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史

1．日本大矢透《韵镜考》“要说”寻绎。《古汉语研究》2008年3期。

2．近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

3．中日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学术差异。《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

4．日本学者越南汉字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日本学者的汉梵对音译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6．日本汉字音时间层次及其确认的证据和方法。中国社科院《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3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6年第2期。

7．日本佛教“声明”与汉字音声调考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5年第7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3期。

8．日本学者满（女真）汉对音译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5年第10期。

9．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近代音关系研究。《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4月。

10．《词韵》音系声调。董琨、冯蒸主编《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5月。

11．日本《汉吴音图》所见《中原雅音》。《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4月。

12．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上古音关系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4年3期。

13．《中原雅音》的体例问题。《音韵论丛》，齐鲁书社，2004年1月3日。第七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会编。

14．日本学者日本语汉字音与汉语中古音关系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15．清末日本学者北京官话“四声之辨”（日文）。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日本文艺研究》第 56 卷第2号。2004年9月。

16．日本学者的《韵镜》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4期。

17．《中原雅音》研究的起始时间问题。中国社科院《中国语文》2004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

18．日本学者对朝鲜汉字音的研究。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2004年3期。

19．日本学者对《中原音韵》及相关韵书的研究。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30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

20．《辨音纂要》所传《中原雅音》。中国语言学会主办《中国语言学报》第11期，2003年9月。商务印书馆。获吉林省政府第五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

21．明抄本《辨音纂要》初探。国家图书馆《文献》2003年1期。

22．对外汉语教学课本编写中的“变调”标记符号问题。（合作）《汉语学习》2003年6期。

23．新时期音韵古籍整理的简要回顾与思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6期。

24．从几组数据看南宋孙奕俗读声调的变化。《语言文字学论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25．退溪次韵朱子《武夷棹歌》问题。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3、4辑合刊。韩国梨花社2002年1月。第二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会议（香港浸会大学）。大会报告。

26．南宋孙奕俗读“平分阴阳”存在的基础。台湾《声韵论丛》第10辑，台湾中国声韵学会与辅仁大学主办，学生书局2001年5月。由本人在台湾第十八届声韵年会的大会（台湾台北，2000年5月）上宣读。

27．《中原音韵》与吉安方音。《第六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28．释“平中清浊，仄中抑扬”。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2辑。韩国梨花社1999年10月。大会宣读，韩国大田忠南大学1999年7月。

29．《醒世姻缘传》“挺”字与今东北方言〔t‘iN〕音。《汉语学习》1998年第3期。

30．南宋孙奕俗读“入注阴平”性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

31．《九经直音》“明本”两种例说。《语苑撷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

32．南宋孙奕俗读“清入作去”考。中国社科院《中国语文》1998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获吉林省政府第四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获第五次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中国古文献学”博士生二等奖（1999，一等空缺）。

33．《九经直音》北图藏本三种叙说。《语言研究》1998年6月刊，第五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34．南宋已“平分阴阳”证。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21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10月。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八次会议上宣读。《中国语文》1995年5期《会议纪要》。

35．南宋孙奕音注“浊上归去”问题。《庆祝金景芳95寿辰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

36．南宋《示儿编》的俗读音。《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37．南宋《示儿编》音注“俗读”的“入注三声”性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8南宋《示儿编》“声讹”的正音性质。《语言研究》1996年6月刊，中国音韵学会第9次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39．南宋《示儿编》音注“浊音清化”问题。《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40．《九经直音》反切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1．韦应物诗韵系。《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42．《山海经校注》“珂案”音释献疑。（合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

43．《九经直音》反切与《经典释文》正读考异。《语言研究》1994年6月。中国音韵学会第8次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44．“图们”的口语读音及其来源。《东疆学刊》1993年第3期。

45．《汉字古音手册》订误举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1期。

46．《晋书音义》的“协韵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获吉林大学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47．王昌龄诗用韵。《延边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48．岑参高适诗韵系异同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在中国音韵学会第六次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上宣读。

49．岑参诗韵谱。《语言文学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0年12月。

50．《醒世姻缘传》诗词用韵考。《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51．《<韵镜>校笺》跋。杨军《<韵镜>校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

52 清末中日学者北京官话“变调”意识。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6辑，2007年5月。

53 十九世纪末叶北京官话声调初探——以日本人编《官话指南》为依据。（合作）《近代官话

语音研究》，语文出版社，2007年2月。

54．日本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

55 高本汉用“二手资料”构拟《广韵》检讨 （合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6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和工具书。《汉语学习》2007年第6期。

57．日本汉语音义书语音研究。《杨耐思先生80寿辰庆祝文集》,2011年1月,中华书局。

58．南宋《九经直音》“萧豪韵”的构成。（合作）《继往开来的语言发展之路》论文集，语文出版社，2008年2月。

59．《正音捃言》音系声母的特点。（合作）《语苑撷英——唐作藩教授八十寿辰祝贺论文集》，2008年2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0．高畑彦次郎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修订与补充。（合作）《当代语言学》2010年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1年2期全文摘编。

61．南宋《九经直音》“支思韵”问题。（合作）《中国语言学报》第14期，2010年10月。商务印书馆。

62清初韵书《五音通韵》构拟问题。（合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3期。

63．当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0年2期。

64．日本汉语上古音研究。《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2期。

65现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0年2期。

66日本汉藏对音译音研究《民族语文》，2010年第6期。

67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批评意识。《中国音韵学》第16次会议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68《<韵镜考>:日本江户后期韵镜学的构建》,《古汉语研究》2012年第2期。

69《日本<东音谱>（1719）所记汉语方音问题》，韩国《中国东南方言与中韩文化》（6），韩国文化社，2013年2月。

70《韵镜》与日本明治人名命运预测。《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71．贺知章《回乡偶书》诗“衰”字音。《延边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2期。

72．唐代古体诗的“叶韵”问题。《延边大学函授教育》1992年第1期。

73从用韵看《药性赋》产生的时代。《延边医学院学报》（社科）1992年第1期。

74．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学点音韵知识。《吉林教育》1989年2-3辑。

75．重建清代东北方音史：向混沌求新知——评邹德文教授《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76．《韵镜》研究史上的四条“主线”。《中国音韵学》（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77．清末民初东北官话语音系统——以新发现日本明治汉语课本为依据。中国社科院《方言》2013年第4期。

（二）对外汉语教科书、汉语史、东北方言、古书校勘

1．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4期。

2．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从中国语教科书“序”“跋”看朝鲜时期的语言教学意识（韩文）。韩国《韩华学报》总46期，2006年2月。

4．《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

5．校点严可均《全晋文》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期。

6．《周礼》“诸侯之邦交”断句正误。国家图书馆《文献》1998年第4期。

7．《庄子》“vo以o”句及其变式。《东疆学刊》1990年第1期。

8．走向系统研究东北方言的第一步。（合作）《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

9．谈唐诗中的“何事”。《东疆学刊》1988年3期。

10．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研究的基本问题。《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1期。

11中国学者与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刊行。（合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第3期。

1219世纪朝鲜汉语教科书语言的干扰。（合作）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2007年5期。

13 日本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先声——读1877年刊行的《支那文典》。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37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6月。

14《满洲土语研究》与20年世纪30年代东北方言。《东疆学刊》2010年第2期。

15．日本明治后期北京官话语法理论——《清语文典》。厦门大学国学院《国学集刊》第三辑,2011年3月。

16．仓石五四郎对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翻译的意义。刁宴斌主编《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0年5月。

17《日本“军用”东北方言教学意识——读1933年(增订版)<日满会话>》。韩国汉阳大学《汉语方言研究论文集》，2010年4月。

18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语气词例释（合作），《汉语学习》2011年第1期

19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古今考，《中华读者报》2008年6月27日。

20《马氏文通》与广池《中国文法》——清末中日汉语文言语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1《晚清东北方言词语考订》（合作），《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

22《清末民初北京口语词汇及其汉语史价值》（合作），《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2年第7期。

23《试论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东疆学刊》2012年第1期。

24《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5《汉语史研究系统要素视角理论范畴》，韩国中国言语文化学会《中国言语文化》创刊号，2012年2月。

26《日据初期台湾闽南话会话课本教学和汉语史价值》（合作），《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4期。

27《日本明治后期北京官话语法教学理论---读1905年版<清语文典>》,《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集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12年7月。

28《东亚语言学视阈的汉语史研究》，《东疆学刊》201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4年第1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3年第6期）

29《冈氏之中国文典》（1887）：日本汉语文言语法体系初次构建，《复旦学报》2014年。

30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最初构建——日本《现代中国语学》(1908)的意义（同李逊合作）。《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 。

31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考论（同张辉合作）， 《古汉语研究》2014年第1期 。

32 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亚国际通语——汉语之应用（第二作者，同张辉合作），《延边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

（三）古代礼仪制度及其它

1．退溪不讳言“诗以随俗”解。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5、6辑合刊。韩国梨花社2004年10月。第三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会议（上海大学）。大会报告。

2．西周觐礼初探。《遯亨集——吕绍刚教授古稀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3．春秋聘问的衰变。《金景芳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29吉林大学出版社．

4．春秋朝觐的衰变。《东疆学刊》2002年第3期。

5．周代朝聘制度简论。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儒学年鉴》，2001年创刊号，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

6．战国时期朝聘制度的破坏。《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

7．退溪家礼“循俗”问题（韩文）。韩国《退溪学报》第107期，2000年12月。又收入（韩国）柳宁夏编选《退溪先生礼学论文集》（仅6篇），《退溪学报》别刷本。陶云会社2001年7月发行。

8．略谈西周会盟制度。《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9．商代朝聘及其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1期。

10晚清文人对朝鲜使臣“中华意识”的感知。日本创价大学《创大中国论集》第14辑，2011年3月。

11《清客新话》：日本对马藩尉探问清初“新知”——福建“漂海唐船”日记的意义。《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明清史》2013年第5期。

这其中包括少部分与他人合写论文。还有其它已发表论文近20篇。论文发表后，或被转载、论点摘编、引用、评述多次。 （一） 专著

1《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6月。被列为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史教科书，授课教授狩野充徳。

2《周代朝聘制度研究》，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书评《揭示周代朝聘制度》，见《光明日报》2006-07-04 。2006年9月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太原）。2007年11月获福建省政府第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学3等奖 2007年11月厦门市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台湾《经学论丛》专门介绍。《清代朝觐制度研究》等几十种著作引述

3《宋元吉安方音研究》，专著（与李红合作），2008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5年1月完成，2005年2月通过专家鉴定。日本《日本中国学会报》2009年介绍。2009年11月获福建省政府第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学3等奖。刘晓南《宋代四川语音研究》等论著引述。

4《中国历代宾礼》，专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几十种著作引述。

5《日本汉语音韵学史》，专著，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日本语学会《日本语研究》、《古汉语研究》、《中华读者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辞书研究》、日本中国学研究会《日本中国学会报》（2012）等报刊均有述评。2013年10月12日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2等，中国语言学最高奖项，又获福建省第10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等奖。2013年12月。同时，获厦门市第9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等奖。张玉来、潘钧、陈东辉、陈宁、耿军等引用。

6《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纲要》，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列为博士生教科书。

7．《东亚视阈汉语史论》，专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8．《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音研究》，专著，合作,商务印书馆，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2年完成。鉴定等级为优秀

9．《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纲》，专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

（二）编著

1《汉语音韵学通论》，教材，编著，主编，列入国家级“十五”教材出版规划（2002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被国内外多所大学列为研究生教科书或参考书。

2《古代神童考录》，编著（与陈家祯合作），延边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

（三）编\校

1 《音韵学论著指要与总目》（上、下，140万字），主编，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日本权威的《日本中国学会报》2009年介绍，是国内外汉语音韵学论著目录收罗最为全面的工具书。冯蒸列为学习汉语音韵学必读书。

2 《语言文字学论坛》（第一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3《古代汉语》，教材。合作编写，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曾被吉林省八所大学中文系采用。

4．《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总目》（80万字），主编（合作），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者报》等均有书评。

5 《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指要》（70万字），主编（合作），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者报》等均有书评。

6《黉门钟吕》，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7．《韩非子》（译注、校勘，3人合作），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3。

8．《后汉书》（译注、校勘，3人合作），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

9．《全晋文》（点校，2人合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0《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1912年前）》，主编，四十册，中华书局，2013年。

11朱熹口语文献语言通考(四种,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合作),合作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

12《中国历代礼仪制度文化丛书》（五种，《中国历代婚礼》、《中国历代葬礼》、《中国历代家礼》、《中国历代宾礼》、《中国历代祭礼》），第一主编（与张黎明合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台湾义守大学列为通识课程教科书。几十种著述引用。

13《新编古代汉语》，国家级教材。合作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14《大一中文课堂》，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15《海洋文明与汉语语言文字书写》，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16《东亚汉语史书系》，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17．《黄典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主编（与叶宝奎教授合作），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18．《中国音韵学》（厦门大学与中国音韵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另有其它4种编著。这其中包括少部分与他人合写者。

这些科学家贡献都很大。非要比较贡献的大小，小民我斗胆从对人类的贡献和对祖国的贡献来试比一下高低。

从对人类的贡献来比，我略说以下几个浅见：

第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民以食为天”，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准则便是“衣食住行”。水稻作为世界1/3以上人类的主食，它能提供最基础的能量来源，是最廉价的有机作物。如果没有了充足的食物，人类只能忍饥挨饿，甚至大量人因缺食物而饿死。袁隆平发明的“三系法”和“二系法”杂交水稻不仅解决了国内十几亿人的温饱，也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二、屠呦呦。 人类在饱腹下，还要 健康 的体魄才能维持生命。英国著名的BBC在14日公布了“20世纪最伟大人物”里，屠呦呦与爱因斯坦、图灵、居里夫人四位科学家同入名单。BBC对她的评论是：“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她因古籍启发，提炼了青蒿素，并以身试药。现今她的发现让世界约一半病人摆脱了疟疾的痛苦，她的成果不能低估”。

如从祖国的贡献来比，应该是钱学森、于敏：

第三、“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对祖国的贡献实在巨大！我们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国人才能富强。1956年，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在他的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成为了新中国成长的老一辈科学团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卓越的人民科学家，为国家国防建设做出杰出贡献！

第四、“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资料上显示，于敏在突破氢弹原理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的一系列基础难关，提出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在国内开创性地独立研究出了原子核理论。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玻儿称赞于敏为“中国的氢弹之父”和“出类拔萃的人”！

当然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很多，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也快速提高了人们 科技 力量！

我的粗见就到这里，你有什么独到的看法呢？

这四个人贡献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钱学森、于敏的贡献在于中国，屠呦呦、袁隆平的贡献在于世界。如果你是个博爱的人，爱世界和平，美好，那肯定屠呦呦、袁隆平贡献要大，钱学森、于敏的贡献在于导弹，原子弹，氢弹，这可都是大杀器，但没有这些大杀器，中国就没有和平，所以对中国来说钱学森，于敏的贡献更大。

如果是对世界的贡献那么解决吃饭问题的袁隆平排第一，解决 健康 问题的屠呦呦排第二，钱学森跟于敏都是负分。

但我是中国人，世界的和平前提是我中国和平，所以对中国来说贡献排行就要重新排一下。

第一当之无愧钱老，美国人说过，钱学森一个人抵5个师，他的回国让中国的导弹、原子弹技术提前20年，反推之，没有钱学森，中国的原子弹没有发射能力，无法面对西方列强的核威慑，苏联成兵边境生死在别人手上，无谓和平可言。

第二于老，于敏构型让我们氢弹技术领先于世界，从此中国有底气跟大国平起平坐，我们才有本钱放心的去搞经济。

第三是屠呦呦，虽然说吃饭重要性大于治病，但一方面粮食的增产不仅是育种的问题，还有施肥、农药、除害等多方共同作用，而屠呦呦的贡献却有两方面：一方面为世界疟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挽救了许多生命；另一方面作为第一个大陆培养的诺贝尔科学奖类得主（其他华人要么有海外求学背景，要么是外国国籍），提升了中国人对本国 科技 实力的肯定，提升了中国民族的自豪感，在此事的映衬下，中国复兴之路势不可挡。

第四是袁隆平，吃饭问题是头等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西瑟罗纳先生曾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钱学森，于敏，屠呦呦，袁隆平不在一个门类，没办法比，硬要比就成了关公战秦琼。钱学森是搞空气动力学，是火箭专家，他的工程控制论对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集国家之力搞大工程，搞尖端研究非常有用。是不可多得的领导型科学家。其它三个科学家当领导就不门内行了。现在的科研基本都是团队进行。需大量的资金人才，甚至是举国之力，这就需要组织领导者院懂技术，又有组织协调能力。而科学家有相当一部分如陈景润，爱因斯坦连生活自理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搞管理。相比较钱学森，爱迪生，乔布斯这种科学家就显得凤毛麟角了。美国海军部长说钱学森能顶五个师，那是对美国而言，在中国五十个师都换不来。中国不缺能扛枪的人，能搞火箭，能管理现代大型科研项目的当时除了钱学森，好象没有第二个人选。可以说钱学森回国使中国的核武器，火箭卫星提前了十到十五年。于敏也是搞核武器的，他独树一帜搞成耐储存型氢弹。使中国花少量资金便可保持核威慑。表隆平开剑水稻远缘杂交育种技术，把中国水稻产量不断提高，把粮食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给了当时园际上盛行一时的二十一世纪谁来养活十五亿中国人的言论一记响亮的耳光。屠呦呦把传统中药用现代医药理论研究出青蒿素并大规模生产，为世界人民的 健康 做出了突出贡献，使古老的中医中药又重新唤发生机。得诺贝尔奖是实至名归。要是之论这四个科学家对中国的贡献我个人认为钱学森应排第一，袁隆平第二，于敏第三，屠呦呦第四。

要我评价，我有一肚子话说！

首推钱学森，其次于敏，再到袁老。至于屠，我不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钱学森，是在祖国最艰苦的时候，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外国的优厚的待遇，决然的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中国挺起了脊梁，他的功劳可以说是无人能比的。对中国的崛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就现在、将来，两弹，一星，同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于敏老师，仅次于钱老。

袁老，在杂交稻方面，可以说贡献也是巨大的，但就成就而论，略低于钱老，于老，这是有目共睹的。

至于屠，呵呵，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不好评价，而且，不知道他是怎么得了诺奖的。读过他的作品的人说，乱七八糟。所以，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贡献――

不知从何谈起。

简单地说了几句，希望大家也发表一下高论。谢谢。

题主所说的这几位科学家都非常伟大，都是国之脊梁。主导研究导弹的钱学森、主导研究氢弹的于敏、主导提取青蒿素的屠呦呦、主导研究杂交水稻的袁隆平，每一位都做出了极为巨大的贡献，他们都会被世人所铭记。由于这几位科学家的研究领域有所差别（钱老和于老可以说是同领域的，他们都是两弹一星的元勋），没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谁的贡献更大，所以做对比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久前，BBC新闻网评选20世纪最伟大人物，屠呦呦成为了科学界的候选人，并且她是唯一还在世的科学家，也是亚洲唯一入选的科学家，这足以看出屠先生对世界的贡献。屠老以黄花蒿为基础，提取出了青蒿素，随后又以此为基础合成出双氢青蒿素，这成为了抗疟疾的特效药，挽救了全球几百万人的生命。

袁老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产量的杂交水稻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粮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他也因此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钱老被誉为我国的“导弹之父”，这足以看出他在导弹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没有钱老，我国的导弹发射可能要推迟二十年。于老的贡献则是在氢弹原理方面，他的关键性作用让我国在最短时间内成功引爆氢弹，所以他被誉为我国的“氢弹之父”。得益于钱老和于老的巨大贡献，我国才能在国际上挺直腰板，我国的国防才有了底气。

这是不能比的，也没有必要比。他们都是在特定的时代或时期，为国家做出了当时最需要做的事。钱学森回来时国家最需要什么？当然是两弹一星。而当时这项工作，是一张白纸。他作为两弹一星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筹划与组织者，带头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钱学森，这支庞大 科技 队伍的组建，计划的制定，执行的安排，不会有那么迅速有效得力。

于敏号称中国氢弹之父，但他拒绝了这个称号。因为这项工程同样是集体的智慧与力量，但是于敏的作用与功绩是极为关键的，他的研究创新，使得中国的氢弹，能够以极为低廉的成本长期保存，从而使得后来的世界，只有中国有实际保存着氢弹。而美苏，都因为保存成本太高而不得不放弃保存。

屠呦呦的成果是找到能够有效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并且能够用可靠而低廉的成本提取出来。在这项发明中，灵感出自她的大脑，所以大家都承认让她得奖，那是名至实归。产生灵感，那是任何别的人不能代替的。

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他带领着团队，付出极为艰辛的努力，解决的是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常听到一些酸唧唧的声音，说什么功劳不是袁隆平一个人的。说得是对！袁隆平也没说功劳都是自己的！但你得承认袁隆平是领头羊吧！国家表彰的就是领头羊！其他许多人当然也有功劳，但是发奖时你不能把所有的参加者都放到台上吧！

所有的英雄模范身后都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表彰队伍的领头羊，就是表彰整个队伍。这一点也就是在我们国家会有微词，西方国家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人会有微词。

而英雄模范之间的比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他们的作用与功绩，都是不可替代的！

诚然，题主所问及的钱学森、屠呦呦、于敏和袁隆平这四位科学家虽然研究领域和方向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对 社会 有着巨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也绝非用123就能草草评价的。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4位科学家的相关贡献吧！

1、钱学森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由于他在导弹、原子弹、航空航天等领域有着卓越贡献，有“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 ”多项称谓。我们都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才能实现如《战狼》里护照背面所描述的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2、屠呦呦

屠呦呦是著名的药学家，由于她在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研究领域有着突出贡献，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和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3、于敏

于敏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 科技 奖获得者，提到他人们往往会将他与“构造”相结合，即为于敏构造。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而于敏构造被外媒称为是与美国提出的“泰勒·乌拉姆”构型各自独立发展的氢弹构型。这种构型至今仍是世界上保密程度最高的机密之一。

4、袁隆平

袁隆平是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由于他在水稻育种和研究领域有着卓越贡献，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是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人口多耕地少，长期以来人地矛盾就特别突出，穿衣吃饭和粮食安全等问题长期困扰国民经济的发展，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也就解决了世界约五分之一人口的粮食问题，这个贡献小吗？

答，对人类最大贡献的科学家礼应归予水稻者——袁隆平！

你吃的米饭，你喝的酒你吃的中箹里，何不都有它的身影？ “杂交水稻之父”荣誉称号当之无愧！他养育了近14亿人的吃饭问题，贡献之伟大！

达到了解决了全民的温饱一大课题。才有了其他的各项辉煌业绩！他的贡献供养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们，解决了人的温饱问题，就赢得了国家的各种建设飞速发展。

医药的发明也是在他的基础上才可以有根基的，

国防基石也是离不开梁食做后盾的！涂悠悠是解决了人们的疾病难题，获得了世界宏大声誉。使得大众摆脱掉杂病的困扰，使民众 健康 幸福。 对一位独创的科学家，世界上又很多科学家受到赞扬记念的如：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沿续到今天的电力机车再到高速动车，已经成为了举世注目的亮点。科学家亦来自民众，又返回于民众。贡献给民族。他们将拥有的科学知识造福于人民，给本民族创造了无价财富，是时代传说的无价之宝。

答：钱学森、屠呦呦、于敏和袁隆平，都对我国有着十分杰出的贡献，他们功劳是不分大小的，都值得后人敬仰。

中国航天之父，早些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拜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冯·卡门为师，在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后于1955年回国。

当时中国航天事业一篇空白，钱学森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手建立了我国国防航空的蓝图，为我国国防事业和航天事业开辟了道路。

于敏的贡献主要在于核弹研究，上世纪美国和苏联首先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当时全世界都处于苏美两国的核威胁之下。

甚至在朝鲜战争中，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还多次威胁说要使用核武器，足以看出核武器对一个大国的重要性。

我国原子弹与氢弹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于敏最初在原子弹研究小组，后来安排为氢弹研制小组负责人，氢弹中流传的“于敏结构”就得益于于老的贡献。

加上钱学森研制的火箭，三位一体（陆基洲际导弹、潜射洲际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核威慑，才能有效让敌人顾忌，为国内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

袁老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让中国人彻底摆脱了粮食困境，对全世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是我国国宝级的科学家之一。

屠呦呦在获得诺奖之前，很少被人知晓，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人们才知道她的贡献非常伟大。

她创制的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为人类奉献了极为宝贵的财富。

钱学森、屠呦呦、于敏和袁隆平，都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贡献是不分大小的。

我觉得吧，这四个人，对于国家的贡献都是很大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说到对于世界的贡献的话，屠呦呦的贡献更大。只不过我相信在国人的眼中，这四个人贡献没有高低之分吧。

首先来说一说钱学森吧，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钱老。他可谓是中国的航天之父、导弹之父以及火箭之王，钱老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了，在国家困难的时候，钱老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祖国做贡献，没有钱老，中国的航天事业不知道要落后多少年，对于中国人而言，钱学森的地位无可替代。

于敏则是中国“氢弹之父”，1961年，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 探索 任务，在氢弹突破中，于敏组织攻克实现氢弹自持热的关键，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并定型为中国第一代核武器。在于敏的推动下，中国从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到引爆第一颗氢弹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刷新了世界纪录。

袁隆平我们就更不陌生了，没有袁隆平，中国很多人都会有吃不饱饭的问题。他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了卓越贡献。

最后来说一说屠呦呦，最近英国BBC发起了“20世纪最具有标志性人物”票选活动，屠呦呦成为和爱因斯坦、居里夫人以及图灵一起上榜的科学领域人物，她也是唯一上榜的亚洲人。屠呦呦是中国首位诺贝尔科学类奖得主，她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累计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可是说是功不可没。

古人重婚礼，所以新郎必须亲自至女家礼迎新娘，这在古六礼中称“亲迎”。至清代前期，泉州的婚姻礼俗中，除个别宦族外，婚礼皆不亲迎，至期，办好彩轿，遣媒送至女家。古籍对婚姻本义是这样解释的：昏时行礼，故谓之“婚”；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因此古时亲迎必在黄昏之后，乃至深夜，连一切迎送人员都得穿黑色礼服，这显然是远古时代夜间抢亲习俗的遗存。旧时泉州迎娶都在白天，但新娘须头蒙乌巾，并要有一对轿前灯，这当是沿古礼黑夜亲迎之遗迹。新娘出嫁是大喜事，反而要“哭嫁”，以示悲伤，且全国南北皆然。新娘“哭嫁”可能是思相离而悲，或是随俗。但民俗学者却认为，此乃原始社会掠夺婚姻的遗俗。

花轿抵达男家，一时鼓乐、鞭炮齐鸣，喜气洋洋。接下去就出现了一个精彩的镜头：新郎至轿前，下马威似的朝轿门轻踢一脚，轿内新娘马上应战，还踢轿门一脚，这是在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向观众们宣称：日后男不惧内，女不示弱。在此观众会心欢笑之际，我们似乎也闻到了八千年前那场父权制代替母权制的激烈革命的火药味。容不得我们多遐想，男家一位平辈男青年或下辈男孩已走到花轿前，揖请新娘出轿，再由男家福命大的女长辈手牵新娘出轿，送嫁娘忙举起贴有红双喜字样的米筛为新娘遮面，然后在三通喜乐声中，新娘慢步跨过火炉，踏上瓦片，进入洞房。

据说遮米筛和踏瓦片是为辟邪，但安溪人却有独到的解释，称此举寓有明亡之后，其孤臣遗老尚望：“反清复明”，教示新婚夫妇“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的隐意。至于跨火炉，人们认为可以利用火神的威灵，将新娘在其家里和沿途所招惹的邪气烧尽。

新娘到夫家后，又有拜天地、挑乌巾、喝交杯酒、宴请宾客等节目，其中闹洞房为是日婚礼的压台戏。俗谓洞房不闹不喜，不闹不吉利，而且在新婚七天内可以连续闹，有“七日内不分大小”之说。闹洞房的内容大多是要新婚夫妇，当众做出种种亲呢举动，诙谐有趣。但不少地方也因太出格而演成陋俗。

在晋江、石狮侨乡，有一种叫做“公鸡娶妇”的婚俗，这是已定好婚期的海外青年华侨，因种种原因，近期无法回家乡按时完婚，经男女双方家长协商同意，如期举行婚礼，新郎则以一只大公鸡代替。这只大公鸡在七日内是放在新婚洞房的床底下，七日后才移到室外鸡窝，需精心饲养，至其“寿终正寝”。“公鸡娶妇”显然有不近人情之嫌，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1、所指的人不同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三大商派之一。

2、经营方式不同

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1、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2、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

-徽商

-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