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取以据信，如《礼·学记》“中年考校”，《礼运》“以考其信”等；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辨校订，如《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南史·萧子显传》“考正同异，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为学术之专名，则始于宋人。如朱熹《答孙季和》信中论“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又如《宋史·郑樵传》即称郑氏“好为考证伦类之学”，考证即考据，伦类则指编纂而言。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这些称名皆以该学术的某一特征为命名之由，如称考据学、考证学、考核学是指其纠缪考辨、注重证据的治学特征；称朴学、实学是指其质朴求实、不尚虚谈的学术风气；称汉学是指其宗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则是指其注重辨名当物与考订典制；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诸家称名相殊，界定各异。即考据学一词，各家所论也相去甚远，如段玉裁谓“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而戴震、姚鼐、章学诚等人则以义理、考据、词章三分学术，王鸣盛更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分学术，以义理归之宋，以考据归之汉，具体所论又大相径庭；又袁枚以“补苴掇拾之学”即钞撮辑佚之学为考据学；江藩则认为“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而阮元更以广引博证经传旧文者为“浩博之考据”，以明辨音训精审会通者为“精核之考据”，等等 1。近现代学者或认为考据学仅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如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辞》中即论其学“是一种求真相的学术，遇有疑难，必通考据”；而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则又认为考据学“以书籍为主，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因此他建议应当称为“史料学”。诸家所论考据学之范畴，或概括学问之全体，或仅指学问之一端，大到无所不包，小到仅为名物典制之考辨，论者纷纷，莫衷一是。

如果总前人之论及乾嘉考据学家所治之学来看，笔者认为，考据学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是古文献学的主干学科。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相对于古文献学而言，考据学一般不包括义理之学，但比今天学术界所常说的考据学广泛复杂得多。就乾嘉考据学而论，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扭，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此可称为“广义考据学”。而如江藩所云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此可称为“狭义考据学”，近今人所论多指此而言。本书所论乾嘉考据学则是指“广义考据学”，而“狭义考据学”则包含在其中。

二

在中国两千年儒学发展史上，儒家经典的诠释与流布，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即考据训诂的方式，推阐义理的方式。有了文字，有了书籍，有了对书籍的阐释，考据与义理两种训释方式便同时并生，共存发展，且互为消涨。就考据学而言，其学萌芽于先秦，初创于两汉，一盛于南宋，再盛于清乾嘉时期。乾嘉学者在进行探源工作时，也正是由清初而上溯，将考据学的根源追寻到了先秦。同时，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总结、整理、研究与评价，也并不始于近代，可以说，当时考据学家如焦循、凌廷堪、江藩、阮元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对当代学术的总结与评价，焦、凌二氏之同名论文《辨学》等针对当时考据学发展之现状与流弊，已有了认真而求实的总结和反思，而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经解入门》，阮元主纂之《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国史·儒林传稿》、《畴人传》以及后来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书更是总结与研究当代学术成果的代表之作，对近现代学术界了解与研究乾嘉考据学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然而，自嘉道之际，随着清王朝的衰微和今文经学兴起，在学术界义理之学又蔚为主流，考据学在高潮过后不仅走向了回落，而且从此受到冷遇，屡遭贬斥，对其学的研究也时断时续，或有或无。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清廷的衰亡和列强的入侵，与清王朝盛衰相同步的考据学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形之下，又适逢学术界各种学派交织相轧、门户之见如隔天地的时期，因之被加以“学术误国”的古老罪名，成为社会各界集中攻击的靶子，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甚至成为“烦琐”、“落后”、“反动”等的代名词，很少有人正视其学。另一方面，乾嘉时期距今不过二百余年，当时学者之著述大多数完整地留传到了今天，真可谓森森插架、浩如烟海；同时，乾嘉学者所治之学，上起先秦，下迄当时，凡经史子集之书，莫不泛览杂取，或博通诸学，或精于一家，加之其学又艰涩枯燥，不嗜声华。这些因素也为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度。

直到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才稍有好转，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渐趋热门，至少是在表面上人们对其学表示了多方的关注，这当然与近些年来学术史研究的热热闹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作为有清一代的主导学术和异于累代学术的鲜明特征，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一样，有着很大的影响与重要的学术地位。同时，人们在探究近现代学术时，也开始认识到“五四”以来新的学术与文化并不像过去所表述的那样与前代毫无瓜葛，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与思想对后来都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革命者或学者无论思想新旧，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穆、黄侃、刘师培等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濡染过甚或接受了清儒之思想与治学方法。近年来人们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学术文化上，18世纪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期，不对这一时期学术与思想进行梳理，则很难对其前后之学术与思想进行探源导流的工作。同时，面对今日学术界“玄谈”浮躁之风，人们也多多少少对乾嘉考据学家那种踏实勤奋、甘于寂寞、不趋名利的学术风气有了些微的致意。因之，那种把乾嘉考据学视为“异端”、“怪胎”的说法尽管仍时有声响，但对其学正视的学者日渐增多，人们对乾嘉考据学从认识到评价，逐渐走向了客观与平实。

但总起说来，对乾嘉考据学的总结、整理与研究还相当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著述及他们的学术成果缺少系统的总结与整理，二是人们的研究尚多为从哲学、政治、历史及文化等外围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探究，或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偶尔涉及考据学相关之问题。相对而言，对乾嘉考据学和当时考据学家本身的研究却少有专论，本书便正是试图在此方面做一尝试。

三

今天对传统国学包括乾嘉考据学进行研究，有着清人和清末以来人所不能及的许多便利条件。首先，清儒认为“圣人之言，万世无弊”，故“治经断不敢驳经”，而今人完全可以不受六经的拘牵；其次，清人治学，如顾炎武、陈启源等人看不到一部“始一终亥”的《说文解字》，即乾嘉学者也难以遍阅所谓“四部七阁”之书，而今天的图书资料与阅读条件则是他们所万难设想和不可比拟的；再次，前人治清学，往往处于政治与学术的纠葛之中，同时，又受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考据与义理之争、信古与疑古之争等学派之争的制约，今天则完全可以摆脱这些门户之见的束缚；其四，自近现代以来在四部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果甚为丰富，而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职官、舆地、避讳、天算、乐律诸学科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即乾嘉学术的研究，也在梁启超、钱穆之同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之后，海内外继起之作不断出现，近十余年来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研究的基础和津梁。因此，现在应该也有可能将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式微于晚清。本书的探究兼及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发展脉络，而主要以乾嘉时期为主，所论人物上起康、雍时期的惠士奇、沈彤、惠栋、江永等人，下及道、咸时期的阮元、江藩、马瑞辰、陈奂诸人；其范围所含，主要指梁启超所论“正统派”，即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学家，浙东学派如章学诚，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今文学家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因其学术宗主与考据学派迥异，故不在讨论之列。

本书在方法上试图将古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对乾嘉考据学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成因、兴盛与衰微作纵向的探讨，又对其方法、派别、代表人物、得失及学术地位等做横向的辨析，而考据学各学科特点与成就也散见于各章节的论述之中；在学术观点的提出及论证材料的运用上，本书遵信清儒实事求是、注重证佐的治学原则，注重以当时人的言论引证当时的学术，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同时兼重对乾嘉考据学思想及乾嘉学者本身思想的考察，力图历史地、真实地对乾嘉考据学进行全面论述。另外，本书尚有以下诸方面要向读者特别说明：

其一，本书对乾嘉考据学的论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笔者最初也是在前人或时贤观点的影响下读清人之书，但后来发现这些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故为纠其失，本书不惜在第一、二、四、八章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乾嘉学者之思想，这并不是有意标新立异，而是经过实事求是考察后所得之结果。

其二，本书所研究的是传统的论题，在方法上也不大趋新，这可能是今日的读者最难惬意的。乾嘉时人焦循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而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也”。陈寅恪先生的话，更为学界所熟知，他讲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处今日之世而治乾嘉考据学，显然既是“寄人篱下”，又未“入流”。然焦氏同时人凌廷堪又说，学术“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此话与焦、陈二氏之语似相反而实相成，笔者不敢说自己就是待守的“豪杰”，但总觉得，自孔子至今，在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或者大点里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继的承传发展史上，两千来学者日积月累，不断舍旧创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有许多精华今天尚未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利用，长此以往，传统国学之续与绝，其结果将不待智者而可知。笔者绝不反对在传统国学的研究中运用与借鉴国内外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而且也尽力赴之，但如果将时下学术界盛行的“偷桃换李”魔术与“腾挪搬运”大法称为“一代之所胜”或“预流”的话，则笔者宁愿“寄人篱下”受“未入流”之讥，也不敢不愿以身趋之。此则请读者谅之。

其三，本书所论，主要是围绕乾嘉考据学内部理路的发展来论其兴衰成败，这是针对以往学者只是在其外围进行分析评判的不足而进行纠偏。然矫枉而过正，因此对其他方面的论述有所不够，此在王俊义先生的《序》中已经指出；同时，由于今人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较少，本书也想尽量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提出来，或尽量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或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然因求面面俱到，结果大有顾东弃西、掩膝露肘之失；各章节的论述，尽量避免重出互叠，故有时一个问题的探究，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如关于“古书通例归纳法”的讨论，既出现在第三章，又出现在第十章等等。这些在书中都尽量加了注释或提示。然零碎之嫌，恐亦难免。

上述诸弊，既有时日仓匆之因，更是学力不逮之故，读者罪我，无可置辩。因业师孙钦善先生与前辈王俊义先生在为本书所赐序文中，呵护弟子、鼓励后学，所以多谬奖之辞而少批评之语，然如人饮冰，冷暖自知，故笔者在此对本书之弊略加交待。乾嘉考据学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见，本书旨在于抛砖引玉，美玉所出之日，当然就是砖块弃置之时。倘能引起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能有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就已达到了著者的一点微意。书中所论，多与前辈时贤不同，至其当否，尚热切希冀学界师长与同仁的批评指正。

有大猪头~还 有 小猪头~《汉书·艺文志》、东汉郑玄《诗谱》、《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等书记载 : 至战国初期 ,研究讲习《诗》者 ,有齐人辗固、鲁人审培、燕人韩婴、河间毛亨。 “毛亨著有《毛诗正义》于其家 , 河间献王得而献之。”毛亨将《毛诗正义》传授给毛苌 ( 据现在有关学者考证推断 , 毛亨与毛苌为叔侄关系 ) 。 三国时期吴人陆机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载 :“孔子删书授卜商 , 卜商为之序 ,以授鲁人曾申 ,申授魏人李克 , 克授鲁人孟仲子 ,孟仲子授根牟子 , 根牟子授赵人荀卿 ,卿授鲁人毛亨 ,亨作《诂训传》 ,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 ,苌为小毛公。”而唐代陆德明著的《经典释文序》中有不同记载 :“徐整云 : 子夏授高行子 ,高行子授薛仓子 , 薛仓子授帛妙子 , 帛妙子授河间大毛公 , 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 , 以授赵人小毛公。” 综合史书、方志、文物、古籍、传说等方面的考证 ,可以肯定的是 ,在河间的儒家学者中 ,毛苌以研究《诗经》最为著名 ,并被刘德授予经学博士。毛苌所讲的《诗经》,世称《毛诗》。自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后 , 学毛诗者渐盛 ,其他三家先后失传 ,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 ,即是由毛亨、毛苌流传下来的 给积分~

史学研究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顾颉刚的私淑弟子黄现璠曾说：“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民俗研究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会》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吴歌研究

1918年，他因病休学在家，因《北大日刊》的影响，开始搜集“怡情适性”的歌谣。他的搜集工作只有八个月，连带搜集了谚语、方言方音，后来发表于《晨报》，得到“研究歌谣专家”称号。他的研究成果首先得到来自文学方面的称赞。胡适说:《吴歌甲集》“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道地的方言文学”、“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又开一新纪元了。”他此书突出的成绩在于对歌谣结合吴地的地域文化（特别是民俗）进行阐释；标明歌谣适合的场所、参与者、具体的动作等；不同地域歌谣的变化；特别是它内容详实的附录———阐述了从题目的类型到《诗经》以来的争论。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吴歌甲集》“不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了。像这样比较完善的民间文学整理本，不要说在解放前，就是在解放后也是不多见的”。

故事研究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中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古史辨》（第一至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重印本） 《汉代学术史略》，人民出版社，2008 《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 《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 《崔东壁遗书·序言》，亚东图书馆，1936 《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中华书局，1955 《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尚书通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与章巽共同编写，谭其骧校订）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至第三集），中华书局，1988 《顾颉刚读书笔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中国当代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 《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西北考查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 《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0 《国史讲话》，中华书局，2010 《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2011 《国史讲话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其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唐人李贤等注；其志为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这两部分内容联系在一起，并非一蹴而就，其分合过程历时五百年，最后趋于定型。这样特殊的经历，在历代正史中绝无仅有，不但造成刊刻《后汉书》标署撰人书名棘手，历代刻本颇不一致；而且导致考察《后汉书》分合源流扑朔迷离，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更有不少学人不清楚《后汉书》中的两部分内容撰者非一人，注疏成众手，而把全书视为范晔撰、李贤注，在论及《后汉书》诸志时张冠李戴，评价失实。这类问题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给古代史、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等研究领域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笔者不揣浅薄，试就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的分合过程加以考辨，提出个人一些初步的意见，希望对此问题研究有所裨益，达到祛疑求是的目的。

一、宋代以来《后汉书》刊刻中存在的问题

范晔《后汉书》本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共计九十篇。后人因某些篇目过长，把本纪析为十二卷，列传析为八十八卷，总成百卷。据刘知几《史通》记载：“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1]（《古今正史》）范晔首先撰成纪传九十篇，随即又“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2]（《范晔传》）后因受诬“谋反”被杀，十志未成。此书虽系未竟之作，但因以《东观汉记》为依据，又吸收两晋、南朝诸家后汉史书之长，体例谨严，繁简适当，记事翔赡，议论卓绝，成就远出同类著作之上，受到广泛好评。刘昭评价说：“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3]（《后汉书注补志序》他鉴于范书卓越，率先为之作注，“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4]（《刘昭传》）。刘昭又为西晋司马彪所撰《续汉书》中的《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作注，来弥补范晔《后汉书》无志的缺憾。唐代前期，李贤广集宾客，再次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唐代中叶的刘知几评价说：“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1] （《古今正史》）指出范晔《后汉书》在众家纪传体后汉史书中成就最高。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5]（《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惠栋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对刘昭、李贤两家《后汉书》注多有补正。清末李慈铭评价范晔《后汉书》的成就说：“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6]（《后汉书》）高度评价了它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王先谦及其弟子黄山把刘昭《续汉书》志注、李贤《后汉书》纪传注和清人惠栋《后汉书补注》融合一处，撰成《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对中国古代学者注释《后汉书》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成为历代《后汉书》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宋文民著《后汉书考释》，于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参考。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李贤注疏，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流传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7]（《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8]（《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3]（《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8]（《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7]（《崇儒》四之六）。自北宋孙奭校刻本把两书合为一书以后，就产生出《续汉书》志在《后汉书》中如何位置和撰人暨注者如何署名两个问题。其一，关于编次位置。北宋孙奭校刻本把《续汉书》志附在范晔《后汉书》纪传之后，以后南宋绍兴本，元代大德本，明代毛晋汲古阁本，1965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皆依此式。但是，历代纪传体史书通行的编撰体例为纪、志、表、传，《后汉书》无表，所以明代北监本和清代武英殿本就直接把《续汉书》八志置于范晔《后汉书》十纪之后、八十列传之前。这样一来，《后汉书》中三部分内容的编订次序就出现了“纪、传、志”和“纪、志、传”两种版式，难以统一。尤其是目录编排次序和正文编排次序，有的版本相互歧异，很不一致。如上海涵芬楼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原缺五卷半，影印时借北平图书馆藏本配补）卷首目录次序是“帝纪一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正文刊刻次序则是“帝纪、列传、志”。同样，汲古阁本卷首目录凡三行，次序是“十帝纪一十二卷，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三十卷，刘昭注补；八十列传八十八卷，唐章怀太子贤注”，而正文刊刻次序也是“帝纪、列传、志”。其二、关于撰人与注疏者署名。由于孙奭校勘《后汉书》时误以为《续汉书》志是刘昭补作，以致湮没了司马彪的名字。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余靖等人受诏复校《后汉书》，仍然沿袭其误，认为“十志未成，晔被诛。至梁世，有剡令刘昭者补成之”[9]（《景佑刊正札子》）。后来按“纪、传、志”次序编订的南宋绍兴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子贤注”，各志卷端署名“刘昭注补”；毛氏汲古阁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子贤注”，各志卷端署名“梁刘昭注补”。而按“纪、志、传”次序编订的明代北监本，十纪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注补”，八十列传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清代武英殿本十纪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而目录却署“梁剡令刘昭补志”），八十列传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以致近人胡玉缙批评说：“卷首目录，官本凡题三行，曰‘宋宣城太守范晔撰’，曰‘梁剡令刘昭补志’，曰‘唐章怀太子贤注’，亦误。”[10]（《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标署混乱，莫衷一是。

上述版本标署方式的共同问题，就是遗漏了《续汉书》志的撰人司马彪（字绍统）的名字，很容易使人产生范晔《后汉书》中的志为刘昭补作并加注疏的误解。清代四库馆臣曾经指出：“自八志合并之后，诸书征引但题《后汉书》某志，儒者或不知为司马彪书。”[11]（《后汉书》）事实上这种误解时有发生，而且也发生在历代著名学者身上。南宋洪迈论及范晔《后汉书》说：

沈约作《宋书·谢俨传》曰：“范煜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煜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缺。煜本传载煜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俨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乾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始奏以备前史之缺。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其中也。[12]（《范煜汉志》）

洪迈把司马彪所撰《续汉书》志误作刘昭补作，难辞考证不审之咎。南宋吴仁杰也误以为《后汉书》中《郡国志》为范晔所作[13]（《涂山》）。另据清初何焯说，明清之际学者孙承泽亦有此误：“八志，司马绍统之作，本汉末诸儒所传而述于晋初。刘昭注补别有总叙，缘诸本或失刊刘叙，故孙北海《藤阴札记》亦误出蔚宗志《律历》之文。”[14]（《后汉书志》）乾嘉时期的王鸣盛又指出孙承泽以外，清初著名理学家李光地亦误：“范蔚宗之前，作《后汉书》者已有数家，今皆不传，而范氏独存。……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可见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二、《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分合歧议

在说明《后汉书》主要版本存在的问题以后，接下来就要考察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的分合问题。有关两书分合情况，宋代以后学者提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进行了长达八九百年的相互论

古史辨派是活跃于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其宗旨是运用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疑古辨伪，揭示有关中国上古史记载的真面目。它肇端于1923年在《读书杂志》上进行的长达九个月的古史讨论。而由于“古书是古史材料的一部分，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白，始可把这一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采用而无谬误”。所以，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辩证古代文献资料之年代及真伪等问题，便也成为该派古史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1929年，顾颉刚在《燕京学报》发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对《易经》的成书年代及《易传》中涉及上古史的部分材料进行了考辨，引起广泛的注意。钱玄同、胡适等纷纷撰文与之讨论。顾先生的弟子李镜池也沿着顾氏的思路，对《易传》的成书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于是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易学研究热潮。1931年，顾氏将1926年12月至1929年12月间有关易学讨论的16篇文章，与有关《诗经》的讨论文章合编为《古史辨》第三册出版。顾氏在该书“自序”中指出，这些文章的编纂，目的是要“打破汉人（指汉代经学家——引者）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总之一句话，就是“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可见，这些辩证都是针对着传统易学而来的。

如所周知，传统易学向来有“人更三圣，事历三古”之说，所谓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在其看来，《周易》（包括经传）成书于多位圣人之手，渗透了多位圣人的心血。因此，在经学史上，它始终稳居思想学术的核心地位，受到历代经学家的尊崇和维护。但古史辨派认为，古人的这种观点，证据不足，值得怀疑。“打破汉人的经说”，无疑是要剥夺传统易学赋予“三圣”的《周易》制作权。“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则使传统的八卦起源说重又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建设其（指《易经》——引者）卜筮的地位”，则意味着历代经学家从卦爻辞中发挥出来的微言大意都是毫无根据之谈。“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则无疑于宣布，二千多年来经学家所遵循的“以传解经”的研究模式从一开始就是误入了歧途。可见，古史辨派的研究，使传统易学中本来都有定论的成说均成为不足凭信的东西，也使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都成了问题。对于传统易学而言，这种“破坏”无疑是毁灭性的。

综观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他们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周易》经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周易》经传的性质及关系，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周易》一书的结构等。

史辨派的易学研究，目的是要“打破汉人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一句话，就是“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应该说，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对《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的梳理，对《周易》筮辞与甲骨卜辞的比较，对《周易》一书的编纂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其卜筮的本来面目；对《经》、《传》性质的探讨，对《经》、《传》两种古史观的比较，辩明了《易传》的不合于上下经；对“圣人观象系辞”说的考证，破坏了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对于《易传》成书年代的考证，剥夺了孔子的《易传》著作权。总之一句话，在古史辨派看来，《周易》经传与传统所谓的三位圣人没有什么关系。真可谓是“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

古史辨派对传统易学的这种无与伦比的“破坏”，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学，基本上是在消化他们提出的问题。同意也好，反对也好，这些问题都不能绕过。就此而言，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击中了传统易学的要害。然而，这里所谓的“要害”，与其说是传统易学本身，不如说是传统易学赖以存在的观念信仰。换句话说，古史辨派所击中的，是圣经的地位、圣经的信仰，而并非“经”之本身。所以，在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不管哪一流派，都可以而且都必须把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当作问题来研究。即或你不同意他们的考证结果，但你必须认同他们的考证精神。这种精神及与之俱有的思想解放就是古史辨派留给本世纪易学研究的最大财富。

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其结论大有可商量之余地。前面提及的四方面问题，除《易经》的成书年代和《周易》经传性质的讨论尚能部分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外，其它几项则很难说有令人心悦诚服的证据。如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问题，古史辨派的考证显然有失偏颇。如他们依据《鲁论》 ，释《述而》的“五十以学易”中的“易”字为“亦”，就很值得怀疑。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易’‘亦’音近而讹，从古音上来看，只能是两汉之际以后的事。《史记》既然作‘易’，作‘亦’的异文是没有多少价值的。”这样看来，古史辨派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这条证据是失效了。

然而，对古史辨派的“辨明”的“辨明”，丝毫也不影响该派易学研究在本世纪易学研究史中的思想意义。我们毋宁说，这种对于“辨明”的“辨明”，恰恰是对古史辨派的求真精神和实证方法的认同和发展。而古史辨派易学研究的价值也正在这里。

《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博大精深。余嘉锡用50余年的时间，对《提要》中490种古籍进行考辨。这些古籍跨越经、史、子、集各个部类，对《提要》的错误加以纠正，对其疏漏加以补充。考证人物的姓名字号、时代籍贯及生平事迹等，必参考正史、别传及墓志碑铭；对于历史事实，必弄清其来龙去脉，比较各家的异同，将其放在广阔的背景之下，条分缕析，多方考证；对于书籍，必明确其体例，广泛引用历代官修、私修书目及历代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或明辨其主旨，或考查其版本源流，对清人的藏书志、古籍题跋集，更是信手拈来，为其所用。综观全书，取材广博，考证精确，方法多样，新见迭出，实事求是，绝无空言。《辨证》虽是专门针对《提要》而作，实则对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学、哲学、文献学及学术史的研究，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