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字画的鉴别

纸绢鉴别

书画所用的材料绢和纸对于书画的断代起着一定的作用。绢和纸的鉴别是鉴定书画又一途径。根据和国学者目前的研究，晚周帛画和战国楚墓帛画以及稍晚时候的马王礁汉墓帛画，均是画在较细密的单丝织成的，至今为止未见用双丝绢的（即经线是双丝，纬线是单丝织成绢）。五代到南宋时期的绢，较前代有了发展和变化。从表面来看，除了单丝绢外，还出现了双丝绢的形式。这种双丝绢的经线是每两根丝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是单丝。元代的绢总的说来比宋绢显得粗了一些，不如宋绢细密洁白，并且还呈现出稀松的状态。明代的绢总的看来也是比较粗糙。明代早中期有一种质量较低较稀薄的绢，由于这种绢太稀薄不易落墨，所以书画家往往先将其托上纸然后再进行书画创作。纸的质料是判断书画年代的又一标准。汉、晋古纸，所见都是用麻料，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鱼网等废料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苎麻。它的特点是纤维较粗，所以也难以作得精细，它无光、无毛、纤维束成圆形，有时见木素。隋、唐、五代书画大都用麻纸，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摹《兰亭序》、杜牧书《张好好诗》，以及敦煌出洞的大批唐代经卷，无不如此。北宋以后则急剧减少，但北方辽金的经纸还用麻料。以后用麻纸作书画的则几乎没有。隋、唐之间，开始看到有用树皮造的纸，大都用楮或檀树皮，它们的特点是纤维较细，同时又随着手工业发展进步而产生的精细的佳作。此种质料亦发暗无光，仅比麻纸稍亮一些，纤维束成扁片形，微有纸毛。还有用桑树皮造的纸，其特点是纤维更细，发亮，纸面容易起长毛，纤维束为扁片形。北宋一开始，在书法墨迹中就出现大量的树皮造纸。以后，树皮纸产于全国。竹料的造纸用于书画始于北宋。竹料坚硬，最难制浆，前人无法处理它，所以不采用。竹料造纸其纤维最细，光亮无毛，纤维束或硬刺形，转角外也见棱角。北宋中期后，造书画纸的原料已无不具备，因而从此就不易以纸质来区别时代的前后了。

装潢鉴别

各个时代书画装潢有各自特色，可作为鉴别断代的辅助依据。如南宋宫廷收藏的书画有规定的装裱格式--绍兴御府装潢式，对不同等级的书画采用什么材料来装裱，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手卷用什么包首、什么绫子、什么轴心；立轴的用料的颜色、尺寸、轴头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元代宫廷藏画选择专人装裱。大德四年，"命裱工五芝以古玉象牙为轴，以鸾鹊木锦天碧绫为装裱，并精制漆匣藏于秘书库，计有画幅六百四十六件。"明代书画的装潢形式有进一步发展，书画卷增加了引首，并且有的被写上了字，有仿宣和装窄边的，也有用绫或绢挖厢宽边的；立轴则有宽边、窄边之分，有的还加了诗堂。清代宫廷收画的装裱，有其特殊的风格面貌。唐熙、乾隆时期，装裱的用料和技术、形式各方面都比较好，卷、轴的天头绫多为淡青色，副隔水多为牙色绫，临近画心那一部分多为米色绫（或绢），立轴有的有诗堂，有的则没有，但一般都有两条绶带。立轴天杆上的圆曲是定制的，与非宫廷有显著不同。嘉庆以后，宫廷装裱的质量逐渐低落，立轴的天杆逐渐变粗（晚期成为方形）一部分轴头不再用紫檀、红木了，而且显得比较笨拙。手卷比康乾时期也显得粗些。

印章鉴别

印章的时代特征与气息也是鉴别书画的佐证。印章的时代气息可从其形状、篆文、刻法、质地、印色等方面出来。宋代的书画作品，钤盖上书画家本人的印章为数很少，大多数书画家在作品上并不钤盖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铜、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质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现了极少数油印），蜜印颜色红而厚，水印颜色淡而薄。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变化，出现了圆朱文印。质料有木、象牙、铜、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开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渐多起来。明代初期，各种石料的印章已相当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变化，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都比原笔画略粗一点，但显得较淡，并略呈**，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质居多，其它如水晶、玛瑙、铜、玉等均有。字体有古文篆体等到各种形式。这一时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颜色也有浓淡之分，也还有少数画家使用水印。清初，书画家印章甩用的篆文变化并不大，但印章形状、字体字形都有多样化的趋势。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种各样的规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种流派，大都以《说文解字》为主体。印色从为油质，水印已不见使用。

题跋鉴别

题跋可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代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某件书画的题跋虽然也有对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数。最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于是人所共知的。但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因此书画鉴定不能不注意它的" 张变幻"。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见之事。画上如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他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色，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都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了赝本，叹为旷世无双。后来对真本他反说是假的。文征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鉴别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明迹，但在评真上极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完全相信。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跋虽不克尽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其它一些证据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行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以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疑的铁证。

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作者的年龄、生卒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征。如张大千藏《湘江风雨图》与卷，曾影印于《大风堂名迹》第一集中。纸本，长幅。画墨笔水石风雨竹。自识；风林顾有终，志行昆季，求予写《湘江风雨》已三年矣，而予倥偬未能酬之。今年予上京师，与友携酒追而送别于鹿城之南，乘兴一挥而就，但愧用笔不精而情谊则蔼然也，时正统丙寅岁（十一年，1446年）秋七月望后一日，东吴夏昶仲昭识。钤朱文"东吴夏昶仲照图书印"、 "太常卿图书"等印。另北京文物研究所存一卷，画法款题印记，和张氏藏本完全一样。画在生纸，而末尾题识处纸色拖浆煮熟。细看两卷画笔均欠沉着，款字略有文微明法派，完全是一手之作。再拿夏画真迹中题记印亲校勘，乃知正统十一年丙寅（1446年）夏氏还在吏部考功习，而他官太常卿，则要到天顺至成化五年已丑（约1457年--1469年）间，所以不可能正统中已用"太常卿图书"的印章，因此肯定这两卷多是明代中期人凭空仿造的伪本。作伪者对夏氏的生平事迹，没有仔细调查研究过，所以露出了这样的破绽来，下述几例书法伪品也是以此判断鉴别的。唐代颜真卿《裴将军诗卷》（这本身是假的，姑不论），后面有宋初以"蔬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闻名的诗人林通的题跋，系伪造，因为该跋的字体是学黄庭坚的，考林通死后17年黄庭坚才出生，不可能学到黄的字体。唐代欧阳询书小楷《般若婆罗蜜心经》本署书写年月是贞观九年十月四日。而《心经》乃玄奘法师从西域诸经中的一种，玄奘于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才奉敕开始译经，欧阳旬岂能预书此经？由此可以断定此帖非欧阳询所书。唐代李邕书《少林寺戒坛铭》末署"杭州刺史李邕书，开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建"。查《新唐书》本传，李邕书开元甘三年始为杭州刺史，史事不合，可知其伪。潜惠堂刻《灵飞经》后有赵孟俯二跋，其中一跋作于泰定四年（1327年），赵氏时年应74岁，而赵孟俯卒于至治二年（1322年），享年69岁。可见此跋不可能为赵书。明代馆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沈度有一帖，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考沈度卒于宣德九年（1434年），至成化于十四年（1478年）已死去45年了，凭此即可断定它是伪作。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古文纪年》《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

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 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周隐王二十年( 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参考资料：

山海经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待考证，经过考证，大部分地理位置都与书中记载吻合，当然也有不附原文之处。

山海经从写作手法上来看，不像一部神话故事。从没有哪部神话故事是以单纯记物为主的，这不符合常识。

凡写小说的，一般除了主人公，配角绝不会去强调他的属性，不会去写这么繁琐的细节，这样会影响全局的思路。所以从各种常识上来看，这绝对不是一本异想天开就能写出来的书，即使是四大名著都不会对毫无意义的事情进行祥述，也不会脱离现实社会背景进行创作。

“古人写的异体字甚至是错别字”与“通假字”绝不是全等的概念。

通假字，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通假字，包括古今字、异体字和狭义的通假字。

古今字：古已有之，今又造字。新字成为长期工。如苏东坡的《石钟山记》中的“莫”，为“暮”之古字，被“借”为否定副词“不”、“没有谁”的意思，故又造“暮”字。

异体字：同一个意思，不同的写法。

通假字：音同本字，借来一用。借来的字只能作为临时工。如“说”与“悦”；如“蚤”与“早”；如“当”与“倘”。其特点是“因音通假”。

通假字是中国古书的用字现象之一，“通假”就是“通用、借代”，即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代替本字。由于种种原因，书写者没有使用本字，而临时借用了音同或音近的字来替代，有人认为部分通假字就是古人所写的白字(别字)。事实上，第一个写通假字的人可以说是写的白字，但是后人纷纷效仿，也就积非成是了。通假字大量存在于古书之中，是造成中国古书难读的祸首之一。

通假字所代替的那个字我们把它叫做“本字”。例如：“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中的“惠”是“慧”的通假字，是“智慧”的意思。

通假字的成因

古人造出一个字，表达一个意思，可是该用哪个字表示哪个意思还在形成过程中，没有一定规律，既可以使用这个字表示某个意思，又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声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表示那个意思。时代越后的文章，通假字越少，反之，通假字越多。

古人在做记录时，一时想不出本字而用了别字代替，清代的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中指出：“字之音同而异义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第一个人这样写固然是前面所说的写了白字，但后人都这样效仿以后，便成了合法的“通假”字了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古书几乎都被烧光，到汉代，相当部分书籍都是凭一些读书人的背诵、记忆重新写出来，“著之竹帛”。由于当时背诵者只记住个读音，未记住其字形，书写者往往会因方言的差异或其文化程度的影响导致记录时将同一个字记录成不同的形体。

古人认为语言凭借声音而存在，强调既有此音，即表此义，闻者听音则知义，因而古人在记录时往往依据声音来记录。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经义述闻》就这样说“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

与假借字的分别

有人常把通假字与六书中的“假借字”相混。严格来说，通假字是指本有其字的替代，例如上述例子中，本来已有“慧”字，但却以“惠”字临时替代。而六书的的假借字则是本无其字，因为要创制新字较麻烦或为免使字数大量增加，而采用同音或近音字表达那种意思，例如“自”字本义是鼻子，因同音关系，借来表示“自己”之意，这是六书中的假借。

即使在古人的训诂解说中，也有时会把两个名称相混。读者应按其上文下理，或按文字学知识，小心判别。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通假字本质上不属于错字或别字，属于正常的文言现象。

汉字的历史悠久，演变复杂。在古代，因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一些字往往同其他一些字通用。这种文字使用中同音替代的现象叫做“通假”，也叫“古音通假”。通，是通用；假，是借用。《鸿门宴》：“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这里用“蚤”代替同音字“早”。我们称“蚤”为通假字，“早”为被通假字。“蚤”本指跳蚤，这里借用来表示“早”，“早”便是“蚤”的通假义。通假字不同于假借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说假借的定义是：“假借者，本无其字，以声托事。”意思是说某一个词义，本来没有字去表示它，只好借用一个同音字去表示。例如，文言文中的句末语气词“耳”，本来是没有表示这个词的字的，只好借用耳朵的“耳”来表示。困难的“难”(繁体写作“难”)，本来是一种鸟的名称，后来被借用来表示困难的“难”。这里的语气词“耳”和困难的“难”就是假借字，是一种“本无其字”的假借。这种假借字的借用是永久性的，是固定的，可以独立运用。我们讲的通假字是一种“本有其字”的假借，一个词义，有表示它的字，可是，使用时没有用上，用的是另一个同音词。这种通假字的借用是临时性的，它的意义要根据上下文才能确定。例如前面的“早”和“蚤”就是这样，跳蚤的“蚤”有时用来代替“早”的意义，如前面所举的例子：“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这个“蚤”必须在上下文中才能知道它是“早”字的假借。有时直接用“早”，不要“蚤”来代替，例如《左传·隐公元年》：“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赤壁之战》：“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此外，像“责”假借为“债”，“距”假借为“拒”，“内”假借为“纳”，“倍”假借为“背”，等等，都是这种情况。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字都可以任意地通假，只有人们经常使用，并被社会所接受的通假字，才能流传下来。因为语言文字必须是约定俗成才能充当社会交际的工具。古音通假在先秦古籍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魏晋以后，古文用字逐渐固定，便不允许任意借用同音字了。但是因为秦汉以后的文言多为仿古作品，许多秦汉时代的通假字也随着文言文流传下来了，并且约定俗成了。通假字的读音和被通假字的读音本来是相同或者相近的，因为语音的发展，一部分通假字在现代汉语里的读音和被通假字的读音已经不同了，一部分通假字和被通假字的读音依然相同。一般说来，通假字应当读被通假字的音。例如，罢，本读ba，借作“疲”字，应读pí内，本读nèi，借作“纳”字，应读帕。这些，古汉语字典里都有说明，只要留心查阅就不会错。阅读文言文，必须知道文字上的这种古音通假现象，不然的话，遇到有通假字的句子就会措手无策。例如《鸿门宴》“距关毋内诸侯”中，如果不知道“距”“内”分别是“拒…‘纳”的通假字，句子的意思就解释不清。识别通假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古音学方面的知识，要有古汉语词汇方面的知识，要有文字学方面的知识，才能对通假字作出分析、判断。对于初学者来说，掌握通假字采用的办法是多读书，多查字典。多读书能触类旁通；遇到句子中解不通的字，查古汉语字典，看它是不是某个字的通假字，如果是，就得记住，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就用得上了。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读读通假字方面的专门著作，如曹先擢先生的《通假字例释》。

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文学的先河。神话产生的基础是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的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神话产生于人类远古时代。作为民间文学的源头之一，有力的证明了劳动人民从来就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也揭示了民间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人民的生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神话的本质是：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

　　神话的产生和原始人类为了自身生存而进行的同大自然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当时生产根据简陋，变幻莫测的自然力对人类形成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原始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处于极为幼稚的阶段。举凡日月的运行、昼夜的变化、水旱灾害的产生，生老病死等，都使他们迷惑、惊奇和恐慌。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都和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他们迫切地希望认识自然，于是便以自身为依据，想象天地万物都和人一样，有着生命、意志的；对于自然现象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也加以人间形式的假设和幻想，并以为自然界的一切都受有灵感的神的主宰。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所有的自然物和自然力都被神化了。原始人不想屈服，与大自然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一心渴望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减轻劳动，保障生活。他们把这一意志和愿望通过不自觉的想象化为具体的形象和生动的情节，于是便有了神话的产生。由此可见，神话是原始人在那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企图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的一种精神活动。

　　神话的产生还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性质。当时人们必须依靠集体，共同获得生活资料，抵御野兽和敌人；劳动所得有限，必须平均分配。在原始公社制度下，人与自然的主要矛盾，成为人民注意的中心。因此，解释自然和制服自然，就成为神话的主要内容。同时，由于人们的利益一致，在集体生产中涌现出来的技艺超群、勇敢刚强的人物，受到全体成员的崇敬，被赋予神奇的能力而成为神或半神。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原始人制服自然的愿望。

　　有一部分神话表现了部落间的战争。这部分神话主要产生在原始公社制的后期。当时公社制趋于解体，但部落间为了占有生活资料而产生的斗争仍是全民的事业。战争的胜利和领导者的业绩被看作集体的威力和光荣的标志。因此，人们同样自发地通过幻想把战争过程和指挥者予以神化，使这部分故事成为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神话所反映的是原始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种反映现实的观念形态，是产生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只是由于神话反映客观世界是通过人类童年期自发的、幼稚的幻想的折光，因而呈现出独特的形态。

　　神话的产生既然有其特定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决定了它的兴旺时期只能是人类的童年。随着历史的发展，大自然逐步被支配，人们的认识提高，阶段产生，注意中心转移；这时，对自然和社会的神化不再成为人类意识的特征，民间文学作为劳动人民生活和思想的一面镜子，从内容到表现方法上都必然产生较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神话或迟或缓地趋于消亡，有的则变形为别的民间文学种类，如传说、故事等由于神话思维方式的残存，在民间还会产生一些关于灾异的迷信、变形的幻想和新生的鬼神，但是迷信和一般的幻想并不等于神话。它们的产生，从另一侧面证实神话的繁荣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神话仍然在人民中流传。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情况的变化，流行的趋势逐渐减弱；而且口耳相传，不仅会变动，也容易失传。

　　神话是远古时期的产物，它的流传又因为社会性质的改变而造成变形或消亡，因此它的保存特别依赖于古文献的记录。但由于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战乱频仍，往往造成书籍大量散失，致使一些侥幸入书的神化，也得不到保存。象秦始皇焚书，项羽烧咸阳，乃至西汉、汉魏、两晋之交的动乱，都造成书籍的大量流失。目前古籍中记述神话较多的有《山海经》、《楚辞》等，在《国语》、《左传》及《论衡》等书中也保存有片段材料。材料虽少，但仍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原来的神话是体系庞大、内容十分丰富的。

神话中充满神奇的幻想，它把原始劳动者的愿望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神的形象 ，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 。它是根据原始劳动者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想象出来的。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农耕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多与农业有关。人以刀斧、弓箭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变成以这种工具武装起来的英雄。神话中的主人公被想象为超人的，但有时也要遇到挫折和厄运。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透过神话幻想的折光，从神话人物的作为和斗争，可以约略看到当时的人的作为和斗争。

《山海经》里面记载的东西有一些神话色彩，虚假的成分，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山海经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书籍，《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