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位于文理分馆蒋震图书馆，管理着图书馆的特藏文献资源。设有专用古籍书库3个，民国文献书库1个，总面积1800多平米，特藏阅览室一个，面积110多平米，阅览座位32个。书库内恒温恒湿，监视监控、防火防水防盗等设施齐全。

特藏部共藏有特藏文献资源40多万册件，其中古籍4万3千多种31万余册件(包括明清稿抄本、精刻本、法帖、拓片、书画、信札、唱本及书目古籍等珍贵特藏1万1千多种3万7千余册件)，民国文献3万1千多种6万4千余册（包括革命文献、民国图书、民国报刊、满铁文献、书目文献等）。

古籍收藏，历史悠长，量多质优，主要特色表现在明清善本古籍多、地方志古籍全以及古籍书目文献丰富等三个方面。其主要来源有三： 购买。除正常、零星购买外，主要是购买到了多批大宗的著名藏书家的藏书，如，购得青岛叶氏所藏地方志300多部，购得安邱曹愚盦藏书七大木箱近万册，购得诸城张镜夫千目庐所藏古籍3500多册等。 接受捐赠。山东大学历来以文史见长，很多国内知名学者都在这里工作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把私人藏书捐赠给了山东大学图书馆，如：丁山先生的家属将丁氏生前所藏之书及著作手稿分三次悉数捐赠本馆，仅1952年一次捐赠就多达5000多册，蒋静贞先生捐赠藏书4653册，卢振华先生家属捐赠其所藏之书3000余册，郭宝钧先生家属捐赠800多册，另外社会捐赠图书亦复不少，如青岛华新纱厂经理捐赠私人藏书就有十多木箱数千册。 政府调拨。山东大学书馆曾接收过政府调拨过来的原青岛同善教会及原齐鲁大学图书馆等处所收藏的大批古籍。 自2007年国家古籍普查以来，特藏部已经将所有古籍、民国文献及影印古籍全部回溯建库，不适合建库的书画、碑帖等文献也全部整理登记。古籍数据库共著录古籍3万6千余种近31万册、民国文献2万8千余种6万1千余册、影印古籍8千1百余种2万4千余册，MARC总数达到6万4千余条，著录了书名、卷数、作者、抄刻者、抄刻时间、函册数、开本、版框、行款、牌记、刻工、序跋、藏印、存缺情况等项目内容。

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较珍贵文献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第一批）稿本《方望溪先生文稿》（第二批）元宗文书院刻明修本《五代史记七十四卷》等48种（第三批）明正德四年孙玺刻本《古乐府十卷》等19种 山东省首批珍贵古籍名录：（第一批）南宋刻本《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存一卷）等398种（第二批）元大德九年建康路儒学刻明成化弘治嘉靖南京国子监递修本《唐书二百二十五卷》等474部。

类书，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例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

从信息时代的视角，类书是古代的“数据库”，甚至丛书等即类书的演变，揭示了文献的传承关系。

功能

一、保存资料

类书在编纂过程中，大多直接采录原始文献。由于兵火水灾等因素，一些图书因此失传。由于类书中保存了有关资料，通过辑录佚文，往往能再现图书内容。

如《太平广记》中引用古书达500多种，多数已失传，许多珍贵资料正是由于《太平广记》的引用而得以保存。由于在流传和翻刻中容易形成讹误，利用类书中保留的原始文献，也有助于校勘异文。如鲁迅曾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校勘《嵇康集》。

二、查考资料

类书按类编排，非常方便查考有关资料。如《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类书中收录了历代的小说、诗文作品，有助于查找文学方面的资料。

《古今图书集成》等综合性类书汇集各专题方面的资料，类似于百科辞典，从中可查找到事物起源、诗文典故、诗词文句、名物制度等资料。解放后新编的一些类书，汇集古今书籍中资料，同样方便读者查找。

著名类书：

我国古代类书之祖，当首推魏时之《皇览》。、唐代官修类书有三部，即欧阳洵等奉敕撰《艺文类聚》，许敬宗等奉敕撰《文馆词林》，徐坚奉敕撰《初学记》。私撰的有二部：虞世南撰《北堂书抄》和白居易撰《白孔六帖》。

唐代官修类书有三部，即欧阳洵等奉敕撰《艺文类聚》，许敬宗等奉敕撰《文馆词林》，徐坚奉敕撰《初学记》。私撰的有二部：虞世南撰《北堂书抄》和白居易撰《白孔六帖》。

明清两代官修和私辑的类书更是汗牛充栋。这里只介绍两部最富代表性的类书──《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

历史

三国魏文帝时编纂《皇览》40余部，专供皇帝阅览。其后历代相继沿袭仿效，依据皇家藏书纂修巨型类书。宋代王应麟称“皇览”为类书的始祖。

南北朝时期类书非常繁荣。有刘杳的《寿光书苑》200卷，刘峻的《类苑》120卷，徐勉的《华林遍略》620卷，祖珽的《修文殿御览》360卷等。

现存最早而较完整的类书之一，是隋唐虞世南所编的《北堂书钞》，原为173卷。唐代类书相当发达，现存世有四种：《北堂书钞》、唐高祖令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100卷）、徐坚《初学记》和《白氏六帖》。

宋朝有李昉等奉宋太宗之命而主编的《太平广记》500卷和《太平御览》1000卷，王钦若等编的《册府元龟》1000卷。1267年南宋王应麟编《玉海》，共240卷。

明成祖永乐年间，解缙、姚广孝编《永乐大典》22877卷，卷册最具规模，惜毁于战火，缺佚甚多，今约仅及原书三十分之一。明代类书的数量有明显增加。明代嘉靖年间更出现类书体文言小说集编刊的繁盛期。

这类书籍可以王圻《稗史汇编》、叶向高《说类》、董斯张《广博物志》等为代表。透过类书体例编纂文言小说集，方便读者检索，促进明代小说的传播。明代万历年间盛行通俗日用类书，主要提供下层民众日常实用、道德教育，及文化娱乐之需要。

如《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及《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就属于综合性日用类书。有用于人际交往的信件书写的日用类书，如《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鼎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书柬活套》等。

万历年间余文台刊行《万用正宗不求人》日用类书有“书启门类”一门，收录《干书谒贵》、《干人荐举》、《干求嘱托》等用于攀附权贵的书札套路。冯梦龙编辑《燕居笔记》一书，收录有《大友与小官问安书》、《小官奉契友书》、《结契书》、《小官答书》等同性恋情书大全。

黄虞稷在《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代类书有128种。《明史·艺文志》则是依据《千顷堂书目》删削而成。《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明代类书有439种。

清代陈梦雷、蒋廷锡编《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成为目前中国存在之最大类书。清朝嘉庆年间，监考官姚元之发现考生经常夹带一些《类典》、《文海题备》、《四书人物类典串珠》等应考的类书进场作弊，于是在1815年向嘉庆帝奏请查禁此类类书。

嘉庆帝亦认为抄录类书不是真才实学，谕令查禁类书。自此，类书的发展走入了末路。

以上内容参考 -类书

11月30日，国家图书馆发布公告，已通过“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各类古籍资源总量达10万部/件，包括馆藏善本古籍、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以及馆外、海外征集古籍资源，读者无需登录即可访问阅览。

其中，“数字古籍”数据库通过全彩影像数字化和缩微胶卷转化影像方式建设，发布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从2016年9月28日起陆续上线，目前已发布馆藏古籍2万余部；“数字方志”数据库中的地方志文献为我国所特有，也是国家图书馆独具特色的馆藏之一，所存文献数量与品质很高，该数据库以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文献建设，目前发布馆藏方志资源6528种。

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主页面，读者可使用高级检索，各子库组合检索，还可选择书名、著者、索书号等精确和组合检索。通过点击检索结果中的题名，可进入全文阅览界面；点击需要阅读的册次，可阅览整册全文影像。同时，使用页面各种阅览工具，可实现页面切换、放大阅览等功能。

教务老师了解到，读者可通过多种形式进入“中华古籍资源库”，包括登录国家图书馆主页，点击“中华古籍资源库”进入主检索界面，或在“特色资源”栏目中点击“数字古籍”等各子库；或在国家图书馆主页面，选择“资源”选项，点击“古籍”， 进入古籍资源列表，点击“中华古籍资源库”，进入检索主页面。

文/北青-北京头条教务老师 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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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古籍数字化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代表着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

“古籍数字化” 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使其转化为电子数据形式，通过光盘、网络等介质保存和传播。

我国古籍数字化经历了数据库版、光盘版、网络版三个建设阶段。数据库版古籍包括书目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两种形式。光盘版古籍一般有图像版、全文版和图文版三种类型。网络版古籍主要是将数字化的古籍资源在网络上有偿或无偿发布，供互联网用户使用，这是目前古籍数字化的主要目标。

古籍数字化是对古籍或古籍内容的再现和加工，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是古籍整理的一部分。

再生性保护>=古籍整理>古籍数字化

上海图书馆藏有已编古籍130余万册（其中善本约18万册）、碑帖16万件（其中善本2千余件）、明清近代尺牍11万8千通。馆藏的大量增加，充分说明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下，上图对搜集保藏传统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在可能的条件下，上图尽力做好古籍保护工作。尤其是1996年新馆落成，极大改善了古籍庋藏条件，如善本书库已做到恒温恒湿，后来又为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藏品制作了楠木盒加以珍藏。1996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上图专门成立了抢救历史文献工作组，开始对大量累年积聚成堆的未编文献进行抢救整理。这是历年来上图对古籍所开展的最大规模整理保护工作，前后已持续近十年，至今仍未终止，业已取得显著成果。如建成总共800平方米的家谱、碑帖专库；对大批破损家谱及部分碑帖予以修复；编纂出版了反映1万1千余种10余万册馆藏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初步摸清馆藏碑帖家底，其数据库也在制作之中。这不仅使大宗尘封数十年的历史文献得到有效保护，并使之为读者所利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上图仍有约50万册古籍、2万余件碑帖尚未整理编目，大批虫蛀、残损古籍有待精心修复。囿于目前人力、物力等条件限制，古籍整理保护工作仍将是一场持久战。

1990年～1993年完成了市文化局科研计划项目“自动古籍图书超高频杀虫机”研制，并获得了1993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4年～1997年又完成了科研项目“用拟除虫菊酯对馆藏图书、资料防蛀方法的研究”，并获得了1997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