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甲骨文编》、《金文编》上去了。实际上，对古文字的理解，常比默记更为重要。为了弥补记诵的不足，可以尽量利用工具书。如《经籍纂古》、《说文通训定声》、《新编上古音韵表》、《广韵声系》、《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等书，与学习研究都有裨益。新出的高明同志《古文字类编》、徐仲舒先生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分栏列举不同时代字体，尤有助于学者通习文字的流变。

唐兰先生说过：“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我这些年讲课，屡次介绍这句名言。我体会，唐先生的意思是强调文献知识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研究古文字，必须充分运用文献学的成果。以我所知，著名的古文字学者，无不在文献方面有高深造诣。以杨树达先生为例，先生研治小学多年，但直到抗日战争时避难湘西，才着手考释金文。他所著《积微居金文说》，真是妙义纷呈，创获独多。推其本源，其功力和方法都是从文献研究中得来。又如不久前逝世的陈直先生，所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三辅黄图校证》等多种，均以秦汉文物与古籍互相印证。即使是一砖一瓦，他信手拈来，都能用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没有对文献的精湛研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前几年，我们整理注释云梦秦简，特立一条凡例：“注释尽可能引用时代接近的古籍及其注释。”就是为便于对比研究。如一味追求高古，援弓《诗》、《书》古训，反与秦简不合。

读古书，首先要读常见书，不可偏好孤本秘籍。最普通的如《史记》，司马迁写作时将《诗》，《书》、《左传》、《国语》等熔于一炉，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材料，三家注虽不理想，内容却很丰富，足资参考。有人以《史记》为常见，不值得细读，甚至治学多年，还没通读过《史记》，这是不足为训的。

古文字学又不能同考古学分开。在解放以前，绝大多数的古文字学材料得自偶然发现或者盗掘，学者研究甲骨、金文，不能不多靠拓本，侧重于文字的辨析，接触器物本身的机会较少，对出土情况更很难了解。现在的科学发掘材料，有明确的出土记录，其学术价值大为提高，所以学古文字的人不可不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辅相成，把文字考释与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常能解决单凭前者不能解答的疑难问题。研究青铜器，不仅注意铭文，还应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研究甲骨，也应该兼顾甲骨品种，修治方式及钻凿的形态。这些年新发现的重要古文字材料，象殷虚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青铜器、周原甲骨和青铜器、淅川下寺青铜器(我认为出令尹子庚鼎的墓不属于令尹子庚)、侯马等地载书、随县曾侯墓青铜器及竹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等，都必须与遗址，墓葬结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所以，希望自学古文字学的同志多读有关的考古报告，如有机会参观博物馆或发掘现场，千万不要错过。

检索古文宇学论著及有关的考古材料，也应依靠工具书，即各种书目、索引。关于历代金石论著，可查容嫒的《金石书录目》，其补编刊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三期。这部书近年又经增订，可望再版。解放以来的书籍论文，可使用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专科的目录，甲骨方面，有胡厚宣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所载萧楠《甲骨学论著目录》，可视为胡先生目录的续编。金文方面，容庚先生《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六期)，《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及张维持《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三期)，对掌握著录情况都非常有用。

翻阅书目，不要被前人著述的繁多吓倒。自学读书，应当精于选择。我年纪小的时候，总幻想读尽天下之书，实际上生也有涯，一个人一生能从头到尾看完的书，不会有多少种。如果不加别择，拚命读了好多书，不能消化，也没有多大用处。小说《谐铎》所讽刺的“两脚书橱”，足为鉴戒。我建议把要读的书分为两类，一为精读，一为泛览。精读的书，必须是对本人确属必要的好书，不管卷帙多寡，一定要读通读懂。这样的书，一年能读一两种，已经获益不浅。泛览的书，不妨扩大范围，目的在开拓眼界，但为珍惜精力，也不能太多。我学甲骨时，曾力求把有关论著全部读过，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功夫。有一种讲甲骨的线装书，册数很多，我从图书馆借来，用好些天时间通读，没有收获，本应到此为止。我又设法借到同一作者一种未刊稿，篇幅更长，苦读了不少天，仍归失望。自学者精力有限，这样的书，如不是为了写学术史，似可从缓阅读。

最后还想谈一下写作。我觉得练笔是很重要的，学到一定程度，能产生一些见解，就应该试写论文。过于矜慎，长期不肯开笔，容易陷于眼高手低的弊病。不过，论文应该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创见常与传统的成见相对立，要打破成见，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说：科学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是“正统”的，即指研究工作要不断创新。李卓吾论治学为文，应有胆、有识、有才，所谓胆，便是克服困难，破除成见的勇气。在古文字学研究中，想建立新说，有时也得经过多年的论难，没有决心和勇气，便不易于坚持下去。但是，有胆还必须有识，所谓识，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艰苦的功夫、真正的见识，虽然有李卓吾所说的“二十分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我个人对古文字学所知甚浅，学力非常有限，拉杂谈来，不知有没有足供青年朋友参考之处。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以后还有机会介绍。谨祝大家在自学上取得新的成绩。

弘扬中华传统道德文化，许多文友都提出要读古代经典，尤其是孔孟诸子百家的著作；但也有华文学校教师说，读中文已够繁重的了，哪有时间和精力再读中国古代经典？

　　为什么要读古典？读过的人都知道它的好处。古典诗书是古人的经验之谈，读经典就是读史，能从中悟出古人从心底发出的声音，体会真切的情感，取得正能量，陶冶心灵，提高思想，有利于促进人类文明。

　　别说中国历代古人视经典如珍宝，就连老外的托尔斯泰，晚年时接触到中国古典，便拼命地读起孔孟和庄子的书。时至今日他的故居还摆放着他当年读过的中国经典译文，还有留下的笔痕和折叠的书页。托翁曾与友人说过，“我如果能更早地读到中国哲人的思想，该是多么幸福啊！那样我思考的问题，我的整个人生都会大为不同。”

　　中国古代经典，是中华民族一笔供价的精神财富。古今中外，不论阶级、年龄、地域都视为珍宝。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道德的沦落、文明的陌生，触目惊心，也就越发地体会到菲华孝道学会创始人庄老倡导的“弘扬传统道德”深远的现实意义。“弘扬”不是口号，有许许多多具体的、艰苦的工作要做，多读古典著作，精读经典是其中的一项。中外古今都读，我们没有理由不读。

　　古典是源，是文化、文明之源头。华文学校教师有责任先读好，才能引导学生读好。像菲律滨嘉南中学那样，把“中国历史”作为必修课，让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在广大师生中扎根、开花、结果。

1孤本：某书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间只有一份流传的为孤本。

2珍本：珍贵的书本或资料。凡不常见和难得的文献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都称为珍本。

3善本：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或在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本。一般来说，刊刻年代较早或经过精心校勘而错误较少的版本可以称为善本。

4禁书本：明令禁止流通和收藏之书。如清高宗借修《四库全书》之机，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强命各省督抚，查抄所谓“违碍”统治之书，均令解京销毁。所以，被禁之书能流传下来的，自然值得珍惜。

5进呈本：民间向朝廷敬献之本。

6底本：指著作的稿本，亦指抄本或刊印时所依据之原本。

7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

8初印本：一书初印，版面清晰，人以为贵。

9通行本：民间流行甚多而刻印平常的本子。

10足本：即全本。

11节本：对原书经删节后而印行的本子。故有“洁本”之称。如洁本《水浒》四十八回本。

12选本：因原本浩繁，选其精粹而成本着。如《唐诗三百首》、《宋词选》。

13配本：因本残缺，用同种本的其他版本配成全本者。以抄写补残者曰抄配本。

14百衲本：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意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的一个完整的东西。百衲本书始出于清初的宋荦，他用两种宋本，三种元本，配置成一部《史记》八十卷，称为百衲本《史记》。傅增湘用几种宋本拼配了一部《资治通鉴》，称为百衲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曾汇集不同版本的史书，拼配影印了一部《二十四史》，称为百衲本《二十四史》。

15丛书本：专指丛书中之零种，称某某丛书本。

16单行本：从丛书、全集中，或一书中能独立成篇的抽出付印的本子。

17三朝本：南宋官刻的各书书版，元时入西湖书院，明又转南京国子监，历经三朝，故称三朝本。

18邋遢本：宋刊九行本《七史》，版经三朝，累次修补印刷，所以版印模糊不清，时称邋遢本。

19赝本：书贾作伪假冒之本。采取挖改、染纸、伪造等手法，以假充真。但赝本并不等于劣本。

20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阁，不准许外人见阅的版本。

21禁毁本：前代或当世之因遭禁被毁，侥幸私存下来的版本为禁毁本。在古代，保存这种禁毁本十分危险，一旦被当局发现，必遭杀身之祸，因而其流传极其艰难，弥足珍贵。

22绣像本：书中间有插图的版本为绣像本。这类绣像本书因其生动的表现形式而备受欢迎，但因绘刻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而成品较少，因而现存的十分珍稀。

23石印本：精选坚硬宽大而表面平滑的石头经过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为石印本。

24手抄本：根据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其中有一种影抄本，是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书本。

25补本：对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继续的描写，以延续原著的意思为主旨。

26保留本：因为某种私人目的而专门保留起来的书，一般是私家世代收藏保留，视为至宝。

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精装好。王先谦积三十余年精深功力，在颜注的基础上，广征博引，再次全面总结了历来尤其是清代学者对《汉书》的研究成果，直接引据的宋、清学者达67位，基本囊括了颜注之后学者的研究。虽继承了颜注，但不盲从，对颜注的失当多有驳正。对引据的宋、清学者的论点，也常有考辨，并非单纯的罗列与堆砌。学界评说《汉书补注》是迄今《汉书》注释最为完备的本子。此书纸张印刷好，平装和精装价格差不多，精装更具有收藏价值。

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的类型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

我国的古籍：

1、《永乐大典》——百科类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占卜、戏剧、工艺、农艺等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2、《四库全书》——百科类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包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重要文化典籍，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3、《梦溪笔谈》——科学类

《梦溪笔谈》就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本书由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撰，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

我国古籍的价值：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旧抄本、古本、初刻本、精刻本以及各类活学本等版本的价值较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写刻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短版、拱花、版画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录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刊元椠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谢邀，首先要明确一点，精液本身就属于至阳之物，如果是一位真正的命理师的话，他的精液确实有一些神奇的地方，神奇之处在于他之所以可以成为命理师，本身的内在体质有异于常人，而且加之他对于养生的重视，精液中的纯阳之气肯定是最盛的，对于女性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补阴滋阳的作用，据说还可以祛除体内的一些煞气，尤其是一些女性气血两虚体寒宫弱的话，食用绝对是上佳的纯天然的滋补品对于改善生殖系统的免疫会有很好的帮助以及很明显的改善，不过也不可长期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