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

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前代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广韵》共5卷，计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不和阴声韵相配。这样，原则上每一个阳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相配。每一个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三声相配。音系是比较清楚的。

《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 唐代初年，许敬宗等人曾经奏请批准把《切韵》里的窄韵和音近的邻韵合并使用。宋景佑初年，贾昌朝也奏请“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玉海》）

《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集韵》成书稍晚两年,《礼部韵略》在景佑四年当年就完成了。这部书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同”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明清“官话”是专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并不用来称呼北方“汉儿言语”。《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中原音韵》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真实记载了蒙元式汉语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没有了入声。《中原音韵》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年）周德清作，用来指导作曲用韵，调平仄声律，由元代许多著名戏曲中押韵的字编成。 明朝初颁布《洪武正韵》。《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不同于刘渊等人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合并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个字都重新归类。这种方法与编《中原音韵》一样；但何字归何韵，却与《中原音韵》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

《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洪武正韵》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作法。在明代屡次翻刻，影响很大。元朝的“汉儿言语”，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如今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

此时，面临着如何统治汉人这个大难题的八旗贵族，又遇到了一个比汉人的抵抗更为头痛的问题——语言危机。征服可以使用屠刀，统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满人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语言，想在短时间内改良丰富满语显然不现实。

至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满清这种虚心学习，绝对不是他们所鼓吹的推崇汉文化，实在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工作需要”，完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圣谕广训》

雍正年间，颁布“圣谕”，成立“正音书院”，把《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两省的乡试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要亲自面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实际收效甚微，据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外省教习以不谙方言，教授不便解职去，自是本校各科教习，悉乡先生矣。”于是福建、广东两地语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满清统治者对文化思想控制异常严厉，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为此三书（《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一般学者多被迫从事与现实无关的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所以，汉语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学者也大都比较保守，所以在编辑用于正音的汉语字典和汉语韵书时尽量保留古汉语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声系统和分尖团音。

迁徙分布蒙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上古时候的黄帝是著名的氏族首领，他有一个孙子叫作颛顼也是著名的部落首领。后来到了夏朝时候，夏朝的君主敬重古代的伟人，就把颛顼的后代封到蒙双城，其后代中有的以地名中的蒙和双字作为姓氏，分别称为蒙氏和双氏，这是今天蒙姓的最早起源。还有一支蒙姓起源于于周朝，那时朝廷在蒙山（在今山东省中部）设了祭坛，并设有专门主持蒙山祭祀的官员，称为东蒙主。东蒙主的后代有的定居在蒙山，他们以地名作为姓氏，是历史上蒙姓的一个发展。　蒙姓始祖 蒙双。蒙姓中国人是黄帝的直系后裔，许多姓氏古籍都有详尽的记载。根据《路氏疏传记》是所说，蒙姓是高阳帝的后代，高阳氏距今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他是黄帝轩辕氏的嫡孙，秦时有将军蒙骜。而《姓氏考略》上说，高阳氏的后代被封蒙双，有蒙氏，双氏。蒙氏是先秦时期赫赫有名的家族。望族居于安定郡，即现在的甘肃省固原县。蒙氏后人奉蒙双为蒙姓的始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希科夫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希科夫，汉名孟列夫，1926年出生在列宁格勒，语文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敦煌学，是伟大的汉学家。

中文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希科夫

外文名：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Меньшиков

别名：缅希科夫

国籍：俄国

出生地：列宁格勒

出生日期：1926年2月

逝世日期：2005年10月

职业：汉学家、语言家

毕业院校：列宁格勒大学

代表作品：先后翻译了《西厢记》《张生煮海》《倩女离魂》《牡丹亭》等

人物介绍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希科夫，汉名孟列夫，1926年出生在列宁格勒，上中学时因偶然看到了蒙古学家科津翻译的《元朝秘史》而决意从事东方学研究。1947年中学毕业后孟列夫为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满语专业免试录取，后转入汉语专业，1952年毕业后进入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生班，在艾德林教授指导下进行中国古典戏剧研究。1955年孟列夫提前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被分配到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并在这里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最后一批亲传弟子之一，孟列夫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二是俄藏汉文写本的校勘和研究。他生前一共发表汉学研究作品200余种，其中包括15部论著和译著。

译著经历

第一篇汉学研究论文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希科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始于其对中国古典戏剧的兴趣。他的第一篇汉学研究论文为1951年在大学时代发表的《中国戏剧的民间因素》，1959年其副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典戏剧的现代改革》一书问世。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西厢记》、《张生煮海》、《倩女离魂》、《牡丹亭》等中国戏剧经典。

古典诗词

古典诗词是孟列夫最重要的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对象。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翻译发表了王维、高适、岑参、韦应物和孟郊等众多唐代诗人的佳作。

翻译《红楼梦》

1958年他与帕纳修克合作共同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红楼梦》欧洲语言（俄语）全译本，其中的诗词译文全部出自他的妙笔。1962年李福清先生在列宁格勒分所发现了前所未见的《石头记》抄本，于1964年与时任古代文献部主任的孟列夫合作撰文公布于世，被定名为“列藏本”，由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出版，一时成为轰动国际红学界的大事。

其他译著

此外，他还译有《谢瑶环》（1989）、《干宝·搜神记》（1994，2000年再版）、《京本通俗小说》（承担其中诗词翻译与注释）（1995年）、《清流：唐代诗歌》（2001年）等。

俄藏敦煌文献研究

1957年孟列夫领导列宁格勒分所的几个年轻学者投身于俄藏敦煌文献的研究，1963年和1967年分别出版了《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二册。目录分类编排，每件写本均有注释。该目录的出版使人们对俄藏敦煌文书的情况有了了解。1999年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名为《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此后，孟列夫博士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不断取得重要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在阅读、研究彼得堡藏敦煌文书过程中，博士发现了极其珍贵的、前人未知的三卷真本：《维摩碎金》、《维摩经讲经文》、《十吉祥》。博士领导研究小组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研究，1963年在彼得堡出版《维摩诘经变文与十吉祥变文》，刊布了这三卷敦煌变文作品。同年还出版《敦煌汉文写本———佛教俗文学研究》一书。1972年，孟列夫博士和他的朋友、合作伙伴左格拉芙博士共同发现了《双恩记》的第三、第七、第十卷。孟列夫对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出版《报恩经变文（双恩记）研究》。因为这项工作孟列夫获得博士学位。1984年，孟列夫又出版《法华经变文叙录》。它们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在研究敦煌文献的同时，孟列夫博士还对彼得堡藏黑城中文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1984年出版《黑城出土的汉文收集品注记目录》，该书于1994年由王克孝研究员翻译、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孟列夫的积极推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方面于2001年合作整理出版了17卷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使长期与世隔绝的俄藏敦煌文献得见天日，受到中外学界的普遍欢迎。

三次访问中国

孟列夫曾三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在1989年，为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洽谈合作事宜；第二次是1990年，博士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第三次是2000年到敦煌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粗略算来，从事汉学研究五十年，孟列夫或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计发表、出版论文、著（译）作200多篇（部）。正因为拥有这样丰硕的成果，博士所在的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的领导和研究人员都尊敬地称他为“我们的大汉学家”。

主要著作

《曹雪芹〈红楼梦〉》（第1～2卷，莫斯科，1958年，合译）；

《中国古典戏剧的改革》（莫斯科，1959年）；

《列宁格勒中国学4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术论丛》第25卷，莫斯科，1960年，合著）；

《〈西厢记〉和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王实甫〈西厢记〉》，莫斯科，1960年，翻译、注释并作序）；《哈拉浩特发现的早期出版物》（《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7，《Ю勒里希纪念集》，莫斯科，1961年）；

《论变文的种类及其起源》〔《维摩诘变文，“十恩德”变文（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献中的变文写卷）》，莫斯科，1963年，翻译、注释并作序〕；

《中国敦煌写本：佛教俗文学文献》（莫斯科，1963年）；

《亚洲民族研究所中国敦煌写本综录》（第1～2册，莫斯科，1963～1967年，合著）；

《无名敦煌来书片断》（《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69，《亚洲民族研究所手写本和木刻本研究》，莫斯科，1965年）；

《李好古〈张生煮海〉》、《郑光祖〈迷青琐倩女离魂〉》（《元杂剧》，列宁格勒—莫斯科，1966年，编辑，翻译并注释）；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远东和中亚的写卷》〔《考古学年鉴（1970年）》，莫斯科，1971年〕；《报恩变文》（第1卷，莫斯科，1972年，手稿的真迹复制，研究和翻译）；《中国学》（《亚洲博物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莫斯科，1972年，合著）；

《论中国古文献的研究》（《苏联中国学问题》，莫斯科，1973年）；

《中国文学》（1978年，编辑）；

《中国古典戏剧的改革》（莫斯科，1960年）；《法华经变文》（莫斯科，1984年）；

《哈拉浩特出土的部分中国搜集品记述》（莫斯科，1984年）；

《中国第一个千年的手抄本案卷》（《东方国家文化中的手抄本案卷》莫斯科，1989年第2期）。《搜神记》（1994年初版，2001年再版）、《京本通俗小说》（承担其中诗词翻译与注释，1995年）、《清流：唐代诗歌》（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