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这首出自张元济之手的诗，用以与一同奋斗在商务出版社的同仁告别。短短四句，却道尽他终生的信念——以书籍提学识，以教育启民智。这绝非冠冕堂皇的空话，他几乎用尽自己的一生去为之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元济曾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搜集万册古书，却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被一颗炮弹将一切毁于一旦。顷刻之间，大火肆虐在商务印书馆中，浓烟密布，纸灰飘舞，万册千年古籍化做没膝高的灰烬……或许在动荡的年代，战争本就就该是频繁之事，可后来日寇的一番话，却足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日本人的处心积虑，又到底是为了什么？

1867年，张元济于书香世家出生，从小他便受到学识的熏陶，展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他一心想要考取功名，望以光宗耀祖。寒窗苦读十几载，十八岁考中秀才，二十三岁高中举人，二十六岁竟又成了进士。后来，他便入了翰林院任职，又任刑部主事。

如此年轻便考的这番功名，在当时已经算是天才。一时之间张元济可谓风光无限，他的仕途一片光明，众人皆觉他将有一番大作为。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聪慧与通透，张元济轻易便看清，那时的清朝其实已是强弩之末，若再继续腐败发展，终将走向灭亡。

因此，在光绪皇帝单独召见时，张元济毫无保留发表自己对维新变法这一改革的意见。后上奏变法足四十条阐述自己观点，且请求圣旨，望能大力发展实业。谁料就在次日，慈禧太后便发动政变，维新变法刚满百日便荒唐地落下帷幕。

或许将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又或是寄托在袁世凯和西方列强上本就是个错误，但这一运动终究是前卫的，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想的发展。虽有意义，可当时与之相关联的大臣们却遭了殃，张元济更是直接被革除职位，慈禧还表示“永不再用”，至此，张元济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在张元济穷途末路之时，李鸿章不忍他的才华被埋没，为他引荐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一职，主要负责翻译国外优秀作品。在他的管理之下，严复翻译的《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得以顺利出版，这一经济学经典著作得以问世。

无疑，张元济的能力担得上这一份“香饽饽”，只要安稳地做下去，既能够保一家衣食无忧，又能圆他心中育人强国的理念。但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选择加盟商务印书馆。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只不过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与南洋公学译书院相比可谓云泥之别，他的这一举动也引起了众人的猜测，后来人们才从他的告别诗中得知，他早已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张元济迫切地想要培养更多的西式人才，望以此普及教育，强国壮国，而南洋公学院几乎已经定型了的规模是一定难以满足他的目标的。

为了祖国的强盛，有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战在前线，有人走上仕途为官为民，还有人奋笔疾书将民族之魂刻成一字一句……而张元济则是选择了出版。他呕心沥血搜集整理校对了大量流落民间的古书，参与了商务印书馆里所有的出书计划，聘请了一大批有教育之志的人才，组织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著作，还编写了从小学至大学的全套教科书……

在张元济的努力之下，1926年，商务印书馆从当初的小厂变成了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遍及全国，成为了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

张元济在编书出书之余，花费最多心力的便是搜集古书。当时政局动荡，许多宝贵的藏书颠沛流离，不知去向。他担心自己错过藏书，便在自家门前竖起“收买旧书”的招牌。他对古书的搜集、编辑排版、影印等都事必躬亲，为找到合适出版的版本，不仅会找公私藏书家借印以求达到完美，还专门在报上刊登了收购古籍的广告，向广大群众以高价购买古籍善本。

曾有一次，张元济得知极其珍贵的宋版书“皕宋楼”藏书即将被日本人收购，他毫无犹豫，立即动身前往藏书家后人陆氏处，想方设法要留住这珍贵的国宝，哪怕需要当时商务印书馆五分之一的资产，他都慷慨予之，但这依旧与陆氏要价的“十万”差上两万。

眼看藏书就要落入日本人之手，张元济心急如焚，劝说管书大臣荣庆拨款收购，但后者却不予理睬。万般无奈，张元济只得四处借钱筹款，可最终藏书依旧被日本人买走了，每当想起这件事，张元济都愧疚万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悔之无及，每每追思，为之心痛。”

张元济劳心劳力，将精力心血全部放在书籍之上，虽经商如此成功，却过着拮据节俭的生活，大量钱财都用以搜集古书。从他最开始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每年不领工资，只拿红利，并且要求自己的红利分成比别人低。不仅如此，他也从不大摆筵席、不铺张浪费、不贪图便宜，甚至连别人帮他洗相片写电报的的钱也要分毫不差的还清，最终，他的工资全部作为了教育基金给了有需要的人。

就在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收书、校勘、注释之中，涵芬楼（东方图书馆主楼）所藏古籍善本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也被称为了亚洲第一图书馆。后来，张元济在涵芬楼的基础上建成了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他毫不吝啬，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的初心，期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古文献，能够领略学识的魅力。

可谁又料到，花费了他几十年心血的古书，竟在日寇的炮火之下毁于一旦。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颗炸弹落在油墨仓库里，转瞬间，熊熊大火如同血盆大口吞噬了商务印书馆。尖叫声、痛哭声、慌乱的脚步声……声声不绝于耳，溶化的铅字在地面蔓延流淌。紧接着，日本侵略者还在东方图书馆又点燃一把大火，那些花费了张元济二十年心血搜集而成的古书，随着大火化成灰烬，浓烟四起，纸灰四处飘散。

大火熄灭之时，商务印书馆失去了80%的资产，而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更是全部毁于一旦，烧出的纸灰甚至埋到了膝盖。这46万册藏书中，包含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这些仅存不多的中华文明的瑰宝，就此消失在人世间不复存在。见此，张元济痛哭流涕，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后来张元济还对他的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其实张元济也是气昏了头，如果散存在全国各地，指不定全给列强买走了！但结果却是如此，确实令人悲痛万分。

后来日本侵略者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而这也证明，这场无可挽回的民族灾难，其实是侵略者的早有预谋。他们不仅想侵略中华民族的土地，还想剥夺中华人民的思想，让人民永远活在愚昧之下，永远沉睡。

可他们却没料到，中华民族强大的韧性，在这个民族里，有着像张元济愿意为了普及教育燃烧自己一生的英雄。在商务印书馆遭遇大火之后，接下来的几十年，张元济都奔波致力于复兴工作。

张元济和家人

眼见日本侵略者越来越嚣张，八年抗战拉开帷幕。张元济坚守底线，绝不为日本人服务。即便生活艰辛，甚至到了需要卖字维生的地步，他也不曾犹豫动摇。1941年，张元济和叶景葵倾家荡产，居然又办起了一座图书馆，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座图书馆里的藏书竟达22万册，这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是如此地难以想象！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去世，享年93岁。他留下一句诗歌：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张元济将此生的全部都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人民，奉献给了书籍，他的一生都在为国之崛起而努力。即便日本侵略者用炮弹、火焰吞噬了几十万册藏书，但他们却永远都无法扼杀一名爱国者忠贞的热忱！

在民国前期的政治和文教领域， 活跃着一位前清翰林傅增湘。 他曾任民国教育总长，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 他慧眼识书，广聚天下古籍； 他以校勘古籍为己任，一生校书800种； 他提携徐悲鸿，助其出国留学； 他奋力挽救《平复帖》，使其免于流失海外； 他忠贞爱国，拒绝奔赴台湾； 他大爱无私，捐出毕生所藏！ 傅增湘（1872-1949），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民国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鲁迅曾说及这位教育总长时表示：「 ” ‘F总长’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 《周易正义》1函4册 螺纹纸 民国 双鉴楼本 林语堂在《京华烟云》第十三章中这样描述他：「 ”傅先生，名叫增湘，消瘦，留着小胡子，可真是个想象高强才华出众的学者！他的两个癖好是游历名山大川，搜集并编辑古书。后来，他在大学讲版本学——他是公认的版本学的权威——他坚持要躺在沙发上讲，学生们看着这位瘦高的老头，都怀有无限的敬意。” 傅增湘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都堪称一代宗师。 坐拥书城 傅增湘旧藏《桐城吴氏古文读本》 钤印「 ”江安傅增湘收藏书画金石印” 1872年，傅增湘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一个书香门第。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916年，傅增湘收得端方（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旧藏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与祖遗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便将藏书之所命名为「 ”双鉴楼”。 傅增湘藏 宋版《资治通鉴》 1917年12月，傅增湘任北洋 教育总长。一年半内，总统一易，总理三易，傅增湘的教育总长牢而不动。 纂图互注杨子法言十卷 汉（成都）扬雄 撰 元刻本 1918年，傅增湘定居北京后，取苏东坡「 ”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自号为「 ”藏园居士”。 1919年五四运动，傅增湘不堪忍受北洋 追究蔡元培责任，逮捕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 行为，毅然辞职。后受聘故宫图书馆馆长，以收藏图书为乐，大量搜访古籍。 纂图互注杨子法言十卷 汉（成都）扬雄 撰 元刻本 除经常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著名书肆浏览翻阅外，傅增湘对荒摊冷肆也都加以注意，不时专赴苏杭等地访书。他的薪水除生活费用之外，全部用以购书。有时缺少资金，往往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热心于收书，犹如「 ”蚁之集膻，蛾之扑火”。这样日积月累，收藏日渐丰富。 史记卷四十七 汉（夏阳）司马迁 修 北宋刻递修本 据统计，傅增湘一生共藏宋金本古籍150种4600余卷，元版古籍95种3700余卷，明清版古籍20余万卷。 校书之癖 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四 宋（眉山）苏轼 撰 （乐清）王十朋 集注 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本 傅增湘坐拥书城，并不是仅仅满足于占有和鉴赏，而是出于对古籍特有的挚爱和校书之癖。 古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曾在《藏园群书题记继集·序》中说，傅增湘「 ”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说，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得之未读，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身校仇，丹黄不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 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四 宋（眉山）苏轼 撰 （乐清）王十朋 集注 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本 傅增湘自己也说过：「 ”独于古籍之缘，校仇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灯右仇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煇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 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四 宋（眉山）苏轼 撰 （乐清）王十朋 集注 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本 到了晚年，傅增湘天天伏案校书，即使在严寒的冬天和炎热的暑夏，他也坚持工作，不肯间断。他认为：校书是对人类文明极有益的一件大事，庄子说，「 ”不为无益之事。”人生在世，总要为人类做有益的事，怎么能虚度此生呢 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 宋（建安）袁枢 撰 宋宝祐五年（1257）宋宗室赵与筹刻大字本 以上文字，确是傅增湘勤奋校书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校书一千多部，一万六千多卷，堪称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曾经轰动一时的《过云楼藏书》，就是他受顾鹤逸之邀，前往苏州过云楼校对顾氏所藏古籍善本。由于顾鹤逸不准傅增湘老先生记录笔记，每晚回到酒店，傅增湘只能凭记忆将一天所过眼古籍记录下来，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博闻强记。 提携徐悲鸿 年轻时的徐悲鸿 傅增湘出任北洋 教育总长期间，与徐悲鸿的一段交往被传为佳话。 当时，徐悲鸿携带自己的作品来访，请求傅增湘帮助他取得留法公费。傅增湘与徐悲鸿素不相识，但在面谈和看了徐的作品后，认为他极有才华，又是寒士，表示一定帮忙。然而第一批留法公费名单发表时，徐悲鸿的名额竟被权势挤占。傅增湘得知后很气愤，徐悲鸿也以为受了愚弄，来信严词责问。傅增湘对徐的心情十分谅解，告诉他此次已无力挽回，但他决不食言，一定给徐深造机会。 徐悲鸿留法期间 不久，第二批公费留法名单下来，傅增湘即把徐列入。徐悲鸿原以为第一次已被人顶替，又严词责问过傅先生，肯定再没有希望。直到名字发表后，他才相信傅先生是真正爱惜人才的，并亲自前往致谢。徐悲鸿成名归国后，专门拜访傅增湘，提出要为其画像，以表心意。画成后，傅傅增湘设宴致谢，席间徐悲鸿向客人们谈及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徐悲鸿《傅增湘肖像》 此后，凡徐悲鸿在北京，每年必来探望傅增湘，双方成为挚友。徐悲鸿作的傅增湘画像是其油画肖像中的得意之作，傅增湘曾用彩色精印数百幅，分赠友朋。 挽救《平复帖》 陆机《平复帖》 《平复帖》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书写的一封信简，为我国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此信的首行中有「 ”平复”两字，故名「 ”平复帖”。 傅增湘跋《平复帖》 当年，《平复帖》为恭王府所藏。1937年，溥心畲先生丧母，欲出让《平复帖》以办丧事。一些清朝遗对《平复帖》易手表示惋惜，怕像恭王府出让的唐韩干《夜照白图》那样流失海外，托傅增湘向溥心畲致意此帖为祖传，还是留在本族为好。 《平复帖》上张伯驹跋中可见其尊称傅增湘为「 ”傅沅叔年伯” 傅增湘回应大家说，「 ”张伯驹怕此帖流失海外，早有收购之意。另，心畲世兄对《夜照白图》事总有覆水难收的歉疚，曾说，‘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张伯驹藏也好’，并且回绝了出高价的画商。”傅增湘还对大家说，「 ”此帖易手木已成舟，让价大洋4万块已经议定，请大家不要为此事太伤感。”此事经傅增湘从中斡旋，《平复帖》最终易手张伯驹，免遭流失海外之祸。 捐赠藏书 1944年春，73岁的傅增湘突患脑血栓，半身瘫痪，卧病在床。傅家的生活日渐窘迫，在以后的日子里，傅增湘的藏书，除为更新流通有少量售出外，还有一批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出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道：「 ”藏书不能终守，自古已然。吾辈际此乱世，此等身外物为累已甚。兼以负债日深，势非斥去一部分不可。” 南宋版《洪范政鉴》书影 身染重病时，傅增湘自知不能再进行校勘，遂首先将自己16万余卷古籍捐赠北京图书馆，并遗命家人将其珍藏捐献。 1948年，国民 中央研究院选首届院士，傅增湘初为人文组提名人选。为此，胡适曾两度拜访傅增湘于病榻前，转致 之意，愿以专机护送其全家及全部藏书赴台湾，并保证其一生生活无虞。傅增湘不为所动。 胡适 解放之初，周恩来总理曾派人持函探望重病中的傅增湘，遗憾的是未及相见，他已于1949年10月20日病逝于北京，安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享年78岁。 傅增湘旧藏 宋刻本《乐府诗集》 现国家图书馆藏 1950年，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将480部（约3500册）藏书和傅增湘生前所用文具28件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其中包括宋刊本《资治通鉴》等。这些书经他用善本精校，图书馆极为重视，已全部列为善本，编入195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之中。另有一批古籍计34万余册捐赠故乡四川，现藏于重庆图书馆和四川大学。 责任编辑：子曰 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乾隆皇帝深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他自己学识渊博，擅长诗词，并常常以“稽古右文”标榜自己。他利用百余年来奠定的雄厚的经济基础，开展了大规模的搜求整理文献和编纂书籍的活动，其中有一部大型的综合性丛书，把历代官府主持修书的活动推向了最高峰，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就是《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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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历代帝王以“武功”定天下后又多以“文治”坐江山，即所谓的文治武功兼具。而标榜“文治”，以彰显国富民强的重要手段就是招揽天下文才，搜集典籍，编纂图书，如唐代有《艺文类聚》，宋代有《太平御览》，明代有《永乐大典》等等，都是规模宏大的书目类图书，足以炫耀当朝统治的强盛，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到了清代，康熙和雍正两朝皇帝也都在此下过大工夫，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以天下文治武功第一人自居，更不惜动用全国的物力和财力，召集当时一流的学者和专门的人才，立志要编纂一部囊括古往今来所有著述的大书。乾隆从小受圣祖康熙皇帝的影响，倡导儒家文化，重视程朱理学，而要讲明儒学，推崇理学，首先就要遍览经史书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乾隆六年（公元1741），乾隆皇帝就发下一道谕旨，要各地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书籍，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再次发布谕旨，命直隶督抚采访、购买遗书。此后，访购遗书、整理文献、编纂书籍的活动就声势高涨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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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乾隆皇帝只是让地方官吏探访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类书籍，但对编一部什么样的书还没有完整的设想。

此时，安徽学政朱筠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搜访和校录书籍的四点建议：一、征求汉唐以来，特别是辽宋金元四代的价值较高、极少传世的旧本、抄本，由政府出面购买，誊录副本后，将原本给还；二、对内府藏书进行一次普查，编出目录并公布，以便各地献书时参考，并特别提出应对前明的《永乐大典》进行整理，从中辑录独立成书的著作；三、对具有文献价值的金石、图谱等也应列入搜集范围；四、吸收历代编书经验，在征集大量书籍的基础上还应对所收之书进行校勘，并分门别类写出提要。乾隆皇帝十分重视这份奏折，当即交给大学土刘统勋等商议，翰林院的官员们认为朱筠的建议可行，随后又商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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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亲自为这部书题名为《四库全书》，还设立了专门的“四库全书馆”，作为负责编纂这部大书的特别机构。所谓“四库”来源于我国古代对文献的分类方法。早在西晋时，古人就开始将书籍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主要是孔子、孟子讲授的学问以及后人对孔孟之学的研究的书籍；“史”，包括了各类历史、地理著作；“子”，是指诸子百家的著作和百科知识方面的著作；“集”则包括了各类文学著作和作家的文集。到唐代，集贤书院等皇家图书馆就按这四种分类法，设置书库，贮藏图书，名“四库书”。乾隆御赐《四库全书》的书名，就是表示该书将世间所有部类书籍收集殆尽的意思。

按照朱筠提出的编纂方针，翰林院首先对宫内收藏的《永乐大典》进行了核查，结果令人吃惊，这部煌煌巨著已经散失很多，其中收录的很多珍稀图书也一时很难找到了。为此，乾隆首先督促查访《永乐大典》的佚本，命令官员们不论谁有该书的刊本都必须尽快上缴，而对于已经进入书肆（书店）的，各地官员收买后上缴京城。为了加快访求遗书的进度，乾隆又下旨，命各地督抚在半年的限期内必须完成访书的事宜，同时警告各地私人藏书家将所藏书籍赶紧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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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清初的文字狱，很多藏书家担心受到株连，不敢将藏书献出，而且还担心自家世代传承下来的一些珍本被征之后不得归还，所以搜集图书的进程一开始进展得很不顺利。为此，乾隆皇帝又连发谕旨，申明不会因访求书籍中的瑕疵而罪及藏书人，并保证所有献出的文献一经辑录完成立刻发还。经办官员和藏书家们的疑虑打消了，各地献书也出现高潮，其中献书最多的就是江浙两省，而这些所征之书，构成了《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

通过对皇宫、官家、民间各种途径的搜集，去掉重复的，最终大约有15000种图书汇集到四库全书馆。书籍收集上来了，但如此空前规模的编修和审订，还需要大量的人力。乾隆在四库全书馆内设置正总裁16人，副总裁10人，分别从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挑选，负责总管馆内事务；之下设立总阅官15人，总纂官3人，总校官1人，缮书处总校官4人，分别负责管理不同职责的分机构；在各机构下，还有具体办事官员，分工负责校勘、编辑、刊刻、装订、整理等事务，总共任命负责的官员达360人，校对和抄写的人员有3800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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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这部书的质量，乾隆皇帝网罗天下人才，如纪昀、陆锡熊等被乾隆任命为总纂官，而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学有专长、造诣颇深的学者，有经学家、校勘学家、史学家、算学家、古文学家等，四库全书馆可谓鸿儒硕学荟萃一堂，他们以自己的专长和学识在各自的职务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总纂官纪昀，他把《四库全书》中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编写了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帝本人也对各篇《提要》和部分原书亲自加以审查，保证了该书的编纂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经过10年的努力，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编修完成，在编修的过程中还编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等副产品，作为工具或目录，方便了对《四库全书》的查阅和利用。此后3年内，又缮写了3份复本。这四部书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和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号称北四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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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江浙地区文人会聚，为了方便他们就近阅读，乾隆皇帝又命将《四库全书》再缮写3份，分别藏于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行宫的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此外，翰林院中还收藏了一份《四库全书》原本，供翰林学子们抄阅。由于抄写完成的时间先后不同，期间又有抽补等情况，所以各地所藏《四库全书》中收录的书籍数目不同，成书的卷册数也不同，仅文津阁所藏一部共收书3503种，79337卷。而七部书共缮写了1600万页，共计60多亿字，动用缮写人员达3800多人。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所动用的物力、财力、人力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一个经济基础雄厚，又长期安定的环境，这项亘古未有的巨著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四库全书》几乎收集了古往今来所有知识领域的文献，它的编纂无疑对保存古代典籍、传播历史文化、推动学术研究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编书的过程中，同时对大量书籍进行了查禁、篡改甚至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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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达3000多种书籍遭到收缴禁毁，将近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余的书籍，又分作应抄、应刻、应存三类。应抄是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是清廷提倡的著作，除抄入《四库全书》外，另外用木活字版印刷；而应存是认为没有价值的著作，仅录存书名。归进应抄的图书，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凡书中有对清朝统治者不利字句的文字，严重的整段删除，轻微的则篡改原文，就连宋代人指责辽国金国、明朝人批评元朝的话，都属于触犯禁忌。这样一来，很多古书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意。所以，《四库全书》是清代官修的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它同时寓禁于修，被学人们称为是一部“功魁祸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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