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抄袭冯契学说精华——一个莫须有的指控

冯契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其学说独创性主要体现在以“转识成智”为核心的“智慧说”上，已为当代学术界所公认。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指出，“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冯契“为当代中国哲学留下了一个创造性的体系”。（2000年月12月5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教授认为，“冯契先生的智慧学说，力图解决知识如何发展成为智慧，如何实现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发展等问题。” 武汉大学萧父教授有个精致的概括：“他一生的哲学沉思，围绕着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展开，在他的晚年，创造性地提出了‘智慧说’的思想体系。”安徽师范大学臧宏教授以为，冯契创立了“以‘转识成智’为主要内容的‘智慧说’体系。”（以上均见于2005年10月27日《社会科学报》）同济大学博导章仁彪把它揽到自己的的名下，构成了货真价实的剽窃。这见于章仁彪两篇文章：《“转识成智”培养创新人才》（2003年12月15日《同济报》）、《以职为志，转识成智，由技进道》（2003年第6期《复旦教育论坛》）。

在前一篇文章中，章仁彪说：“怎样把‘以知识为导向的教育’转化一种‘以创造为导向的教育’？我称之为——‘转识成智’。”接着说：“知识是否是智慧呢？我以为也是有区别的，即知识还不等于智慧。”“值此‘信息爆炸’、科研课题更新周期不断缩短之际，教育如何化理论为方法、化知识为能力，关键就在于如何更好地开发人的潜能与智慧，‘转识成智’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在后一篇文章中章仁彪以“转识成智”为小标题，在论述中他说：“知识不等于智慧，任何教育都离不开知识的传授，但教育要旨在于‘转识成智’，即把一种有限的、适用于特殊领域的知识，转化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智慧……教育所要做的正是这种‘转识成智’的努力。”

且看冯契先生是如何说的：“我借用‘转识成智’这一传统哲学术语来表示由知识到智慧的转化”，“认为认识过程中有知识到智慧的转化。”（《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一卷，第411—412页）冯契先生对“转识成智”作了扬弃，不注重其佛教这人生解脱的本义，给予了全新的认识论上的新义。这一创造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对知识与智慧作了具体的界说后，又论述了如何由知识经验这一特殊领域，经过理性直觉的飞跃，进到无条件的超名言的领域。（同上书，第412—425页）

显然，章仁彪的话是从冯契先生的论述中抄袭来的。冯契先生化了半个世纪的努力，得出来的“转识成智”，被章仁彪笔锋轻轻一转，变成了“我称之为”。这不是剽窃还能是什么呢？还有确实的证据，章文中所说的“化理论为方法”，这一观点是冯契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的。冯契先生对《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有个概括：“主旨在讲化理论为方法，说明认识的辩证法是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同上书，第50页）章仁彪不作任何注明。

不仅在文章中行抄袭之事，章仁彪在他担任文法学院院长期间，多次在同济大学讲座、讲演与研究生入学欢迎会上，宣扬自己的那套“转识成智”的所谓“。此后他在上海、珠海、海南等大肆宣扬他那番“创见”：

2004年4 月，在第六届上海市家庭教育宣传周有“转识成智――谈现代聪明学”的讲演。

2006年12月8日，在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作《转识成智，化性为德，创新人才培养何以可能？》的讲演。

2007年12 月8日，作《转识成智，化性为德》的讲演。

2008年1月7 日，在华东理工大学作《转识成智，化性为德》的讲演。

以上四次，仅是从网上查出的，这位被誉为“旁征博引”的“教育哲学家”，其看家本领固然是从从冯契先生的“智慧论”那里剽窃而来的，早在2003年底，从华师大毕业、在同济工作的青年教师一言道破“天机”：“冯契先生的见解，怎么一下子成了他的东西。”

当前学术界研究冯契“智慧说”的学术论文，已达百余篇之多，目前已有以“智慧说”为内容的学术专著。这一学就有着向其它领域漫延的趋势。如上海大学陈新汉教授把“智慧说”应用于教学领域，华东师范大学李志林教授则应用于金融领域等等。他们应用时，均是注明系冯契的观点。

章仁彪抄袭的是冯契先生的学术宗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点。这种抄袭大胆至极，在学术界早已认同的前提下，把“转识成智”作为自己文章的标题，并在全国各地宣扬。

至于章仁彪经常用的“由技进道”的观点，也是抄袭自冯契先生的。

章仁彪说：“职业教育重技能培训，但只有转技为艺，进而由技进道。”他引用的材料是《庄子》中“疱丁解牛”的寓言，讲“疱丁解牛” 的过程，“成为一种化技为艺、由技进道，集真善美为一体的诗意创作和生存之道。”（见《以职为志，转识成智，由技进道》一文）

冯契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用“疱丁解牛”的材料，得出了二点结论：“第一，哲学思想体现于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成了诗的意境。第二，庄子在这里并不否定人为，而是要求由人为到自然，由‘技’进于‘道’。”（《冯契文集》第四卷，第232页）

从材料到观点如此相仿，只能证实一条，章仁彪那些关于现代教育理念、培养创新人才的主张，全是抄袭是冯契先生的。理由很简单，章仁彪没有发表过关于佛教与庄子的学术论文。

（知识不等于智慧，要把知识变为智慧，这在教育上是个常识。冯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很好地解释了这个常识，并藉此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是否需要提及一个教育常识时还要言必称冯契先生？我估计冯先生也没有把一个常识性观点拥为己有的初衷。更何况，“理由很简单，章仁彪没有发表过关于佛教与庄子的学术论文”的理由太荒谬，没有发表过关于佛教与庄子的学术论文，就不能引用佛教与庄子的观点，照此标准，推而广之，估计90%以上的学者都有抄袭之嫌。）

回应

见了揭露文章以后，同济大学博导章仁彪在2009年5月26日博客作了个说明。内有“有关学术问题，事关学术氛围，特重发被指‘抄袭’的论文于此，相信读者自会作出自己的的判断”等语，对此作三点剖析。

剖析

一、“狸猫换太子”——乱扣帽子的文革遗风

章仁彪重发的论文，题目是《“转识成智”：创新人才的培养何以可能？》，系为一次论坛上所作的演讲，且不注明时间。我们说的论文，是《同济报》（已公开发行）2003年12月15日上的《“转识成智”培养创新人才》。题目相似，我们两相对照以后，发觉阐述内容大不相同。一般地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发表过的文章是不会健忘的。京剧有一出戏叫《狸猫换太子》，用在这里最恰当的了。其实搞抄袭的人的本性，总是不诚实的。

（兄弟，你自己也说得清清楚楚，同济报是校内新闻刊物，不是学术刊物，而另一篇是一次论坛上所作的演讲，内容相似本就不冲突。一个学者在校内新闻刊物上简要介绍自己的观点，有何不可，有必要扣帽子吗？）

二、为何说抄袭——苍白的论证

章仁彪重发的论文中有一句话：“我的演讲题目是‘转识成智’，源自佛学。”讲了此话后，话锋一转，引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话，不再讲佛学了。现在只得对章仁彪做些学术上的启蒙了，下面从本义、历史流传与冯契的创意来说。1、“转识成智”的本义为一种成佛的理论，。唯识宗认为，通过特定的修行，领悟到佛教的真谛，有漏（有烦恼）的八识就可转化为无漏（摆脱烦恼）的八识，从而得到四种智慧。有漏界为染污，无漏界为纯净，必须舍染归净，方可赢得人生的解脱。唯识宗以为，由染到净是成佛的前提。2、到近代始有熊十力从本体论上发挥“转识成智”。唯识宗是由唐代高僧玄奘（《西游记》中唐僧原型），到天竺取经后传到中国的。因内容过于繁复而不流行，中晚唐后以“自心是佛”、“顿悟成佛”、“无念为宗”为宗旨的禅宗，风靡神州大地。到了近代唯识宗得以复兴，杨文会、欧阳竟无等佛学大师加以研究，并引起世人的关注。现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构建了“新唯识论”体系，但终其一生只完成了“境论”（本体论），而未写出“量论”（认识论）。3、冯契“转识成智”的认识论新义。冯契借用“转识成智”的概念，认为“智慧说”研究的是，“在实践基础之上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如何转识成智，获得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冯契文集》第一卷，第42页）冯契把“智慧说”界定为广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是“从无知到知和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过程。”（同上，第418页）他把“智慧说”展开为三部著作，共70多万字，并以两部100多万的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作为“智慧说”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准备及历史展开。（见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读冯契的“智慧说”》一文，刊于《冯契哲学思想研究》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冯契“智慧说”赋予了“转识成智”以认识论的新义，为前无古人的独创。

（哥们，你啰啰嗦嗦一大堆，意思要说“转识成智”就必须先提冯先生。可“转识成智”一说一不是冯先生首创，二来即使是冯先生首倡，难带就由不得别人说了？这种胡乱戴帽子的行为实在是文革遗风！南大胡福明先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为小平同志所用，也没见学界规定提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言必称胡福明先生。照此标准，“转识成智”为佛教唯识宗理论，也早年为熊十力、贾题韬先生所倡，能不能说冯先生抄袭了佛教和熊、贾二位先生的观点？我估计，冯先生也会为你这样的徒子徒孙感到害臊的！！！）

三、抄袭无疑义乎——把祖师爷供上神坛究竟有何目的

在冯契“智慧说”未问世前，“转识成智”是极为冷僻的。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的《哲学大辞典》，不收此条目。“智慧说”面世后，“转识成智”从佛学专门术语，成为学术界频繁使用的概念。从时间上说，上世纪只是少数学者在使用，自本世纪起始为频繁见诸于报刊中。本世纪以来学术界有个共识，凡是从认识论新义讲“转识成智”，即从知识到智慧飞跃的，都是注明出自冯契“智慧说”的。上海大学陈新汉教授、笔名忠言的华东师大教授李志林，分别将它用于教育领域与金融投资活动中，他们均标明源自冯契“智慧说”的。章仁彪把它应用于人才创新，也未妨不可，但为什么不讲明是来自冯契呢？而狂妄自大的说“我称之为”。这不是典型的抄袭又是什么呢？如章仁彪拿得出一篇时间早于冯契的论述“转识成智”的佛学文章，那么就无抄袭之嫌疑了。章仁彪在各地大讲所谓“自创”的“转识成智”，为什么在2006年华东师大的一次演讲中，又提及了冯契“智慧说”了呢？冯契在华东师大工作了四十多年，且该校有着几代冯门弟子。其中原委不言自明。

我们只是依据事实，讲明学理，没有似他博客上说的“恶意诽谤”。从章仁彪玩弄重发论文的伎俩来看，却是在蓄意捣浆糊。读者只要根据我们所列线索，从书本和网上查一下就能明白真相了。

（所谓“智慧说”面世后，“转识成智”从佛学专门术语，成为学术界频繁使用的概念。我估计熊十力先生会喷你一大口口水，冯契先生也未必敢认同。）

（所谓本世纪以来学术界有个共识，凡是从认识论新义讲“转识成智”，即从知识到智慧飞跃的，都是注明出自冯契“智慧说”的。这大概是冯门弟子的共识，更是彻头彻尾的学霸行为。按照你们的论断，我搞一个“空气说”，你们以后提到空气时就必须提及我，最后呼吸空气时是不是还要征得我的同意？哈哈！！！）

论文的参考文献不一定要在文中有引用。

如果是文中有引用的参考文献一定需要标注出来，如果是自己受到启发而写下的文字，没有直接引用，也可以标注参考文献。

为了反映文章的科学依据、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以及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正文之后一般应列出参考文献表。

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所有引用别人的观点或文字，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都必须注明出处或加以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书写格式：

（1）顺序编码制的具体编排方式。参考文献按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一种文献被反复引用者，在正文中用同一序号标示。一般来说，引用一次的文献的页码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列出。

格式为著作的“出版年”或期刊的“年，卷（期）”等+“：页码（或页码范围）”。多次引用的文献，每处的页码或页码范围分别列于每处参考文献的序号标注处，置于方括号后并作上标。作为正文出现的参考文献序号后需加页码或页码范围的，该页码或页码范围也要作上标。

作者和编辑需要仔细核对顺序编码制下的参考文献序号，做到序号与其所指示的文献同文后参考文献列表一致。另外，参考文献页码或页码范围也要准确无误。

（2）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

专著M ； 报纸N ；期刊J ；专利文献P；汇编G ；古籍O；技术标准S ；

学位论文D ；科技报告R；参考工具K ；检索工具W；档案B ；录音带A ；

图表Q；唱片L；产品样本X；录相带V；会议录C；中译文T；

乐谱I； **片Y；手稿H；微缩胶卷U ；幻灯片Z；微缩平片F；其他E。

应当是不算抄袭的，因为抄袭字数仅占个人论文的4%。但是，引用他人论文或著作应当注明出处。

论文抄袭认定的一般标准：

1连续引用他人作品超过200字而未注明出处的。

2使用他人已发表的数据、图表等内容未经制授权或未注明出处的。

3原文复制或通过改变个别单词、词组及重排顺序复制他人作品内容超过本人所撰写总字数的15%的(引用法律法规、政府公文，时事新闻，名人名言，经典词诗，古籍书，公认的原理、方法和公式，通用数表等内容除外)。

4将文献直接翻译或在翻译中改变字词、重排句子顺序等用于自己的论文中，且总字数超过本人所撰写论文总字数的15%。

5照搬他人论文或著作中的实验结果及分析、系统设计和问题解决办法而没有注明出处或未说明借鉴来源的。

努尔哈赤：一边巴结汉人换取官位，一边仗着汉人的威势欺负族人，统一族内羽翼丰满了，又开始造自己主人的反……说白了，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皇太极：靠逼死后妈上位，靠抢劫积累实力，本质上就是一个土匪头子。

多尔衮：给逼死亲妈的仇人做鹰犬爪牙，跟嫂子私通，杀死侄子后，还要霸占侄媳妇，用强迫汉人留辫子的形式来掩饰自己出身蛮族极端自卑的心理……也是个强盗头子，而且更阴险毒辣。

顺治：从他对多尔衮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此人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种，也是个胆小怯懦的主——只敢打死老虎；从他亲近豪格和鳌拜也可以看出，此人还是个毫无识人之名、鼠目寸光之辈；从他夺兄弟老婆逼死博尔果可以看出，此人丝毫不懂得什么叫礼义廉耻——这一点倒是跟他皇父摄政王一个德性。

康熙：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就不说了，但说从他开始搞文字狱，这一条就足以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雍正：算了，这位的皇位来的名不正言不顺，还要颁布上谕给自己解释，好容易信赖个年羹尧，还得专程卸磨杀驴一回，够可怜的了，不骂了。

乾隆：这人么，说他附庸风雅都抬举了，一生做了上万首诗，没一个能看的；自吹十全武功，小小个苗疆还得死个大将；搞《四库全书》，先烧掉几十万本——这还TM拿出来做功绩呢！

满清啊，诺大一个康乾盛世，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如明朝最“腐朽”的时候，就这还有当代人称他们是“世界第一”，忘记英国此时已经工业革命了么？已经“日不落帝国”了么？

很多同学都会带着这样的疑问去找论文检测老师咨询：“知网查重时我明明标注了引用为什么还是被标红算抄袭了”。其实很多同学的引文都是按照学校的参考文献标准来标注的，很多时候检测老师也很难完美的解答这类问题。今天我们来仔细分析下知网查重如何正确标明引用：

写论文时，有意引用成语、诗句、格言、典故等， 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说明自己对新问题、新道理的见解，这种修辞手法叫引用。如何正确标明引用是每个毕业生论文必讨论的话题，然而对于知网查重来说，引文并不能降低重复率，因为知网查重的结果——总文字复制比包括引用和抄袭两部分重复率的和。引用的作用是使论据确凿充分，增强说服力，富启发性，而且语言精炼，含蓄典雅。

一、知网检测系统识别参考文献的标准：

1 有明显的“参考文献”标记，参考文献4个字独占一行，下面是各个参考文献条目；

2 每个参考文献有明显的标号，标号可以是以下任意一种：Num、[Num]、(Num)；

3 标号可以是Word自动生成也可以手工书写；

4 标号内不要添加标点符号，例如：不要[Num]或(Num、)等；

5 每个参考文献中最好有时间休息或者URL或《》书目信息；

6 一条参考文献内及在此条参考文献没有结束时不要有手动换行或者回车符（即顺其自然，满行后会自动换行，请勿人为！）

二、引用文献来源必须是知网

虽然参考文献格式非常标准，但是引用的文献来源必须是知网，因为我们99%的高校采用的是知网检测系统，对比的是知网数据库，因此参考文献标注的引用文献名称必须来源知网数据库。如果不是知网里的文献，比如古籍图书，知网检测系统根本检测不到不会标红更不会算重复，更不要谈什么引用啦！

三、引用内容不能过短

引用内容过短知网检测系统就不能够精准的搜索到引文，比如“我爱雷锋”这样一句话，每个学生都可能写过这样的话，知网数据库太多了，根本对不上是谁写的，引文就检测不到。引用尽量整段或者句子比较长才有可能检测到引用。

四、引用内容必须完全一样

如果引用的内容是经过自己转述或者白话，甚至标点符号有所变化都有可能检测不到引用。

总结：论文中的引用如何正确的标识，必须同时满足以上4个条件才有可能检测到引用（少数系统自动识别引用除外）。值得说明的是对于知网查重来说，总文字复制比包括抄袭率和引用率，也就是说不管是引用还是抄袭都算重复率的。因此并不需要太刻意的添加引用。加和不加引用不影响知网查重总结果。适当标明引用可以显的文章高水平，使论据确凿充分，增强说服力，富启发性。但也不能过度引用。目录是论文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门，净溪知网查重前面讨论过“论文中如何生成正确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