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徽商之相同处

习俗首先，晋商、徽商均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自金银花的征收到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赋税折银的结果，刺激了生产，大大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历经康雍乾三朝盛世，商品生产总体水平大大超过明代，水陆驿站干道的迅速扩展，从而为晋商、徽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其次，晋商、徽商都有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创出具有传统文化的货殖文化，这一文化在明清晋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

再次，晋商、徽商都与封建政治势力有着结托关系，商业势力消长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明清时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封建专制主义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依附、逢迎和仰攀是晋商、徽商对封建势力所持的基本态度。而封建政治势力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晋商、徽商的利益，又未放松对晋商、徽商的敲诈勒索。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人经济地位动摇和政治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与封建社会同枯共衰的命运。（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复次，晋商、徽商都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晋商、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突破区域性界限，进行长距离贩运，从而促进了各地区间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晋商推动了包头、西宁、张家口、平遥、祁县、太谷等城镇的兴起，而徽商则有“无徽不成镇”之说。晋商不仅对商业、金融经营管理形成了经营文化，而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如山西地方戏曲的繁荣，社火活动的开展，古籍文物的收藏，武术活动的推广，饮食、茶叶文化和珠算、会计、医药文化的推动，以及民风、民俗的变化等。徽商则对教育、书画、经学、理学、医学、园林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徽商和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霸商界的两个势均力敌的龙头老大！但是，由于徽商地理位置靠近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中华最为富饶的地方

但是在明清之前，江南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是晋商称霸天下！

唐宋以后，由于经济中心的南移，使徽州地区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江南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到了明清时期，徽州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了历史最为辉煌的时期。

徽商之所以能这么成功，自然与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由于战乱，中原大族大批迁入徽州后，将中原传统文化也带来了，他们迁入后，聚族而居，依然保存着诵说诗书、崇尚礼义的风气，并传给子孙后代，使中原文明在徽州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徽州是程颐、程颢和朱熹的故乡，被视为“道学渊源”的发源地。程朱理学在徽州的影响甚为深远。朱熹所创新的理学是对前代儒学的修正和发展，被元明清统治者定为正统，使程朱理学成为当时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在徽州一带更是广为流传，徽州被誉为“东南邹鲁”。徽商在政治伦理上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但是真正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以光宗耀祖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而且徽州地理环境是山多地少，人口稠密，在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不得不弃儒经商，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以王学的说教为本，王学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使徽商或由儒业贾，或先贾后儒，或亦贾亦儒形成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在商业经营中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指导他们的经营活动。

而明清徽商把儒与商结合地淋漓尽致！理学大师朱熹的故乡就是在徽州！

儒商的本质特征是：儒与商的结合和义与利的结合的统一。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儒商特别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所以，徽商相对于中原的晋商来说，多了一份朱熹理学的文人情怀，少了几分粗犷！

1中国经济史，统编教材一级（国家部委级），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字数：43，排名：2

2山西典商研究，专著一B级（专业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12，字数：50，排名：1

3流金岁月：经理人时间管理艺术，译著一级（权威和专业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6，字数：20，排名：2

4管理手法：经理人工作效率手册，译著一级（权威和专业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6，字数：214，排名：2

5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专著一B级（专业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5，字数：48，排名：1

6晋商研究，专著一B级（专业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4，字数：517,排名：1

主要科研项目

1近世以来的财政体系与金融发展---基于山西票号和英格兰银行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额：5万元，2007-11，排名：2

2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额：5万元，2006-12，排名：1

3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省、市自治区研究，资助额：07万元，2006-11，排名：2

4晋商信用制度变迁研究，省、市自治区研究，资助额：10万元，2006-1，排名：1

5晋商与徽商制度安排模式之比较，高等学校校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额：02万元，2006-10，排名：1

6山西能源工业发展研究，省、市自治区研究，资助额：1万元，2006-6，排名：2

7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额：8万元，2003-9，排名：1

8三晋文化古籍整理，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资助额：8万元，2003-6,排名：1

9晋商制度变迁与模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额：5万元，2001-12，排名：1

10晋商股份制及启示，省、市自治区研究，资助额：2万元，2001-6，排名:1

获奖

1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省第五次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等级：一，2007-12，排名：1

2晋商研究，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等级：三，2006-3，排名：1

3晋商研究，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级：一，2004-6，排名：1

曾获山西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省史志编纂优秀成果一等奖，省优秀社科成果应用推广二等奖，北方十五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1、所指的人不同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三大商派之一。

2、经营方式不同

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1、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2、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

-徽商

-晋商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红木热”在收藏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投资收藏红木这块领域中去了。那红木的收藏故事有什么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红木收藏故事，希望对您有用。

红木收藏故事1

　15万把写字台卖了太后悔

　实际店家只让我们考虑了一天，隔天就有一个识货买家，二话不说直接出了15万，把写字台搬家去了。这下好了，我肠子差点都悔青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合计着请两位木匠师傅打几件家具。记得有懂行的邻居叔叔，专门到家里来，向我父母隆重推荐一种叫做水曲柳的木头。按他的大概意思：打家具，水曲柳是最好的木头，没有之一。邻居叔叔的这个意思，传到我那位一肚子学问的舅爷耳朵里，我看他先是摇了摇头，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水曲柳打的家具嘛，还是不错的。可是要说最好的木头，无论如何轮不到水曲柳，应该是紫檀木，“一两紫檀，三两银”嘛!不过紫檀可不是老百姓(603883,股吧)能用的木头!”

　我记得，舅爷说到“一两紫檀，三两银”的时候，表情是那么的认真而且确定，不容置疑。在我们不算大的家族里，舅爷因为是摘帽右派，所以绝少对任何事发表意见。但是如果他老人家百年不遇地发表一回，通常，那就是全家人公认的结论了。

　这个结论，使我在学龄之前，便知道世界上有种很名贵的木头叫做紫檀。但我真正见到紫檀，却已经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初中有一篇《故宫》的课文，学校为了强化教学效果，顺带着春游，把我们一个年级的学生带到故宫。当时具体是那座宫殿里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进那个殿门的左手边，有一扇扯天连地雕花月亮门，讲解员告诉我们，制作这扇月亮门的木材，是非常非常名贵的小叶紫檀木。

　原来这种黑不溜秋的木头就是紫檀木啊。我禁不住好奇，用手摸了几下。紫檀木光滑中透着凉意，像石头。没错，那时的故宫，跟现在不一样，大部分宫殿，还让游人进。正如讲解员也跟现在不一样，讲解员讲道：“紫檀木要从遥远的印度，跋山涉水，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三到五年才能运到北京。仅仅运输一项，消耗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所以紫檀木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当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登峰造极之日，也就到了它大厦将倾之时……”我之所以能把讲解员的话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回去后，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作文里，老师特地将这段话勾了红圈，以资鼓励。老师肯定不会知道，我抄录这句话时，脑海里一直反反复复计算着：舅爷说一两紫檀，三两银。三两银子能换算成多少人民币啊

　大约在我第一次听说紫檀的四十年以后的某天，无意间翻到了一本过了期的拍卖图册。图册上，有一只明末清初的紫檀料面条柜照片与详解。其中面条柜内侧隔板上，有原主人题记，题记大略记载了，面条柜采料之艰辛周折，最后不忘记录：每两紫檀，银三两。

　这条详实的第一手资料让我异常震惊。如今，很多说紫檀的文章，纷纷采用“一两紫檀，一两金”，作为烘托紫檀名贵的说辞。但四十年前，舅爷说的“一两紫檀，三两银”却是客观的表述。老辈学者随口的一句话，都如此的严谨，实在了不起。

　我第一次见识紫檀实价有多么的“贵”，地点是在琉璃厂海王村，不知是哪家拍卖公司，收了一个重器，暂存在了这里。重器是一扇比中等四合院影壁墙块头还大不少的屏风。屏风三开，厚度惊人，中间是一个盘龙雕，其余皆是祥云。有人告诉我，这架屏风上面的龙，是四个爪的，说明它至少是亲王一级人物家里的东西。至于哪位具体人物，正在考证。

　于是我干脆跟着在场的一堆专家帮起了闲。突然有一位很老的专家脱口说道：“难得一见的好东西啊!我看怎么也得100万起拍吧。”在场人纷纷附和。旁边的我则为了这个100万的价，差一点惊背过气去。在万元户还被尊称为大款的上世纪九十年代，100万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不过，100万的价格搁在今天，我倒是可以砸锅卖铁也会去搏一搏，可搏下来了，把这大家伙摆到什么地方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真正动了拿下一件紫檀家具的念头，产生于2004年。那年夏天我跟爱人逛高碑店。一件闵作的双面写字台闯入我们夫妻的眼帘。由于标价不菲，看上去搁了不少日子。这件写字台让我心动不已的原因，除了工很精，就是用的紫檀料真的很紫。店家感到我的诚意，一个劲儿地开抽屉、敲桌板。进一步向我们展示，这写字台用料有多实在。最后干脆拉我们夫妻把脸贴到桌面上，观察紫檀那驰名天下的牛毛纹。

　当时，正好一缕夕阳照在桌面上。眼中牛毛纹，缜密而鲜活，间杂金星点点。由于紧贴着桌面，鼻息中开始嗅到若有若无的一曲清香。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爱人更是直言就是它了。关键时候，我定了定神，这写字台可是12万啊，而且已经砍到少一分也不行的地步。男人嘛，真要砸锅卖铁的时候，也免不了含糊。我把爱人拉到一边，鸡蛋里挑骨头地向她申明看法，我认为：这写字台好到没挑，唯独牛毛纹和金星太过明显。乍一看，容易让人产生桌面上附了一层土的错觉。爱人完全认为我在胡说八道。最后我二人，在回家考虑两天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实际店家只让我们考虑了一天，隔天就有一个识货买家，二话不说直接出了15万，把写字台搬家去了。这下好了，我肠子差点都悔青了。爱人倒没过分挖苦我，只是罚我请她去唱歌。那晚上，任贤齐的《依靠》我点唱了好几遍，只为那句“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放掉。”

　大概是这句歌词显了灵，没过一个月，知道了这个笑话的好友老孙大哥，正好去福建办事，特地给我带了一件紫檀雕件。这件紫檀个头着实不小，雕刻的内容是福、禄、寿三星，在仙童、仙子的环绕中，优哉游哉地过着他们的神仙日子。整个雕件是一块没拼没补的紫檀老料。上面金星、牛毛铺陈到了极致，用料之精，确属我生平仅见。不仅于此，雕工据说是出自一位雕过寿山石的师傅，木雕、石雕手法杂糅，愈显得雕件工艺非凡。我当然不能舔着脸大咧咧地就收了，赞叹一阵，赶紧向老孙大哥问价，老孙大哥一摆手：“送你的生日礼物!就别问价钱了啊……”

　确切地说，我的生日在冬天，生日礼物却在夏天送，这就叫人哭笑不得了。不是我矫情，除非是神仙，无论谁收了这样的礼物，半夜里做梦都会乐醒的。我不是神仙，所以为了这件礼物，我们夫妻半夜里乐醒过好几回。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紫檀，但是至今仍不知道它的价值。

　说来也怪，自从这件紫檀雕件之后，紫檀的市场价跟坐了火箭一般。而我的紫檀藏品逆势而动，反而越来越多。需要声明的是，动辄值一辆豪车钱的紫檀家具，肯定这辈子跟我无缘了。但不妨碍我，什么紫檀小雕件啦，紫檀手串配饰什么的一通狂收。应该说现在的紫檀跟我了解的紫檀已属面貌全非。以前十檀九空，讲究的有品有型的家具和大料，现在讲究的是，手串细节里，鱼鳞、玻璃底儿，又或者金星的爆星、满星。过去的某一紫檀特征，现如今成了估计的标准。

　为此，可以做一个荒诞比方：现在的关于紫檀把玩件林林总总的说道，就像肉铺掌柜的一头猪，各部位的肉，如果不能卖一个价，那就得有套说辞。如果这个找骂的比方可以片面的成立，那么原本很贵的紫檀，除了很贵还可以很深、很神。成了更多人的手中物、心头好。

　为了写这篇文字，我算了一笔账，现在一串两厘米直径的紫檀手串，大概净重60克以上，品相中庸者七、八百块钱。按照白银国际牌价，差不多正是一两紫檀三两银。(按照古代的度量衡和白银购买力，肯定不是这个算法)我之所以要有如此牵强附会的一算，是因为最早告诉我一两紫檀三两银的舅爷已经去世快两年了。如果他在世，知道我在这写紫檀，我猜他会叮嘱我在文章最后，为紫檀加上这样一句评语。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红木收藏故事2

　红木收藏——“名人与红木”之成龙篇

　成龙收藏木头是受到了蔡澜和何冠昌的影响，蔡澜在香港嘉禾**公司做监制，成龙常到他的办公室，蔡澜坐的是木头椅子，书桌上是黄花梨的笔筒、紫檀的镇纸、清代的水丞。成龙当时除了爱买跑车、玩名表，就是工作。蔡澜建议成龙收藏紫檀家具。

　成龙买了很多老木头为了建院子，每一堆老木头都是一座精美的老房子，年头最长的有 400多年的历史，短的也有 200多年了。2009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2009芭莎明星慈善夜上，成龙捐出的一尊紫檀宫殿模型，以388万元的高价被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烁拍下转赠给了女星周迅。

　2013年4月，成龙将收藏的4座老房子捐给新加坡科技大学，建立了一个成龙古建筑群及**道具收藏馆，成龙还把一栋古建筑捐给龙岩长汀县。2014年4月7日，成龙在北京JW万豪酒店举办六十岁生日宴，圈内好友系数前来祝贺，包括知名导演、影星及商圈大佬等众多嘉宾好友均倾情现身，曾志伟从剧组赶到现场，担任整场晚宴的特邀嘉宾主持，最后拍卖的小叶紫檀雕龙宝座压由英皇娱乐杨受成以650万人民币拍走。

　成龙说：“别看我什么东西都收藏，国内的，蛐蛐罐、清代妇女戴的手镯、服饰，国外的，杯子、碟子、调羹、勺子、手链手铐、锁，太多了什么都有，但我真正懂的只有木头。”

红木收藏故事3

　“黄花梨女皇”伍嘉恩的古家具收藏故事

　1989年秋，伍嘉恩与旅居伦敦的中国古董商人艾斯肯纳斯(Giuseppe Eskenazi)共进意大利晚餐。艾氏忽然说起此次路经洛杉矶，有韩国瓷器收藏家，从南加州得到一批中国明式家具，是曾客居中国的白俄裔女士搬迁出让的，但他不懂家具，没有看。在脑海中，伍嘉恩清晰地看见自己刀叉在手，停顿在面前的空气中，结结巴巴地说：“东西还在吗我能看吗”艾氏见状，哈哈大笑，答应吃饭后去电查询。整顿饭伍嘉恩食不知味，回到家中不停踱步，实在按奈不住了，去电追问，原来已联络上，东西还在，欢迎伍嘉恩到洛杉矶鉴定。伍嘉恩起了大早立即订机票，当天出发，直奔洛杉矶。

　这批机缘巧合遇上的家具，其中不乏精品，部分更是在20年后的今天，也未有能超越它们的例子，包括这对黄花梨大四件柜。运回香港后即辟密室存放。嘉木堂于1987年成立，同时建立维修工场。伍嘉恩与工匠们每天面对明式家具，历经两三年，他们研习无间歇不断实践，维修工艺已有一定水平，但四件柜体积庞大且特别贵重，大家又从未有在这么大平面上打磨推蜡的经验，于是决定请伦敦家具修复工厂主人克里斯托佛·库克(ChristopherCooke)来港处理。库克工厂专门维修欧洲古董家具，工作人员全是科班出身，对中国家具也有实践经验。

　黄花梨顶箱柜修复后雄伟壮观，照完相后直寄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长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n)不看实物就来电订购，从加州来的又往加州去了。

　明式家具何以从江南原产地流传海外伍嘉恩说，古时一般老百姓是用本地村落乡镇生产的家具，就地取材，如柴木加漆这类的地域性家具。高级奢华的消费品，源于16世纪的繁华时期，在国内已建立了自由市场，这意味着各省各城追求精致生活风格的有钱人会喝福建茶，用南京丝绸，安徽纸、笔、墨，景德镇瓷器和宜兴紫砂壶等，各地重镇富户，自然也会从江南主要原产地，订购材美工良造型优美的黄花梨木家具。而宫廷和首都北京的达富贵人，更能利用运河之便，将之运送北上。

　所以除了原产地江南地区，各大城市与沿京杭运河市镇，保存有明式家具实例就不足为奇。从远离江南及大运河、不具备地利条件的地域，如徽商家乡徽州一带、山西中和南部晋商的大宅，而在多省的历史文化名城也藏有大量实例，就颇能体会当时士官商贾均以黄花梨木制明式家具为时尚。从传世家具中有部分带有地域风格的制作，虽属少数，但也表明当时各地贵族巨贾有直接采购木材，雇用当地能工巧匠制造黄花梨木明式家具。

　伍嘉恩透露，20多年来，她耳闻目睹有明式家具踪影的市镇和地区，虽然不全面，确能从中得到一点关于明式家具原产地及他们由明代至上世纪分布地域的信息。20世纪家具之父王世襄先生以古籍为依据，继而实地考察，认为明式黄花梨木家具主要产地是江南的苏州、东山地区。现在这个中国家具分布图，确能见到明式家具集中在江南，以苏州、东山、松江为中心的一带。

　最后，伍嘉恩认为，清朝至民国，除苏州地区以外，明式家具也散布于其他各地，包括长江下游沿岸城镇如江阴和南通，杭州湾河两岸都市嘉兴、海宁、杭州、绍兴与宁波。京杭大运河从浙江，穿越江苏、山东入河北经通州达北京，沿河乡镇也多处发现为数不少的明式家具。““””结束之初，大批明式家具开始步入了辗转流离、漂洋过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