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市面上流行的《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虽然出自五花八门的出版社，但基本只有两个系统。一种是中华书局影印清代陈昌治刻本的《说文解字》，岳麓曾经出过一个拼音标注版，就是以这个为底本加注的汉语拼音；一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经韵楼刻本的《说文解字注》，市面上常见的与此同属一个系统的如浙江古籍的32k一册本和中州古籍的32k二册本。至於排印整理本、电子数据库类向不为人重，且方法各异，此略及一二。两者的检索大致一致，但小有差别。现述其同：

540部首法：欲寻一字，必先明其所属部首。多数汉字的归部与我们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所属部首相同，况且我们一般也有积累，故学人对这些汉字的归部还是比较熟悉的。在二者的部首检索表里，我们可以按待检索字部首的笔画数找到该部首的所在页码，然后到正文处找到该字即可。此法较为麻烦，像水部、木部、邑部收字繁多，往往终卷而不可得也。但是有的部首收字比较少，就容易找到；甚至，有的字本身就是部首，就更快捷了。此法另外还可以比较同部首字之间的音形义之异同，是学习《说文》的一个好方法。另外有的小篆的隶定也比较混乱，直接以现代字形检索可能也不能如愿。如垂字，这种情况就需要死记积累了。

笔画法：直接依待检索字的笔画数在“正文检索”处寻找。正文检索依照笔画的排列，一般都有笔画耳子可供速事之。同笔画字按照说文部首在说文正文中的顺序排列。同样，很多字存在隶定楷书字形混乱的情况，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如邑（右阝）、辵（辶）等字。另外段注纠正了《说文》的一些篆书字形，也直接影响了这部分字的隶定。关於540部首的隶定隶变可参考阅读顾霭吉的《隶辨》一书。

原文

古者包羲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法象，现象）于地，视鸟兽之文（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纹）与地（一说为“舆地”，即“与”之繁体“与”通“舆”，“ 与地”即“舆地”。“舆地”，以车喻地，即大地之意）之宜（通“仪”，仪象，或法度），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示也；《康熙字典》：又布也；留传，留传后世）宪象（观测推算天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众多）业其繁，饰（假托、掩饰）伪（作伪、虚假）（饰伪，即巧饰伪诈）萌生。黄帝之史（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兽迹也）之迹，知分理（即文理）之可相别异也（悟出纹理有别而鸟兽可辨），初造书契（即文字）。“百工以乂（yì，治理），万品以察（分辨、明察），盖取诸夬（guài，《说文》分决也，即断决、分辨）”；“夬扬（扬：传播）于王庭”（这句意思是：万物分辨明晰了，然后在王者朝廷上予以传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说的是文字是在国王朝廷宣明教化的工具），君子（王臣百官）所以施禄及下（下层庶民），居德（蓄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孳乳：繁殖,泛指派生）而浸（一作寖，渐也）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如：《说文》从随也。一曰若也，同也）也。以迄五帝（指黄帝、帝颛顼(zhuānxù)高阳、帝喾(kù)高辛、帝尧、帝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武）之世，改易（改变）殊体（不同的形体）。封于泰山者七有二代，靡（无）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官名）教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先以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jiéqū，弯曲），日月是也。三日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喻也）相成，江河是也。四日会意。会意者，比（比合、组合）类（字类、字群）合谊（义之本字，义乃谊之假借字），以见指撝（指向）（二句言组合字群而会合其义，以表现所指向之物事也。），武信是也，五日转注。转注者，建类（造字类）一首（统一其部首），同意相受（加也），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谓与仓颉之古文稍有不同）。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厥，其也，指示代词；厥意，文字构成之义）可得而说（说明）（这几句意思是：直到孔子编写六经，左丘明写春秋传，都用古文，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其后诸侯力政（政，即征。力政：以武力相征伐），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讨厌礼乐妨害自己），而皆去（废弃）其典籍（典章书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始天下，丞相李斯乃奏（上奏）同（同一、统一）之，罢（删除）其不与秦文合作（相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采用）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或者有很大的简化改变），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指焚书坑儒），涤除（废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以求简便），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的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刻于符信之体），四曰虫书（象鸟虫之形，书写旙信之体。旙信，即旗帜之类），五曰摹印（规摹印章之体），六曰署书（题署之体），七曰殳书（殳，兵器；殳书，刻于兵器之体），八曰隶书。（注：自刻符以下《汉书艺文志》谓之六技，其中除隶书外，大约都是大篆、小篆之艺术体）。

汉兴有草书（段玉裁曰：“按草书之称起于草稿……其各字不相连绵者曰章草，晋以下相连绵者曰今草。”草书之特征有二：—简化，二连绵）。尉律（廷尉之法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讽，背文也；籀，紬绎理解之意。讽籀者谓讽诵理解也。有人说：籀书九千文，是用籀文所写之文长达九千字，也通）；又以八体试之（试用秦之八体使之书写之）。郡移太史并课（并试），最者（成绩最优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以法纠有罪也）之（这两句意思是：吏民上书，书写如不合规格者，即举而纠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文字之学谓之小学者）不修，莫达（明白）其说（文字构形之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谓李斯所作仓颉篇之说解。读，即说解）者，张敞从受之（从之受业）；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廷（未央宫）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采，采取，采取会议讲学讨论之结果）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亡新，指王莽。摄，摄政，指王莽代汉自立），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大司空，官名。甄丰，人名）之部。自以为应制作（谓应王莽之命而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壁中书，以古文出于壁中故谓之璧中书。晋人谓之蝌蚪文，则以周时古文头粗尾细，有似蝌蚪之故），鲁恭王坏孔子屋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不可之意）版复见远流（此言虽不可再见远古文字之流变，然其构字之详尚可说明），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大加非议），以为好奇者也，故诡（变也）更正文，乡（向，先前）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常行，通行之书，即指隶书），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言依秦隶书之形体牵强解字释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曲也，误也）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诃之假借字，斥责也）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翫（wàn，玩弄）其所习（指隶书），蔽（不明之意）所希（稀）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谓构字之条例），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通达）圣人之微恉（恉，意也）。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言学童承师之教告，而俗儒鄙夫因后世有“君命曰诏”之义，因说“仓颉篇”为古帝所作），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古代的记载）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xié，同邪，不正也）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经传子史）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博，广也；通人，学识渊博的专家），至于小大，信而有证（信、可信也。证、证据也）。稽撰（稽，稽考；撰，诠释）其说，将以理（解释）群类（字类），解廖误，晓学者，达神恉（深奥之旨，此谓文字结构之神妙意义）。分别部居（部类），不相杂厕（置也，放置）。万物咸覩（睹），靡不（无不）兼载（尽记也）。厥（其也，代词）宜不昭（昭，明也），爰明以谕（谕，告也）。其称（称，举也，犹今言征引，引证）《易》，孟氏，《书》；《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阙，即缺；阙如，即阙略不言之意）也。

译文：

古代庖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上则观察星象于天，下则观察现象于地，又看到乌兽的纹理和地理的形状，近则取法于身，远则取象于物，于是开始作了八卦，用它来表示法定的图象。至神农时代，用结绳的办法记录事物，诸事繁杂，饰伪的事情不断发生。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乌兽足迹，知道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始创造了文字。“百官以乂，万民以察，大概取象于分别，”“分别了，扬于王庭，”这就是说，文字是在王者朝廷里宣教明化的，是百官用以对下布施教化，增修德行，明白禁忌的。仓颉在开始创造文字的时候，大抵是依照事物的形象画出它们的图形，所以叫做“文”。后来形旁声旁相互结合就叫做“字”。“文”是表示事物的本然现象，“字”就是由文孳生出来而逐渐增多的。写在竹帛上的叫做“书”，“书”就是“如”的意思。到了五帝三王的时代，文字逐渐改变成不同形体。在泰山祭天地的有很多朝代，使用的文字竟然没有相同的呢。

周朝的制度，儿童八岁入小学，保氏先用“六书”来教育王室的子弟。第一种叫做指事。所谓指事，就是一见就可以认识，细致观察就可以了解它的意义，＝＝(上下)二字就是这样。第二种叫做象形。所谓象形，就是画成那个东西，随着它的形体而曲折，日、月二字就是这样。第三种叫做形声。所谓形声，就是根据事物造字，再取一个近似的声符配合而成，江、河二字就是这样。第四种叫做会意。所谓会意，就是组合两个以上的字，表示一个新的意义，武、信二字就是这样。第五种叫做转注。所谓转注，就是说造这种文字要统一部首，用一个同义的字展转注释，老考的关系就是这样。第六种叫做假借。所谓假借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字，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这个概念，令、长二字就是这样。到周宣王的时候，太史官名叫籀的作大篆十五篇，跟古文稍有不同。直到孔子编写六经，左丘明写春秋传，都用古文，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此后，各国诸侯互相征伐，不服从周天子，他们讨厌礼乐妨害自己，于是都废弃旧时的典章书籍。当时天下分为七国，各国田亩划分的制度不同，车路轨道的宽窄不同，法律制度不同，衣冠形式不同，语言的声音不同，文字的形体也不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丞相李斯就上书建议把这些混乱现象统—起来，废除那些跟秦朝文字不同的书写形式。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是取史籀大篆，或者稍微进行一些改变或简化，这就是所说的小篆。这个时候，秦王朝烧毁了经书，废除了过去的典籍，大量发动隶卒，兴起役戍，行政事务，监狱案件一天天繁杂起来，开始产生隶书，以求简便，于是古文使从此不用了。自此以后秦国文字有八种体式：一叫大篆，二叫小篆，三叫刻符，四叫虫书，五叫摹印，六叫署书，七叫殳书，八叫隶书。汉朝初年，出现了草书。廷尉的法律规定：学童十七岁以上才得应考，能讽诵理解九千宇的文章才能允当史官；同时也要考秦代八体的写法。地方送到朝廷去会试，成绩最好的录取为尚书史。书写有不正确的就检举处分他。现在虽然还有廷尉的法令，可是不考试了，小学也不讲求，一般人早就不懂得文字的道理了。孝宣皇帝的时候，召集了精通《仓颉篇》的人，派张敞跟他学习；此外，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够讲授文字的知识。孝平皇帝的时候，征聘爰礼等百多人，在未央宫中讲述文字，封爰礼作小学博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集他们所讲的编成《训纂篇》。合计《仓颉篇》到《训纂篇》共十四篇，合计五千三百四十字，各书所记载的文字大致都保存着。到王莽摄政的时候，派大司空甄丰等人校正文字。甄丰自以为奉命而作，对古文有些改定。当时有六书：第—种叫做古文，就是从孔壁中得到的文字。第二种叫做奇字，就是古文的异体。第三种叫做篆书，就是小篆。第四种叫做左书，就是秦时的隶书，秦始皇命令下杜人程邈所作的。第五种叫做缪篆，是用来摹刻印章的字体。第六种叫做鸟虫书，是用来写在旗帜或符节上的。

壁中书，就是指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住宅而得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各地又往往在地里挖掘出钟鼎彝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前代的古文，它们的字体都相类似。虽然不能从这些材料看出文字的流变，但是造字详情还是可以大致说明的。然而当时的一些人对于这些古文，大加非议，认为这是好奇立异，故意变更正规文字，向着孔壁凭空虚构一些难以认识的东西，淆乱通行的文字来炫耀自己。。太学的学生都争着解说文字，阐明经义，妄称秦朝的隶书就是仓颉时代的文字。他们说，文字是世代相传的，怎么会改变呢？竞歪曲地说：“马头人”是“长”字，“人持十”是“斗”字，“虫”字是弯曲“中”字而成的。掌管法律的人说明法律，甚至根据隶书的字形判决案件，把“苛人受钱”的“苛”字说成“止句”，类似这种情况还很多。这些都同孔于壁中的古文不合，也不合于大篆。可是庸夫俗子玩弄他们的所学，不明了他们所少见的东西，没有看到宏通的学者，也没有明白文字的条例，把旧艺当作怪异，把野言当成宝贝，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是非常奥妙的东西，认为自己透彻地领会了圣人的深意。他们又看到仓颉篇中有“幼子承诏”这句话，就说仓颉篇是古代帝王所作的，这里面还记载着神仙的法术哩！这样迷误不明，难道不是悖乱吗！

《尚书》说：“余想观看古人之象”，这就是说，必须遵守古代的记载，不应穿凿附会。孔子说：“我还看到过古史上的阙文，现在没有了啊！”这就是批评不懂不问，各逞己见，是非无定，巧言邪说，使天下学者疑惑的那些人。文字是经艺的基础，也是政治的基础，前人用它，将文化传给后人，后人用它认识古代文化。所以说：“基本建立了，其它事物才能产生”，“知道天下的深奥道理就不可错乱。”我现在编次小篆和古文籀文，广泛地采取通人的意见，至于各种解释，都是可信而有证据的。稽考诠释那些解说，目的在于拿它解释文字，剖析错误，告诉读者通达文字构造的深意。分别部类排列，不使杂乱。在这里，万事万物都可以看到，没有什么遗漏。那些意义不明的就清楚地加以说明。书中所引《周易》是孟氏本；《尚书》是孔氏本；《诗经》是毛氏本；《礼经》、《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都是古文经。至于那些还不清楚的，只好阙而不解了。

《说文解字》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比较好。原因如下：

1中华书局《说文解字》：底本精善， 这个版本薄厚适度，附有检字，最便使用。 正文字体类5号，注音字体类6号，清晰易读。但是眼睛不好的老先生稍有不便。

2中国书店《说文解字》，影印嘉庆藤花榭刻本，底本精善。 此本薄厚适中，字大易读，刻工精良，宋本味道浓厚。但是不附检字，使用稍有不便。

3浙江古籍出版社《说文解字注》，影印经韵楼刻本，底本精善。 这个版本稍厚，附有检字，大字易读，所以是目前较好版本。

宋易麟

东汉许慎是继秦朝李斯等人之后大规模整理异体字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说文解字》中把不同写法的古籀文字，今俗或体共1163文排列在相关的篆字字头下，称为重文。细读《说文》，不难发现，许慎所说的重文基本上就是异体字，它们之间的音和义是相同的。但是，许愤这个工作做得并不彻底，很多异体字他没看出来，把它们当作不同的字分别加以分析和解说。像这种本为异体而《说文》没叠为重文的一组字就叫做重文未叠字。

异体字产生很早，甲骨文中一个字就往往有几种不同写法。以后经金文、篆、隶等几个发展阶段，形体更是复杂。加上使用汉字的区域那样广，使用的人又那样多，一字异体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可是历来许多文字学家把《说文解字》奉为金科玉律，不加怀疑，只要《说文解字》分为两个字头，即使它们之间音义、用法完全相同，也强生分别。

后世有些字典，包括新编的一些字典辞书也往往沿袭《说文解字》的错误，将一字异体看成是不同的字。这种现象不利于古籍的整理，不利于汉字的规范化，整理《说文解字》中的重文未叠字势在必行。

对这样一些重文未叠字，前人早有注意，尤其是清代一些学者如段玉裁、王筠、孔广居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常常指出某字和某字音义相同，或把一些他认为是后人增篆的异体字删掉。王筠则在《说文释例》中将列为不同部的异体字列为异部重文。他们这些工作为我们今天整理《说文》中的异体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他们的整理工作做得并不彻底，一是过于迷信《说文》，不少重文未登字没有指出来或未收录；二是取舍上不尽恰当，如王筠所收录的就有不少不应视为异体字。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整理了一份重文未叠字字表，就正于方家，

为什么《说文》中会出现重文未叠的情况呢？

原因之一，汉字使用区域很广，对同一个字不同区域的人造字的方式方法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形体，许慎一时未注意到，兼收并录，因而产生重文未叠字。如𦥑和匊。

像这样造字方法、角度不同而产生的重文未叠字，数量不少。

即使同是形声字，不同方言区的人也会选用不同的字来为它标音。《说文》分别列出，也就形成重文未叠字。

就是同一方言区的人在用声符来标字音时，也会出现一部分人用甲字，另一部分人用乙字来标音的情况，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当然，形声字用不同意符来造字的情况也是大量的，这就产生了前人所说的异部重文。

原因之二，是由于古今字形成了重文。文字是发展的，历史上形成了许多古今字。今字出现后，和古字总有一段时间并用。大多数古今字义项多少和意义范围有所不同，这不能算作异体。但也有一些古今字意义完全相同，这便是古今异体字。许愤冇时将意义相同的古今异体字分别收入《说文》，就产生了重文未登字。

原因之三，许慎对字义的解释不够准确，因而把异体字误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字。尤其是一些生僻字，古书中出现得少，解释起来往往随文释义，不免以偏概全。而另有—些字出现频率高，容易概括出它的字典义。一释文中具体义，一释概括义，很容易误认为两字意义不同而不叠为重文。

原因之四，由于连绵字的不同写法而产生了重文未叠字。连绵字是标声的，许多连绵字有不同的写法，如果这些不同写法的字，没有别的意义的不同，仅是用来表示同一连绵字的一个音节，就可以认为是异体字，而《说文》却常常列为两个不同的字。现略举数例：

原因之五，许慎阙其音读，和另一个音义相同的字形成重文却未列为重文。如：

原因之六，由于后人增篆而形成重文未叠字。《说文解字叙》中说，全书共收字9353，重文1163。但我们翮检大徐本却有9400多字，重文1200多字，这多出的字是后人增加的。对于这些增加的字，历来颇多考证和推测。今天我们虽不能将增篆的字一一准确地指出来，但下面两种情况当可以肯定为后人增篆。这些增篆的字往往和许慎原书中某些字形成重文未叠字。

原因之七，二字意义相同，一从某声，一从某省声，本为繁简二体，许慎却误为两个字收入《说文》。如葠和𦯈、⿰和⿰等，就是一为繁体，一为简体，当叠为重文而未叠。

以上分析了重文未叠字的现象及产生的原因。我在整理《说文》异体字时，下面两种现象我适当放宽了尺度。有一些字，本不是异体，但后人用混了，便变成了异体字。汉字是发展的，两个字在使用过程中合而为一，就可以认为是一字两体，如异和异、剿和劋等。还有一些字极为生僻，除字典收入外，古代文献无征，我在整理《说文》重文未叠字时也从宽处理了。

下面是一份 《说文解字》重文未叠字表 。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文献语言的奠基之作，也是书面语言、文字、音韵研究方面的一部集大成之著，它对于我国文字的规范和统一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经，按其本意讲是“纵丝”之意，引申为书籍的称谓。

中国的经学形成于西汉，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算起，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经学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

秦王朝焚书坑儒后，儒家学派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儒家的传习立时处于委顿状态。秦灭亡以后，儒家学者们逐渐恢复被秦王朝禁绝的经艺。

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反映了当时“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客观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集权统治者的权力日益被军功贵族及宗室、诸侯分割，再加上北方的匈奴经常入侵……严峻的现实，使西汉统治者认识到，必须改变统治政策，开始实行“外攘夷狄，内兴功业”的“有为政治”。这就需要儒家学派的兴起。

建元元年（BC135年）五月，振兴儒学的最大障碍——窦太后去世，元光元年（BC134年）五月，汉武帝采纳了《公羊春秋》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定儒学与一尊。元朔五年（BC124年），丞相公孙弘奏请建立博士弟子制度，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宗的学术思想，并以经学的形式登上了统治思想的宝座。这样一来，“今文经学”开始在中国经学史上大放异彩。

在经学思潮泛滥之时，社会上掀起了寻经的热潮。朝廷下令搜求经典，地方诸侯也不惜用重金购求古籍，于是民间隐藏的先秦典籍纷纷出现在学者眼前。汉景帝子鲁恭王从孔子宅壁中发现《尚书古文经》、《礼古经》、《春秋古经》、《论语》、《孝经》，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求购得《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等，再加上汉廷中密藏的古文经典。一大批的历史典籍出现。这些古籍由于是用先秦文字写成的，当时许多人不认识，所以就把这些书称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也由此兴起。

由于儒家思想已被西汉和东汉统治者认可为统治思想，“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士人能否出世与儒学挂钩，“今文经”和“古文经”学者们为了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任用，开始出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而引起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便是文字的不同。这就必然要求着对文字的规范和统一释义。因此，许慎和《说文解字》应运而生。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辟，使天下学者疑”。《说文解字》产生后到东汉末郑玄“小一统”后，今古文经学的纷争才逐渐落下帷幕。

虽然《说文解字》的产生有着诸多的原因，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无疑是《说文解字》这部伟大著作产生的强势“催化剂”。

中华书局的《说文》字嫌小了些。不过学篆刻仅用《说文》恐怕不够吧。古文字研究要用《段注》，上海古籍版的。最好还有《康熙字典》等等，否则就不能达到深一层次学习古文字的目的。《说文》归根也只是一本字书，相当于字典，大徐本的有反切注音，仅仅为了研究反切，就要学习音韵学了，不是那么容易深入的啊。篆刻和篆书相较古文字研究要容易多了，先攻一科，再论其他的比较好。以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