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既然是研究，屈原的原作一定要读的，包括：

《离骚》一篇

《天问》一篇

《九歌》 十篇

《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

《九章》 九篇

《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怀沙》

《远游》 一篇

《招魂》 一篇

《卜居》 一篇

《渔父》 一篇

2、其他人的研究成果：

洪兴祖 著《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

朱 熹 著《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版。

蒋 骥 著《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1版。

游国恩 著《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

姜亮夫 著《屈原赋今译》，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1版。

　　“纳西索斯情结”这一术语源于古希腊神话。纳西索斯是一位美少年，拒绝了所有女人的求爱，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影子。因为始终得不到所爱的对象而憔悴，最终溺水而死，他落水的地方长出了一株美丽的水仙花。在现代西语中，“纳西索斯”引申为“孤芳自赏的人”。纳西索斯代表了西方社会人类已经初见端倪的自恋情结，也成了西方社会自恋者的代名词。后人将人们心理上与纳西索斯相类似的顾影自怜状态称为“纳西索斯情结”。奥地利医学家弗洛伊德在1914年《论自恋》中把严重的“纳西索斯情结”称为自恋症。现代心理学的实验表明，这种自恋情结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其中的德才兼备者。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篇，“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1]，千百年来受到无数人的景仰与追慕。他以政治家的社会身份行事，却以文学家的名义成就了不朽。屈骚之所以千古流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品唱出了诗人灵魂深处的声音，彰显了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屈原的作品大多创作于诗人被顷襄王流亡到汉北以后。汉北山川奇丽，有峻峰幽谷之美，但更多的是水气波光。沅、湘、澧、洞庭、云梦等水曲沟泽星罗棋布。面临滚滚江水，孔夫子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喟叹。屈子临水自鉴，自然也呻吟着凝思者的叹息。《离骚》云：“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湘夫人》云：“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涉江》云：“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抽思》云：“望北山而流涕，临流水而太息”。在放流的九年时间里，屈原肯定无数次地舟行水上，行吟江畔，凝目以思：为国家的生死存亡担忧，为黎民的饥寒温饱担忧，还有对自我价值、个人命运的思索。他发现：贤主明君只是理想的神话。自己所处的环境，君主出尔反尔，利令智昏；群芳随波逐流，纷纷变节；奸佞沆瀣一气，蝇营狗苟。“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溷浊我独清”。四海之内，没有赏识自己、理解自己的知音。这种深沉的孤独感，将屈原推上了顾影自怜的境地。他只有对着水中的倒影，自我欣赏，以此获得心灵的满足，达到人格结构的平衡。所以，屈原是东方的纳西索斯，他的作品也是自恋者的沉思。学者周宪也指出：“屈原不是神，他的愤世嫉俗不过是基于个人不幸遭遇挫折的必然反应而已，不过是他的自恋倾向的另一种表现而已。”[2]

屈原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深远的。贾谊、陶渊明、李白……皆视屈原为自己的精神避难所。屈原的人格蕴含了中国传统文人所有的“根源特质”，他的人生际遇预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历史命运，他的作品也带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普遍特征。“文学与神话一样，都产生于共同的心理内驱力。这些内驱力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们是一切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3]

在人的心理结构中，意识处于表层，犹如冰山露出海面之上的那一小部分，可以用语言表达。屈原心理中的确存在自恋倾向，但还尚未达到班固所诋毁的“狂狷之士”的程度。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屈原的感情是内敛的。在意识层面，屈原认为他有足够的自恋资本。

首先是先天因素。《离骚》开篇称道自己的族系、诞辰、名字，“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带有明显的炫耀意味。关于帝颛顼高阳氏，《大戴礼・五帝德》曾有这样的描述：“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敬。”[4]可见是一位显赫、尊严的大神。至于屈原的诞辰，蒋南华根据古代天文学、历法学的科学推算，认为是寅年寅月寅日，这是一个日月交汇、千载难逢的祥祯之日。而“灵均”，灵，即是神灵的意思，也可谓不同凡响。先天的优势是他的自恋心态最基本的起点。

其次是外在风采。屈原对自己的外貌也是很自信的。《湘君》云：“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水中倒影，是一位身材颀长的美男子。因此，有时屈原索性以“美人”、“佳人”自谓。如“恐美人之迟暮”（《离骚》），“惟佳人之永都兮”，“惟佳人之独怀兮”（《悲回风》）。对于自己的美貌，屈原重点突出的是自己的服装与配饰。《离骚》最为集中。诗中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在《涉江》、《招魂》中还有类似的赞美。他对自己的服饰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实际上所有的衣着都着复杂的代码。“在日常世界中，衣着所起到的正是这样的作用：它总在设想中看到自己被别人注视。”[5]

另外，屈赋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诗人丝毫不加掩饰地赞美自己的美德和才能。对于自己的美德，诗中有直接赞颂的，如“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有比德之颂扬的，如“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还有在历史追忆中以前贤来标榜自己的，如“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等等。诗人给后人最深刻的印象也是他高蹈绝尘的德行。司马迁评其品格，“其志洁，故称其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6]，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自己的才能，诗中有“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的自夸。司马迁对此也作了“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7]的赞誉。

上述的几点，都是屈原自身所意识到的与众不同之处，但在屈原的意识中，尚存在主次先后之分。先天的因素是天赋的内在美质，屈原将它们统称为“内美”。《离骚》中声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辞》中的“修”字，大都含有“美”的意义，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重”是“增加”之义。诗人认为，纵使自身的内在美质众多，仍需要德行和才能的提升。屈原之所以能得到楚怀王的重用，也不仅仅是祖上的福荫，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在文学传统里，美貌往往有更深刻的含义。《诗经・卫风・硕人》是咏庄姜的，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庄姜是一位有色有德的女子。《诗经・邶风・简兮》末章又云：“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8]《郑笺》注：“我谁思乎？思周室之贤者，以其宜荐硕人，与在王位。”[9]美貌是贤者的烘托。屈原对此理会甚深。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服装便不仅只包含御寒遮羞的原始意蕴，而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审美心理的表现，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屈原爱好楚之华丽的服饰，当有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意义。”[10]他对楚国服饰的赞美，也是其爱国德行的一个表征。古人常有佩剑的嗜好。剑既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警示。告诫自己大敌当前，要奋勇杀敌，尽忠报国。关于诗中的香花芳草，前人早有认识。王逸在《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11]所以，屈原选择花草作装饰，是取其馨香以喻己之高洁。屈原对外在风采的展示，目的同样是突出高洁的德行。在其意识层面，屈原的自恋，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所拥有的无人能敌的德才。这也符合儒家“太上立德”立人观的标准。

在人的心理结构中，还包含无意识的部分，它是没于海水中硕大无比的主体部分。它处于大脑的底层，是一个庞大的领域，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弗洛伊德将人的无意识视为一种本能，并主要是指性本能。

《离骚》虚构了三次神游。其目的之一，是“求女”：宓妃、简狄、二姚等。据王逸注，这些女性皆为古代的神女圣妃。屈原对她们恭敬神往，没有实际意义上男欢女爱的亵渎。其实，“求女”也并非屈原的首创，在先秦以至汉代诸子中均不乏其例。《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吸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2]诚如黑格尔所言：“如果哲学家运用神话，那大半由于他先有了思想，然后才寻求形象以表达思想。”[13]屈原糅合远古神话传说，假借虚构的带有神性因素的形象，也是为了寓托自己主观的愿望和理想。导致屈原自恋的无意识，并不是性本能而是另有他情。

屈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又具有高洁的道德修养、杰出的政治才能，属于中国古代的士阶层、传统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信条，“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其实现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从他踏上政治仕途之始，他便时刻不忘臣子的义务，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周王室东迁以后，“楚在短短一百多年内，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社会出现了飞跃的转化，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兴盛的封建社会。”[14]楚先人的开拓进取，国家的经济实力，使他对政治无限热忱，甘愿为社稷苍生效犬马之劳，对国君尽忠，为楚王排忧解难。在内政上，为怀王拟订宪令，“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修明法度，以法治国；重视培养和选拔贤能，“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离骚》），表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外交上，他主张摆脱强秦的*威，临危授命，出使齐国，联齐抗秦，至死保卫楚国。他的政治蓝图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但是，在传统的社会――政治格局中，传统文人所处的地位相对又是尴尬的：他们是社会理想精神的代表，也是道德良知的体现。然而封建君主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政治理想的实现却又必须借助君主的权势，这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明显依附地位。屈原也不例外。他提出了“美政”理想，但也只能感叹“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怀王听信谗言，他便被疏远；顷襄王受到迷惑，便被放逐出郢都：君王的遗弃让他深感报国无门的焦灼。屈原曾悉心培养人才，但结果“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离骚》），事过景迁，他们也纷纷变节与堕落：群芳的凋零让他感到了无人同行的孤独。屈原深爱着楚国的百姓。黎民的流离失所，让他发出了“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的忧虑。当他忧愁忧思之时，渔父却好心地“规劝”他随波逐流：群众的疑惑又让他感到忠贞者的悲凉。他爱国、忠君、育人、恤民，满腔生命的热情，换来的是现实残酷的打击，无人理解，更无人回报。

“现实生活中的失败使屈原把对内心真实和内在神性的顽强执著，转化成了表达这种内心真实和内在神性的创作冲动。”[15]屈原内心的焦灼、孤独、悲凉需要寻找释放的突破口，于是他实现了由政治家向文学家的转换。他需要知音，需要有人欣赏他的道德与才能，所以才有了诗歌中的自恋。因此，在他的无意识结构中，传统文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才是屈原自恋的心理内驱力。

屈原的遭遇是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的共同悲剧，作品所反映的自恋倾向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普遍心理特征。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们对社会、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寻求依附性地位不可得，无奈地转向自我价值的独立性追求。他们不愿苟且，不愿同流合污，秉持着宝贵的人格操守，闪耀着道德的璀璨之光，理性的批判之光。他们执著追求精神自由的勇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第45页。

[2]周宪《屈原与中国文人的悲剧性》，《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第34页。

[3][美]诺曼・N・霍兰德《神话与心理学》，[美]约翰・维克雷编，潘国庆、杨小洪、方永德等译《神话与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5-106页。

[4]王聘珍撰《大戴礼解诂》，中华书局，2004年，第125页。

[5][美]宇文所安著《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程章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页。

[6][7]司马迁撰《史记・屈原列传》，中华书局，1979年，第2482页。

[8][9]《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卷四，《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

[10]毛庆《屈原文化心理初探》，《屈原文化研究论文集》，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编，1997年，第283页。

[11]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2-3页。

[12]《庄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59年，第86页。

[14]《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生平》，杨公骥著《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9页。

[15]冯川著《人文学才的生存方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0-211页。

卜玉香，女，湖北宜昌市三峡大学文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2、《中庸》：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3、《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4、《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三字经》：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教本第三册中对《离骚》（节选）句“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注释为：父亲观察我出生时的器度啊,开始赐给我美名这里把“初度”解释为“刚出生时的器度”笔者认为不妥,理由如下

其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对“初度”的解释是“犹言初生的时节”笔者以为这个注释是正确的王逸说：“言父伯庸观我始生年时,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赐我美善之名也”王逸之说正符合上下文的意思

最后,清代顾炎武的《与友人辞祝书》一文中这样写道：“《小弁》之逐子,始说‘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顾炎武此文是其为推辞祝寿而写的一封书信文章的开头,他指出古时对生日的称词《小弁》是《诗经·小雅》的篇名,诗中在“我辰安在”之句,“我辰”即“我生”之义,那么“初度”即为“生日”,相信不会有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教版对“初度”的解释不妥,该词应解释为“生日”或“初生的时节”,不应注为“刚出生时的器度”依据屈子自己所言“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孟陬是夏历的正月,而正月恰恰就是寅月所以屈子正好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个连“八字”先生都认为的难得的吉日,也就难怪屈子的父亲要为其“赐美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