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曾子作，近代许多学者认为是秦汉之际儒家作品。全面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为孔子后裔子思，后经秦代学者修改整理。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以上这五种都是我们中国的古代著名的几部书籍这几部书籍讲的都是我们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人情的一些事迹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中庸》传承了古圣相传的道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但朱熹在《章句》中更强调的，是“人心”和“道心”的区别。按照郑玄的解释， “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郑玄《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朱熹则以气理二元论来解释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赋焉。人的“性”，就来自所赋之理。喜怒哀乐作为人之本性，是无可回避的。儒家所谓天，要非人力所能转移、参与者，“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孟子·万章上》)。既然无可回避，就应当遵循本性而行，这就是“道”。而“教”是在天命、率性的基础上进行后天的的存养与修为，以免人偏离性与道。性、道、教，这三者为全篇总纲，是《中庸》对于的君子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溯源，也是下文“明善”、“诚心”和“中庸”的最终源头。

人之性乃天所命，因此这两者是相承统一的，连接点就是儒家强调的道德性。徐复观曾提到，“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实际是对于在人的生命之内，所蕴藏的道德性的全盘呈露”。人之灵虚知觉，本皆源于道，大多类似。之所以有人心、道心的区别，是因为人心源于形气之私，而道心源于性命之正。道心是君子的修身明善的源头，在修身明善之前，首要的是守正本心而须臾不离。每个人身上都存有人心和道心，君子亦是。完全实现天人合一理想的可能性是每个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尽管在智力、天赋和能力方面差别很大，但所有人的都被赋予把自己实现出来的内在力量，从而能够达到与宇宙完全合一的状态。因此对于君子而言，在后天修为之前，首先要保存道心，扩而充之，使“道心”成为一身之主。

“君子”作为儒家思想中能够通过后天修为实践而达到的最高人格理想，它一直是历代大儒反复定义和讨论的传统，其中孔子对于君子人格的追求是这种传统发轫。春秋时期，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从等级身份转变为人格分层，“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礼崩乐坏、高贵者和低贱者此消彼长的现实困境，迫使孔子对于君子这一概念作出伦理内涵上的深化：君子被定位为社会精英阶层的理想人格，承载了孔子所有的伦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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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经典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中庸之道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的哲学观念和践行标准。在古代中国，“中庸”被誉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至德”“中和”。而在近现代中国则被看作折衷主义、明哲保身等而备受质疑批评。当代学者以更为平和的学术态度和全球化中的东方文化身份重建的新视野，重新检视《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1]正是基于这种辨证统一、多元开放的学术研究态度，使当代中国学界对《中庸》的研究更为学理化，中庸思想的各个维度和被掩盖不彰的深意，也逐渐得到中国学术界和国际汉学界重视。[2]

应该说，《中庸》是《四书》中难度最大的一部著作，其三十三章各有精彩。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思辨性和践行性。对此朱熹总结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3]叶秀山认为：“以中庸为道路，从你自己（身、中）入手，要诚于己，坚持住（庸）自已的性、而这个天命的性，已经有了相对于他者的关系在内，没有他者，你的性就会成了空洞的，中和就意味着有一个他者在。自己是从他者得到的，所以才有中的问题。中者，当中、中间也，也才有中（去声）不中（去声）的问题。”[4]这些看法，无疑有相当的合法性。

中庸之道与中国思想史上的其它重要范畴组成一种话语系统，诸如“执中”、[5]“中行”、[6]“中节”、[7]“中用”、[8]“中立”[9]等，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哲学话语，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延伸。可以说，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儒家哲学，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信仰。中庸本于《易经》，强调在天地的发展化育中以人为本的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扩而大之，中庸重视万事万物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强调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遵循天地万物规律而生生不息，在中正、平衡、有序、适度、合律、和谐中获得生命的延伸和文化的拓展。[10]通观《中庸》全书，其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话语，表征出《中庸》思想的精神历史穿透性和当代性意义。

其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开篇论及性、命、道、教、和。从天地自然谈到了人的教化，可见中庸之道最终要落实在人之教化上。人之教是要慎独，慎独就要致中和。[11]中和一旦达到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万物自然而得位，万物欣欣而向荣。这种依循自然来发展的秩序是古代的秩序，也是当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秩序的思想基础。

其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是不偏不倚，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行为合度适中。“小人反中庸”，小人却非常专横跋扈，偏激、暴烈、极端，所做之事往往破坏性很大。今日世界所提倡的建设性平等公平的文化对话，其中不难看到中庸宽容平衡的精神气质。

其三，“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爵禄可以拒斥，壮士可以慷慨就义，这些都是非常之难，但相对于中庸之道而言又不是最难的。人可以一时举百斤之重，但却很难将一杯水平举半天。这表明不偏不倚和恒常持久的中庸最难，难在于日常的坚持、一生的坚持、永远的坚持。

其四，“君子常乐”。君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从责问自己开始，他不推委，不把自己的缺点错误推给别人，所以他知道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并在艰难生活中感受生命和精神生长的大快乐。

其五，君子不拒绝微小之事，所以“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微小恰好是人们上云端的最重要的过程，没有它人们终将留在原地。而且，《易经》的双鱼图已然说明，微小的力量诞生在对立面最强大的时刻，在微小中庸平衡展开中，必然有阔大的未来境界。

其六，君子重视知行合一。“博学之，慎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还要加上“笃行之”。前面的学、问、思、辨都属于知识论，而笃行才可以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实践。

其七，君子在相反相成中获得新的精神维度。“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君子既从内在发扬自己的德性，又从外在发扬自己道问学的求知和探索精神；既做到了最广大的高远的追问，又做到了最精细的探索；既做到了最高明的思辨，又做到了极中庸的为人处事，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君子。

其八，君子不愚忠。“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君子保存自己让薪火相传，把自己的学问传下去，益于后世，泽被万代。

其九，君子与时俱进，绝不固守过去。因为孔子说，在夏、商、周三朝中“吾从周”，“从周”不是复古，而是按照当时代的规范和原则做。

其十，坚持获得“诚”，因为“君子至诚”就可以无敌天下，并化育天下。

《中庸》强调以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等。虽不乏迂腐之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剥离这些文字和制度上的局限性，其文化精神内核仍有相当的合理性。换言之，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仍能感受到文化精神深度的共鸣。

进一步考察中国儒家的历史命运，对理解《中庸》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无疑有重要意义。儒学绵延流传长达2500多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在总结的现象。透视儒学发展语境中的《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有必要考察包括《中庸》在内的儒学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

儒学在时代发展中修正和改变谱系。儒学诞生时，儒由相礼的职业团体转化为学术教育团体，开创了学术下私人的局面。孔子全力推进儒学而处境艰难——奔走于列国并饿于陈蔡，前后达十三年之久，而孔子在政治上真正得到重用并贯彻自己学说的机会却很少。孔子身后儒学分而为八。

战国荀子并没有将儒家看成铁板一块，相反，他将“儒者”按人品分为四类：俗人、俗儒、雅儒、大儒。认为：“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12]这种区分，超越了孔子和《中庸》关于君子和小人的二分法，在儒家内部将儒者分成由低到高的四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儒家就此以往就长治久安，儒学也没有就此永远成为中国的中心意识形态。事实上，“独尊”的儒学，在政治主张和理论形态上都背离了孔子儒学的原貌。何况独尊儒术只不过大体确定了儒术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的基础而已，其它学派并未被废止。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开儒家经学会论“五经”之同异。最后将梁丘的《易》、大小夏侯的《尚书》和谷梁的《春秋》纳进了官学体系。后来，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对其父宣帝的治国之道劝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马上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13]司马光认为：“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14]

秦用法家，汉用儒家，魏晋至唐，佛入中原，老庄亦受重视。到了宋明，儒学的绝对地位才被真正确立起来。但不能忽略的是，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而明初就开始实行海禁政策，明中叶更是完全闭关封海，使中国封海长达四百年之久。[15]中国在失去了对世界开放的重要历史契机中，儒学从儒学的神学化和儒学的哲理化中，走向了儒学的颓败化和儒学的祛魅化。[16]

在我看来，儒学从其诞生起，在其三个层面在都遭遇了一步步的困境：

第一，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效。不管是作为治国方略，还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都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进入，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从此，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再想恢复“独尊儒术”的辉煌事实上已不可能。可以说，从汉唐的经学诠释系统“十三经注疏”到宋元明清的经学诠释系统“四书五经”的转变，随着《中庸》、《大学》的地位上升，反映出中国思想史上的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空前重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经衰微，而作为人的哲学的入儒学有可能焕发出历史人文风采。[17]

第二，儒家思想必须在返身与个体心性修为中，放弃意识形态的诉求。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对“天下”精神的追求，无论是《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还是《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给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担当天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永远坚持这一高标准。但是，我仍不无担忧地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气概？心中是否还有“天下”？手中还有没有“公器”？

第三，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庸思想遭遇西方“竞争哲学”和“丛林法则”的挑战，使其在日常生活的进退应对中显出了弱势，坚持宽厚中道的儒学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遭遇到了危机。[18]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孔融让梨是儒家美德的体现，但在当代社会中“孔融为什么要让梨”成为了一个问题。西方教育体制实施的全球化的竞争教育，构成对“孔融让梨”的批判。对美国人而言，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不能“让”而要“争”。事实上，今天的教育全球化奉行的恰恰是“争梨”教育模式，而不是“让梨”修为模式。

直面当代儒学三重困境，我意识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会慢慢地淡出历史，而作为第二层面的个体心性修为的儒学，和第三层面的重视返身而诚精神生态平衡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宽更大的国际意义和东方文化振兴的意义。[19]

就正面价值而言，《中庸》弘扬孔子“忠恕之道”和《大学》“挈矩之道”，坚持在制约自我欲望达成中和平衡方面，对社会的精神生态和人的心理和谐都有其价值。人们践行中庸之道，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不怨天尤人，至诚尽性，中正平和的境界。在坚持至诚和谐中，当代人放弃“我执”，就有可能激发自我的善良天性，尊敬自然万物的本性，参与天地化育万物，找到了人类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中庸思想在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性的恶果中，将以其自身不偏不倚不极端的思维方式，中正平和的价值构成，抵制放纵情感欲望和唯理性的偏颇，坚持辩证看待社会和人生，透析人性的弱点，使人类重新看待东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避免在现代性的误区中，将人类引入“技术的夜半”和“发展的灾难”的歧途。在这个意义上，在今日重温《中庸》，也是通过回忆唤起曾经被遗忘了的东方思想文化经验，而打开面向更高生存形式的可能。[20]自我看来，今天众多的重要理念和政治命题或多或少与“中庸”相关。诸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成己成物”、“过犹不及”、“通权达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居安思危”、“多难兴邦”、小康社会、与时俱进、和谐世界、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赢胜零和，等等，其中都寓于了中庸的哲理与方略。

就历史局限性而言，《中庸》中有不少过时之语、腐儒之言、不合时宜之句，需加以分梳和批评。《中庸》思想的局限性无疑是当时时代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和意识形态僵化所决定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庸》思想在处理矛盾中过分强调保持中立稳定，而忽略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对事物的自我否定和质变飞跃未能参透，加上其中过多的君臣上下的统治术，形成一些哲学思想的硬结和政治思想的缺陷。但我仍然认为，《中庸》一书时代的合理性大于历史的局限性，书中精彩高远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智慧在今天更显出了精神魅力，值得阐释和发扬。

我坚持认为，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当西方人用西方的思想统率了全球，要全球同质化变成一体时，东方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21]东方应该清理自己的精神遗产，让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的法律精神，还要有东方的德教精神。[22]人类的未来不是由西方自己说了算，而是应该由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世界的聪明睿智的至诚之人一起商讨一起促进，由此人类和平、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才会最终到来。

注释：

[1] 参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王岳川著《全球化与中国》，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

[2] 就其中有关论著本身而言，近代以来著作多矣，依笔者之所见择其要者大致如次：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Leonard A Lyall and King Chien-kün Title: The Chung-yung; or, The centre, the common, Publisher: London, New York （etc）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7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书智书局1929年版；杨荣国著《中国古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侯外庐等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任继愈著《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吴怡著《中庸诚字的研究》，台湾（台北）华冈书城1974年版；宋天正注译、杨亮功校订《中庸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陈满铭著《中庸思想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0年版；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张岂之著《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蔡尚思著《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童书业著《先秦七子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罗光著《中国哲学思想史先秦篇》，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刘泽华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　礼运注　中庸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金景芳、吕绍纲合著《周易集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岂之著《中国儒学思想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钱逊著《先秦儒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徐超今译、何百华英译《中庸：汉英对照本/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载《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宋赵顺孙纂疏、黄珅整理《中庸纂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向奎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谭宇权著《中庸哲学研究》，台湾（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赵俪生著《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金景芳著《<</font>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吴龙辉著《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葛兆光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周堂著《前期儒家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杜维明著、段德智译《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邹昌林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陈科华著《儒家中庸之道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丁四新著《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Focusing the familiar : 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 Publisher: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刘成纪著《中庸的理想》，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董根洪著《儒家中和哲学通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沂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杨祖汉著《中庸义理疏解》，台北：鹅湖出版社2002年版；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蒋庆著《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陈明著《儒者之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儒宗著《中庸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子程子曰》，王云五编万有文库2集700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4] 叶秀山《试读<<中庸>》，《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另外，张岂之在讲演《<<四书>的文化意义》中也认为：“佛教有佛性，那儒家有一个什么呢？儒家就有一个中庸、中行、中正，将这些东西用不同的词来表述，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诚，诚心诚意的诚。诚者知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什么是诚呢？按照自然规律运行，人按照规矩办事，不能随心所欲，我就强调这个。人要讲诚信，不欺人不自欺，自尊、自信、自爱，人不但要爱人，而且要爱万物。

[5] “执中”即不偏不倚之道。《论语·尧曰》：“允执厥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35页）刘宝楠正义：“执中者，谓执中道用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35页）《礼记·中庸》：“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郑玄注：“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

[6] “中行”即行为合乎中庸之道的人。《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08页）清姚鼐《方侍庐先生墓志铭》：“先生默默，独守中行。”

[7] “中节”即守节秉义，中正不变，合乎礼义法度。《周易·蹇》：“《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页）孔颖达疏：“得位居中，不易其节，故致朋来，故云以中节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页）《后汉书·虞延传》：“﹝富宗﹞性奢靡，车服器物，多不中节。”（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1页）（明）黄绾《明道篇》卷一：“行之于身，无不中节，谓之道。”

[8] “中用”即合用有用。《诗·小雅·白华》“白华菅兮”汉郑玄笺：“白华于野已沤，名之为菅，菅柔忍中用矣。”（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

[9] “中立”即中正独立。《礼记·中庸》：“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孔颖达疏：“中正独立，而不偏倚，志意强哉，形貌矫然。”（《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唐）白居易《养竹记》：“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2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徐霖《绣襦记·汧国流馨》：“尔李氏狎邪而白坚贞之志，波靡而励中立之行，是则尤人所难者也。”（《六十种曲评注》，长春：吉林人民2001年版，第274页）

[10] 李宗桂等著《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中和”实际上成为“中庸之道”的内在表征，只有“致中和”天地万物才能各得其所生机勃勃，处于中正平和的和谐之境。《荀子·王制》：“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杨倞注：“中和谓宽猛得中也。”(《诸子集成》2，第96页)（唐）权德舆《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大乐本天地，中和序人伦。”

[12] 《荀子·儒效》，《诸子集成》2，第79—80页。

[13] 《汉书·元帝纪》，第277页。

[14]（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臣光曰》，（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81页。

[15] 参郝侠君等主编《中西五百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

[16] 参（英）安东尼·派格登著《西方帝国简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 参周大鸣、秦红增著《中国文化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8] 纪云华、杨纪国主编《中国文化简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19] 《中庸》在三百多年前就翻译到了西方，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667－1669年，《中庸》的中文－拉丁文对照译本完成，书名为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译者署名殷铎泽。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编辑出版于巴黎的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该书翻译《大学》、《中庸》、《论语》，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

[20] 参（法）雅克·布罗斯著《发现中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

[21] 参赛义德著《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22] 参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释　义　[名词]儒家的一种主张，意思是“执两用中”，“中”不是中间的意思，不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到中间的那一个，而是找到最适合的那一个，中庸之意其实就是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其中庸即为适合，也可以解释为完美。或者在面对人，事，物的时候套用论语中所提到的这句话“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为孔子后裔子思，后经秦代学者修改整理。《中庸》是被宋代学人提到突出地位上来的，宋一代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就是即不善也不恶的人的本性。从人性来讲，就是人性的本原，人的根本智慧本性。实质上用现代文字表述就是“临界点”，这就是难以把握的“中庸之道”。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拼　音 zhōngyōng

英　文 Moderate　词　性 名词,形容词,　褒　贬 中性词　近义词 不偏不倚　反义词 厚此薄彼、偏听偏信

编辑本段英文释义

　　Moderate：　1 Not at either end of a range of size, force, etc but perhaps nearer the lower end than the higher　释义：不偏向尺寸、力量等等的任何一端，但是可能会更接近低的那一端；　翻译：中等的，适度的，不很大的；　2 Done or kept within sensible limits　释义：位于在合适的限度内，或在合适的限度内行事；　翻译：温和的，有节制的；　3 Avoiding or not accepting ideas that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people; not politically extreme　释义：回避或不苟同偏激之众的意见，政治上不极端。　翻译：中庸的，稳健的，不走极端的；　4 Of average or less than average quality　释义：平均的或稍逊与（于）平均水平的；　翻译：普通的，平凡的，不算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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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平常的。犹言中材，中人。　（2）指儒家的道德说教。　《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　（3）泛指谨慎、妥善协条的处事方法（用一个字形容为：政）。　鲁迅《华盖集·通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