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是谁？没听说过吧，他是一个道士，一个小人物，名不见经传。如果说起敦煌藏经洞，许多人就应该听说过了。如果说起敦煌藏经洞中那些被外国人骗买走的经卷，也有更多人应该听说过了。王圆箓就是那个卖敦煌藏经洞中的经卷给外国人的那个人。这下，你应该知道了吧？

听到这一介绍，相信许多人心中一定会升起一股无名之火，忍不住要大骂这个小人物，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轻易地卖给了外国人。甚至，有人想将他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对他的罪行进行庄严的审判，让他对自己的罪行负责，为整个民族的屈辱负责。

王圆箓

当王圆箓听到这些指控的时候，他会是什么反应呢？看看他留下的那张照片，瘦瘦的，黑黑的，小个子，目光呆滞，穿着脏兮兮的道袍，一点不起眼。他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缩影。当历史的回音传到他的耳畔时，他那种茫然不解的目光，他那种不知所措的态度，会让你的心禁不住收紧。他会问，我做错什么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他，还没有清晰的国家意识、明确的民族观念。当你问他为什么不好好保护那些古老经卷的时候，他会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

下面，我们看一看王道士做了一些什么。

1900年5月25日，王道士与所雇敦煌贫士杨某发现莫高窟藏经洞，里面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自从发现藏经洞后，王道士就向当时的敦煌县令报告，希望引起重视。那位县令不学无术，把王道士带来的两卷经文视为废纸。1902年，又来了一位敦煌县令，王道士又去报告，那位县令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王道士仍不甘心，他又去肃州（酒泉）向当时的道台廷栋报告，那位道台也没有重视此事。1904年，当时的省里下令将经卷就地保存。仅此而已。王道士无奈之下，给清王朝写了秘报信，也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王道士有些灰心了。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莫高窟，他通过与王道士深入交谈，骗得了王道士的信任，最后用四块马蹄银（重二百两）骗买了写卷、印本、古籍共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共五箱。交易是“正大光明”的吗？当然不是。有斯坦因回忆录中的记载为证。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莫高窟，以白银五百两骗买了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

当斯坦因把敦煌经卷宣传于全世界时，清朝的官员们才懂得了这些经卷的重要价值。1910年，清朝学部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但是，那些清朝官员们不是考虑如何保护好这些文物，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经卷流失严重。王道士也私藏了若干经卷。

王道士为什么要私藏呢？《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记录了王道士对他说的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收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这是斯坦因于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莫高窟时听到的话。这一次，他用白银五百两骗买了经卷五百七十余件。此外，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来到敦煌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了经卷四百余卷。

看了以上这些介绍，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还能再把王道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审判他吗？还能再骂他愚昧无知吗？他的确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他没有做成功。假如王道士没有把那些经卷卖给外国人，那些经卷又会怎么样呢？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讲道：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进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精挑细选，择优**；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在那个时代之下，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做什么呢？能够做到什么呢？王道士为了修缮莫高窟，不仅卖了大量的敦煌经卷，而且破坏了大量的精美壁画。虽然他愚昧无知，虽然他的初心是为了修缮莫高窟而筹措经费，但这些并不能成为他出卖敦煌经卷的合理理由。他无疑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可是，他承担得了这个历史责任吗？

那些被王道士卖掉的流失到海外的敦煌经卷，已经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痛。当我们赶到外国的博物馆，透过厚厚的玻璃去仔细阅读那些古老的经卷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机体流出的暗红色血液。

这些经卷流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归结起来，就是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国力的衰退、国家的落后，受尽外国列强的欺负与凌辱，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国民，也保护不了自己国家的财富，当然也保护不了那些文物，那些古老的经卷。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终于再也不受外国列强的欺负了。那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老文物，受到了很好地保护。身在敦煌莫高窟的那些古老经卷正在众多中华儿女的保护与研究中发出耀眼的光芒。那些古老经卷承载的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将再次惊艳世界。人们将从那里得以审视世界几大古老文明在历史上的相会与融合。

这一些，那个时代的王圆箓是无法理解的、无法认识的，是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对于他，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经卷流失的责任，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整个国家的。

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再也不会让历史重演。

20年来，中国敦煌学发展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文献的整理和刊布。

1981—1986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由台湾新丰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册，影印英国、法国、中国大陆及已经刊布的敦煌汉文文书。1990年台湾和大陆合作出版了63册的《敦煌大藏片经》，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写经。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图书馆合作编辑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大型图册15卷，图册利用最新摄影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及国内有关部门合作，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图录。

二：是系统系列的研究著作。

如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几年劳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和《敦煌丛刊》，作者有大陆、台湾和外国人，主力作者是大陆学者。

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献》丛书。

四：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

这部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撰稿的著作，可称得上百年敦煌学的总结性之作。

五：是敦煌石窟保护和艺术研究居于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和国内的其他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完成了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在清洗烟熏壁画方面也取得进展，使被日俄匪军烟熏黑的初唐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涂料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褪变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对壁画起甲原因也进行了研究和防治。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对石窟顶部的固沙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

六：是敦煌文献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

沙州归义军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众多的敦煌学者。我国学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张议潮起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姓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对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甘州回鹘通婚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赋役、户籍等文书，以及手工业、商业等有关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文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姜伯勒《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

七：是对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成绩斐然。

敦煌文学研究歌辞、诗歌、变文、俗赋等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理论上开展了对敦煌文学概念及范围的探讨。

另外，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获硕果。

　111　诸稽缓制书者，一日笞五十，誊制、敕、符、移之类皆是。〔一四〕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

　疏议曰：制书，在令无有程限，成案皆云「即日行下」，称即日者，谓百刻内也。写程：「通计符、移、关、牒，满二百纸以下，给二日程;过此以外，每二百纸以下，加一日程。所加多者，总不得过五日。其赦书，计纸虽多，不得过三日。军务急速，皆当日并了。」成案及计纸程外仍停者，是为「稽缓」，一日笞五十。注云「誊制、敕、符、移之类」，谓奉正制、敕，更誊已出，符、移、关、解、刺、牒皆是，故言「之类」。一日加一等，计六日杖一百，十日徒一年，即是罪止。

　其官文书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疏议曰：「官文书」，谓在曹常行，非制、敕、奏抄者。依令：「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徒以上狱案辩定须断者三十日程。其通判及勾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日程;经四人以上，给二日程;大事各加一日程。若有机速，不在此例。」机速，谓军机急速，不必要准案程。应了不了，亦准稽程法。除此之外，皆准事。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112　诸被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失错者，杖一百。失错，谓失其旨。

　疏议曰：「被制书」，谓奉制。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若非故违而失错旨意者，杖一百。

　问曰：条云「被制书施行而违者徒二年」，未知敕及奏抄得罪同否

　答曰：上条「稽缓制书」，注云：「誊制、敕、符、移之类皆是。」即明制、敕之义，轻重不殊。其奏抄御亲画闻，制则承旨宣用，御画不轻承旨，理与制书义同。

　113　诸受制忘误及写制书误者，事若未失，笞五十;已失，杖七十。转受者，减一等。

　疏议曰：谓承制之人，忘误其事及写制书脱剩文字，并文字错失。事若未失者，谓未失制书之意，合笞五十。「已失」，谓已失事意而施行，合杖七十。「转受者减一等」，若宣制忘误及写制失错，转受者虽自错误，为非亲承制敕，故减一等：未失其事，合笞四十;事若已失，合杖六十。故云「转受者减一等」。

　校勘记

　〔一〕　杂任以上　「杂」原讹「离」，据至正本、文化本、岱本、宋刑统改。

　〔二〕　诈而不实者　「而」原脱，据至正本、岱本、宋刑统补。

　〔三〕　谓一人杖九十　「一」原讹「二」，据至正本、文化本、岱本、宋刑统改。按：文云「减初置人罪一等」，初置人「一人杖一百」，此当为「一人杖九十」。

　〔四〕　唯试策不及第　「试」原讹「只」，据文化本改。

　〔五〕　皆不得习秽恶之事　至正本、文化本、岱本及大唐开元礼三「习」作「预」。按：「习」盖唐人避代宗讳改。

　〔六〕　贼盗律盗大祀神御物之类　各本「贼」原脱。按：贼盗律疏议曰：「自秦汉逮至後魏皆名贼律、盗律」，「隋开皇合为贼盗律，至今不改。」作「盗律」非也。查全书征引多作「贼盗律」，间有作「盗律」者，今并据补，以下不再出校。

       　〔七〕　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绞　「者医」原误倒，据敦煌写本伯三六0八职制户婚律残卷(以下简称伯三六0八)、至正本、文化本、岱本、律附音义、宋刑统乙正。

　〔八〕　料理简择不精者　「简」原作「拣」。按：孙奭律音义云「作拣者非」，今据敦煌写本伯三六0八、敦煌写本伯三六九0职制律疏残卷、律附音义改。下同。

　〔九〕　其之属谓羊车及辇等　「其之属」，至正本、岱本作「称之属」，文化本作「称之属者」。

　〔一0〕其杂供有阙笞五十　按：敦煌写本伯三六0八无此八字。伯三六0八多见武后时期新字，当为武后时期之写本，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因而疑此八字「并为武后或武后以後所增窜」。

　〔一一〕谓帷帐几杖之属　「谓」原脱，据至正本、文化本、岱本、律附音义、宋刑统补。按：本条疏文引律注即有「谓」字。

　〔一二〕仍以初传者为首　「者」原脱，据敦煌写本伯三六0八、至正本、文化本、岱本、律附音义、宋刑统补。

　〔一三〕私习天文者亦同　按：敦煌写本伯三六0八无此注。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疑今本此注为「武后或武后以後所增窜」。

前不久热播的《国家宝藏》里，

那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是否让你惊叹不已、啧啧称奇？

古老的文物背后，

蕴含的是一段段或热血沸腾、或凄美哀婉的历史与故事。

在北师大图书馆古籍精品展室——弘文轩里，

同样陈列着一件件珍贵而神奇的宝藏，

等待着你的探索与挖掘。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古籍逾40万册，其中130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宋元古椠，明清精刻，名家稿抄本、批校题跋本等，均弥足珍贵。

弘文轩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展示馆藏古籍精品的重要窗口，图书馆员定期规划主题，精选藏品，向读者展示馆藏古籍的收藏历史及历代古籍精品。

下面，就随教务老师一起，开启古籍探索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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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文轩

思古·馆藏精品

首先是“镇馆之宝”——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七卷（存卷二）。这是馆藏中年代最早的文献，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典型的八世纪唐写本。总长度超过九米，首尾完整，书法工致，同名的写经在敦煌遗书中并不多见。参照文化部公布的《敦煌遗书定级标准》、《古籍定级标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除了“镇馆之宝”，馆内还按照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发展顺序展示了经卷、文集等，透过暗黄的书页，仿佛能够看到那些默默守护着这些脆弱的纸张与卷册的书生们，因为敬畏与热爱，才得以让一卷卷古籍得以穿越兵火燹灾，渡过重重浩劫，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溯源·师大变迁

在馆藏源流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方红色的印章。这些钤印在书籍上的馆藏章，记录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历史上各时期的更名历程，见证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的历史变迁。

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首任监督陈问咸的题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藏书印

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概况》（1989年）中提到本校图书馆“聚合旧师大、旧女师大、旧辅大所藏”。其中“旧师大”和“旧辅大”分别指1952年院校调整前的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旧女师大”即民国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三所学校的馆藏共同构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基础。

钤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所藏图书”

流传·经典永存

除了古籍，弘文轩还藏有许多影印本的经典书籍，包括《琵琶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在书页的翻动间，将经典流传。同时，馆内还展示了木活字、锡活字等珍贵藏品，让每一个参观者在了解历史的同时惊叹于古代人民的智慧，通过这一件件陈列的实体，穿越浩瀚的时空感受情感的共鸣。

地点：主馆地下一层弘文轩（须乘馆内东侧工作用梯前往）

开放时间：每周四上午8:30-11:30

参观办法：

1仅接待校内10人以上团体预约参观。

2填写《弘文轩展室参观申请表》，并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发送至

hongwenxuan@libbnueducn。

参观须知：

1受场地人数限制，如预约时段人数过多，可能会调整参观时间。

2进入展厅前须存包，食品饮料、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不得带入展厅。

3请勿触摸展品，请勿大声喧哗并将手机设置为静音。

4展厅内谢绝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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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古籍善本>碑帖印谱 创作年代 汉签条：纪功碑，曲园题跋，老药一九七六年之夏。

题跋：1道光初元八月，甘泉汪喜孙观。

2儿子廷熙云，是拓浑古处它本不能入信然，喜孙记。钤印：汪喜孙印、孟慈

边题：1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扬州汪氏问礼堂旧藏本，均初珍秘。钤印：郑斋

2汉碑之存于世者，此为天下第一。此容甫先生语也，载年谱中孟慈太守阮录其之说。而遣先训故为补书之。同治十年岁在重光协洽季秋之月，时居吴门双林里，沈树镛。钤印：树镛、郑斋金石

3文云蠲四君之害……两汉金石记亦引武帝置四郡以说此碑殆非是，俞樾说。钤印：荫父

藏印：朱方真逸、松江沈树镛收藏印记、何元锡印、郑斋审定、校经庐、岑仲陶家珍藏纸本

立轴

说明：1此碑隶书，六行，行十字，永和二年（137）八月，建于新疆巴里坤。

2此拓本曾经汪喜孙、沈树镛递藏，俞樾题跋。

3汪喜孙（1786-1847），字孟慈，江苏扬州人，室名问礼堂。汪中子。嘉庆举人。知怀庆知府，博览群籍，于文字、声音训诂，尤所究心。

4沈树镛（1832-1873），字均初，号郑斋，川沙人。咸丰举人，官内阁中书，精鉴别，富收藏。

105×46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