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汉语成语，出自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篇》，意思是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表达的是一种大同的理想社会。

出处：

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 吉庆有余 。

惠风和畅 发家致富 日度小康 。

猪年大吉 万事遂心 利国利民。 

一往无前 四海皆春 普天同庆 。

吉祥 jíxiáng 

释义：幸运

吉祥是现代词，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幸运。吉祥，好运之征兆，祥瑞，吉利；幸运等。

古籍《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成玄英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 元代授与僧人的美号。《元史·仁宗纪三》：“特授僧从吉祥荣禄大夫、大司空，加荣禄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开府仪同三司。”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僧称吉祥》：“知元时以吉祥为僧之美号。”

预示好运之征兆，祥瑞。《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成玄英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岂道德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与？” 宋 吴曾 《能改斋漫录·记文》“盖 道乡 昔寓居阁上，忽于佛前地生五笋，甚可爱……州人传出，咸谓吉祥，以为为 道乡 发也。”

(2)指吉利。 老舍 《骆驼祥子》十三“白教你们拉一天车，都心里给我多念道点吉祥话儿，别没良心！”

(3)指 宋 僧 吉祥长老 。 宋 黄庭坚 《鹧鸪天·吉祥长老设长松汤为作》词：“ 吉祥 老子亲拈出，个个教成百岁人。”

(4) 元 代授与僧人的美号。《元史·仁宗纪三》：“特授僧 从吉祥 荣禄大夫、大司空，加荣禄大夫、大司徒僧 文吉祥 开府仪同三司。” 清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僧称吉祥》：“知 元 时以吉祥为僧之美号。”

近义词

祯祥

吉利

平安

祥瑞

祥和

反义词

不祥

晦气

不幸

祸兆

不吉

凶险

华夏”---------中华民族

古人的说法见诸于《左传》、《孟子》、《说文解字》等古籍中，是将“华”、“夏”作为中原，“夷”、“裔”作为四方，相对而言。

现代人的观点有两二种：

第一种认为，“华夏”是民族的名称。

这种观点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我国古代以“夏”为族名。“夏”这个名词则由“夏水”而得。通常所说：“华夏族定居在华山之周，夏水之旁，故而得名。”

另一种说法认为，华夏实际上历史上夏族的一个分支。古老的夏族曾生活在甘肃、河南、山西一带，后来这个民族不断向四处迁徒，逐渐形成“东夏”、“西夏”、“大夏”三部分，后来大夏变为夏族的总称，也是夏族的美称。

第二种观点认为“华夏”是地域文化概念。这种观点分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以文化高低定名。文化高的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民族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反之，“中国”以外的四方的文化低的地区和民族，就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后来华夏不断壮大，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各个民族，大都纳入了传统华夏族的范畴，华夏成为中华民族的称号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后来，黄帝兼并了炎帝部落，又统一了其它各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因其连续的胜利，巩固了自已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代表。

总之，“华夏”名称之解并未结束。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劳苦，应该让他们稍得安宁。后世人们把家庭稍有余财，可以安然度日，称为小康。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西汉的《礼记·礼运》。在这里，“小康”是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指的是人民富裕安康的社会局面。

中华一词，大约在魏晋时即已出现，南北钥已普遍使用。《晋书·刘乔传》记载刘弘上表给晋惠帝，表文中有： “今边睡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抒轴之困。《晋书·陈频传》记载颓于东晋初上书给王导，说： “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肝……”，这里以“中华”对“边睡”，是指郡县地区与全阂而言。至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蜀志．谙葛亮传》注中评论说：“若使(亮)游步中华，骋其龙文”，必不出省操诸谋士之下。这里是以中华称中原地区。 《魏书·韩显宗传》记载显完上书魏孝文帝说： “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戎狄”，自居中华正统而斥江南朝廷为“南伪”了。总之，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

其含义在古代与中国一词相当，在许多场合是同义民论地域主要是指中原，扩而大之，及于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地区；论民族，一般指汉人；中华又是文化概念，一般是指古人所称“礼乐冠第”的中原文化。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劳苦，应该让他们稍得安宁。后世人们把家庭稍有余财，可以安然度日，称为小康。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西汉的《礼记·礼运》。在这里，“小康”是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指的是人民富裕安康的社会局面。

回答者：suifengljt - 助理 二级 10-16 20:09

1。中华：

大约在5000年前，当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时，其族称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的族称。至19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也应运而生。虽然“华”、“中华”、“中华民族”这些族称之间小有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即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

2。特指“中华民族”的中华：

近代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有虞氏”最初是舜所在部落的名称。“虞”本是帝尧时掌山之官，即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及山林中鸟兽的部落世袭公职名称。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即以其在部落联盟中所担任的公职名称为部落名称，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在虞帝舜时，部落联盟向民族和国家发展。“虞”或“有虞氏”因此演变为朝代名称，如同夏后氏之称为夏朝。按先秦文献记载，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落联盟的痕迹。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即以《虞书》为开篇。

3。华夏：

[1]历史：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

[2]地域：“华夏”是地域文化概念。这种观点分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以文化高低定名。文化高的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民族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反之，“中国”以外的四方的文化低的地区和民族，就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后来华夏不断壮大，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各个民族，大都纳入了传统华夏族的范畴，华夏成为中华民族的称号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后来，黄帝兼并了炎帝部落，又统一了其它各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因其连续的胜利，巩固了自已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代表。

另一种说法认为，华夏实际上历史上夏族的一个分支。古老的夏族曾生活在甘肃、河南、山西一带，后来这个民族不断向四处迁徒，逐渐形成“东夏”、“西夏”、“大夏”三部分，后来大夏变为夏族的总称，也是夏族的美称。

4。小康：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经典《诗经》中：“民亦劳动止，汔可小康”。这是“小康”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出现。《辞海》中，“小康：指家庭生活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

“小康”的引入：是邓小平首先用“小康”来诠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实际勾画了中国1980年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道路，不仅预言了中国发展所能实现的目标，还确定了分步实施步骤，十六大报告对于今后20年的描绘，正是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把他的规划的第三步加以具体化。

第25集：王莽改制

这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它描绘了从西汉、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700多年中13位帝王的形象，这其中包括割据政权的刘备和孙权，但有一朝代的帝王却被忽略和轻视，他就是新朝的皇帝王莽，建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仅存14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然额，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其享国日短，因为与新朝相比，秦朝也不过十五年，在历史上，虽然新朝显然无法和秦朝相提并论，新朝的皇帝王莽更是被后来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定性为篡汉的奸臣，这一观点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所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作为新莽。直到近两千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审视这位新朝皇帝，胡适等一些近代学者，开始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那么，王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大名县老城位于现在河北省大名县的东部，公元前45年，王莽即出生于此，也许因为历史中定位王莽篡位的缘故，这里与其他帝王故里不同的是，它既没有这位帝王的祠堂，也没有塑像，只有在大名县的方志馆才能找到关于王莽的少量文字记载。里面收藏的这几年，有一两千本《大名县志》，在《大名县志》里面，记载了王莽的家族历史。王莽的出身非常煊赫，他所在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族中之人多生活奢靡，意气骄横，只有王莽早年丧父，孤贫恭俭，拜当时名儒沛郡陈参学习《礼经》，如同一位普通的儒生，在当时王莽良好的品行受到很多人的赞誉，这为他出人头地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将军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当他生病时，王莽精心护理，几个月不解衣袋，以至于蓬头垢面，令王凤深为感动，王凤是当朝的重臣，临终前特地为皇帝推荐了王莽。

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就是服务皇帝左右，传达诏命的官员，历史上对王莽做黄门侍郎并没有太多的记载。

但是，这段时间对王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他任职期间，认识了同朝为官在天禄阁校理图书的刘歆，刘歆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勘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新发现的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没有立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能纠正已逐渐僵化、神化的今文经学的弊端，这些书就是古文经。在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反对今文经学垄断官学，认为今文经学门派森严，压制和排斥其它学派，正蜕化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不仅如此，今文经学，还肆意地曲解经书的含义，使其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导致人心的混乱。当今文经学越来越陈腐、保守时，在野的古文经学则展现了勃勃的生机，正是在这个时期，也正是古文和今文将王莽和刘歆紧密联系在一起。

孙晓：西汉末年的时候，王莽和刘歆，恰恰这两个人在这方面找到了契合点，两个人的年龄也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对社会治理的这种理念和寻找社会治理方法的这种途径也是一致的，所以说两个人就是，开始从古文经学中去想寻找一些新的社会治理的办法。

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这两位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极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妥协。于是，步调一致地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开始规划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将成为实践者。

孙晓：刘歆可以说是王莽的一个理论家，他对经学的这种整理，特别是古文经学这些理论的书籍和一些理论的整理，刘歆做得非常多。而王莽是这种新的这种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个实践者，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理论家和一个政治家的一种结合。

王莽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贤能谦恭，其地位和声誉都在飞速提高，他的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此举得到朝野的广泛支持。王莽累迁至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即便地位再高，王莽一如既往地礼贤下士，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深受爱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此时王莽，既是外朝的首领，又成为学界的领袖，他与刘歆一起开始力促古文经学成为官学，这将会促成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丁、傅两家外戚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此被免职，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此时，刘歆也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大司空师丹等人诋毁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王莽已被免职，刘歆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几乎被诛杀，不得已，刘歆离开京城，几年后因病免去官职。

孙晓：西汉末年以后，今文经学被少部分人所垄断，他们掌握了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没有进入这个集团，没有取得这种经义解释合法性的这些知识份子，他就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就像刘歆这样的人，他虽然是皇家档案图书的管理者，他也很难进入这种经学政治集团的核心。

王莽虽然免职归家，但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新都侯，一件事情的发生使王莽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一天，王莽的次子杀了一个奴婢，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并不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奴婢的地位形同私人财产，可以被当做工具随意买卖。然而，王莽本人却较真了，他认为奴婢的生命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杀人就得偿命，因此，他硬是逼迫着自己的次子自杀，这件事使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迅速提高，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希望他再次回归朝堂。

王启发：王莽的儿子杀了奴隶，然后他就是以命抵命，这个其实也还是表现出他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大义灭亲，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践行自己的一个道德方面的标准。

王莽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人们从王莽的行为中看到了重整河山、复兴社会的希望。西汉，从开国皇帝刘邦开始，经略国家，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励精图治和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走向衰落，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把昌盛的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外戚轮流执政，宦官也受宠弄权，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多是贪官污吏。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只要能结交上权臣，就能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的搜刮盘剥。人口激增与灾害频发也在加剧社会矛盾，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西汉平帝时，已达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与关东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重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

孙晓：社会暴乱，流民增加，灾荒，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那传统的经文经学又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些一些有为的知识分子，像刘歆、王莽就开始从一些别的经典中，比如说古文经学中，去寻找一些可支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些理论，并从这些理论中去找出一些社会治理的办法，也许就是在共同找一种新的理论支点和新的办法措施的这条路上，刘忻和王莽走到一起。

公元前2年，在众多官员的强烈呼吁下，王莽再次回到京城，一年后，汉哀帝病逝，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掌握了内政外交的实权，在他的建议下，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公元三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王莽执政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认为，改变王朝意识形态的机会正在成熟，王莽迅速组建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当然，王莽不会忘记志同道合的刘歆，将刘歆从地方调到中央，并特命为羲和，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就是传说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儒林史卜之官，刘歆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在全国掀起。王莽与刘歆同心协力，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官学，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长期饱受压制的许多儒生将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正规编制，实现他们的抱负。

后来，王莽又增立《乐经》，并且将《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经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广召通晓各种学问者数千人来到京城，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明于天下。为此王，莽在长安建造一万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和百信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10万人的奋力突击，一万套住宅竟然在20天就全部完工，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播及更多的普通百姓，他在长安城中建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上书中说，古时候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要按照上古三代所遵行的唐虞之道建造一个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的小康社会。这种理想不止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

王启发：王莽和古文经学的关系，主要还是在提出用《周礼》的理论和制度来作为改制，建立了新莽政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论依据和制度依据，也是一种，这个延续了西汉的经学政治的发展。

王莽复古《周礼》的一件大事，即是建明堂，立辟雍。明堂是周朝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同时也是周礼的象征。在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面王莽时期的铜像，它上面的文字印证了这段历史。

周亚：这是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这面铜镜它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镜的内圈有一周的铭文，这个铭文最主要的几句话就是新兴辟雍，建明堂，他当时是实行了一种复古的政策，他就是要恢复《周礼》上的制度，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建辟雍、明堂，这几句话和我们文献上记载王莽复古政策当中，建辟雍的这个记录是相吻合的。

公元5年正月，诸王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辟雍明堂举行祭祀大典，场面隆重而庄严，理想之光充斥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王莽正成为他们心中的圣贤。为此，900名公卿大臣请求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也如此，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孙晓：九锡是古代君王对这些诸侯王有特殊贡献者，它表示对你曾经做过的这种贡献一种嘉奖，凡是这个得到九锡的人，后来都成为了一个这个篡位者，王莽被加封了九锡，他最后取代了汉。

公元六年，汉平帝暴卒，年仅两岁的刘盈即位，太后命王莽暂代天子摄政，此时的王莽，虽为假皇帝（代理之意），但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亲为主的反对势力的反叛，在顺利清除这些障碍之后，王莽也许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成为皇帝的机会正在来临，即便自己不想篡位，但如果想要从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他就必须自己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他更加紧锣密鼓地营造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是上天要将王朝授予王莽的氛围，它体现于各种祥瑞之中。在王莽摄政时，认识各种各样的福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在龛里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有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人与自己的名字，共十一人一一写上，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龛去高祖庙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

杜维明：王莽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年轻人他是一个学术上的很有造诣，而且，对人他能够礼贤下士，有很大的亲和力，所以说不能完全是靠他的政治权术，事实上就靠他的人格魅力笼络了一大批人，不仅如此，接受他这个观念的儒生人数相当多，愿意让他改变，这个就是公众舆论，也是相当的强，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够用他自己的方式，用《周礼》的方式来建国。

这里是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元九年1月15日，正在这里王莽接受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婴禅让后称帝，从假皇帝变成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在中国的史书中，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王朝的更替，而是将王莽此举视为乱政篡位，然而也有人认为，王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登上皇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从此时起历时210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王莽的时代正式开始。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

杜维明：他确实争取到了话语权，话语权的本身是力量，是权利，而这个话语权的权利也和当时政治发展有很密切的内在关系。

王启发：传统意义上来讲，认为他还是逼迫汉室的人，比如说那个孺子婴年龄小，然后把权力让给他了，那么从现在的史书里面看，确实没有看到刘氏政权里边有什么强力人物出现，来跟他争夺这个权力。

王莽在朝野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一个叫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在交替之际几乎没有太多流血。做了皇帝后，王莽雄心勃勃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的理想，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儒家的经义，尤其是根据《周礼》，讲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如果说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形式上的改变，那么，王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则更加全面而深刻，但也面临更大的风险，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的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也就是恢复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王田制本意是良好的，抑制土地兼并是要使人数众多的国家赋役负担者编户农民有田可耕，重建被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孙晓：土地集中在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手里以后，大量的平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也不会很稳定，王莽他就采取了王田，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我就可以平均分配，你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你不就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在推行王田的的同时，王莽又将奴婢改成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即改变奴婢与牛马同栏的地位，又抑制大量农民沦为奴婢，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孙晓：废奴就是把奴婢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要给他解救出来，一方面就是想削弱这个大土地所有者这些集团的这种势力，第二个也使国家获得了更多的一些劳动力，也是因为政策做得不彻底。

五军六莞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五均：即由政府统一物价，平衡市场供应，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立了五均官，来控制物价暴跌，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了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六莞就是由国家直接接管六项重要的经济事业，既包括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有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这项政策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孙晓：想法是非常好的，包括五均六莞很多措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在实践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这些具体的这种执行的官僚、这些阶层，他们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他另搞一套。

在王莽的家乡大名县，如今很多人收藏有王莽时期的些货币，这些货币种类繁多，只有真正的藏家才能分辨出它们当时的面值。

采访：这是王莽改制前用的五铢钱，这其它的还有大泉五十、兵钱、货泉，货泉比较多，剩这其他的是五铢也不少。

王莽频繁的改革币制，他即位后，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而且每次易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的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孙晓：就像王莽的别的政策一样，它是经常变化的，新的钱币来了以后，老板应还没有熟悉以后它就变了，所以说它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多。

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鸿沟，王莽的改革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也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阻力与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的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在青海省海晏县文化图书西海郡博物馆里，保护着王莽时期一件重要的文物，西海郡虎符石柜，虎符石柜是放兵符的柜子，这是王莽西拓疆域，特派专员在青海湖畔设置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

李启录：王莽他雕凿了这个虎符石柜以后，表明了我的政权已经涉及到了我们西部草原。

西海郡虎符石柜是在海宴县县城约一公里处的西海郡遗址出土的，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名义上如此，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对关中、关东地区带来的人口压力。任玉贵对西海郡的建立有详细的了解，谈到凑成四海的说法，认为不过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借口罢了。

任玉贵：当时王莽就想，在这个地方叫羌海，就是羌人住的地方，于是他就派审查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把羌人贿赂一下，拿了很多金银财宝，羌人见了非常高兴，他们就跑到青海湖以西地方去了，把这个地方给了汉王朝，在这个地方建立西海郡。

西海郡古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高达四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垣所构成的三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区。

任玉贵：这个工程相当浩大，除了主城以外，城里还有设施，它有太守府，还有西部都尉府，除了这些官府以外，还有一些兵营，还有筑城的民工，还有这些囚犯，当时那一块，我们想象是非常热闹的。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的实施中，这些战争不仅没有起到冻结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自然灾害同样加速着王莽失败的步伐，这是位于大名县的王莽堤，是为防止灾害而修筑的，实际上这是一条宽约40米，高约两米的堤基，犹如一条长龙纵横在大名县内，残断连绵20公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汉代金堤遗址，如今在堤上还能发现当年的汉砖。

桂士辉：它形成的原因，是当时地面水比较高，它弄成这个砖坯之后，为了让它晾晒干，就在那边铲那个芦苇，铺那个席，把它放上面，这样一放就形成一个凹槽。

公元十一年，正是在大名县附近的黄河魏郡河段发生了决口改道，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在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公元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不得不废除王田、奴婢、六莞之计，即为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这意味着改革的全盘崩溃，而王莽本人也将面临最大的困境。

杜维明：王莽在做巨大的这个文化运动，而且，他有内在的政治含义，那么真正的，对他的理想能够认同的，在很多地方开始有所质疑，时间那么短，这有很大的关系，又好大喜功，在他没有得到这个地位的时候，他是礼贤下士，他逐渐逐渐地表现出来骄横。

孙晓：他把事情做得太急了，把很多政策，同时一个短时间内推出，这种政策之间，这种措施之间互相抵触的地方就非常多，第二个，遇到了阻力以后没有办法，就变成了这种政策执行不下去，就难以执行，难以执行的政策就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

最致命的危害往往来自于内部，以王莽为核心的儒生改革集团的内部分化，是对王莽最沉重的打击，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对刘歆有了防备，弃之不用，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成为全民公敌，人心思汉，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了废除王莽的兵变，公元23年7月在兵变失败后，已经年过七旬的刘歆自杀身亡，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也给新朝皇帝王莽以致命的打击。

孙晓：一个有理想的人都很寂寞的，有理想人都是很孤独的，为什么刘歆死后，王莽终日感到很潦倒，因为他连这样一个知己都死了，一个本来和他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都很契合的一个知己，最后也变成了他的反对者，你想一想，王莽到了晚年，政治理想破灭，政治的实践难以实行，他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是很强大的。

杜维明：对王莽重新的评价是现代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建国以来彻底改变，把这个制度彻底改变，这中间有个非常大的距离，你彻底改变的本身是一个断裂，而断裂会带来，常常是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你不管你的理想多高，你当时所要处理问题多尖锐，如果你想就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特别汉代经过那么长期的发展，那么多各方面地方的力量，那么多积累的资源，你都不管，这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急功好利，在很短的时间，没办法维持下去。

刘歆的年纪与王莽相仿，志同道合，西汉末年，当整个王朝都陷入腐败堕落时，正是刘歆与王莽一起建立了新朝的理论基础，力促王莽建立新朝，然而在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的艰难状况下，刘歆进行了最彻底的背叛，这包括数十年的情谊和共同的理想。王莽从此深居宫中，读书累了，就靠几案而睡，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的理想无法与现实相结合，他的近似梦幻的改革已使他走到悬崖。然而他并不甘心，他自以为是怀着救济天下苍生的儒家宏愿的，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即便有错，自己的本心不错。他曾是那样的深得人心，即便现在，他仍然希望从古文经中找到出路和答案，希望上天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上天没有眷顾他，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新莽政权的灭亡。

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而更始军的兵峰正直指京城，公元23年夏末，转火逼近长安，十月初二，起义军攻入宫门，大火蔓延。《汉书》有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把王莽篡汉说成是以紫夺朱，蛙声打鸣。此时的王莽，穿上了紫色的礼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了上天，王莽最终死于乱军当中，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新朝政权宣告灭亡。

王莽之死，使儒家们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好梦终究难以成真，我们依然应该肯定王莽作为壮志未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中应有的地位，肯定他为克服西汉末年社会危机而进行改革的见识和勇气，肯定他为实现儒家构想的理想社会而做的大胆尝试，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未取得成功的改革实践中，找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必须切合实际，措施得当，贯彻有力，善始善终，会认识到改革的艰巨与困难。如此，我们才能在历史教训中汲取营养，成就我们自己的辉煌。

中国的古代史基本上是以家族帝制来书写的，但在夏之前，尧、舜、禹都是由部落首领民主选举产生的。在历史上，这种制度被称为，似乎有点像现代美国的选举。然而，当禹成为皇帝时，他打破了这个非常先进的游戏规则。要讲余家的故事，当然得从他父亲说起。虽然这篇文章写的是余的种种冤假错案，但我们不能否认，余是一个站在文明门槛上的伟人。他为文明时代铺平了道路。

然而，于的父亲却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传说鲧是被尧任命去治理洪水的。他试图通过建造大坝来阻止洪水，但大坝倒塌了，引起了更大的洪水。他已经接受了九年的治疗，但没有成功。摄政王舜视察治水情况后说：“走炮治水无状，炮死于玉山”。古史传说往往认为鲧以法治水失败，其子禹以引水之法成功，简单明了。实际上，防洪是原始社会晚期的先民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完成的。古代传说把一切功劳归于禹，这是当时人们英雄观念的反映。这里面肯定有夸张和简化的地方。合理的因素是禹作为领袖最终完成了治水大业。

至于余治水的方法，夏书说“泛滥十三年”，山海经说“泛滥自相残杀”，淮南子说“余乃以土填洪水”等。所有这些都指出，余曾用易天问屈原也有“前车之鉴，后车之鉴”的句子。说明禹还继承了鲧的治水方法。

纵观原始时代后期一系列伟人的境遇，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领袖人物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广泛拥护，主要在于他们杰出的才能和拼搏精神，其中也有祖荫和个人权谋的因素。礼记中的礼运讲的是一个“小康”世界的“小康”，其代表人物以余为首也不是空穴来风。根据一些古籍中的记载，治水失败只是鲧被流放而死的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在于鲧与舜争夺权力和地位。当姚想把权力移交给舜时，鲧强烈反对。枪对姚说，“我不知道！通过熟悉世界传给普通人？”为了抢占位置，Gun一度“怒其兽性，欲乱其志。”以及“叫你不来，就模仿野，以苦帝舜！”以至于他们被流放和杀害。

不过，枪子儿于就世故多了。可以说，于是中国古代作弊成功的第一人。据尚书记载，鲧被杀后，于审时度势，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余灿没什么可抱怨的，但这种官员反而是司空见惯的。用流水，颜色是黑色的。不踏过，看不懂，也看不懂。”禹虽然不一定那么奴颜婢膝，但他在舜身边总是迈着小步，甚至大气都不敢出，被杀后还能身居要职，至少说明禹善于欺骗。在传统观念中，对伟人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也就是俗话说的“一善遮百丑”。只看其可取之处，不看其过分之处。

于所处的时代，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退位制度也呈现出微妙的状态。于在位时，选择了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充分体现了余的智谋和狡诈。严姓部落首领在舜时代就有很高的威望。他曾当众诋毁禹，但被禹拉拢，于是“使民皆禹”。褒扬实际上加强了俞的权力，扩大了他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俞都曾在舜手下任职，在言谈举止上比俞年长。当俞选择作为他的接班人时，他们都已经80多岁了。选择一个比自己年长的老人作为他的继承人，只是龚玉诡计多端的表现。因为这样的继承人不会对自己和儿子凯造成很大的威胁，即使比自己先死，也可以拖延继承人登基的时间。

果然，皋陶在被推荐后不久就去世了。俞还推荐了不受欢迎的易作为他的接班人。也难怪司马迁是这样解释的：“即使在禹崩的时候，虽然给予了好处，但是好处有助于治理国家的时间很短，天下没有治理，所以诸君都去受益，开了一个头。”据一些古籍记载，于退位其实是设了一个圈套。“余名满天下利，其实是他自作自受”，大大减少了打破旧传统带来的阻力。就像曹操一样，总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臣的身份出现，把当皇帝的任务留给儿子曹丕。禹和曹操虽然相距遥远，但他们的才智和力量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余的策略和发展顺应了当时社会文化观念变化的趋势。至此，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家族帝国时代！

典籍里的中国礼记。

它主要是对礼制、礼意的记载和论述。其中涉及秦汉以前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道德规范、文物制度等情况，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思想。这些都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材料。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

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江苏吴县人，约生于清代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卒于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叶天士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江苏吴县人，约生于清代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卒于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不管什么人，只要比自己有本事的，他都希望拜之为师。这样，他的老师有长辈，有同行，有病人，甚至有端中的和尚。当他打听到某人善治某病，就欣然前往，学成后才离去。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仅仅六年，他除继家学外，先后踵门求教过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叶天士的虚心求教，“师门深广”，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叶天士少承家学。他的祖父叫紫帆，名时，父亲叫阳生，名朝采，都精于医术。白天，他从师读经书；晚上，他父亲就教他“岐黄学”。因此，他从小时就自《素问》、《难经》及汉唐宋诸名家所著书，无不旁搜博览。可惜的是，当他十四岁，父亲就死去。他幼孤且贫，为了维持生活，只好一面开始行医应诊，一面拜父亲的门生朱某为师，继续学医。不多久，在医学上的造诣，就超过了朱老师。但他毫不自满，孜孜不倦，又去寻找别的老师求学去了。

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术，叶天士很想去学，只苦于没人介绍。一天，恰巧有位姓赵的病人，是那位名医的外甥，因为舅舅没法治好他的病，特地来找叶天士医治。叶天士专心诊治，给他服了几帖药就好了。姓赵的很感激。叶天士趁机请他介绍去拜姓刘的那个名医做老师。这个要求得到允诺。叶天士就改名换姓去当学生。他在姓刘的名医那里，每逢临症处方，都虚心谨慎地学习。一天，有人抬来一个神智昏迷的孕妇就诊。姓刘的医生候脉后，推辞不能治。叶天士仔细观察琢磨，发现孕妇因为临产，胎儿不能转胞，是痛得不省人事的。于是，取针在孕妇脐下刺了一下，就叫人马上抬回家去。到家，胎儿果然产下。姓刘的医生很惊奇，便详加询问，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是早已名震远近的叶天士。叶天士接着便把如何要向他学习的苦心如实说了出来。姓刘的很受感动，终于把自己的针灸医术全部传授给他。

又有一次，一位上京应考的举人，路过苏州，请叶天士诊治。叶天士诊其脉，问其症。举人说：“我无其他不适，只是每天都感口渴，时日已久。”叶天士便劝那位举人不要赴考，说他内热太重，得了糖尿病，不出百日，必不可救。举人虽然心里疑惧，但是应试心切，仍然启程北上。走到镇江，他听说有个老僧能治病，就赶去求治。老僧的诊断和叶天士的诊断一模一样。可是，叶天士当时还拿不出办法，而老僧却能把防治的方案具体地告诉了举人说：“既有其病，必有治方。从今天起，你每天即以梨为生，口渴吃梨，饿了也吃梨，坚持吃一百天，自然会好。”举人按嘱咐每天吃梨，果然一路平安无事。当他衣锦回家时，在苏州又遇见叶天士，便把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叶天士知道老僧的医术比自己高明，就打扮成穷人模样，到庙里拜和尚为师，并改名叫张小三。他每天起早摸黑，除挑水，砍柴等外，就挤时间精心学医。老僧见他勤奋好学，很喜欢他。每次出诊，必带他一起去。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叶天士把老僧的医术全部学到手。有一天，老僧对叶天士说：“张小三，你可以回去了，凭你现在的医术，就可赛过江南的叶天士了。”叶天士一听便跪下自认自己是叶天士。老僧很受感动。

碰到自己治不好的病，叶天士乐于倾听同道的意见，那怕是“名未著”的医生，他也虚心吸取其诊病立方的长处。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年老患病。他多方治疗总是无效，又遍请县城内外有名的医生治疗，也没有效。病情一天天加剧，叶天士很忧虑，便向仆人说：“本城还有没有学问深而无名气的医生？”仆人说：“后街有个章医生，平日总是夸耀自己的医术比你高明，但是上门请他看病的人，寥寥无几。”叶天士吃惊地说：“敢如此大言不惭，应当会有真才实学的，快去请来！”仆人奉命去请。章医生详细询问病情。仆人说：“太夫人服药无效，病势日危，主人终夜旁徨，口中喋喋不休念着“黄连”二字。”章医生心中有所领悟，便到叶天士家。诊视叶老太太后，又拿过去的药方子细看，沉吟很久说：“原药和症相合，照理应当奏效。但太夫人病由热邪郁于心胃之间，药中必须加黄连，才能治愈。”叶天士一听，不觉一跃而起，说道：“我早就想用这味药，因为考虑母亲年纪大，恐怕会灭真火，所以不敢用呀。”章医生说：“太夫人两迟脉长而有神，本元坚固。对症下药，用黄连有何不可？”叶天士表示赞同。结果，服药一剂，病情就大有好转，再服一剂，病就好了。叶天士喜出望外，踵门拜谢，并致厚酬。章医生推辞说：“只是我的见解同你的心意偶合，何足道谢？”以后，叶天士经常对病人说：“章医生的医术比我高明，可以请他看！笨杉��短焓烤哂行榛橙艄龋��废蛏龅拿赖拢�虼耍�芄话谕选拔娜讼嗲帷钡穆�埃�佣�降廊找娉そ�

叶天士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证，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杠杠，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天士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他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在诊断上则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是弥补了仲景书之残缺。其功劳很大。

有一年，苏州发生大温疫，他救活了不少人。其中有个“打更”的人，全身浮肿，又黄又白，病情十分险恶。别的医生看了，都说没得救。叶天士经过细致诊察，只用两剂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

又有一个人患一种慢性病，经常复发，十分苦恼。他找叶天士诊治。叶天士开了一个方，嘱他按方服一百剂，就不会复发了。病人服了八十剂，病已好了一个多月，他就再不服药了。不料，事隔一年，病又复发。叶天士对他说：“我叫你服一百剂，你才服八十剂，当然复发了。从今天开始，你听我的，再服四十剂，病就永不复发。”事情果真如他说的一样。

叶天士活了八十岁，临死时，还谆谆告诫他的孩子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沈德潜《香岩传》）。

叶天士去世后，由他的门人，取其方药治验，分门别类集为一书，取名《临证指南医案》。此书刊于一七六六年，内容包括内科杂病、妇科与儿科，体现了叶天士治病辨证细致，善于抓住主证，对症下药。其中以温病治案尤多。

纵观叶天士的一生，无论是从他的医学理论，还是他的治学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是他的治学态度，以及他那种敏而好学，更名换姓求师学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可计量的财富。

叶天士的著作《温热论》，是对治疗温热病的大量临证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温病学派的开山之作。虽然文章不长，甚至没有记载任何具体的方剂，但全文言简意赅，对于临床常见的温热病的病状和其传遍规律做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温热论》就此成为了后世中医学乃至现代中医学临床诊断热性疾病的重要依据。除去在温热病状分析方面做出的重要总结之外，叶桂在中医学辨证方法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将使用了千余年的以“六经辨证”为主的外感病诊断方法，进一步发展为以“卫、气、营、血”四个层次为主体，由表及里的辨证方法，这既是成功的创新，又是对于六经辨证的高水平的应用和发展，标志着中医学在辨证水平上的又一次提高。自此，也将“伤寒”与“温病”两大学说从辨证方法上区分开来。他这种大胆的创新来自于对先贤著作的透彻分析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因此，也有人认为，叶天士称得上是对《伤寒论》理解得最透彻的一位医家。

叶天士与薛雪是同一时代的温病大家，二人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便相互排斥，频有学术争执。叶天士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踏雪斋”，薛雪把自己的书房题作“扫叶山房。”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高热大汗，面赤口渴，脉象洪大，叶天士开了药方，可服后总不见效，他知道治疗母亲的病应该使用白虎汤，可总是担心母亲年岁已大，受不了这种攻伐力量强的方剂。薛雪闻得此事后，笑道：“老太太得的是这个病，本就该用白虎，药下对了，当然不会伤人，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叶天士闻言顿悟，便改用此方，果然很快就好了。于是，他亲自前往薛雪家中，拱手作揖，诚心请教，薛勇也十分感动，二人尽弃前嫌，从此成了至交密友，也是一段趣谈。

叶氏指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如此短短几字就概括了温病的特征性发展规律，一些医家认为，这也是对现代医学常见的由肺炎导致心肌类这一现象从中医学理论角度最贴切的诠释。再者，文中还提到了“吾吴湿邪，害人最重”的观点，也是温病学的重要特征，这一学派产生于江南一带，与北方的伤寒派的差异很大，这与地域和气候有很大关系。以至于现代中医界的伤寒与温病学派也存在着南北的差异。

叶天士的《温热论》，是学习温病学说的必读书。其后，温病学派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和论著，但是都未离开他所创建的理论体系。叶天士还留下了不少的医案记录，他十分善于使用轻灵短小的方子治愈严重的疾病，这是中医达到很高境界的时候才能做到的所谓“四两拨千斤”的高超医术，我们从中似乎还可以依稀见到他曾经叱咤医坛的潇洒。

叶天士的传说

提起江南名医叶天士，可神了！他自号香岩，人称半仙，有手到病除的本事。连康熙皇帝也感激他治好了自己的搭背疮，御笔亲题“天下第一”的匾额赐给他。因他一一生治愈过不少奇疾怪症，连神仙都慕名名而来，变做一个平常人请叶天士诊断。叶天士号罢脉后，说了八个字：“六脉调和，非仙即怪。”羞得那神仙仓徨逃看过遁。不管这一传说是真是假，可叶天士妙手回春，起死复生的事都是有口皆碑的。有几个这样的小故事——

治难产

有一个孕妇难产，疼得在床上乱滚，满身都渗出黄豆大的汗珠子。她的丈夫虽是医生，也根据症状开了药方，却治不好，只得去请教叶天士。叶天士问明症状后，叫他在原配的汤药里再加一小片梧桐叶，这个医生回家后就照办了。他妻子喝下此药后，孩子果然顺利地生下来了，是话有因，是草有根，这消息传开后，不少孕妇都照这法子治起难产来，连不少老医生也照葫芦画飘开这样的药方，可再也不见有应验的。有人感到奇怪，就问叶天士是什么原因，叶天士感慨地说：“草药治大病嘛！我上一次用梧桐叶治难产，因当时正是立秋之日，现在用它又有什么作用呢？因时制宜，不拘古法，才能根据病情而灵活应用啊！可惜有些老医生过于拘泥，至今还不明白这一道理呢。”

还有一个孕妇难产，因别的医生治不好，勉强支撑着去找叶天士求救。当时叶天士正在下棋，他随便瞅了孕妇一眼，不屑地哼了一声，继续埋头与人对弈。孕妇流着眼泪，再三哀求，连叶天士的棋友也不忍心了，帮孕妇说话。不料把叶天士说火了，顺手举起棋盘，“叭”的一声甩到地上，棋子顿时撒得四处都是。然后又声色俱厉地对孕妇说：“病来如山倒，病好如抽丝，你急什么？给我把棋子捡起来！”孕妇因有求于他，只好忍气吞声地把棋子一一捡起。叶天士此时忽然大笑起来，对孕妇说：“好好好，这回孩子自然会顺利地生下来了。”说得那孕妇半信半疑赶回家中，果然应了叶天士的话，顺利地分娩了。叶天士的棋友又钦佩又诧异，问起拾棋子居然能治难产的奥妙。叶天士说：“滚动之石，不长苔藓。我一眼就看出那妇人是捧心胎，当她拾棋子时，佝偻了很久，胎儿的手靠她的运动之力，已离其心窝，所以不得赖在娘肚子里不出来了！”一阵话说的对方哑然失笑：“你刚才好一场真真假假的把戏，连我也给蒙住了。”

治 痘

吴县城郊有一个富商，中年得子，十分宠爱。不料第二年春天，孩子出起了痘子（俗称红花诊）。先是浑身发烧，又哭又闹，后来竟昏迷不醒。富商略懂医术，知道这是逆症，病邪内陷引起的痘闭。不但很难医治，而且有生命危险，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忽然想到叶天士，像溺水人抓住了救命草。对此病除了他再无二人救得，可叶天士是当今名医，能屈尊大驾到乡下来吗？他急中生智，听人说叶天士好斗蟋蟀，便买了几个“饶将”，分别放在精致的盒子里，找上叶天士的门来，要和他的“勇士”斗个输赢。结果是两军对垒，各有胜负。富商不服气，说家里还有一位十分厉害的“黑元帅”，可以说交起战来天下无敌。一句话惹得叶天士兴起，马上同富商到他家。这时，富商才说出实情，并望叶天士能原谅他因救子心切而不得已用的激将法。叶天士毫不怪罪，只说：“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当他看到孩子浑身的斑疹混浊凹陷时，大吃一惊，忙叫富商找了十余张新油漆的桌子，然后把孩子的衣服脱光，放在头一张桌子上用手辗转揉搓。待十余张桌子都用过了，已到了五更天，这会儿，孩子终于“哇”的哭出声来，浑身的痘子也全发了。富商见“宝贝”起死回生，对叶天士感激不尽，又赠金，又赠银，但叶天士推辞不要。终因盛情难却，才拿了一盒蟋蟀连夜赶回城了。

当年夏天，不料叶天士一岁的外甥也患了痘闭，病情比前一个更加严重。他女儿向父亲求救，叶天士感到很棘手，疼在心里，难在脸上。女儿的泪水像熟透了的枣花，扑簌簌地往下掉，说：“父亲常说痘症无死症，可你的亲外甥为什么就治不好？”一句话噎得叶天士目瞪口呆。沉吟了半晌，果断地把小外甥接过来，却把女儿赶了出去，然后竟然剥光孩子的衣服锁在一间空屋里，飘然而去。他女儿不放心，来看父亲怎样治病，却既不见爹面，又不闻儿哭，五脏六肺都火烧火燎的。经打听，才知他的心肝宝贝关进了“牢房”。她以为父亲疯了，一边拼命打门，一边派人去找叶天士。派出去的人先后回来了。都说他在一个朋友家打牌，正玩得高兴，任你催死催活，就是不回家。当他女儿嗓子也哭哑了，眼睛也急直了，才见叶天士飘然而来。这时已到了半夜，他不紧不慢地找了一盏灯笼，把关孩子的“牢”门打开了。他女儿猛地扑进屋里，心想孩子怕早已死了。谁知往身上一看，孩子不但痘儿已出，粒粒如珠，还张着小嘴对她笑呢。叶天士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吁了一口长气说：“你没看见这屋里的蚊子特别多吗？我是借它们把痘子咬发的。唉，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虽然担风险，总比不治强。若不是抑制烦躁，我哪有情趣打牌！”他女儿听了，才晓得父亲的用心良苦，不好意思地笑了。

治 贫

一天，叶天士正在药房给病人号脉，忽见一个衣衫破烂的人冒冒失失的闯了进来。他不等主人问语，就拱一拱双手说：“向先生请安！听说先生是当今的活神仙，能治百病。我有一致命的病症，不知先生能治否？”叶天士说：“只要我能治得好，一定效劳，你有什么病直说无妨。”那人说：“人不欺病，病难欺人。其实我一无内患，二无外伤，只是太贫穷了，你可会治贫吗？”叶天士还没回答，来看病的人却火了：“我看你这个人是无理取闹！走遍天下，哪有医生能治贫的？”不料叶天士捋着长须笑道：“贫也算种病嘛，既无佳肴滋补，又频添忧愁伤身，可谓有损元气。不过要治它也不太难。我看这样吧，我给你一枚橄榄，只许你吃肉，光留核，再把它种下，到明年自然就不穷了。”看病的人听了这番话，像附到五里雾中摸不着真山实水。来人也觉得种橄榄核与治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本当不信，又见叶天士说得诚恳，便拿着一枚橄榄满腹狐疑地回去了。

那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照叶天士的话办了。第二年，橄槛树就长高了。挺拔的小树上长满了绿叶，就是不开花，不结果。那人想：无果树有啥用？就去问叶天士。叶天士笑道：“到时候了，过几天自有人送钱来。”那人还是不信，悻悻地回家了。没过三天，怪事出现了，买橄榄叶的人竟像赶会一样，后脚跟着前脚地接踵而来。虽然每人只买几片，价钱也便宜，但一树浓叶何止万千，所以那人为此发个小财。再以这笔钱做个小本买卖，不久便成了小康之家。他十分感激叶天士，抽空带了一份厚礼去向这位神医道谢，并探问其中的奥妙。叶天士婉言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