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上，甲午中日战争前，上层社会中表现为不同观点的四个政治派别：一派是以慈禧太后为头子的地主阶级顽固派——反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代表顽固派极力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反对一切政治改革，仇视资本主义的文明，一方面，他们害怕外国势力促使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因而盲目地排外；另一方面又极其害怕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勾结帝国主义对之进行镇压，他们虽在垂死挣扎，却得到朝野上下一切反动的封建势力的支持，形成强大的同盟，牢牢地掌握着军政大权，一派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即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用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利用掌握了一部分的政治、经济实权，在不动摇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创办洋务、训练军队，筹建海防，创建新式的海陆军；建立官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开设同文馆、西学馆和派遣官学生，出国留学，洋务派举办新政，标榜求富求强。但也对内坚持镇压人民，对外妥协乞和，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上，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本质并无二致，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是地主阶级中由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过来的人物，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新派指摘洋务派只是学了西方的皮毛，没学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求进行自上向下的全面的根本的改革，以君主立宪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另外，还有一股政治势力，就是围拢在光绪皇帝身边的所谓“帝党”的开明官僚集团，代表人物有光绪的师傅翁同龢以及沈曾植、文廷式等，他们本是官僚地主阶级的上层分子，但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他们对形势逐步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并希望通过变法从慈禧太后为头子的顽固手中夺回最高权力，使国家变弱为强，因而支持光绪皇帝进行革新政治，成为维新派的同盟者，甲午中日战争后，这四股势力大体上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顽固派和洋务派沆瀣一气，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对外国侵略者步步屈辱投降，坚决反对国内任何改革，维新派则和帝党官僚联合在一起，为了挽求民族危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发动了戊戌变法，也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它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其启蒙、创新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它在我国近代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起过积极作用，范文澜同志对此有很精辟的分析，他在《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一文中说“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这些毒品是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训诂考据）等等，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有人摇一摇头，其为害之深之广，与象征帝国主义的鸦片（当然不止是鸦片）可称中外二竖，里应外合，要中国的命。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界添加了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是通过戊戌变法这一场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而进行的，在向进步的西方和日本学习的思想指导下，维新派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阐发资产阶级思想和近代科学文化，康有为一面聚徒讲学，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一面从事变法理论的研究，他还与今文经学家廖平晤谈，获得很大启发，多年苦思之“道”一旦豁然贯通，他融汇今文经学的“三世”、“三统”说，儒家学说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以及他的理解，吸收的西方历史，政治社会学说和进化观念，构筑成自己的变法理论体；并向维护封建专制的僵化的“旧学”进行挑战，写出有“火山大喷发”、“飓风”、“地震”之称的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宣传变法“改制考”的思想，在政治上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新学伪经考”，又名《伪经考》，十四卷，初刊于1891年，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康有为打着公羊派的旗号，宣扬托古改制思想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着重从经学方面进行论述，对传统的“古文”经学展开猛烈的攻击，康有为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清代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早就对刘歆及一些古文经传发动过攻击，清末的廖平更撰《古文学考》、《知圣篇》、《辟刘篇》，主张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古文经是刘歆窜改过的，而康有为继承和发展了廖氏的学说，对所有古文经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在学术上，攻破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封建顽固派，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新学伪经考》在广州出版后，各省纷纷翻印，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1894年夏历七月，御史安维峻弹劾康有为“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考》，而禁粤士从学”，两广总督李瀚章令康有为将此书自行焚毁，戊戌政变后，又曾两度被禁，由此可见《新学伪经考》在政治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了。《新学伪经考序》里说明了书名中“新学”伪经之所所指。作者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伪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作新学，他攻击“新学”，指斥伪经，认为这是一切恶行败德的罪魁祸首：“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且为断烂朝报，“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瘗沦于■雾；天地反常，日月变色，以孔子天命大圣，风载四百，地犹中夏，蒙难遘闵，乃至此极，岂不异载？日后世之大祸，日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是尝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之国家之鸩毒者也，夫始于盗篡者终于即真，始称伪朝者后为正统，司马盗魏，嵇绍忠；曹节矫制，张奂卖。所以作者“不量绵薄，也要“推为盗”，以“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者。”《新学伪经考》光绪十七年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本，接着，“各省皆”缩印，曾见“光绪帝卯年暮春武林望云楼石印本”，1894年，遭清政府焚毁。1917年重新刻本出版，改名《伪经考》，书前有题词：“光绪帝印，初刊于广州：各省五缩印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 》认为此书“使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一大飓风也”。1929年钱穆以《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由史入经，列举事实，驳斥《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即有二十八项不能成立的理由，说明康书中见解尽是穿凿、扭曲与附会。钱书一出版即震惊北京学术界。

钱穆还宣称康有为此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 ”。廖平本人亦曾经致函康有为加以指责：“……弹指之间，遂成数万宝塔，何其盛哉！……每大庭广众中，一闻鄙名，足下进退未能自安……”。廖平宣称《新学伪经考》祖述《辟刘篇》，《孔子改制考》祖述《知圣篇》。康有为本人表示并未抄袭廖平，他根本没见过《辟刘篇》。 《四译馆丛书·四译馆经学四变记》“二变记”：“考究‘古文家’渊源，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于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于是尊经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自注：外间所传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

事实上，自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到廖平，许多学者都曾对古文经加以质疑。早在1887年，廖平即著有《今古学考》一书，而康、廖二人曾于1889年在广州两次会晤 ，《新学伪经考》完成于1891年。康有为可能曾受过廖平的启发 。梁启超也说：“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

举个栗子，梁启超作为一代大家，他所写的《王安石传》可以说是漏洞百出，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这些书并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经学著作，而是为影射改革，宣传革新变法，并为其找到合理依据而作的。而且相比于梁启超，康有为更加偏执，所以此书的学术价值可想而知了。

以前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会千方百计的假托别人名义写书留世？后来发现不止一本古籍经典，几乎所有早期的都被后人附会了自己的学说进去，比如《黄帝内经》、《皇极经世》等等，后来看到一种解释才明白，古代人跟我们现代人想法完全不同，他们在意的并不是我们在乎的版权以及能否通过主张自己的版权来实现转换生产力的价值，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价值观想法学问理论能否传世，能否被人当做经典去拜读推崇，所以为了能被别人注意到自己的学识，宁愿假托成其他名人名书的名义，来表达出来，否则就只能顾影自怜了。

所以关于史记，我只想说，首先不要迷恋任何一个权威，包括司马迁，很多先秦以前的历史他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只能靠前人留下的记录来写入史记中记载，究竟是真是伪完全值得打一个问号，比如夏商周历史，比如关于商纣的记载，后期毛主席都有为商纣翻案，不认同史记记载的商纣为人，因为但凡有记录就是人写的，就有主观成分，只能说尽量趋近于符合当时集体潜意识和大众对此的记录评价就已经是非常靠谱的了，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还要自己去思考去感知。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牲、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等，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光绪朝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图强，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建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为变法制造舆论。1898年与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其后，他思想日趋保守，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反对共和，后半生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述近千万言。

名称：《新学伪经考》

等级：★★★★★（14上海大学；15江西师范大学；15上海大学；16山西大学；17内蒙古大学；17苏州科技大学）

定位：从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近代化的启动；思想文化

晚清著作。 可能受廖平思想的影响 [1]，又在弟子帮助下，康有为撰成此书，并于1891年初刊。康在其中通过考订，力图证明东汉以来的古文经是刘歆为了辅佐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因此古文经学即不过是新朝之学，并非孔学正统。这一著作冲击了晚清古文经学的正统权威，有助于为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作铺垫；然而它采取的怀疑经典的方式，也无意间有助于洞开怀疑整个儒学传统的大门，违背了康希望维护经典权威的初衷，推动造成 “本意尊孔，乃至疑经” 的结果[2]。

注释：

[1] 关于二人的关系是一个未定的问题，一种说法可参见张海鹏主编，马勇著：《中国近代通史》第4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8页。

[2] 这个论述见王泛森：《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103页。另外，关于康有为相关的儒学思想的更多论述，可参见〔美〕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17页。

一般提及这一著作，都能想到其基本内容及为变法作铺垫等背景。不过还有一些提及得比较少：

[1] 张海鹏主编，马勇著：《中国近代通史》第4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8、71-73页。

[2] 张昭军、孙燕京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4-96页。

[3] 王泛森：《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