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

天人感应思想起源很早，散见于先秦古籍之中。《洪范》说：“肃，时寒若”，“乂，时旸若”，认为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是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来源。汉代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阴阳家的思想，使天人感应说臻于成熟。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使天人感应思想趋于系统化。

天人感应之说，起源自儒家六经中的《尚书·洪范》。《洪范》曰：「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意思是说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孔子作《春秋》，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春秋》之所以重灾异，是因为孔子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下应人的方式即是用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有德必能感应上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另一方面，孔子强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五年》云：「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何休《公羊解诂》注云：「上谓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应是变古易常而有天灾，众民用饥，言宣公与此天灾饿后，能受过变悟，复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过于无灾，故君子深为喜而侥幸之。」蝝即虫众，今谓之煌虫。始生曰蝝，大曰虫众。依《春秋》书法常例，书虫众而不书蝝生，因始生之蝝尚未为灾害。而《春秋》变例所以书蝝生者，因宣公于天灾后能反省改过复古制，故孔子为宣公侥幸而书之。《传》中明言宣公变古易常天应之而有灾，即是天人感应之义。

《春秋公羊传》多达十六次明文指出：「此何以书？记灾也。」又三十二次点明：「此何以书？记异也。」如「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 何休注曰：“旱者，政教不施之应。先是桓公无王行，比为天子所聘，得志益骄，去国远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按何休之解，旱灾乃政教不施之应。

故《汉书·五行志》曰：「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法《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 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看则是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克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蛮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革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伤五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虫蛰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的角度提出了类应学说。

为了进一步说明天人感应的原因，董子还提出了气化学说。董子认为，天地宇宙唯气化而成，人生活在天地之间阴阳之气的包融中，就像鱼生活在水的包涵中一样，只是水有实物可见，而气化之宇宙浩浩然难见而已。因此，天地之间，宇宙之中，虽虚而实（实即谓充满着气，由气化而成）。在这一由气化成的宇宙中，人之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互流通，相互渗入，因而人之气会影响到整个天地宇宙之气。如果人之气调和顺适，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相混合），天地之化即美，祥瑞乃现；如果人之气邪乱乖谬，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天地之序即乱，灾异乃出。由此可见，董子是以气化之宇宙来作为天人感应的基础，以人天之气相数来说明灾异的产生。天人类应之迹虽无形而不可见，但气化宇宙中人天之气相肴实有因果关系可寻。董子是以气化说证明类应说并非虚构，实有理据可依。

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应是其神学目的论体系的核心。天人感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①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天子违背了天意，不 行仁义，天就出现灾异，进行谴责。若“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②“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这种说法，以气为中介，认为气具有刑德的作用，“阳为德，阴为刑”。同时，人的道德行为也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相互感应，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上神，以“天人感应说来限制无限的君权，同时也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在董仲舒著作中，上述两种说法是相互结合交替发生的。

天人感应与灾异说最终在《白虎通德论》中规定下来，给汉代政事带来很大的影响。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刘向，刘歆、班固都承认政治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有大量灾异变怪的记载。谶纬之学泛滥时，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

汉武帝为了 大一统 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 公元前104年）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和今文经学派的官学地位。董仲舒从解释儒学的经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他提倡 天人感应 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人间君主的统治。这就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排除了进行科学探索的必要性，认为宇宙内的一切，从自然界到人类和社会的所有现象，都是照着天的意志而显现的，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春秋繁露·顺命》），而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即所谓“天之生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象》），天又完全依照它自身的模型塑造了人，人的形体、精神、道德品质等等，都被说成是天的复制品，与天相符的。这样天人感应就成为必然的了。于是灾异被认为是天的谴告，“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则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天气的暖、清、寒、暑则以帝王的好、恶、喜、怒来解释，等等。它几乎要窒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这一段神学世界观刚刚确立，非正统的所谓异端思想还在进行顽强的反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为抱负的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使人拘而多畏，他批评巫祝禨（jī，音击，迷信鬼神的举动）祥的迷信思想，对 天人感应 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广博学识和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中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而且司马迁所开创的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为后世所遵循。他的首创之功，不可湮没。

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一些郡国还有一定影响，如淮南王刘安也正在这时召集宾客写成阴阳、儒、道、名、法毕集的著作《淮南子》。所以，这时的学术思想虽已向僵化的方向发展，但还有较大的活动余地。但到了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集各地儒者到长安石渠阁开会，讨论经义异同，把董仲舒思想体系推到了唯一官学的地位；同时还禁封了诸子百家以及司马迁的著作，甚至由西汉王朝分封出去的刘姓诸侯王手中的这些著作也在禁封之列。从此以后，僵化的神学世界观广为泛滥。

1、旸是一个汉字，读作yáng，本意是指旭日初升，引申义为晴天。该字在《淮南子·地形》和《自渔梁驿至衢州大雪有怀》等文献均有记载。旸，寓意佳。入男名，多为俊美之意。

2、古籍解释

康熙字典

《唐韵》与章切《集韵》《韵会》余章切《正韵》移章切，音阳。《说文》日出也。《玉篇》明也，日乾物也。《书·尧典》宅嵎夷曰暘谷。《传》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曰暘谷。

又《洪范》曰雨曰暘。《传》暘以乾物也。

3、组词

旸谷，指日出的地方，亦作“汤谷”。古人传说太阳早晨从东方的“旸谷”出发，晚上落入西方的“禺谷”。一天之内，从东端，中经天穹，进入西极，有几十万里路程。旸，日出。据《列子·汤问》：“夸父不自量，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夸父渴死之地应为隅谷。隅谷，日落之地。

雨旸时若，语本《书·洪范》：“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后用“雨旸时若”谓晴雨适时，气候调和。

清末民初·程允升《幼学琼林·天文》：“雨旸时若，系是休征；天地交泰，斯称盛世。” 即指有吉祥寓意

出处：语本《书·洪范》：“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元·马致远《荐福碑》第二折：“雨旸时若在仁君，鼎鼐调和有大臣。”

雨旸，语本《书·洪范》：“曰雨，曰暘。”谓雨天和晴天。《魏书·天象志三》：“皆雨暘失节，万物不成候也。” 宋 陆游 《乞祠禄札子》：“今春以来，雨暘尤为调适，二麦继熟，民间亦以为所收倍於常年。”明 张缙彦《袁石寓（袁可立子）饷边》：“即看超距凭胜饱，更识忧泯念雨旸。”

清 赵翼 《出郭》诗：“自惭游惰无营业，高柳阴中话雨暘。”

晏旸，晴朗。 汉 王充 《论衡·佚文》：“天晏暘者，星辰晓烂。”

旸乌，指太阳。古代神话云日中有乌，故称太阳为“暘乌”。唐·韩愈 《讼风伯》：“暘乌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鬪其神。”元·方回 《和陶渊明诗》之二十：“风雨骤冥晦，暘乌出还新。”

我国明清时期的风筝中，几乎随处可见这种吉祥寓意之处。比如“福寿双全”、“龙凤呈祥”、“百蝶闹春”、“鲤鱼跳龙门”、“麻姑献寿”、“百鸟朝凤”、“连年有鱼”和“四季平安”等，这些风筝无一不表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吉祥图案运用人物、走兽、花鸟、器物等形象和一些吉祥文字，以民间谚语、吉语及神话故事为题材，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象征及谐音等表现手法，构成“一句吉语一图案”的美术形式，赋予求吉呈祥、消灾免难之意，寄托人们对幸福、长寿、喜庆等愿望。

所以，明清时期的风筝也因物喻义，将“情”、“景”、“物”与“吉祥”融为一体，因而风筝的主题鲜明突出，构思巧妙，趣味盎然，富有独特的格调和浓烈的民族色彩。

例如清代曾经有一对凤鸟迎着太阳比翼飞翔的图案，被人们称为“双凤朝阳”，它以丰富的寓意、变化多姿的图案，体现了人们健康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对美好幸福的追求。

明清时期风筝上的吉祥图案内容非常丰富，大体有“求福”、“长寿”、“喜庆”、“吉祥”等类型，其中以求福类图案为多。

在明清时期，人们对幸福有共同的追求心理，这些都反应到了风筝上。蝙蝠因与“遍福”、“遍富”谐音，尽管它的形象欠缺美感，但人们经过充分的美化，把它作为象征“福”的吉祥图案。

所以，明清时期以蝙蝠为图案的风筝比比皆是，如在传统的北京“沙燕儿”风筝中，以“福燕”为代表，在整个硬膀上，可以画满经过美化的蝙蝠。

其他的取其寓意的风筝有：“福中有福”、“福在眼前”、“五福献寿”、“五福捧寿”、“福寿双全”、“五福齐天”和“五福献寿”等，这五福的出处便是周代佚名所著的古籍《洪范》中，这“五福”是：

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如果按这样的五福寓意，福之中已经包含了富和寿。而其他的求福吉祥图案还有“鱼”和“如意”。其实，我国古代的如意原是竹木制的搔杖，它专搔手够不到的地方，因为能尽如人意而得名。

当然，与此有关的风筝中的吉祥图案也随处都是，比如“连年有鱼”、“喜庆有余”、“鲤鱼跳龙门”、“百事如意”、“必定如意”和“平安如意”等。

还有，明清时期的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因而寄寓在风筝中，祝颂长寿的图案也有很多。

比如有万古长青的松柏，有据说能有几千年寿命的仙鹤及色彩缤纷的绶带鸟，有据传说吃了可以长命百岁的“仙草”灵芝和能够使人长生不老的西王母仙桃等。

这些追求和表达长寿的“寿”字风筝有300多种字形和图案，变化极为丰富。其实，风筝中还有源于佛教的“万”字纹样，这些寓意着“多至上万”。

在明清时期北京“沙燕儿”风筝中，腰部的图案就大多是回转的“万”字纹样。与此有关的吉祥图案也有很多，比如“祥云鹤寿”和“八仙贺寿”等。

明清时期的人们还表达喜庆，这与人们追求美好、愉快和幸福的心情是分不开的。“喜”字有不少字形，“喜喜”是人们常见的喜庆图案。喜鹊是喜事的“征兆”，风筝中有“喜”字风筝，“喜喜”风筝碰等。

而与喜庆有关的风筝和吉祥图案更多，比如“喜上眉梢”、“双喜登眉”、“喜庆有余”、“福禄寿喜”和“双喜福祥”等。

喜庆图案颇具情趣的还有百蝶、百鸟、百花、百吉、百寿、百福和百喜等图案，比如“百鸟朝凤”等。当然还有传统的鸳鸯图案，它寓意着美满婚姻、夫妇和谐。

在我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龙、凤和麒麟是人们想象中的瑞禽仁兽。还有乌龟在古代是长寿的象征，所以明清时期龟背纹风筝也特别多见。

这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关于龙的风筝，我国是个尚龙的国家，在我们国家里龙是有着特别的意味。龙有着鹿的角、牛的头、蟒的身、鱼的鳞和鹰的爪，它是一种神奇生物，被视为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

明清时期以瑞禽仁兽及其他物象构成的风筝中的传统吉祥图案有很多，比如“龙凤呈祥”、“二龙戏珠”、“彩凤双飞”和“百鸟朝凤”等。

明清时期传统风筝中还有一个“龙头蜈蚣长串风筝”，这种大型龙类风筝，以其放飞场面的壮观，非常受人喜爱。

在我国古代，风筝按其形状又可以分为六大类，也就是自由类、桶形风筝、立体风筝、板形风筝、龙形风筝、硬翅风筝、软翅风筝等。

自由类也就是跨种类的风筝，它的样式自由，大多采用新技术，如“鹊桥会”，就把串式、立体、板子等几种方法集于一体；还有“梁山一百单八将”和“百鸟朝凤”等，它们不仅能够迎风转动，还能敲锣打鼓、喷烟冒火，非常神奇。

桶形风筝由一个或多个圆桶或其他形状的桶组成的风筝，像花灯、花瓶、火箭和酒瓶等风筝都属于此类风筝。

立体风筝跟桶形风筝差不多，它一般采用折叠结构的骨架，由一个或多个圆桶或其他形状的桶组成，只是看上去要立体很多。

板形风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平面形风筝。从结构和形状上看，它的升力片就是主体，并没有凸起的结构。这种风筝四边有竹条支撑。此类风筝最为多见，扎制起来也非常容易，而且飞升性能好，又适合表现多种题材，是古人最喜爱最常用的一种。

板子风筝，古代京津地区也叫“拍子风筝”，有八角菱形或者瓢虫形，这类风筝一般都拖着个长长的尾巴或穗子，这对风筝起飞有很大帮助。

硬翅风筝常见的有元宝翅和沙燕风筝，它们都属于此类。这种风筝的特点是，它们的翅膀是用上下两根横竹条做成的，两侧边缘高，中间凹，形成一个通风道。

这类风筝翅的端部向后倾，使风从两翅端部逸出，平着看像元宝形。如流行的米字、花篮、鸳鸯、喜鹊和鹦鹉风筝等。这种风筝的硬翅一般是固定的形式，而硬翅范围以外的造型与骨架结构，则随内容题材的不同而变化了。

软翅风筝也就是一般常见的禽鸟类风筝。古人把传统的上下分开的蝴蝶翅膀，改为活动的翅膀，然后用用木架固定住，这样便于折叠，放飞效果十分逼真。这类的翅膀一张一弛，极大地保证了风筝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