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那些医书
中国自古医学著作到齐了 上面是书目名称 下面是详解 望采纳
一、《脉经》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6～8世纪，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而沙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后。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如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青蒿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容，背面有720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品。此残卷1955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285×27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此两件一在日本龙谷大学（一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一在德国普鲁士学院。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除辨别成脓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后来仿效唐制的日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的测定井冢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现有辑佚本，于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公元475-公元265年（战国-三国）
《黄帝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共计216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其成书时期一向有争议。它并非一人一时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中医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两者在《内经》中均有充分反映，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三卷（也有分五卷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此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
《伤寒杂病论》为张仲景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不久，由于战乱原著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公元265-960年（晋-五代）
这一时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最早进行此项工作的，为齐梁间的全元起，他注释《皇帝素问》八卷，书名《素问训解》。此书到南宋时失传。
隋唐时期，杨上善又将《内经》分类编纂和注解，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中唐时期的王冰。他历时十二年，于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脉经》作者王叔和，成书于魏晋。《内经》《难经》均有关于诊脉法的阐述，王叔和搜集有关脉法的资料，采集各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脉经》十卷。
《诸病源候论》于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撰。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疾病记载的广泛和详细，对病源的认识。
《肘后救卒方》晋代葛洪著，他先著成《金匮药方》100卷，因篇幅浩繁，不便携带，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要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肘后救卒方》现存8卷，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代孙思邈著。孙思邈十分重视医家的医德。孙思邈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但尊古却不拘泥。他很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千金要方》首列妇人方3卷，少儿婴孺方2卷。
《外台秘要》是唐代王焘著作。全书40卷，分1104门，是唐代另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籍。内容包括有今天的内、外、骨、妇产、小儿、传染病、皮肤、五官、畜疾等科的证治。本书主要选辑东汉到唐的很多方书而成。临床各科编排较为合理，先论后方，次序井然。重视急性传染病，伤寒、温病、疟疾等，所占篇幅较大，说明对传染病具有相当知识。
《针灸甲乙经》晋代皇甫谧著，成书于256-282年，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全书分12卷128篇。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重点介绍腧穴总数、厘定部位，详细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并把各种适应证按照临证需要排列出来。此书影响久远，其他一些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此书也较早传到国外。
《刘涓子鬼遗方》南齐人龚庆宣著，约成书于475-502年之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主要内容，载金疮、痈疽、疮疖、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有内外治处方140多个。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隋唐蔺道人著，约成书于841-846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很有学科价值的伤科专书。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水平已相当先进。书中载40余方，为伤科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960-1368年（宋-元）
《太平圣惠方》是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之一。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广泛地收集宋以前方书及当时民间验方，内容颇为丰富。对方剂、药物、病证、病理都进行了论述。
《圣惠选方》，成书于1046年，由何希彭节选《太平圣惠方》中的精要部分，编辑而成。作为教本应用了数百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宋朝诏令太医裴宗元等人将官药局所收医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全书共5卷，分21门，载方297首。后来《和剂局方》经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经许洪，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时全书10卷，附《用药指南》3卷，分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载方788首。
《圣济总录》：北宋末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7年（1111-1117年）编成此书。共200卷，达200万字，分60余门，方近2万首，前代方书几乎全部被囊括。
《济生方》宋代严用和著于1253年，是严氏五十余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全书10卷，分80门，载方400首。原书已佚。
《三阴极一病证方论》，宋代陈言著，全书15卷，分180门，载方1500余首，有方有论，论后附方，使读者易于洞晓病因，论因求治，在传播方剂学上也有贡献。
金代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直格方》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可靠而价值较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与《宣明论方》二书。
金代张元素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脏腑标本虚实用药式》等。
金代张从正著《儒门事亲》。
金代李杲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
元代王好古著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
元代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伤寒辨疑》等。
公元1368-1840年（明-清·鸦片战争前）
《本草发挥》1384年徐用诚编撰。
《救荒本草》1406年朱骕编撰，它既是15世纪初我国一部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
《滇南本草》约1476年，兰茂编撰。
《本草集要》1492年，王纶编撰。
《本草纲要》1578年，李时珍著，共52卷。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
《证治准绳》1602-1608年，王肯堂著，全书以证治为主，每证引经据典，结合己见论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议论持中，选方较精。
《寿世保元》1615年，龚廷贤著，共10卷。
《外科正宗》1617年，陈实功编著，此书主要是作者对其外科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书中尚有外科疾病插图若干。
《瘟疫论》1642年，吴有性著。该书创立“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伟大创见，对传染病方面有独到见解。
《温热论》叶桂著。书中总结了温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在温病学说的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湿热条辨》薛雪著，此书对湿热病的病因、证侯、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诊治法则，以条文形式作简要阐述，其中还注明作者自己的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本草纲目拾遗》1765-1802年，赵学敏著。载药921种，其中有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叙述不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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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的书很多,我就简单的说一部分, 归藏》
《黄帝说》（40篇）
《汲家琐语》
《穆天子传》
《山海经》（郭璞注）
《禹本纪》
《伊尹说》
两汉时期的鬼怪书主要有：
《汉武洞冥记》（郭宪著，四卷六十则）
《汉武故事》（班固著，存一卷）
《汉武内传》（班固著，存一卷）
《括地志》
《列仙传》
《神仙记》
《神异经》（东方朔著，一卷）
《十洲记》（东方朔著，一卷）
《蜀王本纪》
《徐偃王志》
《玄黄经》
《虞初周说》（943篇）
《异闻记》
……
六朝时期的鬼怪书日益增多，主要有：
《博物志》（张华著，400卷）
《集灵记》（颜之推著）
《旌异记》（侯白著）
《列异传》（魏文帝著，3卷）
《灵鬼志》（荀氏著）
《灵异记》
《冥祥记》（王琰著，10卷）
《齐谐记》（东阳无疑著，7卷）
《神仙传》
《神异记》（王浮著）
《拾遗记》（王嘉著，10卷）
《述异记》（祖冲之著，2卷）
《搜神后记》（陶潜著，10卷）
《搜神记》（干宝著，20卷）
《续齐谐记》（吴均著，1卷）
《宣验记》（刘义庆著）
《研神记》
《异林》（陆氏著）
《异苑》（刘敬叔著，存10卷）
《幽明录》（刘义庆著，30卷）
《冤魂志》
《甄异传》（戴祚著）
《志怪》（祖台之著）
……
唐代的鬼怪小说得以发展，主要有：
《博异志》
《补江总白猿传》（1卷）
《传奇》（裴铏著）
《独异志》
《古镜记》（王度著）
《河东记》
《集异记》
《秦梦记》（沈亚之著）
《湘中怨》（沈亚之著）
《续玄怪录》（李复言著，10卷）
《宣室志》
《玄怪录》（牛僧孺著，10卷）
《异梦录》（沈亚之著）
《游仙窟》（张文成著，1卷）
《酉阳杂俎》（段成式著，20卷）
《酉阳杂俎续集》（段成式著，10卷）
《枕中记》（沈既济著，1篇）
《周泰行记》（韦瓘著）
……
宋代的鬼怪故事主要有：
《太平广记》（344种，含鬼40卷）
《稽神录》（徐铉著，6卷150事）
《江淮异人录》（吴淑著，3卷）
《乘异记》（张君房著）
《括异志》（张师正著）
《洛中纪异》（秦再思著）
《幕府燕闲录》（毕仲询著）
《睽车志》（郭彖著，5卷）
《夷坚志》（洪迈著，420卷）
《唐太宗入冥记》
金元时期的鬼怪作品有：
《潮海新闻夷坚续志》
《诚斋杂记》
《续夷坚志》
《子不语》
1、十三经：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 、《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1）内容：《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2）确立：十三经是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
2、廿五史：中国历代的二十五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它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二十五部史书。
3、国学备览：《国学备览》是一套中等规模的古籍丛书。该书经选了先秦至晚清二千多年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名著81部，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科技、蒙学等。
经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诗经
尚书
仪礼
周易
春秋左传
尔雅
孝经
史
山海经
穆天子传
国语
战国策
史记
水经注
洛阳伽蓝记
贞观政要
史通
文史通义
书目答问
子
老子
庄子
公孙龙子
韩非子
淮南子
列子
墨子
荀子
孙子兵法
吕氏春秋
君文字
新书
扬子法言
鬼谷子
颜氏家训
黄帝内经素问
九章算术
近思录
阴符经
周易参周契
黄庭内景经
黄庭外景经
太上感应篇
金刚经
四十二章经
心经
六祖坛经
茶经
乐府杂录
洛阳牡丹记
棋经十三篇
林泉高致
搜神记
世说新语
游仙窟
聊斋志异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红楼梦
集
楚辞
六朝文絜
唐诗三百首
绝妙好词
古文观止
文心雕龙
诗品
二十四诗品
六一诗经
人间词话
西厢记
窦娥冤
牡丹亭
蒙学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千家诗
增广贤文
声律启蒙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十分优秀的文化典籍，但由于它所记载事物的广博性与儒家不同，因此一直被视为荒诞不经的怪书。
近年来，随着《山海经》研究的越来越深入，有更多的人认为，《山海经》实际上是一部记录远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专著，它记述着中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种生存与发展所凭依的自然生态环境。
大禹治水过程中，曾经建有众帝之台，它们是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共工台，这些台现在哪里？《山海经》记载的台的守护神陆吾是人面虎身的怪物，在《海内西经》里又被称作开明兽，它的身躯体大类虎，站立在昆仑之上，注视着东方。这些台的主人为什么要向往东方呢，为什么黑人古代又被称为昆仑奴呢？
楼兰古国消失在荒漠之中，我们知道它曾经存在过，因为有考古证据。和氏璧在战国群雄的硝烟中失踪，我们不怀疑它曾经存在过，因为有典籍记载。但是《山海经》所言渤海之东有五座仙山，即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山上有众多仙人居住。由于天灾人祸，岱舆、员峤二山沉没海中，无数居民逃往它处，还有的人在水中居住。这个古老的故事长期被人们视为神话，因为没有证据了，可是西方学者证实了大西洲、太平洲的曾经存在。
《山海经·东山经》中明确的记载了这样一种动物，它叫犰狳，“有兽焉，其状如菟，而鸟类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名犰狳。”翻译过来就是这种动物体型像兔子，像鸟一样的长喙，圆眼睛细长的尾巴，看见人就一动不动。如果你看见过美洲犰狳的话，你就绝不会怀疑山海经的描述，美洲犰狳就是这样一种动物，和小兔子一样楚楚可怜，为什么像兔子？他不但体型像，而且那对长耳朵更像！犰狳还有个习惯，遇见危险就会像穿山甲一样缩成一团，当然就一动不动了。
《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不合，名曰不周负子，寿麻正立无景，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千百年来学者们都在找这不周山，找来找去，原来山海经里写着呢，就在非洲。深达6、7千米的东非大裂谷，不正是“有山不合”吗？
《山海经·海内北经》这样写道：“姑射国在海中，属列姑射，西南，山环之”。这当然就是日本列岛了。这里的“姑射”，猜测是今天的库页岛，所以“姑射”就是“苦夷”。苦夷人是上古时代的鬼方人，那时管寒冷北方靠近极地的地方叫鬼方。
司马迁撰写《史记》，却遇到了一本连自己也不敢妄加评断的书——《山海经》。最后他在《史记》中写道：“至《山海经》所有怪物，余
本文2023-08-03 16:11:3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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