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热播的《国家宝藏》里，

那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是否让你惊叹不已、啧啧称奇？

古老的文物背后，

蕴含的是一段段或热血沸腾、或凄美哀婉的历史与故事。

在北师大图书馆古籍精品展室——弘文轩里，

同样陈列着一件件珍贵而神奇的宝藏，

等待着你的探索与挖掘。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古籍逾40万册，其中130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宋元古椠，明清精刻，名家稿抄本、批校题跋本等，均弥足珍贵。

弘文轩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展示馆藏古籍精品的重要窗口，图书馆员定期规划主题，精选藏品，向读者展示馆藏古籍的收藏历史及历代古籍精品。

下面，就随教务老师一起，开启古籍探索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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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文轩

思古·馆藏精品

首先是“镇馆之宝”——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七卷（存卷二）。这是馆藏中年代最早的文献，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典型的八世纪唐写本。总长度超过九米，首尾完整，书法工致，同名的写经在敦煌遗书中并不多见。参照文化部公布的《敦煌遗书定级标准》、《古籍定级标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除了“镇馆之宝”，馆内还按照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发展顺序展示了经卷、文集等，透过暗黄的书页，仿佛能够看到那些默默守护着这些脆弱的纸张与卷册的书生们，因为敬畏与热爱，才得以让一卷卷古籍得以穿越兵火燹灾，渡过重重浩劫，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溯源·师大变迁

在馆藏源流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方红色的印章。这些钤印在书籍上的馆藏章，记录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历史上各时期的更名历程，见证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的历史变迁。

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首任监督陈问咸的题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藏书印

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概况》（1989年）中提到本校图书馆“聚合旧师大、旧女师大、旧辅大所藏”。其中“旧师大”和“旧辅大”分别指1952年院校调整前的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旧女师大”即民国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三所学校的馆藏共同构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基础。

钤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所藏图书”

流传·经典永存

除了古籍，弘文轩还藏有许多影印本的经典书籍，包括《琵琶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在书页的翻动间，将经典流传。同时，馆内还展示了木活字、锡活字等珍贵藏品，让每一个参观者在了解历史的同时惊叹于古代人民的智慧，通过这一件件陈列的实体，穿越浩瀚的时空感受情感的共鸣。

地点：主馆地下一层弘文轩（须乘馆内东侧工作用梯前往）

开放时间：每周四上午8:30-11:30

参观办法：

1仅接待校内10人以上团体预约参观。

2填写《弘文轩展室参观申请表》，并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发送至

hongwenxuan@libbnueducn。

参观须知：

1受场地人数限制，如预约时段人数过多，可能会调整参观时间。

2进入展厅前须存包，食品饮料、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不得带入展厅。

3请勿触摸展品，请勿大声喧哗并将手机设置为静音。

4展厅内谢绝拍照。

自考/成考有疑问、不知道自考/成考考点内容、不清楚当地自考/成考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老师，免费领取复习资料：https://www87dhcom/xl/

文献资料是图书馆藉以服务的基础。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十分重视馆藏文献资源的建设，经过50多年的积累, 馆藏文献已达到较为可观的规模。 至2010年底，馆藏实体文献总量239万册（件），其中中文普通印刷本图书1998万册，外文印刷本图书72万余册，古籍59万余册，期刊合订本248万册，缩微、音像资料164万件；中外文献数据库40余种。

图书馆收有丰富的大型丛书。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万有文库》，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以及八十年代中国台湾省出版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续编》等等。鉴于徐州师范大学地处的江苏省徐州市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图书馆于1993年建立了《徐州地方文献收藏中心》。着力于徐州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物以及地方出版物的收集工作，在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下，资料捐赠进展顺利、文献积累速度较快。

我馆于2009年被省政府批准为“江苏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1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古籍藏书中有善本321种(其中明刻62种,清刻259种)。古籍又以经部小学类和集部书数量较多，品种较为齐全，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字书、 韵书训诂学著作在我馆都有收藏。如顾广圻、段玉裁题跋、毛扆五次校改的朱印本《说文解字十五卷》、钤有常熟翁同和藏本、山东德州繁露书屋藏书印的明崇祯1年(1628年)毛氏汲古阁本《尔雅注疏十一卷》、清康熙年间顾棫校刊本《埤雅二十卷》、 钤有康有为御赐天孝堂、 南海康氏万木草堂珍藏印的明刻《新刊增补古今名家韵学渊海大成二十卷》、明嘉靖17年(1538) 刘储秀补刻《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一卷》、清康熙6年(1667) 符山堂本《音学五书三十八卷》、 清康熙35 年(1696)宋 本《古今韵略五卷》、清康熙6年(1667)刻本《广韵五卷》、 明崇祯7 年(1634)金陵书林胡正言十竹斋本《六书正譌五卷》、清乾隆8年(1743)黄晟重刻《隶辨八卷》。

图书馆接受了时有恒先生的一批捐赠书刊共13342册, 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出版平（精）装书、杂志、线装书、外文书，辟有专室陈列。 叶圣陶先生在封笔以后破例为该室题写了匾额：时有恒先生捐赠藏书之室。时有恒先生(1905-1982年)是中国现代作家、藏书家，徐州市人。 早年曾参加五卅运动，后随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后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时先生和鲁迅先生有交往，鲁迅杂文《答有恒先生》即因时氏而作。时先生曾分别向绍兴、上海、北京鲁迅纪念馆、博物馆捐赠了书刊。 赠我馆的图书有中国***早期出版发行机构的出版物， 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早期译本和有关论著，有抗战时期印行的杂志以及有颇高资料价值的徐州地方文献，不少都是今日不可多得之书，具有文献或版本价值，有的刊期可补国内图书馆的缺藏。线装书中的元刊本《松雪斋文集》、稿本《张修府日记》、《清毅先生谱稿》等也十分珍贵。而《烈女惊魂传》、 《奇异双坛记》等通俗涉说则为研究家们所未曾寓目。图书馆还接受了丰县籍台湾著名出版家、新文丰出版社会司董事长高本钊先生的捐赠书，高先生身居海岛，情系桑梓，为推动乡邦文教，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慷慨将一批价值新台币约900万元的珍贵图书馈赠我校。高先生赠书，按《中图法》分类统计为1504多种4118多册，但因其中有许多合订本及丛书，故其单书总量远不止此数，估计不少于40000种。不仅数量可观，且多为精品，学术性资料性极高，版本价值文物价值极大，确是一笔难得的宝贵文化财富。

徐师大图书馆的报刊亦是十分丰富，在馆藏期刊中，中外文期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期刊、专业期刊和知识性科学性期刊交相辉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出版发行的书刊资料，尤以二、三十年代主要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刊物较齐全，如《文学周报》、《小说月报》、《语丝》周刊、《莽原》周刊、《现代评论》周刊、《紫罗兰》、《礼拜六》等，我馆都有收藏。而完整的馆藏报纸《申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救国时报》等，则是研究中国革命史、思想史、 文化史以及中国文学极为珍贵的资料。

近年来，图书馆调整文献结构，加大商用电子资源、自建特色资源建设力度，至2010年，拥有中外文献数据库40余种，自建数据库8种。光盘数据库有：中国古籍基本库、中国法律法规大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四库全书等；中文网络数据库有：中国学术期刊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库、超星数字图书馆、方正Apabi数字图书馆、读秀、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文社科技报刊篇名数据库、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等；外文网络数据库有：Springer-Link、Elsevier， Kluwer Online、EBSCOHost、PQDD、EI等；自建数据库有：“徐州师范大学教学教参数据库”、“师大文库”、“徐州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徐州教学联合体随书光盘数据库”、“汉画像石数据库”、“徐州教学联合体资源共享平台”等一批特色资源数据库。

下面是我经常用的，分享给你。

录之如下： 

中国古籍书目资料库 

刘宁慧编200807 

编辑说明：   

1本目收录截至2008年7月为止，网路上所能见到的海峡两岸三地建置之汉语古籍书目资料库。 

2本目「古籍」范围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并具古典装帧形式之纸本经、史、子、集、丛各部图书，暂不含甲骨金石、简牍帛书、敦煌、藏经、拓片、民族文献、古契文书、家谱、档案等文献资料。 

3 由于近年建置之古籍书目资料库十分繁多，本目选择： 

a收录较为大量且多属馆藏性质并重在揭示古籍书目完整讯息之目录资料库，单一丛书目录及展示性图录原则不收入。 

b大陆部分以潘美月、沉津编着《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台北：国立编译馆，2002年12月）一书50所单位及甫于2008年初中国大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布之「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所为主要查找对象，其他则以所见相关文章列示及网路上所能查见之资料库尽量收录。 

c某些古籍收藏丰富之图书单位若尚未建置有专门目录资料库，而于馆藏目录中可查询古籍讯息者，亦予以呈现目前情况与路径，俾使用者检寻利用。 

4 本目以地区为分类，每个之下收藏该区域主要建置单位名称，，本目亦更具单位及资料库名称，但无连结网址，各单位间排列无特定关系。 

“古诗”的原意是古代学者所作的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编辑本段]古诗体，又称古风。

俗话说:唐诗、宋词、元曲

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

古体诗的字数和诗行：

古体诗没有固定的诗行，也不会有固定的体式。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四言诗，远在《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所以古体诗仍以五言、七言为代表。

五言古诗，是古体诗的正统，写的人很多。

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

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另有一类杂言古诗，诗行里的字数长短相杂，参差不齐。

[编辑本段]古诗歌的常识

1韵脚：韵文句末压韵的字，如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乡是韵脚。通常第三句不押韵，但也有不规则押韵的诗（如《望天门山》）。

2押韵：诗歌辞赋押韵使音调和谐优美，如李白《静夜思》押ang韵。

3律诗的结构：共八句，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

4古诗的节奏和韵律：

从句式上看，古诗一般四字为二、二；五字为二、二、一；七字为二、二、二、一、

从意义上看，有时因表意需要也有特殊情况如：势拔|五岳|掩|赤城，这样就成了二、二、一、二式。

5因为古诗原没有标点（标点是后人添加上的），所以一行为一句。

[编辑本段]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

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

名诗人、名句

李白 （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行路难》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将进酒》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望天门山》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望庐山瀑布》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送友人》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秋浦歌》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下独酌》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早发白帝城》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静夜思》

白居易（772～846），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谥号“文”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赋得古原草送别》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忆江南》

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唐代诗人，汉族，自号少陵野老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春望》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春望》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逢李龟年》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绝句四首（其三）》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绝句二首（其一）》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春夜喜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6岁。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王之涣(688—742)，字季凌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孟浩然(689～740) ， 汉族。本名浩，字浩然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汉族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王维（701－761），字摩诘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岑参（cén cān） (约715—770)唐代诗人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贾岛 (779～843) 唐代诗人

碌碌复碌碌，百年双转毂。志士终夜心，良马白日足。

俱为不等闲，谁是知音目。眼中两行泪，曾吊三献玉。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汉族，字牧之，号樊川居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汉族，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身无彩蝶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

杨万里（公元1127-1206年），字廷秀，自号诚斋野客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施扬 （？）著名文学家。

露珠湿沙壁，暮幽晓寂寂。

陆游（1125年11月13日-1210年1月26日,字务观，号放翁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唐婉 字蕙仙，生卒年月不详。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倚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辛弃疾（1140－1207）享年67岁，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

李清照 （1084～约1155） 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词人。

扬越亦称扬粤。史记记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之后为赵佗南越国领地。

古时指广西广东一带的岭南地区。《史记·南越列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

人们也有用“扬越”来称呼长江中下游地区。如：

“禹三年服毕，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吴越春秋》；“王睿南征……兵无血刃，扬越为墟。（王睿灭吴之战）”《晋书·武帝纪》；　　“晋室播迁，来宅扬越。”《宋书》；　　“晋室播迁，南据扬越。”《史通·表历篇》；　　“（前秦苻坚诏：）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荡扬越。”《资治通鉴》

吕思勉则指出上古，自江以南则曰越。也就是说古代的越人先秦的越人不等同于南方畲瑶壮侗等民族，也不等同于东南亚越南人等。越跟齐、楚、燕、晋、秦一样，都是诸夏之一，非民族概念。越人是上古一万年前生活在长江以南的华夏稻作先民。

越、百越之称渐多，各个时期称呼对样不一样，有时和越、越人、百越混合使用。

在先秦古籍中，对于的百越原住民族，常统称之为“越”。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则曰越”。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的部、族，各有种姓，故不同地区的原住民又各有异名，或称“吴越”（苏南浙北一带）、或称“闽越”（福建一带）、或称“扬越”（湖北江西一带）、或称“南越”（广东一带）、或称“西瓯”（广西一带）、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因此，“越”又称被称为“百越”。百者，泛言其多。 而扬越后期，因为荆蛮的入侵，主要生活区域逐渐缩减到鄱阳湖周边区域，也就发展成了后来的魏晋时期南方的溪族。

百越的一支中的扬越之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

一、社会发展概况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大丞相杨坚篡周夺取政权，建立隋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至隋朝得以完成，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各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隋文帝（杨坚）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两大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户口与财产都有巨大增进。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的状态，创建了继秦汉以后的第三次大统一局面。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隋王朝制定《开皇律》，继续推行均田制等发展措施，使社会经济和文化出现短暂的繁荣，隋王朝和琉球等周围各族的联系加强，并和日本、朝鲜等国家开展友好往来，然而，隋后期政治昏朽，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他搜刮民财、大兴土木、游山玩水、并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使社会矛盾尖锐化。618年，隋王朝在农民纷起抗隋的反对浪潮中垮台。

公元617年，乘隋末大乱之机，李渊起兵入长安，618年自称皇帝，创建唐王朝。628年由其子李世民削平群雄完成统一大业。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以隋亡为鉴，重用贤能、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并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府兵制和科举制等，使唐朝社会走向安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兴旺局面。

唐太宗以后，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诗歌、绘画以及医学、天文学等方面都有伟大的创造和卓越的成就。中外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到唐玄宗开元时，国内一片繁荣发达景象，被誉为“开元盛世”。

唐后期，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叛乱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此后，唐朝内则宦官专政、朋党争斗，外则藩镇割剧，国无宁日。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至衰亡，经历290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层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公元741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124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六年）至公元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公元907年（唐昭宗天佑四年）凡87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经济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

公元907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五代十国开始。南方出现前蜀（王建）、吴（杨行密）、吴越（钱镠）、楚（马殷）、闽（王审知）、南汉（刘岩）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小朝廷。建立朝廷的人，都是武夫，非常好战好杀。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蜀、吴两国特别是吴国，阻止北方战乱波及长江流域，起着屏障作用。南方诸国得以保境息民。北方遭受将半个多世纪的破坏，南方在同时期内，基本上得免战祸。从此，经济文化的重心从河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后周世宗（柴荣）开始进行统一战争，不幸病死。公元960年周为宋代所取代，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

二、医学教育的发展]

在祖国医学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口授及带徒实践。那时，收他人做弟子的医生认为，从事医生职业是救人救世的神圣事业，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选择弟子时，都比较严格。《灵枢·官能》载：“得其人乃传，菲其人勿言”，希望被选的弟子德才均优，以继承神圣的事业。如东汉初针灸学家涪翁，精通脉诊，针灸技术尤其高明，往往手到病除，且不分贵贱，悉心救治，不图报酬，受到群众的爱戴。涪翁的弟子程高，程高的弟子郭玉也擅长针灸，并精于脉诊。东汉和帝让郭玉试诊，郭玉切脉，众皆叹服。

这种选择他人作弟子的形式可择优为徒，大大胜过单纯家传，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种带徒的形式在古代医学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种形式由于老师本身条件，使学生的知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伤寒论·原序》载：“各承家传，始终守旧”。使医学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与发展受到了阻碍。

南北朝刘宋王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文帝刘义隆采纳名医秦承祖所秦“置医学，以广教授”的建议，是我国官方创办医学教育机构之始。《魏书·官氏志》载：“公元484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北魏官制中已明确设有“太医博士”，官八品下，“太医助教”官九品，“按摩博士”官从九品，教授医学知识。专职教官的地位比南朝的明确。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以后，国家的医政管理及医学教育都有进步。政府设立了开端于南北朝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管辖。此时的太医署为国家最高的医疗行政管理兼医学教育机构。隋太医署中有固定的人员编制，设置太医令2人，太医丞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学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师2人，祝禁博士2人，共计有215人。隋著名医家巢元曾在太医署任太医博士。

唐朝沿用隋制，医学教育除继承传统的家传师授的带徒方式外，于公元624年（唐高祖式武德七年）正式设立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署中中行政、教学、医疗、药学四科人员组成，规模较大，且设备充实，教育制度比隋朝健全。并明确规定组织编制、医学分科、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制度。这种由国家创办，太常寺领导、太医署管理的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比欧洲意大利于公元872年创立的隆勒诺医学校开创的时间早200多年，而且在组织机构、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都较完备，在世界上有着较大的影响。

太医署中有行政管理人员16名。其中太医令2名，为署内最高官员：太医丞2名，作为太医令的助手；以下有医监4名，医正8名。太医署除行政管理外，设医科与药科。医科为四部：医师、针师、按摩师与咒禁师。每一部门都由博士1人，正八品上，助教1人，从九品上，负责授课。

医师部门范围最广，分科系统而精细，有利于专科向纵深发展，。各科共同必修课程有：《黄帝内经·素问》、《本草》、《甲乙经》、《脉经》等。然后，分别学习有关临床5个专业的课程。学习年限也有明文规定，体疗（内科）学期7年，疮肿（外科）学期5年，少小（儿科）学期5年，耳目口齿科（五官口腔科）学期4年，灸法（火艾烧灸治病）学期3年。太医署除注重理论学习外，还重视临床实践。要求学习《本草》时，必须认识药形，深明药理，熟悉产地等；学习《明堂》是，必须检图即能指出孔穴；学习《经脉》时，学生之间互相诊候，了解四时及浮沉滑涩的脉候；学习《黄帝内经》时，必须做到深刻理解，融汇贯通。

针师部门，由针博士1人，从八品上，助教1人，针师10人，从九品下，教授《明堂》、《脉诀》、《流注图》等。先学习经脉、孔穴、九针。再学习辩证方法及用针手法等。

按摩部门，由按摩博士1人，按摩工9人辅助掌管按摩师部门，教授“消息导引之法”。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技术，运用传统的导引、按摩、正骨等疗法以治疗风（伤风）、寒（感寒）、暑（中暑）、湿（胀泻）、饥（胃病）、绝（昏晕）、劳（劳力过度、逸（缺乏运动或积食不化）等。此法运用活血通络的方法，使体内雍滞的经脉，随导引而畅，使疾病消失。

按摩师部门还兼管正骨科教学，要作损伤折跌等伤科的处理。如对一般骨折，主张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注意关节活动；对肩关节脱臼，采用“椅背复位法”等正骨技法。

咒禁部门有咒禁博士1人，从九品下，掌教祈祷咒禁的方法以驱除邪魅，这是从印度传来的原始方法，带有迷信色彩，渗入医学领域中，使医学教育中出现了唯心教育的误导。

药学部门于京师设置药园，专门培养药学人才。招收庶人16至20岁的为药园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毕业后升药师，即为医师助手。设药园置府2人，吏4人，掌固4人，负责药物保管及管理杂务；另主药8人，药童24人配制药物；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栽培药材。

太医署对学生要求严格，除入学经考试外，还定期（月、季、年）进行考试。医博士主月试、太医令丞主季试、太常丞主年终试。各科学习除测试医学知识外，还结合临症实际评核成绩。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始规定登用如国子监，按成绩高低及治愈率多少分别选用，定为医师、医正、医工等。公元760年（唐肃宗乾元三年）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法人，自今以后，各试医经方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以下放”。根据通七以上留的原则，安置时也有区别，通常上选的充御工，其次可派各州任医学博士等。如考试成绩欠佳准许补考。唐朝限定医学必须在9年内学成，不及格者，令其退学，不准行医。

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开始，唐政府在各州相继设立医学教育机构。公元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各州添设助教。公元724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各莞��栌幸窖Р┦浚��萄�猓�乒苤莞�搅剖挛瘛Q�J揭窖Ы逃�又醒肜┱沟降胤剑��菡��笮。��璨┦俊⒅�碳罢惺詹煌�耸�难���涫倍越淌Φ难≡穹浅Q细瘛N夜�糯��⒁窖Ы逃��⒍擞谀媳背��了宄�蹙吖婺＃�教瞥�比照橥晟疲���艘桓雎�さ姆⒄构�獭＠��醭��臧竦奈闹危��偈挂窖Ы逃�乱档慕�徊椒⒄梗�丛炝擞欣�跫�br>

公元514年，南朝·梁武帝应朝鲜（百济）国的请求，派医师赴朝鲜诊疗与讲学，由此祖国医学发展到国外。公元608年（隋炀帝大业四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惠日、福音等来我国留学，学习中国医学。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学成回国，并将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孙思邈所著《千金方》带回日本。公元701年，日本正式采用我国医事及医学教育制度，制定有医药职令《大宝律令·医疾令》，明确规定学医者必读《素问》、《黄帝内经》、《明堂脉决》、《针灸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籍。公元693年，朝鲜置博士，开设“中国医学”。其学制仿效唐朝，并以《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为教材。公元733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日本荣睿、普照等来华留学，10年后即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荣、普两位日本学问僧专程赴扬州邀请高僧鉴真赴日，于是鉴真率领弟子数十人在公元754年到达日本，受到日本朝野及佛教界的盛大欢迎。此后，他在日本传授中国医药学，对日本医学发展贡献很大，日本人民尊称他为“过海大师”。

由于我国历代医家的卓越成就，使医学成熟较早，医学教育也具有特色，对世界医学教育影响很大。

三、古代医院类别和称谓

隋唐时期医院的设立更为广泛，除京都外，地方也建立了病坊。但二者的性质、内容截然不同，京都的病坊是宫廷医院，而地方则是专收贫孤残人，兼收乞丐。

《隋书》载：“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直到病愈才召其亲属接走，类似一种临时性的时疫医院。公元588年（隋文帝开皇八年），辛公义任岷州刺史时，收容病人于厅事。公元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由于佛教盛行，一般病坊多设在寺庙之中称悲田坊，兼收无依靠的乞丐，由僧尼主管。《高僧传》载：“唐释道宣，收养疠疾，男妇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另一唐僧，丹阳沙门释智岩，先在白马寺，后往石头城（甘肃武威东），住入疠人坊，为病人说佛法，还为病人洗涤脓血、喂饭、送药、无所不为。公元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卒于该“疠人坊”，该“疠人坊”为世界上较早建立的隔离病院之一。

公元712年（唐玄宗开元元年），玄宗李隆基接睿宗皇帝位后，进行较全面的政治改革，其中一项内容为“淘汰僧尼，压抑佛教”，勒令二万多僧尼还俗，禁止新建佛寺，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没收寺观法外占田。因此，僧尼还俗参加农桑生产，“悲田坊”即出现无人经管的局面。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宰相李德裕奏云：“今缘诸道僧尼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恐贫病无告，必致困穷，臣等商量，将出自佛教语‘悲田坊’改名为‘养病坊’。祈两京量给寺田十顷，大州镇给田七顷，其他诸州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予置本取利，最为稔便”。自此，京中与各诸州一律拨给寺田5至10顷作经费，该恒产以其田租由各本管之地，选派乡绅耆老一人主持。由于政府的重视，已设立的病坊、养病坊全部取消原名“悲田坊”，将收治麻风病人的“福田院（佛教语）改称为“疠人坊”。唐末，有专为病僧而设的“延寿察”，是一种安养、疗病机构。公元931年（五代时后唐明宗长兴二年），“敕诸道州府各置囚院，并委派随处长吏经心管理，遇有病囚，及时差人疹候疗理。

在封建社会，帝王首先重视宫廷医药组织，并有专人负责，至隋唐逐渐完备。如属太常寺的“宫中患坊”即为宫廷医院。《唐书·百官志》载：“官方患病，有药库监门”，并且“医师、医监、医正别一人莅坊”，这可算为最早的官员疗养院。

根据敦煌遗书可见，其医卷、医画以及有关资料反映出隋唐时期敦煌的医事活动。沙洲和中原一样，也设有养济院，收留病人，这即是沙洲医院。我们依据《唐玄宗·天宝年代，敦煌群会计牒》所载“病坊”会计单名目及其数字，推知该“病坊”大约设置5至10张床位，医院总资产130贯又72文，另杂药950斤20枚，用于病坊正常运转；其住院部所使用的杂什物品94件，既有食堂炊具，也有病人日用必备品，还有临床制药工具等。这所病坊似乎为州立医院。

以上资料表明，在些期间，医院基本是以病坊形式存在和命名的。

四、急救医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在急救方面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尤其是通过手法或借助器物进行抢救，多获良效。

（一）人工呼吸法

在公元3世纪，东汉名医张仲景急救自缢者时，创造性的应用了人工呼吸方法。

这些人工呼吸抢救法到东晋时期已有进一步的改进。东晋医家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载：“塞两鼻孔，以芦管内其口中至咽，令人嘘之，有倾其腹中袭袭转，或是通气也……”。南北朝时，梁朝姚僧垣的《集验方》中加进改进方法，强调“仰卧，以物塞两耳，……以两竹筒内死人鼻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傍无令气得出。半日，所死之人即噫噫，勿复吹也”。这种应用器具吹气的方法，可防止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古代急救学如此符合科学，实属难能可贵。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前辈医爱所使用急救工人呼吸法的继承和发展，则倡导沿用“以筒内口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旁无令气得出，半日，死人即苏，可勿吹也”。这种急救法可以说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急救法的开始，以后普及民间，向口内痛吹气时，将气全部吹入。此法广泛应用至今。

孙思邈除用人工呼吸法外，还运用灸法，灸病人胸内，四肢大节陷、大指等各七壮。孙氏还用鼻孔灌药法，“捣韭汁灌鼻孔中，末伏龙肝吹鼻中，末皂夹吹鼻中，嚏则气通，起死人”。

（二）溺死的急救法

古代医籍中有不少记载。葛洪所著《肘后救卒方》为最早提出。南北朝陈延之所撰《小品方》中亦有论述。尤以唐代医家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所载：“肘后疗溺死一宿者尚可活方，取瓮倾之，以死人伏瓮上，令口临瓮口，燃以芦火二七把，烧瓮中当死人心下，令烟出，小入死者鼻口中，鼻口中水出则活，芦尽更益为之，取活而止。常以手候死人身及瓮，勿甚热。冬天当令火气能使死人心下得暖”。“若卒无瓮，可就岸穿地，令如瓮烧之令暖，乃以死人著上”，也可“用车彀为之，当勿隐其腹，乃令得低头，使水出。并熬灰数斛以偻身，湿即易”。陈延之的《小品方》载：“疗溺死若身尚暖者，掘地作坑，中熬灰数斛，内坑中，下死人复灰，湿彻即易之，勿令灰热烙煿人，冷即易之，半日即活。

（三）尸厥、脱气的急救

古籍出现卒死、昏沉、昏绝等名称，是描述现代称之为休克的病名。《内经》中载：“针过其日数则脱气”及“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尺厥。”脱气是一种轻型的休克，尸厥则是休克严重的病例。其急救的方法有针灸、按摩、热熨、吹耳、热汤药等。如《史记·仓公传》载扁鹊在诊断虢国太子病时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扁鹊抢救虢国太子时，乃使其弟子子阳“厉针砥石，取三阳、五会”。顷刻太子复苏，又使弟子豹，“为五分之熨，熨两肋下，再熬以汤剂调理，二十余天而愈”。

晋代葛洪等在抢救卒死时，还强调了保暖的重要性，用铜器、瓦器盛热水或茅草火灰，隔衣熨贴腹上，器皿冷却后则更换热汤，维持温度。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卒死者采用热瓦熨心；灌服汤药不易时，可用“口噤不开，去齿下汤，汤入口不下去者分其发左右踏病人引之，药下复增而取尽一升，须臾立苏”。孙氏同时也用灸法治疗，“卒忤死，灸十爪下各三壮、灸人中三壮，又肩中百壮，间使七壮、巨阙百壮”。孙氏利用综合疗法急救卒中，有一定疗效。

敦煌医卷载：“治人卒死，其脉如常，取皂荚末吹耳鼻中即瘥……无脉者真死”。可见隋唐医家已能认识休克，并能区别临床死亡与生物死亡，并提出卒死病人急救的方法。

（四）咽喉异物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救卒方》中载：“今吞针哽在喉中，若含磁石口中，或吸针出耳”。再用，误吞金属钗等物，哽于咽喉而不出，急救法是：“取韭菜暴令萎，煮使熟勿切食大束”，钗即随韭菜之纤维和粪便而出。至今小儿误吞钉或曲形针之类，亦用此法排出。《外台秘要》中载：公元四五世纪，僧人用琥珀珠巧取误吞的鱼钩，具体方法是以琥珀珠“贯着钩绳，推令前入，至钩处又复推，以牵引其出矣”。孙思邈则用鹿筋条揉作球状物以线网之，另一头留在口外，令病人将鹿筋团吞下，使铁杆异物入团内以提出。在古代，对咽喉，甚至食道异物剔除的方法和使用的器械是多种多样的，技术高明而科学。

（五）鼻卒衄方

用压迫止血法，“若洒渍棉塞鼻孔”。应用烧烙止血法，在秦汉时已相当普遍。《外台秘要》中载：“便烧铁篦烙之”。孙思邈在论述牙齿涌血不止的治疗时，强调烧钉赤，炷血孔中而止“。古人用金银打成烙铁，每用艾火燃烧通红，乘热烫患处，再燃再烫，用于止血，效果可靠。

（六）尿闭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方》中载：“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许水解之，筒中吮下部，取通”。孙思邈则进一步改进，《千金要方》强调：“凡尿不在胞中，如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津液大通，便愈”。用葱叶导尿，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急救方法。

葛洪撰写的《肘后救卒方》，后改名为《肘后备急方》共八卷。被历代认为是一本古代急症手册。书中载有不少急救内容，明确指出救急措施必须与病因治疗相结合，急则治其标，症状缓解后，辩证施治，消其根源。他非常注重临床实践，重视急症的症状与鉴别诊断，在该书卷一中，以“脉扰动”、“股间暖”来区别“尸厥”和死亡。他在治疗学上也有很多的创新，是前人所未曾应用的。葛洪在治疗急症时倡导具有便（疗法简便）、廉（药物价廉）、验（选方切合实用、效果可靠）特点的方法。

孙思邈勤奋钻研，四处寻求采访流传于民间的医疗经验，“以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此，他的医疗思想、临床实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均为历代所称道，他在急救医学方面所做的突出的贡献。邻人注目。

五、专科医学发展与护理实践

（一）专科医学发展

唐朝的临床医学分科十分明确，在官办的太医署里，分医科和药科两大类。医科又分医师、针、按摩与咒禁四大部分。而医师又细分为五大科，分别是体疗、少小、疮疡、耳目口齿、角法。由此可见中医原本无“内科”之称。传统概念中，除特殊标明而独立的专科，如妇、儿、口齿耳目、正骨之外，其它的病症几乎都属于体疗（内科）内。

专科医学的发展日益趋向成熟，一般认为从远古至公元前三世纪，是我国医药学的萌芽时期，公元前221年至220年秦汉时，是中医奠定基础的时期，公元265至960年，晋随唐五代时是中医大发展的时期。

1体疗科

(1)对疾病认识的进步

隋政府组织医学家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中医学论述病因、证候及疾病分类的专著，书中把疾病分为67门，证候1739种，这是以往医籍均未达到的规模。

从深度上看，《诸病源候论》一书对许多疫病的病因、病机、病变、分型、鉴别等各方面有进一步的认识，如对消渴、癫病、虚劳、脚气、丹毒、破伤风的描述详细而精确。对疾病分类方面，�毙匀炔》治�撕� ⑹逼� ⑷炔 ⑽虏 ⒁唣莶‖謇唷6源�拘匀炔〉牟∫颍�岢霾∪艘蚪哟ァ俺遂逯��倍�貌。�笔倍灾虏≡�蛴幸欢ǖ娜鲜叮�缛衔�择ю莺凸钦簦ń岷耍┪��础br>

陈延之撰的《小品方》中亦强调：“天行瘟疫”与“伤寒”的不同。“经心录”中把热性病分为伤寒、热病、风湿、湿病、阴毒、阳毒、热毒、瘟疫、天行节气九种。医家在临床实践中逐步提高了认识。

（2）疾病认疗方法的进步

诊断学：孙思邈的诊断学见解是“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他认为诊察病人的时间应选择在早晨，因为早晨饮食还未进，阴气未动，阳气未散，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精取其脉，知其逆顺。因此，孙氏提出“非其时不用”。再指出“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孙思邈认为不可只凭脉断病。

治疗学：孙思邈对临床治疗主张是“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他列举很多治疗良方，如水肿病属难治之症，认为盐与水肿有关，应注意忌盐。他对甲状腺肿有一定了解，用容易推广含碘的羊靥代替南北朝时深师采用的鹿靥治疗甲状腺肿。用槟榔治疗绦虫病，用麻黄平咳喘，用乌豆和谷白皮治疗脚气病，用白头翁、苦参治疗痢疾等。

（3）由“辨病论治”向“辩证论治”过渡

唐朝时诊疗倾向于汉朝张仲景奠定的“辩证论治”，主要表现是证候组合。如在《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医籍中，出现在每个病名之下，都列举了大量方剂，这些方剂都是根据不同的证候组合、分类列举的，可以看出逐步由“辨病论治”过渡到“辩证论治”的原则。

2外科

中医的疮疡科就是中医的外科，古代时称为疡医。疮疡科临床掌肿疡、溃疡、金疡与析病。治疗未溃肿物、已溃疮疡、刀枪箭伤与骨伤。正骨在隋唐时期由按摩博士等直接负责教学与医疗，外科手术中较为进步的是正骨科。唐朝骨科医家蔺道人，是一位精通骨科医学的道家。他撰有《仙援理伤继断方》一书。倡导骨伤治疗常规中，强调正骨麻醉，清洁伤口，检查诊断，牵引复位，敷药固定，定期复查等。他在治疗技术上，已能应用手术治疗粉碎性骨折，在改进骨折固定的方法与原则中，强调有效固定与不发生骨折再移位的前提下，患肢应作适应运动，这些治疗与护理，可促使加速愈合与减少伤后病残的发生。

《诸病源候论》中提到，将原属内科杂病的“肺痈”列入外科病证，对恶性肿瘤已有记载，描述“离疽”和“杼疽”的证候特征。此二证均可在半月左右致人于死，揭示这些病的外观主证及预后不良。这是中医对恶性肿瘤的较早记载。

3针灸科

针灸疗法，是我国中医学中一个重要学科，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编著了《黄帝针灸甲乙经》，书中基本内容是按照脏腑、腧穴、气血、经络、病机、刺灸法及禁忌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厘定腧穴的总数是654穴，比内经书上多189个，其中有单穴48个。提出禁针穴8个，不宜深针穴4个，禁灸穴31个。

孙思邈则重视药物和针灸的配合治疗。他提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尢非良医，知针知药，固是良医”。又提出：“或一病用数十穴，或数病只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他最早提出“阿是穴”的名称和作用，据此后世才有天应穴、不定穴的痛点论述和应用。

王焘的《外台秘要》阐述“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的观点，因此王焘只录灸法，不录针法，着重介绍明堂灸法。

4按摩

按摩术是一种古老的疗法。隋唐时期，按摩药法盛极一时，《唐六典》载：“风入肢节脏腑积而疾生，宜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生，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外台秘要》中载“手当千遍，药力才行”等。总之唐朝的医学发展是辉煌的。

（二）护理实践

隋唐时期，专科医学得到很大的发展，护理实践也相应地丰富起来。

1,外科

《诸病源候论》中对外伤引起肠断急救时说：“肠断裂若一断端不见者，不可救，若两端可见者即可缝合”。并详细说明断肠“

　　）《四库全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20卷，清朝永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目录不收存目书，只收四库全书所收录的

　　3461种书籍，据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书名、卷数，以及撰著者的时代、姓名等，并删减提要原

　　文，略述作书大意，文字简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四库全书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