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中国清末中国小学科名称。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 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国小堂、中学堂及相当于大学预科的高等学堂均设此科。但高等国小称本国史学，中学堂及相当于大学预科的高等学堂称中外史学。蒙学堂 4 年，依次讲授“历代国号、帝王世系”、“历代帝王年数、建元”、“历代兴亡之大事”、“历代疆域及分割之情状”等，国小堂依次讲授各朝各代历史大略，中学堂讲授外国历史及“外国史法沿革之大略”， 高等学堂讲授中外史制度异同、治乱得失和经济史等。二十九年《奏定学堂章程》公布后，各级学校的史学课均改称历史。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史学 外文名 ：history 又名 ：历史学 史学简介,产生,主要特点,研究对象,数位化的推动, 史学简介 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时代顺序，运用具体历史事实，阐明并揭示从原始公社制经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记载和编纂，很古已出现。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方法。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 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循序发展的一般过程，并且有力地论证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人民民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样，历史学才开始成为科学（参见“历史科学”）。 主要特点 一、它们只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却不了解以至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它们把少数英雄、伟人当作历史的创造者，而忽视人民民众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两点，实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集中表现。 研究对象 举凡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从远古到现代都可作综合的、分期的或分类的研究。概述史学一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史学概论，研究史学本身之发展的史学史，研究史料及其运用方法的史料学等等，均可包括在史学范围之内。史学包括解释学史学、史学理论、泛史学、国别史、结构史、专题史、新史学、微观史、史学史、口述史学等等 数位化的推动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古籍数位化步骤在加快。《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汉籍电子文献》（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建设中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的电子化，则使古籍的使用完全上升到了现代化水平。在电子版背景下，省略了复印与打字程式，使古籍资料的蒐集与使用实现了“零接口”。几秒种的复制与贴上，就可以使古籍资料变成自己想要的文本格式资料。明代史著的由由分散到集中，由“线装版”到“影印版”再到“电子版”，使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自由纵情阅读、随意复制，极大地便利了史学的研究工作，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论语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史记

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道德经

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著作，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庄子

《庄子》一书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等。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人生、政治、社会、艺术、宇宙生成论等诸多方面。不仅是一本哲学名作，更是文学、审美学上的寓言杰作典范，对中国文学、审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深远影响。

孟子

孟子与孔子被后人合称孔孟。《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而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荀子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由荀子及其弟子所著，旨在总结先秦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荀子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

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中庸

《中庸》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

资治通鉴

由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二人并称“史学两司马”。

山海经

《山海经》的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　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　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　》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　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　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　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　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　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　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　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　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　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　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　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　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　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　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　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　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　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　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　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　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　、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　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　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　。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　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　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　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　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　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　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　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　”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　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　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　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　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　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　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　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　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　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　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　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　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　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　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　，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　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　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　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　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　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　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　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　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　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　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　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　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　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　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　：‘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　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　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　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　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　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　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　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　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　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　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　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　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　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　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　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　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　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　，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　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　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　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　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　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　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　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　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　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　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　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　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　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　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　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　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　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　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　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　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　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　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　视的一件大事。

　三　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　“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　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　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　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　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　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　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　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　，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　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　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　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　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　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　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　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　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　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　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　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　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　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　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　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　。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　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　《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　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　，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　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　，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　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　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　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　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　》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　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　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　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　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　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　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先秦史籍的特点，多为资料汇编，或修订、解释历史文献。—般成于众手，作者多为士大夫成书，非—时一人，因此没有严格的体例。正由于此，它成为后世多种史体的源头，唐以前史体流派有六家，先秦史籍占四家。六家为《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比较有严格义例的是《春秋》家和《左传》家代表的编年体。中国古代史籍纪传、编年、记事本末三大体，最早产生的就是编年体。

先秦史籍内容庞杂，文字疏简，记事粗略，史实中杂有神话和传说，又多有后人的增饰，真伪并存。因此、使用先秦史籍，要参阅《考信录》、《古今伪书考》等辨伪。

两汉魏音南北朝史籍是史学和史籍成熟、独立和发展时期，它不仅从经部的附庸地位走出，而且成为一个大部类，列于四部中的第二位。首先，恢宏结构的纪传体达一创新，体大思精，使得新的史学典籍容量大，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多角度、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人们对史学有了新的认识。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史记》和《汉书》。司马迁著《史记》就有明确的目的，即“究天人之际，通占今之变，成一家之盲”。《汉书》用纪传体载西汉首尾一朝史事，成为一代大典。《史记》、《汉书》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史学的成熟，历史家已经能够在相当广度与深度上描绘历史．揭示历史发展内在的动力，从而奠定了文学与史籍的独立地位。其次汉魏六朝还有多种文体产生，以及史注的繁荣。从体裁来看，除纪传体正史外，有别史几十种，有人物传记219种。人物传冉分类，有《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高借传》等。还有以地域为中心的《会稽先贤传》、《益都杏旧传》、《襄阳营旧传》等。魏晋时期门阀制度最筷，因而形成了专门的“哲学”，引申某一氏族的来源、世代世系、户口辽徒等。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也十分发达。三国时魏，产生了第一部类书《皇览》。从史注看，注家蜂起，有裴松之《三国志注》和郧道元《水经注》等名著。其=，史籍数量大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署录，类日有十三，数量总计874部，16．558卷。《汉书·艺文志)在六艺赂和请子略中附庸的先案史籍．仅34部，1384篇。其四，史籍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这表现在四个力而。一是内容宏阔：如《史记》就是一部百科全书的通史，天文、地理、人事、物事，无所不包。二是体例创新，史例、史法纯熟。三是语言锤炼，如前四史，是公认的文史名著。四是史观进步，尤以《史记》最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