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在两次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从中国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

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并将劫掠的文物全部一一罗列，似乎不太可能。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揭开的谜，也是留给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永远的痛。毕竟，被日本公然劫掠、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等方式劫掠的文物浩如烟海，即使进行系统统计也难以完全囊括。本网整理这些被掠夺的文物资料，简要梳理出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物并将其展示出来供网友参阅浏览。

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后，对于中国以怨报德，狂妄地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威于四方”，于是近邻中国便成了其实现野心的最佳选择。

在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方面，日本步西方列强后尘，而且显得更为贪婪，一面肆意摧残我国的文化事业，一面又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我国文物，为害尤烈，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

鸟居龙藏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国调查古代遗迹遗址和盗窃文物的事例，不下几十起。例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在济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5月11日，济南沦陷。日军除了烧杀奸*外，还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准备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又做下一宗极其肮脏的买卖，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进行“老古调查”和盗掘，有些盗掘甚至于是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领导的考古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苑、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盗掘了元上都遗址(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日本人的盗掘活动向我国南方发展。笔者曾查阅到一份日文资料，1938年由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的《江南踏查》报告书，著者为松本倍广。在这份报告书的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党派有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报告书中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式，如临大敌，充分暴露了他们无视中国主权、肆意盗掘的丑恶嘴脸。

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战国蟠螭纹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汉代陶奁、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罐、蚁鼻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昌宣抚使韦”印等，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以图书为例，如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收藏丰富，且多善本精抄，结果多遭劫掠。

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动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员，抓来830名国人当苦力，劫掠南京图书文献。参与其事的还有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处的工作人员。被劫掠的单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等。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图书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冀野、古筱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烧毁。此外，中央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劫运日本。据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数字，八年抗战中，被日军抢劫和焚毁的南京图书，总计达1815箱、2859套、148619册，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善本。

另一个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该馆藏书已逾50万册和收藏、照片5万余枚，其中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购自场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

关于中国图书损失的数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实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

其间，中国的博物馆也大量被侵华日军或炸毁或劫夺，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宝鸡发掘所获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盗300多件，日伪先后从故宫[微博]博物院运走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等。更可恶的是，1942年伪北平市署搜刮故宫金缸的金屑，供日本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一份材料说：“全国博物馆，战前计有37所，工作人员110人。战争起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妥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亦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多停办。1944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18所。”幸亏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不少文物珍品及时南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日本侵华期间，经调查还有以下一些重要文物被劫的情况：

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在1942年日军侵占期间突然失踪，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批珍贵文物被劫，一是由我国著名女考古学家曾昭橘在南京所藏的古物85件又一箱，其中有南齐刻石佛一尊(栖霞山齐塔寺内出)、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器等物8件；另一是日本在北平劫走由王振铎保管的宋至清代瓷器、绣花屏风等古物88件。

日军劫走收藏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批公私文物，古物玉器金石约50余种。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人民要求尽快追索被劫文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我国虽然索回部分被劫文物，但所索回的与实际被劫数字有天渊之别。即使与国内调查后有案可据的数字，被劫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相比，索回的也相差甚巨。

甲午后流入日本珍贵文物曝光 被掠夺15245件

专家学者指出，从甲午到抗战胜利，正是中国遭受日本欺凌、劫掠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大都是通过劫掠、抢夺等非法、非正常途径；其次，这些文物等级很高，均为高品级的珍稀文物。

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

百年战乱 谁成为掠夺中国国宝最多的国家

中华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质财富让众列强心生觊觎。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超过200家博物馆中，就展示着160多万件中国国宝，而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更是不计其数。而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是最贪婪的那个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算起来日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民族。当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系数掠走。清末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国土沦陷，除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外，价值最大的就是中国文物。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万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汉朝以前11件、魏晋南北朝时代21件、宋朝45件、元朝19件、明朝31件、清朝 16件)。其中包括商代后期的石雕怪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唐朝的海矶镜，宋代米芾、朱熹、黄庭坚的真迹书法，明清时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

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丧乱贴》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

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洵《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

流失故事：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作者孟国翔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件，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中华国宝：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又称亚洲文物陈列馆，1968年正式开放，设10个陈列室，分综合陈列、中国艺术等部门，每年只轮换展出馆藏品中的一小部分。一号展厅是名为“中国雕刻”的特别展览，26件南北朝与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的石佛。此外，东洋馆一层还有一些特别专题，展示中国文物与东南亚文物之间的文化渊源，比如铜鼓、青花瓷。

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陶器部分，历史脉络清晰，纵向延伸完整。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玉龙、玉鱼、玉鸟，战国时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龙纹玉等。

“中国考古”的瓷器陈列室一共有33件从三国时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尤其是元、明、清瓷器陈列，几乎就是一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此外，这里还单独辟出清代犀角、中国漆工等专题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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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英法联军开进北京，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光顾了中国很多大城市。别的不说，列强两次入侵抢走的文物就数以百万计，以致百余年后的今天，大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英国或者法国的某个家庭发现了一件价值不菲的中国文物，拍出多少钱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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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早年的欧洲列强，日本当年抢走的中国文物只多不少。或许西方人来得早，把他们认为的精品文物抢走最多。但从1931年算起，日本入侵中国长达十四年，他们有大把的机会和时间搞走中国的文物。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有预谋、有组织的一个计划。从手段来说更是花样翻新，抢是少不了，巧取豪夺或者偷盗也占了相当一部分。比如末代皇帝溥仪就干过盗窃故宫文物送给日本人的光辉事迹。

以致后来有一个尴尬的事实，要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到日本去。日本抢走的中国文物实在太多了。大约有多少呢？前些年的《国际先驱导报》刊文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日军侵华战争期间，中国记录在案的文物流失有360万件外加1870箱，另有700多处古迹遭蓄意破坏。

在日本的中国文物

360万件什么概念？要知道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故宫目前的馆藏文物才180万件。仅从数量而言，日本起码得搞两个故宫博物院才能放下中国的文物。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了其中一万多件，涵盖了中国从远古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到清朝的书画瓷器等珍品。近代全世界最具考古价值的超级珍品之一，北京人头盖骨也是被日军掠走的。但运送那一批文物的日本船只阿波丸号沉没了，这件宝贝自此下落不明。

在日本的中国文物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抗战爆发很多年前，日本派遣了大量的学者和探险队窃取中国文物，当然也有出价极低买走或者骗走的情形。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日本政府资助的。到了30年代，偷偷摸摸的方式不能满足日本日的胃口，大规模的掠夺、盗掘开始了。比如仅在洛阳金村，日本人就一次性抢走了大量的铜器、古籍，其中有数以百计的宋版书珍本。

抗战旧照

人们都知道当年日本在我国东北修了满洲铁路，后来日方有人透露，参与修建铁路的日本人，很多都是历史文化或者考古方面的学者。他们以调研地理环境为借口，摸排中国境内的文物和古迹。当年在日占区，到处都有日本的调研队。如此大规模的文物古迹调研活动，只怕中国几十年来还没日本人当年搞得好。所以说去日本学中国历史，是半点不夸张。

《顺治迁都》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借用一个朝鲜人的口吻对日本人说：“你们的大名是日本人，但我喜欢叫你们海盗……海盗，只能漂泊在海上。”我极赞同这句话，日本人倒是想上岸，终于还是被赶回了海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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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公布了新年号“令和”，这一年号将自5月1日起正式启用，而现用年号“平成”则将在4月30日停用。自公元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历史上有据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出自我国古代经典，可见古代中国文化对该国的深厚影响。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哪些日本年号来自我国古代典籍。

日本现新年号令和

当地时间4月1日上午，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5月1日开始，日本将从平成时代进入到令和时代。“令和”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诗句“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的年号。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相当于日本的《诗经》，所收诗歌主要为公元4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长短和歌。一般认为《万叶集》经多年、多人编选传承，经数人校正审定才成今传版本。

这些日本年号来自我国古代典籍

迄今为止，日本共有247个年号，一直以中国古籍为依据来制定，除“天平感宝”、“神护景云”等奈良时代的5个例外，均由2个汉字组成，而且从未使用过平假名和片假名。

由于日本天皇在彰显自己权威和特色的同时也会加入迎来长久而美好时代的愿望，特定汉字被反复使用。其中次数最多的是“永”字，达29次。“元”和“天”字各27次，“治”为21次，“应”20次，“正”“长”“文”“和”各19次，“安”则使用过17次。

仅使用过1次的汉字有“吉”“胜”“泰”“白”“福”等30个。昭和的“昭”字也是其中之一。在决定昭和的时候，据称解释字义花了很多功夫。平成是第12次使用“平”字，“成”则是首度登场。

下面选取部分来自中国典籍的日本年号，以供参考：

养老：第44代天皇年号。出自《礼记》：“凡养老者，有虞氏以燕礼”；

嘉祥：第54代天皇年号。出自《汉书》：“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

延喜：第60代天皇年号。出自《尚书》：“延喜玉，王受德，天赐佩”；

长和：第67代天皇年号。出自《礼记》：“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久安：第76代天皇年号。出自《晋书》：“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承安：第80代天皇年号。出自《论衡》：“禹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

安贞：第86代天皇年号。出自《易经》：“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德治：第94代天皇年号。出自《左传》：“德以治民，君请用之”；

平成：第125代天皇年号。出自《史记》和《尚书》，一为《史记·五帝本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二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九万多。

日本是藏有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与历史文物最多的国家之一，不仅门类丰富，品种齐全，品质殊胜。中国古乐谱在日本有九万多曲。

中国古乐谱如同文字的发明一样，把高、低、长、短不同的乐音记录下来的乐谱的发明与完善，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乐谱的价值之于音乐，犹如古籍的价值之于历史。它把转瞬即逝的古调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刻写下来，使后人得以部分地恢复原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