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其中印刷术，由唐至清，遥遥领先世界，曾远传亚非各国雕版印刷，更是开世界印刷术之先河。古镇四堡，就是惟一活着的古代雕版印刷的见证者，就是中国古代文明领先世界的实录。 四堡印刷业的始创，可追溯到明朝嘉靖三十年至万历八年(公元1551—1580)，在浙江杭州任仓大使的邹学圣(字清泉，生于公元1523年，卒于1598年)。

据传，当邹学圣辞官归里时，其夫人邵妙正(杭州人)，不愿离开杭州来福建。当时邵妙正年仅29岁，膝下三个孩子均尚年幼，耽心回到山区僻壤，难以把孩子培养成才；但邹学圣感到自己年过五旬，特别是老父已在风烛残年，母亲已经逝世，自己又是父母的唯一独生子，无论如何也得回家，以慰藉老父暮年念子之心。于是与夫人商议，决定把苏杭的元宵灯艺和印刷术(含部分雕版)带回故乡，以解除夫人心头的疙瘩换得了她的乐意成行。从此“镌经史以利后人”的印刷业，便在四堡雾阁播下了第一颗种子。

自邹学圣开设书坊搞起了印刷业之后，其子邹震孟(1568—1634)，邹希孟(1578—1643)其侄邹葆初(1619—1673)等人，在“身游庠序”考取功名后，继承了先人的事业，更“广置书田”进一步扩大了印刷事业。他们“走东粤，游武林”四出售书，而“殷富冠都邑”。由是步其后尘，镌经刊史，售书各地的人越来越多，到了乾、嘉时期，便发展到了它的鼎盛阶段。 古镇四堡位于闽西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四县交界处，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然而，古镇四堡曾以其兴盛的雕版印刷业而赫赫有名，成为明清时期全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中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名列“福建省历史文化名乡”，2001年，幸存的古书坊群也列入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穿行古镇雾阁村，一幢幢久经风雨剥蚀的风火屋，门楼矗立，飞檐翘角，书香飘溢。那就是古书坊。现仅雾阁一村尚有称为“印房里”的遗址百余处。古镇四堡印书坊基本属家庭作坊，多由家族世代经营，而呈现家族性与民营性的显著特征。雾阁村的邹氏和马屋村的马氏，就是经营四堡雕版印刷业的两大家族。邹氏族语载:“吾乡在乾隆肘，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相望”，各书坊“广镌古今遗编，布诸海内，锱铢所积，饶若素封”。子仁屋是一座明清住宅和书坊合二为一的典型建筑，由天宝堂、务本堂、翰宝楼组成，始建于1809年，由邹姓三兄弟建造，占地十亩，九厅十八井，有140多间房。上中下厅是公共活动场所，侧厅和第一披厢房为住宅和生活区，第二披厢房及大门前侧房为印书坊，后院为仓库和杂物房。刊印书籍销往赣、粤、浙、挂、苏杭等地。

据史料记载，古镇四堡雕版印刷业有南宋末年、明朝成化年间(1465年至1487年)、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三种起源说。而何说为准，尚待考证，但足已说明它的源远流长。经历数百年发展，在乾隆、嘉庆、道光三代进入鼎盛时期g印坊柿比，书楼林立，世代相传大书屋至少百家，中小书坊星罗棋布。当地书商达数百之多，有定点经销，有流动贩卖。外地书商也络绎不绝前来批售，使古镇四堡刊印书籍“垄断江南、行销全国、远播海外”。后随印刷业的工艺革新和发展，逐渐式微，至清末民初已被排挤而无立锥之地。 四堡印刷业所以能够稳步发展而成为全国印刷业的重点基地之一，主要原因是：1、清初康、乾时代重视知识，崇尚文学，积极整理、编纂了大量古籍，为四堡的印刷业提供了有源之水，长流不断的良好前提条件；2、四堡地域宽广，物产丰富，印刷所需的基本原材料，如纸张、墨烟、梨、枣等木材，境内均有出产，为它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3、落第文人的走投无路，卷入到这一行业，不仅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而且对提高产品的质量，赢得知识界的信誉，扩大其外销量，从而刺激当地印刷业的高速发展。4、华侨经济的源源不断涌回故乡，为四堡印刷业的发展，从另一条渠道汇集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

四堡的印刷业，经历了明万历至清康熙一百五十多年的草创和发展后，便进入乾隆、嘉庆和道光三代一百一十多年的鼎盛时期。在这期间，印刷业遍及雾阁与马屋两大村庄，尤以雾阁为甚。据了解严屋也有过一家，但规模小，时间短，已难查考了。当时四堡比较著名的书坊，雾阁有碧清堂，文海楼、文香阁、翰宝楼、五经堂、崇文楼、寄傲山户、素位堂(后分出素位山房)、萃芸楼、梅中昌、种梅山房、本立堂、以文阁……等二十余家；马屋有林兰堂、万竹楼、翼经堂、德文堂等数家。它们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书坊。这些书坊，据雾阁的资料所知，均是一个个小家族祖辈相传的家庭作坊，他们三、四、五代人同居共爨，男女老少，按体力强弱进行周密的组织分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投入到各个工序的紧张劳动中去。从版面设计、底本考据、书写成形、校对详核、刨制胚版、雕刻印版到裁纸、调墨、印刷、折页、分册、装订、榨书、切光、缃绢封脊、订线、贴签、包装、打捆等二十多道工序到最后发运、布点联络等，均有专人负责。

四堡书版来源，除一部分从外地购进或在别处请人镂版外，大部分在当地刊刻。工匠，有从外地雇请来的；也有当地专事刻版生涯的师傅；有的书坊主人自己就是刊刻专家。所以新书定稿一成，即能付梓。如雾阁著名学者邹梧冈(圣脉)当时增补的《幼学故事琼林》及所撰的《书经备旨》、《易经备旨》、《书画同珍》、《绘像妥注》和农村日常杂字的四言韵句《人家日用》，邹克襄(圣脉之孙)所辑著的《酬世锦囊》；邹廷忠的《诗林尤雅》，邹馄国所著《读史约篇》及阐发程、朱理学的论著与一些诗词、短篇笔记小说等，稿成即能刊版出书。因此，四堡雕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多，种类愈来愈丰富，真是琳琅满目，包罗万象。刊版除农村幼儿启蒙读物的《人家日用》、《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幼学故事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和《四书集注》等普通书籍外，《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佩文韵府》、《楚辞》、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以及王、杨、卢、骆、鲍、谢、李、杜、元、白、韩、柳、欧、苏等历代名家诗、文集，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历代文学评论、医药、历法，乃至巫卜星相、堪舆诸书，均有刊本，有些禁书如《绣像金瓶梅》，据传就在四堡刊印过，时间当在清代乾隆前后。

《金瓶梅》一书，历代均把它列为“诲*”的秽书加以禁锢，既禁止看，更禁止刊印发行，这是无容置疑的。因此，要在京、津、苏、杭等地刊印《绣像金瓶梅》确非易事，只有四堡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山区印刷地刊行，可能性才是比较大的。所以，对《绣像金瓶梅》一书曾在四堡刊行，是很有可能的。

至于版本问题，经、史、子、集诸书，均属善本。不仅纸张质地好，装帙考究，字形秀丽清晰，而且书页天头高大，便于读者批注，所以很受各地欢迎。尽管价格昂贵，销路依然很广，故有“垄断江南，行销全国”之说。当时江西许湾书商就曾派专人来四堡坐地采购转运，并曾向雾阁印刷业家商让了一块地皮，建成采购转运人员的住所，长期居住下来，购买大批书籍转运到江西各地贩卖。其房屋就建在雾阁村口，去长汀与清流、宁化的古驿道分岔处，地名羊坑尾(即现在四堡中学西南侧，粮站前面的公路以西)，后来，许湾书商深感长期作为四堡书坊的推销人，很不合算，赢利总是有限，不如自己回去开办书坊，于是许湾书商便在四堡购走了部分旧刻版回去，并以四堡刻本作为依据，逐渐搞起了自己的印刷业，从此就不再来四堡采购书籍了。其房屋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倒塌，成了一块平地废墟。

四堡的书籍，除外地客商直接前来采购外，自己经年屡月连续不断地往外发运。其发行路线有三：北线、西线和南线。因其地处汀、连、清、宁四县结合部，其北至清流、宁化，西至长汀，南至连城。因此，书籍的发运路线，也是按这三条线路行进。在靠人力肩挑运输或骡马驮运的时代，日行不过七、八十华里至一百华里。但沿线路的城镇都有四堡人的书店可供歇息并调剂货源余缺。这些沿途书店的开设者，原也是走乡串村，深入馆、院和士人之家推销书籍的流动行商，经过一段时间熟悉后，才建立铺面坐商经营。如此逐步往前四处延伸，愈行愈远，散布到江南各省。当时，北线经清流入沙溪下闽江，或由宁化到建宁、泰宁进入江西丰城、临川、南昌、樟树、九江等地，再沿长江向上游进发到武汉、长沙和四川重庆、成都；下游抵安庆、芜湖、南京、镇江、无锡、苏州和杭州。西线至长汀后，也分水、陆两路。一路乘舟沿汀江南下入上杭、梅州、潮州、汕头，经海运入珠江，进广州，散入粤西南各地。或沿珠江而上溯至广西梧州、贵县、灵山、横县、南宁、桂林、柳州、百色直抵贵州、云南各地，入越南北方诸县城。或于潮州陆路转入粤东各地。一路由长汀陆路向西入赣南和湘南诸城镇。南线至连城后，分东、南两路。东路入永安经沙溪向南平、崇安、浦城、建阳、建瓯各地进发，或沿闽江而下至福州，转海上赴温州及浙东南各县，伸而入杭、嘉、湖，散于全浙。南路经朋口河入韩江至广东，或陆路向龙岩、漳州、厦门、泉州等地伸展。总之，从四堡向北、向西、向南三线出发后，再分水、陆各支线往四周扩散、步步延伸，如网状“叶脉一般”，分散到长江以南各省。因为各地都散布有四堡书商，为了互相沟通讯息或调剂货源余缺，彼此经常往来，所以这三条主线相互交错进行，或进入水路后汇合而行，这也是常有的事。由于线路长，人、畜力运输的运量小，所以终年都有大批人力奔波在这三大线上，像血液周流人体全身一样，永不停息。

据初查，四堡的印刷业家和贩售书籍的商家，在沿江、江南各省，均有他们的足迹和书肆。在四川、湖南有邹龙泉、邹丕煌、邹龄轩；在武汉有邹象古；在南昌、樟树有邹龙川、邹龙冈、邹子麟、邹松轩、邹大亨、邹浩才、邹海燕、邹信徵；在赣州有邹孔昌；在九江有邹昭亭；在苏州有邹大贞、邹藩臣、邹龙泉、邹龄轩；在杭州有邹大亨、邹藩臣；在温州有邹毅夫；在福州有邹大亨；在崇安有邹瑞轩、邹象古、邹泗轩、邹鸣盛；在南平有邹恒昌、邹瑞轩；在永安有邹仁声、邹扬丰；在泉州有邹昆祖；在漳州有邹朝元、邹卓就、邹良成；在汀州有邹新城、邹新桥、邹恒舒弟兄叔侄，马传图、马德明、马崇德；在上杭有马传图兄弟；在广东梅州兴宁有邹葆初、马炳芳；在潮州有邹肇珂、邹继恒父子，邹新城、邹新桥兄弟；在嘉应州(今梅州)有邹瑞轩、邹丕彬、马传新；在翁源有马传恩、马云章；在广州有邹宾王、邹立乾；在广西南宁、桂林有邹新桥、邹恒鉴父子，邹式煌、邹式皋兄弟，邹瑞轩、邹松轩、邹经轩、邹立亮、邹明镇、邹明辉；灵山有邹元超、邹殿赓、邹殿梁父子兄弟，邹新城、邹新桥兄弟；横州(横县)有邹新祐、邹恒振、邹恒葆父子兄弟；在平马有邹上达、邹恒焕父子；贵县有邹宁光、邹新城、邹恒聪、邹森成、邹洪熙、马守望、马鹤山、马传芳；百色有邹远昌、邹清盛父子；平南有邹秉儒、邹耀光、邹秉翰；振安有邹上才；云南昆明有邹孔昌等。他们从行商售书到定居售书的整个过程，对传播祖国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提高当地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对交流和发展民族文化，起到了媒介作用；总之，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正如清代拔贡廷试第一特简兵部武库清吏七品京官余国琛，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雾阁三修《范阳邹氏族谱》时撰写的《序言》所说的：“予闻其乡……储古籍雕版，装为缃帙，以应士大夫觅购者，不可胜计。此实有裨于文教，因而酝酿乎诗礼之气，用能发越其英华。邹氏之家声，吾知其必大振矣。”余国琛的最后一句褒词，自然成了泡影。因咸丰、同治间，石印在上海出现后，四堡的雕版印刷业，便渐逐失去了竞争能力。于是，它从自己的高峰鼎盛期，开始沿着斜坡往下滑进了衰落期。 从残存雕板、珍本古籍旧书及当地族谱资料考证，为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古镇四堡刊印的书籍种类五花八门，内容无所不包，约有9大类900余种。其中，有以儿童为对象的幼学启蒙书《幼学故事琼林》、《三字经》、《增广贤文》等;有服务举子应试的《行文资典》、《考卷问珍》、《增订古文精言》等g有文人喜欢的《易经》、《诗经》、《论语》、《孟子》等经史子集，在文学图书中，有古代诗词及个人文集，也有人们日常娱乐消遣的小说、故事、戏剧等z有日常应用读本、医药图书，也有堪舆、占卡、星算之类的图书。

在古镇四堡版本古籍中，也有少见的珍品。

一是《绣像金瓶梅》。明朝成书问世的《金瓶梅》被列为禁书后，在京、汉、杭等地难以出版，而四堡出版了《绣像金瓶梅》，现存于吉林大学图书馆，是出版史上一件突出的大事。

二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合刊本，在同一书页中以墨线分成上、下两半，上半部刊《三国演义》，下半部刊《水浒传》。此版本在印刷史上较为罕见。

三是《西厢记》，采用连史纸陶印，字为黑色，圈点用红色，为古籍中少有精品。

四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字画参半，每一书页中上为图画，下为文字，图文并茂，别出心裁。

五是被誉为全国名志之一的明朝李世熊著《宁化县志》。

六是一本以小著称的线装奇书《论语》(朱禀集注)，长7厘米，宽5厘米，书页上真正印字的部分仅长6厘米、宽4厘米，封面没了，全书仅存《论语》卷六至卷十，共212页；书中字最多的一页达260多字，书的侧标题上印有“四书全注·论下”、“八讲”等字样。这是中国四堡雕版印刷展览馆馆长从当地农家找到的，书页已被虫姓蚀得斑斑点点。此书之小，是为了便于携带，如今日的袖珍字典，还是为古时科举考试作弊所用？不得而知。 四堡雕版印刷业，从乾、嘉的鼎盛时期，咸丰、同治时代便一步步地趋向衰落，最后被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的雄厚力量所彻底挤垮，正如乡进士文林郎大挑直隶县正堂邹励成给其侄孙邹新城写的家传中所说：“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相望；至咸、同以后，乃不振。间有起家者，多以节啬积赢而致，然亦不及前人也。”

四堡雕版印刷业衰落的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1、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涌入沿海城市，给内地雕版印刷业以致命的打击。

随着上海的逐步“繁荣”，一边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勾结，对我国人民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使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越陷越深；一边是受外来影响，本国的近代工业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新的产业大军工人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金、技术、设备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经营下的大机器生产，其产品的竞争能力，远远胜过内地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成品，使雕版印刷的古籍销售市场逐步缩小，最后，被价廉物美的现代化新产品所彻底代替。再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联合，造成政治上的长期混乱；经济上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残酷榨取剥削，使广大农村形成满目疮痍的萧条局面，而城市却出现畸形的发展。这样，四堡的雕版印刷业，当然是难以逃脱它的衰落、崩溃以至消亡的厄运。这是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蹂躏压榨的一页惨痛历史。

2、山区交通运输不便，引进大型新设备困难重重。同治间，石印在上海出现，四堡的雕版印刷业，开始感到了一股竞争的无形压力，木版书籍的销路开始下降，虽然一些有远见的印刷业家，亦想试图更新设备，但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四堡，谈何容易！在技术、设备急剧更新的洪潮中，步履稍一蹒跚，就会遭到浪涛的席卷而消失在浩瀚的海洋中去。

3、四堡雕版印刷业属于家庭作坊性质，资金分散，设备更新换代遇到不易克服的困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步在沿海城市确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冲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而获得解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资金、设备、劳力逐步趋向相对集中，以利于提高产品在市场的竞争能力，而四堡的雕版印刷却是属于个体家庭作坊性质，因工具落后，手工操作，资金、劳力分散等因素的局限，要扩大规模，更新设备，走上机械化，首先遇到的就是资金不足，自然无法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匹敌，而退居被动受压遭排挤的地位。

4、产品的内容和形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不断地传入中国，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名作，在知识界影响很大，但四堡就无法立即刊刻成书发售。同时纸质及外形的装潢等方面不如机械铅印书籍时髦。特别是在产品起着质的变化飞跃阶段，外形的新颖与陈旧便成了决胜的第二道大关。四堡的雕版印刷墨守成规，自然无法与新式铅印书籍抗衡而败北。虽然直到解放前夕，雾阁的邹海成、马屋的马传图、马崇德等家，还微量印刷若干种农村幼儿启蒙读物和农用历书等，但已是强弩之末，行将熄灭的余烬，再也无法燃起熊熊烈火了。这些曾经为传播祖国灿烂文化效劳的雕版和古籍，终成一堆废古董，搁在陈旧的书架上，彻底休息了。然而它毕竟为我国的印刷业发展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上海天宝书局成立时间是在1912年。

中华书局，全名为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一家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的出版机构，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筹资创办于上海。

创立之初，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并印行古籍、各类科学、文艺著作和工具书等。同时，中华书局还自办印刷厂，至1937年拥有印刷机械300余架，职工1000余人。1954年5月，中华书局总部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在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方面更有长足的进展，从而享誉海内外。曾出版《资治通鉴》《中华大字典》《四部备要》《图书集成》《中华百科丛书》《二十四史》等。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初系合资经营，资本25000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书局成立之时于福州路东首租3间店面。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设立印刷所，不久迁河南路。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扬州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早在1960年春，扬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立“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召集雕版印刷艺人六十余人，从事古版修版及刷印工作。为此，省有关领导部门专门发文征集省内藏版，又从浙江借调部份藏版，交广陵刻印社整理、修补、重印。几年内，征集到古版近二十万片，印行图书十余万册。“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工作曾一度遭到破坏，刻印社也被迫撤销。1978年，广陵古籍刻印社在各级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得以恢复，于扬州凤凰街重建社址。召回部分专业人员，培养了一批新人，使雕版印刷工艺流程全面恢复，修补、印行了大量古版图书，还新刊刻了《里堂道听录》等一批新版古籍，为扬州雕版印刷史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被海内外誉为“江苏一宝”，乃至“全国一宝”。

2002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在刻印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广陵书社，使其能利用古代雕版工艺，出版雕版、影印古籍及仿真复制书画作品。

2005年，市政府投资128亿元，新建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全面展示了雕版印刷的历史渊源、工艺流程和杰出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传承与保护工作。除此之外，广陵古籍刻印社、广陵书社、邗江古籍印刷厂等单位相继成立了雕版印刷传习所。

扬州还整理、出版了一批雕版印刷技艺的理论专著，将雕版印刷技法用文字、等多种方式记录下来，有利于雕版印刷技艺的广泛传播 。

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保护工作出色，成果突出，集传承、保护、展示、传播为一体，建立精品传承、著述传承、教学传承等多种渠道，形成了全面、完整的保护体系，堪称“非遗”保护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