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菩萨？

这是影视剧中的造型不是什么菩萨,如果非要比拟的话也许与地藏菩萨有些关系。

《西游记》,又名《西游释厄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

书名:西游记

又名:西游释厄传

作者:吴承恩

类别:古典传奇小说

年代:明代

主人公:唐玄奘,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

著名故事: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

回数:100回

《西游记》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前七回是全书的引子部分,一边安排孙悟空出场,交代清楚其出身、师承、能耐、性情;一边通过孙悟空在天、地、冥、水四境界穿越,描绘四境界风貌,建立一个三维四境界立体思维活动空间。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三至一百回写孙悟空、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释佛法渊博。

《西游记》插画(29张)《西游记》文字以白话文为主,间有赞赋诗词,多用夸张、比喻手法,铺陈、排比句式,音调韵律铿锵,朗朗上口,适合高声说出或者唱出,平话、弹词、戏曲脚本痕迹很重,仿佛说书人或者戏台就在你面前,这样的语言极大发挥了音调韵律对人心理的作用,增强了感染力,其缺点则是说书人口吻太重,在生活中不容易用得上。白话文诙谐有趣,间或有狡黠、奸猾之处,颇有西域语趣;大量赞赋诗词,大量华丽绮靡辞藻铺陈堆砌,描绘出华丽富足、祥和自由的仙界风光、妖魔洞府;刻画出形象毕肖的神仙形象、妖魔形象等等。让读者满眼珠光宝气、玉宇琼枝、如梦如幻、恍如仙境。这些“仙境”在佛教来说并非仅仅是幻象,确实是佛教统治理念下应有的风景,印度确实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王公、贵族阶层,千百年来都能过上比较安康、富足的生活。佛教适合城邦制,往往能“饶益”一方土地!《西游记》更加市侩化。《西游记》大量降妖伏魔历险情节设计,与佛教重视“力”、“无畏”有关。《西游记》的文体实际上是一种佛经体,其构思、体裁、情节、表现方法均来自佛经故事,佛经故事大量使用幻想、夸张的构思方式;使用神变、分身、幻化(化人、化物、化境)、魔法、异变(地动、地裂、大火等)、离魂、梦游、入冥(地狱)、升天、游历它界(龙宫、大海等)等等情节,更多用比喻修辞方法。《大涅经》里提出八种:“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接着对它们举例作了解释。《大智度论》又指出“譬喻有二种:一者假以为喻,二者实事为喻”。这即是所谓“假喻”和“实喻”,特别常用的还有所谓“博喻”,即并列多种比喻。这些在具体作品里触目皆是,就不胜列举了。佛教的本生故事与《西游记》非常类似,在佛典翻译文学中,《本生经》或称《本生谭》是艺术价值最高、也最为普及的部分之一,被称为是古印度"民间寓言故事大集",是可与希腊伊索寓言并称的古代世界寓言文学的宝典。昙无谶所出《大般涅经》说:”何等名为A陀伽经(《本生经》另一音译)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罴、作、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是名A陀伽。“《本生经》的形成大体与集结佛传同时。部派佛教时期形成了"三世诸佛"、"过去七佛"观念,从而神圣、永生的佛陀就有其过去世;赞美佛的过去世,就出现了《本生经》。在今印度中央邦马尔瓦地区阿育王(前268-前232)所建桑奇大塔牌坊浮雕里已多有本生和佛传故事。东晋法显西行求法,在天竺曾到本生故事讲的菩萨割肉贸鸽、施眼、舍身饲虎处;在狮子国(斯里兰卡)他遇到王城供养佛齿,在仪式上"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以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或作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象,皆采画装校,状若生人"。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同样记载了五印流行本生故事的情形。胡适曾说:“《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才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遂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这种无边无尽的幻想,这种‘瞎嚼蛆’的滥调,便是《封神榜》‘三十六路伐西岐’,《西游记》‘八十一难’的教师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昌武说:“《贤愚经》的《须达起精舍品》则对其中舍利弗与六师外道斗法情节进行了多姿多彩的艺术发挥。陈寅恪论及这段故事,联系《增壹阿含经》卷二九和《大智度论》卷四五所记佛弟子舍利弗与目连角力事,指出‘今世通行之《西游记》小说,在唐三藏车迟国斗法事,固与舍利弗降服六师事同。又所述三藏第子孙行者猪八戒等,各矜智能诸事,与舍利弗目犍连较力事,或亦不无类似之处’。”

吴承恩是胡适考证出来的:以下资料节选自《胡适的西游记研究》四、关于吴承恩的卒年:我前年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见《小说考证》卷二,页七六,引山阳丁晏的话,说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西游记》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作的。《小说考证》收的材料最烂,但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又是根据《淮安府志》的,所以我们依着他的指引,去访寻关于吴承恩的材料。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转录于下:天启《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又同书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与天启《志》悉同。同治《山阳县志》十二,《人物》]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工书。嘉靖中岁贡生(查选举志亦不载何年),官长兴县丞。英敏博洽,为世所推。一时金石之文多出其手。家贫无子,遗稿多散失。邑人邱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於世。太守陈文烛为之序,名曰《射阳存稿》,又《续稿》一卷,盖存其什一云。又十八,《艺文》]吴承恩:《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光绪《淮安府志》廿八,《人物》二,又卅八,《艺文》,所载与上文悉同。又《山阳志》五,《职官》一,“明太守”条下云:“黄国华,隆庆二年任。陈文烛字玉叔,沔阳人,进士,隆庆初任。邵元哲,万历初任。”焦循《剧说》卷五引阮葵生《茶余客话》云:旧志称吴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今不知“杂记”为何书。惟《淮贤文目》载先生撰《西游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皆乐道之。按射阳去修志时不远,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其说当有所据。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童孺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无疑。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周先生考出《茶余客话》此条系根据吴玉|的《山阳志遗》卷四的,原文是: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吴玉|也误认邱长春的《西游记》了。邱长春的《西游记》,虞集作序的,乃是一部纪行程的地理书,和此书绝无关系。阮葵生虽根据吴说,且巡恍懦ご赫嫒说幕埃淮蟾徘隆以后,学者已知长春真人原书的性质,故此说已不攻自破了。吴玉|的《山阳志遗》卷四还有许多关于吴承恩的材料,今录于下:嘉靖中,吴贡生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也。吴敏博洽,凡一时金石碑版嘏祝赠送之词,多出其手。荐绅台阁诺公皆倩为捉刀人。顾数奇,不偶,仅以岁贡官长兴县丞。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失传。邱司徒正纲收拾残缺,得其友人马清溪、马竹泉所手录,又益之以乡人所藏,分为四卷,刻之,名闩《射阳存稿》。五岳山人陈文烛为之序。其略云:“陈子守淮安时,长兴徐子与过淮。往汝忠丞长兴,与子舆善。三人者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难矣。徐失生与子深韪其言。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沈辞渊深,浮藻云骏,张文潜以后一人而已。”其推许之者,可谓至极。读其遗集,实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惜其书刊板不存,予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渝敝。后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亦全。尽登其诗入《山阳耆旧集》,择其杰出者各体载一二首于此,以志瓣香之意云。据此,是隆庆初(约1570年)陈文烛守淮安时,吴承恩还不曾死。以此推之,可得他的年代:嘉靖中(约1550年),岁贡生。嘉靖末(约1560年),任长典县丞。隆庆初(约1570年),在淮安与陈文烛、徐子舆往来酬应,酒酣论文。万历初(约1580年),吴承恩死。吴承恩大概生于正德之末(约1520年),死于万历之初,(大约活了60岁)。天启《淮安志》修于天启六年,当西历1626年,去吴承恩死时止有四五十年。

旧小说有插图和绣像,是我国向来的传统。

插图都是木版画,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往往画得既粗俗,刻得又简陋,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流传下来的《卅三剑客图》,人物造型十分生动。

我国版画有很悠久的历史。最古的版画作品,是汉代的肖形印,在印章上刻了龙虎禽鸟等等图印,印在绢上纸上,成为精美巧丽的图形。版画成长于隋唐时的佛画,盛于宋元,到明末而登峰造极,最大的艺术家是陈洪绶(老莲)。清代版画普遍发展,年画盛行于民间。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以后的版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和我国传统的风格是颇为不同了。

任渭长画的版画集《卅三剑客图》,共有三十三个剑客的图形,人物的造型十分生动。偶有空闲,翻阅数页,很触发一些想象,常常引起一个念头:“最好能给每一幅图‘插’一篇短篇小说。”惯例总是画家替小说家绘插图,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一个写小说的人替一系列的绘画插写小说。

由于读书不多,这三十三个剑客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全。但反正是写小说,不知道原来出典的,不妨任意创造一个故事。可是连写三十三个剑侠故事的心愿,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写叙述文比写小说不费力得多,于是改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原来的故事。

其中《虬髯客》、《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四个故事众所周知,不再详细叙述,同时原文的文笔极好,我没有能力译成同样简洁明丽的语体文,所以附录了原文。比较生僻的故事则将原文内容全部写了出来。

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

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

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d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L钉,又称“L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

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

方坟，意思是方形的坟墓。

佛图：

(1)佛塔。

《魏书·释老志》：“凡宫塔制度，犹依 天竺 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 ’，或云‘佛图’。”

《北史·魏纪二》：“毁 邺 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

参见“ 浮图 ”、“浮屠 ”。

(2)佛寺。

《太平广记》卷八九引 南朝 齐 王琰 《冥祥记》：“﹝ 法朗 ﹞见道边败坏佛图，无复堂殿，蓬蒿没人。”

《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乙卯，诏州郡县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於是曏所毁佛图，率皆修复。” 胡三省 注：“佛图，即浮屠，或曰：佛图，即佛寺。”

清 钱谦业 《黄子羽六十寿序》：“今也束身浄业，飞心佛图。”

　　佛在世时就已经有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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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像的沧桑

　　他端坐在金色圣殿大昭寺，左手捧钵，右手扶膝盖，面容慈善，神态安详，双目低垂，默然含笑，似在沉思，又像在凝望，令人亲近，使人向往。只要你瞻仰过一次，就会终生难忘！

　　他是大昭寺的主神，藏传佛教的精髓，千百万佛教信徒的信仰中心。拉萨原先叫“吉雪卧塘”，意为吉曲河下游的牛奶坝子；因为有了这尊佛像，才改名为拉萨，也就是神佛住地的意思，他的巨大份量可想而知了！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他的虔诚和崇拜。每逢神圣的日子，拉萨人照例都要来朝佛。他们围绕释迦牟尼佛像转圈，圆圆的圈子缓缓移动，从古至今、从早到晚，周而复始永不止息。他们在大昭寺门前五体投地的跪拜，千百年来这里粗糙的石板已经被朝拜者的身体磨擦得像镜子一样的光滑。他们来到佛祖像前，往长明灯里添酥油，在佛的脚下献哈达，还有人在佛像前点千灯、点百灯，用金粉重刷释迦牟尼的面部和金身。总之，他们把所有的虔诚都献给了佛。

　　还有信仰极度虔诚的人，他们用人间罕见的方式表达对佛的崇信。他们从西藏各地，甚至从千里之外的青海、四川、甘肃藏区，一步一个长头磕到拉萨，仿佛用自己的身体丈量“世界屋脊”上的土地，最后匍匐在佛的脚下，把额头轻轻地贴在他的左膝，低声地陈述自己的祈求与愿望，这是一个藏传佛教徒最为幸福和满足的时刻。

　　确实，他是一尊不同凡响的佛！

　　成像于佛祖的世之时

　　藏文史书记载，这尊佛像在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已经塑成。萨迦·索朗坚赞撰写的《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上面有这样一段掌故：

　　那时，佛尊释迦牟尼住在舍卫城，向当地比丘、比丘尼、男女居士讲经传法。有一天，圣者曼殊室利忧心重重地对佛祖说：“世尊您住世的时候，我们能眼看佛容，耳听佛语，心有所皈依；如果祖师涅盘离世，一切有情将依止何处呢？”佛祖听过，含笑无言，接着从他身上，发出四道光，分别照射到大梵天、罗延天、帝释天和工巧之神毗首羯摩身上。于是，大梵天奉献五种珍宝，请毗首羯摩塑造了佛陀的法身像；罗延天奉献五种珍宝，请毗首羯摩塑造了佛陀的报身像；帝释天奉献了因陀罗宝、绿色宝、妙庄严宝等天上五宝和金、银、珍珠、珊瑚、蓝宝石等人间五宝，请毗首羯摩塑造了佛陀十二岁身量的化身像。佛的姨妈（也是继母）波阇波提说，释迦八岁时，身量如蓝毗尼园的台座那么高，十二岁时，脚踏舍卫城的门坎，头部触到门楣，这是他那时候的身量。

　　毗首羯摩熔化了各种宝物，铸造出佛陀十二岁身量的化身像。颜色像熟金子，一只手做结定的姿式，另一只手做压地印的姿式。相好庄严，慈和美妙。据说凡是见到这尊像的人，都能够解脱三毒的痛苦，生起真实的信仰，具足一切见、闻、念、触的功德，与见到了佛陀本人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差异。当时佛祖住世，亲自为身像开了光，散花加持，最后藏于印度金刚座寺。

　　飘洋过海到中华

　　《西藏王统记》还记载说印度法王达磨波罗在位时，东方中国君主秦王符坚，送给达磨波罗三件无价之宝，包括一件无缝的锦衣，他向印度国王求取一尊殊胜的释迦牟尼佛像，以宏扬华夏的佛法。达磨波罗为印中两国的传统友谊，毅然决定将国宝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送往中国。当他和大臣一起走进供奉释迦牟尼佛像的神殿时，发现这尊本来朝南而坐的圣像，现在居然面向东方了。国王想：“啊！原来佛像早已心向中华了。”于是发大欢喜心，造了一艘很大的船，船身挂满旗幡彩带，乐工们演奏着美妙音乐，将佛像送往东方汉土。汉地国王也以最隆重的仪式到海边迎接，并供奉在金子镶嵌的国王宫殿中央。

　　但是，成书于1434年的藏文史书《汉藏史集》（陈庆英译），对佛像如何来到中国的记载不尽相同，该书引用《松赞干布遗教》中说：印度国王达尔玛巴拉（也许就是上面说的达磨波罗）在位之时，有外道军队摧毁了吉祥那烂陀寺，教法几乎遭到毁灭，于是向汉地国王提婆热扎请求派遣援兵。汉地国王回答说：“我的军队不能前去，但是可以将珍宝送去，依靠它你们可以战胜外道、复兴佛法。”印度国王得到帮助，击败了外道军队，内道佛教又像白昼一般显明。印度王臣皆大欢喜，致书汉地国王说：“成就如此善业，皆是因为你汉地国王之慈悲教诲和历次送来的礼物之力。你的恩德巨大，要想什么样的回礼。我们一定奉送。”汉地国王说：“谢谢你们的好意，请将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之像，以及四部佛经、四位持律比丘送来东土。”达尔玛巴拉王说：“我的这尊本尊佛像，从来没有想过将它送往别处，但是你的恩德甚大，而且此像由你迎请去，对有情众生广有利益。”于是，以各种供品供养，举行盛大的送接仪式，觉卧佛像就这样来到了汉地。

　　总之，不管哪种说法更准确，西藏古代历史学家们一致肯定释迦佛像先是佛祖在世时铸造，并且在南北朝时期印度国王送给中国的无价之宝。

　　文成公主带进西藏

　　又是几百个春天和秋天过去了。

　　唐太宗李世民掌政的时候，周边各国首领都派出使节来请婚。经过七试婚使，这位有着长远战略眼光的英主力排众议，将聪慧美丽的文成公主许配给当时知名度和实力都逊于其他诸国的吐番赞普松赞干布。

　　临行之际，唐太宗决定将中华国宝、供奉在洛阳白马寺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赐与文成公主携同进藏，作为修习佛法的本尊，利乐雪域有情。藏文古籍《西藏王统记》记载道，唐太宗对文成公主说：“爱女积福所凭依，有我所供本师像，施主帝释天所造，其质乃由十宝成，毗首羯摩为工匠，亲承如来赐开光。如此无比如来像，见、闻、念、触诚叩请，佛说急速证等觉，利乐源泉觉卧像，舍此如舍寡人心，仍以赏赐我娇女。”通过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唐太宗对唐蕃关系的重视以及将传国之宝送往吐蕃的良苦用心！

　　当时专门打制了一辆手推车，装载释迦牟尼佛像，由汉族大力士鲁噶和拉噶两人推着，长途跋涉数千公里，从长安城一直推到拉萨。公主一行翻过无数高山峻岭，渡过无数江河急流，遇到过无数次狂风暴雪、地震山崩，所历艰难困苦确实难以描述。当他们临近拉萨时，藏王松赞干布认为文成公主是度母化身，可能从东南西北不同的方位同时入城。于是派出四路人马到郊野欢迎。其实公主和随从是翻过拉萨北面的郭拉山口而来的。当他们抵达拉萨北面的绕木齐平野时，运载释迦牟尼佛像的木轮车陷进泥沼中，力士拉噶和鲁噶奋力推拉，也没有办法拖出。文成公主卜算得知：泥沼下面是神龙宫殿，释迦佛像有意留在此地镇压地煞。于是在佛像四周支上木柱，张挂绫罗帐幔，进行种种供养。接着公主锦衣玉佩，由二十五位美丽侍女簇拥，弹奏着琵琶器乐，沿卧塘湖柳林草地游赏风光。吐蕃臣民纷纷出动，欢迎大唐公主光临，争相观看天朝仕女仪容，人们围绕公主载歌载舞，热情奔放，感奋不已。

　　供奉于拉萨小昭寺

　　在文成公主来藏之前，藏王松赞干布的尼泊尔妃子也携带一尊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佛像明久多吉到了拉萨。她在内邬塘（现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一带修建神庙，但是一直未能成功。听说大唐公主精通地理勘察，便先请禄东赞疏通，又派仕女送去金粉一升，请文成公主代为测定一建庙佳地。文成公主摊开八十种博唐及五行推算图，测算出西藏呈魔女仰卧之像，拉萨卧塘湖为魔女心血，红山、铁山、磨盘山是魔女心窍上的脉络，应当填平卧塘湖，建一释迦神庙以镇之。还有，正如前面所述，绕木齐下面有神龙宫殿，也应在上面供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以保拉萨和整个藏土的安宁。

　　于是，在藏王松赞干布的主持下，尼泊尔公主修建了大昭寺，供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佛像；文成公主修建了小昭寺，供奉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两座寺庙无所谓大小，它们同一天开工，同一天落成。藏王松赞干布、尼妃赤尊公主、汉妃文成公主参加了隆重的开光典礼，这是西藏古代史上最为了不起的日子，其时大地生辉，天降花雨，王臣百姓，歌舞欢娱，作诸戏乐，极一时之盛，大昭寺门向西，小昭寺门东向，寄托着两位公主对家乡父母的眷念。

　　两尊佛像换了位

　　大小昭寺修成后不久，出现了两尊释迦牟尼佛像互相换位的事情。关于佛像换位的原因，西藏史书上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

　　据说藏王松赞干布去世后，孙子芒松芒赞继承了王位。当时盛传武则天皇帝要派出大军攻打拉萨，夺回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吐蕃王臣在惊恐之余，匆忙把这尊佛像转移到大昭寺南镜门里面隐藏，并用泥土封好，上绘一副文殊菩萨像。同时把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明久多吉挪到小昭寺主殿供奉。

　　拔·塞朗所著《拔协》（佟锦华、黄布凡译）记载，公元八世纪初，唐中宗将金城公主许配给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狗年（710年）从长安到达拉萨之鹿园。金城公主说：“我要看看祖奶奶公主（指文成公主）的供养处－－释迦牟尼佛像。”她到了小昭寺，向每尊佛像献了供养，没有找到释迦牟尼佛像；然后来到大昭寺，先给诸佛像上供奉，再找释迦牟尼像，也没有找到。金城公主说：“根据有关大昭寺的记载，寺庙中共有五间佛堂，如今只看到四间，定然还有一间隐蔽的内佛堂。”于是便在佛殿的墙壁上到处敲击，敲到殿中一处向内凹入墙壁上的门坎的下部时，墙上出现了裂缝，便挖去泥皮，发现一门，打开门，果然看见内藏的释迦牟尼金佛像，金城公主大喜道：“要为祖奶奶文成公主的佛像举行‘现面’典礼！”马上摆献了盛大的供奉。《西藏王统记》记载，金城公主将佛像安置在殿后净香室中心，建立了供祀之制，从此这尊神像成了大昭寺的主佛。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执笔撰写的《大昭寺史事述略》，引用了布敦佛教史的说法，似乎两佛换位是遵循文成公主的遗言，“公主临终时，说把佛祖从小昭寺请来，藏在大昭寺的屋檐下，门上要刷粉，并画上妙音菩萨，说完便去世了，大臣们按公主的遗嘱，对换了两尊佛。”

　　饱经磨难与沧桑

　　佛像在大昭寺主殿没有呆多长日子，西藏政坛又发生变故，他也因此遭到厄运。总之，作为佛教至尊的他，在西天佛地的雪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饱经了磨难、冷落与沧桑。

　　藏文史书记载，藏五赤德祖赞在羊卓雍湖边坠马而死，王子赤松德赞尚未成年，政事由母舅玛尚·春巴杰执掌。他宣称：“国王之所以短命，都是奉行佛法的报应。为了消除今生的灾难，应该奉行苯波教。”还说：“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是汉地的佛像，应该送回汉地去。”于是，他发动了吐蕃时期第一次反佛运动。大昭寺遭到封禁，神殿改成了屠场，血淋淋的皮子和牛羊的内脏挂在诸神的身上、手上。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被用皮绳编织成的网套着，拉到大昭寺门外。玛尚派了三百个力士，命令他们把佛像送回中原。奇怪的是，他们把佛像拉到城郊的卡扎洞地方，佛像如同生了根似的，再也拉不动了。只好就地埋在沙坑里。

　　后来，又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反佛大臣纳朗·陶杰唐拉巴背脊开裂而死，觉诺·桑杰和玛·结让也手脚蜷缩而亡。老百姓和占卜人都说：“这是因为汉地释迦牟尼佛像发怒，将他埋在沙坑里真是罪孽大啊！”大家商量道：“这尊佛像，最初是从印度去的，还是把他送到印度去吧！”于是将佛像起出，用两头骡子驮着，当他们来到芒域吉隆的时候。听说去印度的道路不通，就将佛像留在芒域地方了。

　　佛像在那里滞留了14年。后来藏王赤松德赞亲政，剪除了玛尚·春巴杰等人，王臣们聚在一起议论兴佛的事情。大臣尚·聂桑禀告道：“祖辈松赞干布倡兴佛法而国泰民安，他的圣裔，赞普您的父王赤德祖赞也奉行妙善佛法，后来遭到玛尚的破坏。玛尚还把汉地运来的佛像送走，但是从前只用骑士抱在怀里运来的佛像，这时成千人也抬不动。后来商定送到芒域，才用两匹骡子驮了去。如今应该将那尊佛像从芒域请回来供奉。”于是，藏王赤松德赞“始以宝车自芒域迎回觉卧释迦牟尼佛像，用诸伎乐，安奉于绕萨神变殿（即大昭寺）净香室中央，仪极隆重。”（《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

　　大约过了80年，赤松德赞的孙子达玛乌冬赞掌政的时候，这尊殊胜的佛像又遇上了第二次反佛运动。达玛乌冬赞（即朗达玛）不止一次声言：“拉萨连年发生人疫灾害，都是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作崇的结果。”他命令：“汉地和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像都要送回他们的家乡去。”这次臣民们没有听从他的指示，他们认为释迦牟尼佛像是雪域藏土幸福的根源，要像保护眼珠一样加以保护。他们运来很多沙子，把佛像埋在沙堆中间。同时弄了一块大石头，推进卧塘湖里，石头发出很大的声响。朗达玛询问是什么响声，臣民们谎报道：“佛像抬不动，绳断人伤，我们很气愤，把他推进卧塘湖里了。”朗达玛表示满意，并且下令封闭大昭寺，在大门上绘上僧人饮酒图。在整个毁佛时期，大昭寺里荒凉破败、杂树丛生、狼狐出没，根本没有香火可言了！

　　悠悠岁月又历一千年

　　公元十一世纪随着藏传佛教后宏期的开始，释迦牟尼佛前的香火又渐渐兴旺起来，到现在岁月悠悠又近一千年了。

　　据说，毁佛藏王达玛乌冬赞被剌而死，他的儿子维松和云丹长大成人后，就不那么敌视佛教了。人们偷偷将释迦牟尼佛像从沙堆里刨出来。公元十一世纪中叶阿底峡大师在聂塘授徒传法，多次到拉萨大昭寺转经，并且从释迦牟尼殿的柱子下面取出《松赞干布遗教》，可见当时释迦牟尼佛像前已经不那么冷清了。

　　公元1076年，阿里桑嘎尔译师帕巴西绕来到拉萨，这是反佛运动后第一次对大昭寺进行维修。据东嘎·洛桑赤烈的著作记载，公元1160年，拉萨、澎波等地四个僧侣集团互相火并，大昭寺佛殿被火焚烧。当时由达布噶举派高僧楚诚宁波调解，并且再一次修复了大昭寺，把它交由蔡巴噶举派创始人公堂喇嘛香管理。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告诉笔者，公元1310年，阿里亚泽王派顿巴仁多尔及管家阿族等，带去以十八藏克（藏族计量单位，一藏克相当于二十八斤）为一驮、一共一百零四驮铜和五百两金子，在释迦牟尼佛座上面修了金顶。公元1409年正月，宗喀巴大师在大昭寺创立了默朗青波传召大法会。在此之前，拉萨河南岸的柳乌地方长官朗噶桑波奉当时西藏的统治者乃东王之命，对大昭寺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宗喀巴大师向佛像奉献了纯金制作的五部如来佛冠，并以珍珠、宝石、碧玉、松石嵌饰，极为美妙庄严，胸前嵌右旋白海螺。而佛身所挂大念珠，据说是明朝皇帝赐给色拉寺创建人、宗喀巴的大弟子绛青曲杰，而由绛青曲杰献给佛祖释迦牟尼的。从此这尊佛像被称为“乔瓦仁波齐”，意为“至尊怙主”。他是大昭寺的主佛，雪域藏土第一神，其地位之高、尊荣之重，如前述。岁月悠悠，时代变换，然而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的长明酥油灯，一直闪闪发光、长时不息。

　　-----------------------------------------------节自《雪域西藏风情录》 廖东凡著

　　阿弥陀佛！

柯岩造像位于柯岩风景区柯山东麓。其地产石。自秦汉以降。采石不止，造就悬洞峭壁，孤岩指天矗立。有巧匠琢石为佛。唐以来创寺覆之，初名柯山寺。寺多经兴废。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黄猷吉、任胜臣发起重建，“沙门性专徒海岳”，将石佛“折装金相全身”。万历三十二年，海岳偕徒道志又“折立三大士像，重兴修理殿宇完备”，乃更寺名为普照寺。年久复颓。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邑人南阳知府沈渊捐千金修葺，并为石佛饰之以金。民国二十六年（1937），尚存寺舍25间，旋寺毁于战火，仅存石佛。20世纪70年代，石佛双手及膝部一下遭毁。1997年绍兴县文物部门修复双手及螺发。

造像雕凿于一孤岩内。为善跏趺弥勒像。螺型发髻，宽颐广额，双目略俯视。宽鼻，唇角上翘。耳廓紧贴双颊，耳垂肥厚。“左手舒掌膝上，可供两人卧而有余，此殆《圣教序》所云‘四八之相’（《梦厂杂著》卷五）。”右手齐肩作说法印。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袒胸，垂领近似方形，腰带于腹部打结。佛像雕工娴熟，线条流畅，造型敦厚。更为独特的是：1、佛像与佛龛、华盖、莲台及佛殿之台基、石阶皆通体一石。民国二十三年汉文正楷印书局《越游便览》一书中有照可稽，惜乎佛殿在抗战间为日本侵略军炸毁。2、佛身圆雕，佛背与佛龛不相连缀，立体感极强。3、大佛耳洞各深10余厘米，仰视之，似乎两耳贯通，别具匠心。

柯岩造像之高度，乾隆《绍兴府志》载为“高五丈余”。《绍兴县志》载“1992年实测，孤岩高273米，佛像高113米，佛像离地55米起雕”。按石佛股膝处在“文革”间曾遭破坏，故原确切高度较难廓清，姑且存疑。由吕立春总摄影、顾美华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首版及2005年修订版之《中国大佛》一书，收录范围为“各地造像之在13米以上者”，首版60余尊，修订版近百尊。柯岩造像以“通高138米”载列其中。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佛慧山上，有一个著名的大佛头，据说它的来历非常特殊，以至于人们谈起它时都十分遗憾。佛慧山上的佛像，为何有头无身？这其中又存在着怎样的说法？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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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慧山位于我国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位置在千佛山东南处，海拔460米左右。佛慧山山势陡峭，处处都是绝壁峻岭，堪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佛慧山上，原本有一座古刹佛慧寺，是隋唐时期所建，在明代初期，该寺被改为府衙署地，济南城内开元是大量僧人来此修行，佛慧寺也被改称为开元寺。

在开元寺周围崖壁之上，曾雕有历代摩崖刻石，但后来都遭到破坏，成为了后世的一大遗憾。到了今天，佛慧山已经被开辟成公园，成为济南市重要的风景区，同时也正被申报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佛慧山开元寺地理位置独特，呈三面环山之状，四周皆是翠萝松柏，颇有清幽古朴气息。开元寺原本有正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是诸多儒生读书冶情的最佳去处，蕴含了浓重的传统文化气息。值得一提的是，佛慧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大佛头山”，其中原因正是由于在佛慧山绝壁之上，雕有一尊摩崖巨佛头像。

佛慧山巨佛头像高78米、宽4米，是于北宋景祐二年所开凿的宏伟建筑。大佛头部表情十分安详，呈垂目思考状，展现了佛家的静谧与智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巨佛头像景观去佛慧山的首处胜景，更是游客们在此旅游的必到之地。

谈到这里，可能诸多读者都会存在疑问，如果按照正常情况而言，雕刻佛像必然要将本体展现完整，可为何佛慧山却只雕刻了一件佛头呢？难道这是工匠们的有意为之？亦或是在此事的背后，存在着更多不为人知的原因？

对于这个问题，历代史学家都对其做过考证，并在古籍中了解到，佛慧山只雕刻佛头一事，完全是一次意外，而非人为因素造成。据专家称，在早期的雕刻工程计划中，宋代工匠们的确准备雕刻一尊完整的佛像。可是当硕大的佛头被雕刻完毕后，他们却发现佛头下的山体石质异常松散，根本不适合进行雕刻。如果强行加以斧凿，则很可能出现佛像崩塌的景象，因此雕刻佛身的计划被迫流产，佛慧山上只留下佛头的雕刻成品。

不过当地人出于信仰的原因，还是在佛头像上建起了一尊佛龛，并由清末学者张英麟题笔，书写“大雄宝殿”四个字，用于对佛龛进行装饰，以供附近香客前来参拜。

对于以上说法，有一些历史专家倒是不太认同，反而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即“经费限制说”。大佛头所雕刻年代为北宋景祐二年，此时朝廷之中发生了著名的朋党事件，宰相吕夷简与知开封府范仲淹之间，各自形成了政治集团相互对抗，令宋仁宗本人焦头烂额，朝廷一时无暇管理其他事宜。

正是因为这次大事件的发生，才导致佛慧山大佛雕刻工程经费受到限制，在雕刻完毕大佛头后，再也无财力雕凿佛身，最终造就了佛慧山大佛有头无身的奇景。不过还有不少民间人士认为，其实佛慧山的整体就犹如一座身体，正好与大佛头相对应，形成一尊完整的佛像。但是该说法并未得到太多专家的认可，只能被归为是民间传说。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人类的建筑设计构思方式的确巧妙，但是也有失误的时候。正是因为诸多工程设计的不合理，最终出现了很多“烂尾工程”，令后人唏嘘感叹，所以，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现象一定要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