵园设施，包括陪葬坑、陪葬墓等，地下多重棺椁也继续发展；在两周时期，形成了以多重棺椁和用鼎来规范墓主的等级制度，也就是丧葬的等级制度。

战国晚期，在洛阳一带出现了空心砖墓，这是一种新的墓葬形制。由于这个时期封建制刚刚建立，奴隶制残余还普遍存在，礼乐制度和宗法观念还在各地不同程度的起作用。

特别是在丧葬制度方面，奴隶制度的残余还相当严重，如殉人的现象还没有绝迹，墓地还不能自由买卖。因此，曾侯乙墓有21人殉葬，在当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封建势力的不断增强，在用鼎制度方面已冲破了周礼所谓的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的规定，此时的诸侯王也开始用起了九鼎。曾侯乙墓的“九鼎八簋”就是一个明证。

战国墓地往往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很少有打破族群关系的。墓地中贵族大墓和身份比较低的小墓相混杂的现象也比较常见，这显然是按血缘关系实行族葬的结果。

曾侯乙墓中有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还有为数不少的金器、玉器和漆木竹器以及竹简等。

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两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件、大尊缶一对、联座壶一对、冰鉴一对、尊盘一套两件及盥缶4件等。

青铜器中还有一件被定名为“鹿鹤”的，造型别致，引人注目。它是一只体态修长的仙鹤，头上长着两只鹿角，似乎在引吭高歌，展翅欲飞。

同时，墓中还有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而在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像。

另外非常珍贵的是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048米的16节龙凤玉挂饰。

曾侯乙墓的漆器有20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其品类之全，器型之大，风格之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曾侯乙墓的竹简也是我国最早的竹简，共240枚，共6696字。

当然，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个古墓中那规模巨大、保存完好的古代打击乐器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为青铜铸造，共65件，包括楚惠王送的礼品镈，重2500多千克，设计精巧，造型壮观。

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但编钟的音质还是很好，它的发现令世界震惊，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奇迹”。

曾侯乙尊盘是由尊与盘两件器物组成的一套酒器，尊是盛酒器，盘是盛水器。尊置于盘中，是用来冰酒或者温酒的。

曾侯乙墓的青铜器代表着我国青铜器时代巅峰时期的技艺，而这件铜尊更是精品中的极品，堪称典范。该尊盘内共饰有84条龙和80条蟠螭。

尊的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向外翻折，上饰玲珑剔透的有着透空的花纹，外表形状好像朵朵云彩在上下交叠着。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

在尊的颈与腹之间，装饰着4条圆雕豹形状的伏兽，躯体由蟠螭纹构成，兽沿着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

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纹路，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4条，整体看来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4只方耳，都装饰着蟠纹，与尊口风格基本相同。

在四耳的下方各有两条扁形镂空的龙，龙首下垂。4龙之间各有圆形雕式的蟠龙，首伏在尊口的边沿，与盘腹蟠纹互相辉映，从而突破了装饰蟠螭纹常有的过于丰满的僵硬感。

尤为重要的是，尊盘口沿上的镂空蟠螭纹装饰是用失蜡法铸造而成。镂空蟠螭纹装饰分高低两层，内外两圈，每圈有16个花纹，每个花纹由形态不一的4对变形蟠螭组成。

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撑，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构成一个整体，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

盘内底的铭文有打磨痕迹，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字样。说明此器是曾侯乙从先君曾侯那里继承下来的。

尊和盘在口的边缘的制作的手法也已经十分的精细，用纹饰来进行单独的铸造、加工并且焊接，组成几大组带有小纹饰的单元，再经过铜的焊接在内层托架的顶端。

曾侯乙尊盘的零部件数有上百件，其组装数量和复杂程度至今还令人惊叹不已。

曾侯乙墓中共有两套精美的铜鉴缶，形制纹饰相同。鉴缶是古代用来冰酒或温酒的器具。鉴缶由方鉴和方缶组成，缶在鉴中。

曾侯乙墓鉴和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且都有“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

鉴的圈座附四兽形足，四角，四边有一个攀伏的龙形耳，方形和曲尺形的附加装饰镂空，方盖面中空，以容纳方尊、缶颈，盖饰变形蟠龙纹、浮雕盘龙纹和沟连纹，鉴口沿、颈部、腹部及圈足分别饰以蟠龙纹和蕉叶纹。

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在先秦墓葬中，很少发现金器，而在曾侯乙墓东室内却发现了金盏、漏匕、金杯、金镇、金带钩共9件，还有大量用于装饰的金箔。

盏是用于饮食的器具，金盏略呈半球形，弧腹，圆底，直口，盏体上有对称环形耳；下有三足，呈倒置凤首形；配有圆盖，盖面微鼓，顶部中心有环状钮，以四柱与盖面相连。

这件金盏带盖，盏内还有一把勺子，金盏全器饰有蟠螭纹、绹纹、雷纹、涡云纹等，那把金勺子一端镂空成变异的龙纹，所以又被称作金漏匕，非常精美。

金盏造型端庄，形体厚重，尺寸虽不甚大，但极具体量感；纹饰精致规整，以带状二方连续的形式表现出极强的秩序感，富有规律。整体看来颇有商周青铜器的风韵。

我国古代把鹤、鹿看做是神鸟、瑞兽，是沟通人、鬼、神的媒介。曾侯乙墓的铜鹿角立鹤为鹿、鹤合体，放置在东室主棺的东边，可能意在引领墓主人灵魂升天，或祈求神灵佑护。

作品采用了楚艺术中常用的夸张变形的手法，生长在凤头的一对对称的鹿角呈圆弧形从两侧向中间合拢，完全改变了鹿角的自然形态，立凤伸出的长颈让人感到似乎有些比例失调。然而正是这些夸张变形，把一个神奇的巨鸟表现了出来。

整个作品突出了线条的造型功能，弧形的鹿角，长长的凤颈，拱起的凤背以及立凤那双有力的翅膀、双腿、双爪都由流畅的线条构成。弧线与直线的穿插运动，使整个作品具有了一种音乐的旋律美。

整个器物由鹤身、鹤腿、鹿角、两翅、座板共8个部分组装而成。座板都是单独铸造，可自由拆卸，然后采用子母榫扣接的方式连成整体，造型非常别致。

鹤引颈昂首伫立，钩形长嘴，两翼展开作轻拍状，拱背，垂尾，两长腿粗壮有力，下各有3爪立于长方形座板上。

鹤头左右两侧的鹿角向上呈圆弧状，并分出数支分杈。鹤头、颈与鹿角上饰涡云纹、三角云纹和圆圈纹；腹背饰斜宽道的羽毛状纹中夹以勾连三角纹和凸形脊纹；翅上铸浮雕的蟠螭纹和小圆圈纹；座板上铸勾连云纹、蟠螭纹、凤纹等。鹤的头、颈与鹿角均错金装饰，背脊和双翅的周边镶嵌着绿松石。

鹤嘴右侧有铭文7个字：“曾侯乙作持用终。”鹿角立鹤在我国只发现了这么一件，堪为国之重宝。

自然界没有非禽非兽、也禽也兽的动物，显然铜鹿角立鹤是墓主人为自己特制的。将鹿、鹤铸接在一起是有深刻寓意的，古人寓鹿表示吉祥，鹤则象征长寿。

曾侯乙是战国早期的曾国国君，墓中随葬品十分丰富。在堆放车马器、兵器、皮甲等物的北室中，发现了一批竹简。

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是我国最早的竹简，共约240枚。大部分完整或基本完整，残断的简有些能够拼接，经整理后，全部有字的简，包括一枚只有方块形段落号的简，共编了215号。

从简上残存的编绳痕迹看，这批简原来是用上下两道绳编组起来的。绳痕上下的两个字，间距较大，可见是先编后写的。由于编绳早已朽断，并且有些简已经严重残损，各简原来的编次难以完全恢复。

曾侯乙墓竹简记载车名是最多的，共记载有40多种。简文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和为它们配备的车马器、兵器、甲胄等物的种类和数量，还往往标明某车为何人所御，某车、某马为何人所赠。

简文所记赠车者中有王、太子、令尹、鲁阳公、阳城君等人。鲁阳、阳城等都是楚邑，王、太子、令尹无疑也是楚国的。

曾侯墓竹简所记的车马和兵器，数量相当多。据现存的几个统计车数的简文，他人所赠之车共26乘，自备之车共43乘，总共69乘。在其他简文里还可以看到少量不能归入这个总数的车子。

许多车子所驾的马和所载的兵器，简文里没有统计数字。据有关简文初步统计，马超过200匹，20件，包括50个左右戈头，戈为40余件，其他兵器尚未统计。

从《周礼》等书有关的记载来看，简文所记的车马大概多数不会用来从葬。但是像曾侯这样身份的人，很可能有一定数量的遣车马埋在墓外的车马坑里。

随葬的木制用具主要在东室与中室，少量在北室及西室。有箱，包括衣箱、食具箱、酒具箱等，另外还有案、几、盒、杯、豆等。其中有不少工艺水平很高的器物。

5件衣箱都在东室，箱内物品已朽烂。器身为长方形，箱盖隆起，盖与身的四角均有把手。箱外以黑漆为地，绘红彩花纹；内辅红漆或黑漆。

其中一件箱盖上阴刻“紫锦之衣”的字样。并绘有扶桑树、太阳、鸟、兽、蛇和人持弓射鸟的形象。一个角上还有漆书20个字。另有一件衣箱盖上，围绕北斗标有二十八宿的名称位置，旁边画有青龙、白虎图像。这是我国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

两件食具箱都位于中室。长方形，盖、底同大。盖、底两旁均钉铜扣，大概是便于拴绳携带。

器表里均涂黑漆。一件内装铜鼎两件，铜盒两件，铜盒置于铜鼎的三足之间；一件内装四环钮铜罐一件，铜勺一件，木盒笼格三层，方形高筒盒一个，竹灾一件。

中室还有一件酒具箱。长方盒形，外探黑漆，内读红漆。箱内装漆耳怀16件，圆木盒一件，小方盒4件，木勺两件，竹企两件。

中室的一件几由3块木板撤掉接成。竖立两块木板为几足，平嵌一块木板做几面。立板内侧有很糟、根眼，平板两端有掉头。全身黑漆为地，加简单的朱漆图案。

两件桶均置于北室。有一件保存较好，分盖与身两部分，身为一整木横凿雕成，即将一截整木凿成圆形，再将内部潜空。底平，边缘下留三矮足，上部留下子口承盖，盖隆起。

全身内涂朱漆，外涂黑漆，身部上中阴刻3组图案。当中一组主要为三角几何纹，上下两组及盖为变异的云雷纹。

16件豆分别在东室与中室。分有盖与无盖两种。无盖豆又有高、矮两种。东室所出4件盖豆较为精致。

其中一件，口椭圆形，胎较厚，盖隆起，盘较浅。豆盘两侧，附加两方形大耳，豆柄上粗下细，座大底平。盘、耳、柄、座是分别做成的，保存较好。

盖顶及耳上仿铜浮雕盘龙纹，衬以鲜艳的彩绘。豆满身以黑漆为地，用朱绘变形凤纹、棱形纹、网格纹等，少数地方加描金**。

竹制的用具主要有竹席、竹笥、竹筒等，都已朽残。在停盖顶上，中室的停底板上和棺内以及有的器物上，都有“人”字形纹的竹席。

竹笥在东室和中室，有的内装瑟码。东室有一件小竹笥，盖已残破，器身长方形，用细菌编做“人”字形纹，在口部、肩部用宽蔑加固，出土时，内装木梳一把，小铜带钩一件，小圆木棒3根。

曾侯乙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长02米，宽012米，高016米。形如一鸳鸯，颈下有一圆形榫头，嵌入器身颈部的卯孔内，使头可以自由旋转。

器身肥硕，由两半胶合而成，内部挖空，背上有一长方形孔，承一长方形浮雕夔龙盖。翅膀微上翘，尾部平伸，足做蜷曲状。

全身以黑漆为地，施以艳丽的鳞纹、锯齿纹、菱格纹等。器腹右侧绘击鼓图，以兽为鼓座，上立建鼓，一旁绘一兽拿两个鼓槌正击鼓，另一旁绘一高大佩剑武士，正随着鼓声翩翩起舞。

器腹左侧绘撞钟图，以两鸟为立柱，立柱分上下两层，上挂两钟，下悬二磬，旁有一似人似鸟的乐师，拿着撞钟棒正在撞钟。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不分地域、不分疆土、不分国界、不分古今，是人类最通行最充满智慧的语言。

曾侯乙墓同样的铜尊缶发现了两件。

两件大尊缶造型一样，大小相近，花纹相同，分别重292千克和327．5千克。这是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

大尊缶不仅是盛酒的器皿，更是2500多年前曾国实力的象征。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其造型起源与古代陶缶。这件大缶，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器物的纹饰也显示了当时的时尚与新的装饰技巧。

盖面、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绹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其特点是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而且是一组一组构成的。这种繁复的花纹单纯用人工雕刻或者制模是难以想象的。

印模法虽然在技术上能有效地提高器物的精确度，但也会导致装饰纹样刻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器物造型的艺术价值。而这件大尊击的花纹却富于变化，没有太多刻板之感。

大尊缶里面还残留着历经几千年的酒液，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

曾侯乙墓除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漆木器等外，还有大量精美的玉器。由于墓下葬年代清楚，为公元前433年或更晚一点，因而这批玉器就具有明确的年代界标作用。加之这批玉器数量大，品类多，有的制作又特别讲究，意义更非同一般。

墓中所出的玉器的种类繁多，按用途也可分为配饰、葬玉和其他三类。

配饰既是生前用于佩带的玉饰，也可以用于随葬，主要有璧、环、璜、块、琼、力调、挂饰、孤、剑及琢成环管状或人形的串饰等。

葬玉是专用于随葬的一种玉器，将玉石雕刻成小动物，多放置在死者的口中或其他部位，目的是为了尸体不腐。葬玉主要有玉衣、玉琀、玉握、九窍玉塞、玉枕、玄璧、镶玉棺等。

玉器的琢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作，需要经过选料、开料、造型、琢纹、抛光及钻孔、楼空和难度较大的分雕连接等工艺才能做成。

此墓玉器在选择材料上都做到了因材施艺，根据工料外形设计切台题材的器物，连残损玉器和边角余料也加以利用。同时，继承发扬了传统的巧用工料调色的工艺，将玉料上的瑕疵杂色巧妙地安排在物件的特殊部位，使之浑然一体。

曾侯乙墓共有玉佩24件，其中16件玉佩器形为单龙形。单龙玉佩中有五件谷纹卷龙形玉佩，分属两对和一个单件。

较大的一对谷纹卷龙形玉佩，玉料呈青**，两件器形大同小异，龙体较窄，龙作俯首张口状，独角，躯体做回旋状。龙身伸出四足。龙体周边雕弦纹斜线轮廓周线，两面雕琢平面虺纹。

谷纹卷龙形玉佩中较小的那对玉佩右侧的那枚，玉料呈黄白色，龙体较窄。此对小玉佩两器大小基本相同。

不论是从艺术角度还是实用角度看，这些玉器都达到了既美观又实用的效果，这些也是当时南方工艺美术品的典型代表。

这些玉器的造型设计、图案布局、雕琢技巧等都显示了战国时期玉器工艺的高度成就。战国时期堪称是我国玉器最辉煌最发达的时代。曾侯乙墓的玉器造型构思巧妙独特，纹饰多种多样，雕琢丰富精巧。

历来的所有玉器造型大多数是一坯一器，即用一块玉料制作一件固定的玉器，但是，在曾侯乙墓中却出现了多件由多块玉料多层套雕编缀在一起的组合活动的玉器，如16节龙凤饰、4节龙凤佩，均能活动折卷，造型新颖，构思奇特。

16节龙凤饰，青色，用5块玉料分别雕出16节龙、凤、璧、环形饰件，再用3个椭圆形活环及一根玉销钉将其连接成一串，可以折卷。活环上均有榫头和铜销钉。

镂空和浮雕龙蛇、凤、鸟，身饰蚕纹，间杂弦纹、云纹和绳纹等。是战国玉器中环节较多、纹饰复杂的一件，堪称玉雕之杰作。

墓中出土镂空多节玉佩，这件玉组佩设计巧妙，工艺高超，风格统一，透雕、浮雕、线刻、活环等技术炉火纯青。玉组佩始见于西周，至战国趋于全盛，成为极具特色的玉器品类。多节玉佩正是战国玉佩中环节最多，纹饰最繁的一件，代表了战国早期的典型风格。

镂空多节玉佩由5块玉料分别琢制而成，共26节，分为5组，由3个带金属销钉的镂空椭圆玉活环及一根玉销钉连缀，可拆可合。

每组内各玉片之间则经以玉套环相连。各部分均以镂空、浮雕及线刻手法，饰龙蛇、凤鸟纹，并以蚕纹、弦纹、云纹、绳纹等作为辅助纹饰。其繁复的纹饰，还带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玉器装饰的风格。

这件玉组佩玉质晶莹润泽，设计匠心独运，装饰玲珑剔透，隐隐流露出战国时代生机勃勃、浪漫自由的审美情趣，是一件在前代绝无仅有，在后世也不多见的稀世珍宝。

墓中还有一些立体圆雕玉器，大多数为动物的形状，特别富有动态。生动活泼的动物，活灵活现，极具形态，从墓中出土的可以看出做工的细致精巧。

战国玉器是我国玉雕史上的一个高峰，曾侯乙墓玉器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之一。曾侯乙墓是曾国君主乙的墓葬，其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473年，属战国早期。其所出大量玉器质美工精，展现了战国时期玉雕发展的新面貌。

[旁注]

春秋我国历史阶段之一。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我国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曾经编了一部记载当时鲁国历史的史书名叫《春秋》，而这部史书中记载的时间跨度与构成一个历史阶段的春秋时代大体相当，所以后人就将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春秋时期，基本上是东周的前半期。

战国我国的战国时代指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其主体时间线处于东周末期。战国时代是华夏历史上分裂对抗最严重且最持久的时代之一，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文化历史典故。

簋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圆口，双耳。自商代开始出现，延续至战国时期。

鹤在我国历史上被公认为一等的文禽，它与生长在高山丘陵中的松树毫无缘分。但是由于鹤寿命长达五六十年，人们常把它和松树绘在一起，作为长寿的象征。在我国古代的传说中，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而出现的，可见仙鹤在国人心中的印象是相当有分量的。

令尹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最高官衔，是掌握政治事务，发号施令的最高官，其执掌一国之国柄，身处上位，以率下民，对内主持国事，对外主持战争，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令尹主要由楚国贵族当中的贤能来担任，且多为芈姓之族。

凤凤凰的简称。在远古图腾时代被视为神鸟而予崇拜，比喻有圣德之人。它是原始社会人们想象中的保护神，经过形象的逐渐完美演化而来，象征美好与和平。也是古代传说中的鸟王，雄的叫凤，雌的叫凰，通称凤。是封建时代吉瑞的象征，也是皇后的代称。

蟠螭纹青铜器纹饰之一。图案为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即螭。有的做二方连续排列，有的构成四方连续纹样。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绿松石又名绿宝石，松石，因其色、形似碧绿的松果而得名，是世界上稀有的贵宝石品种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的驽

这是因为出土了唐兽首玛瑙杯的小村子在唐朝时期曾是临近皇城的显贵之地，而这件玛瑙杯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当时一位名为刘震的租庸使。唐兽首玛瑙杯出土自陕西碑林区籍籍无名的何家村，随它一起在这出土的还有诸多金盆、玉带、宝石以及钱币等物。这批文物的出土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它们的出土让何家村变得万众瞩目，考古学家也随之开始研究为何名不见经传的何家村会藏有这么多珍贵文物。

经研究，发现兽首玛瑙杯的何家村其实并不是墓葬之地，而是一处藏宝地。发现这些文物的地点如果结合唐时期的长安城建制来看的话，它处在非常临近皇城的兴化坊内。古代王朝素来讲究尊卑之分，是以越是临近皇城的地方所居住的人便越尊贵。也就是说，现如今籍籍无名的何家村在唐朝时期其实是皇亲国戚以及达官显贵的居住之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后人才有机会在何家村中发掘出诸多珍贵文物。

包括兽首玛瑙杯在内，于何家村发现的文物数量多达千余件。其中将近四十种样式的钱币成为了考古学家们探索文物主人的重要线索。根据古籍记载，考古学家们先是推测这些文物的主人可能是章怀太子的儿子李守礼。因为此人不仅曾居住于兴化坊，且还负责过金银铸造业以及皇宫手工作坊。但是介于何家村文物之中有部分是中晚唐时期的，所以这一推测最终被推翻。

后来经由一段时间的深入研究，考古学家又将唐时期一位名为刘震的官员推测为这批文物的主人。刘震曾担任过租庸使一职，而这一职位主要是负责国家的税政事务。《唐两京城坊考》曾提及，这个刘震在泾原兵变的时候曾往外运送了二十驼金银罗锦，由此可见他确实掌握着非常多的金银财物。

考古学家在结合史料以及何家村文物的情况下，猜测这位刘震在泾原兵变发生之时因无法将自己或者宫廷的珍宝全部运出城，所以只能将其中一部分偷偷埋在家宅附近。但是后来刘震因叛变而被唐军斩杀，是以这批被埋起来的珍宝直至一千多年后才又被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