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相信很多小伙伴对自己即将成为东北师大人，有了把握，那师大的教学资源如何呢？作为师大的“老“学长，让我给大家科普吧。

历史底蕴：东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学校坐落在美丽的北国春城长春市。学校原名东北大学，建校于1946年，是中国***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教师团队：东北师范大学拥有一支奋发有为、业务精湛的优秀教师队伍，目前全校共有1730名专任教师，其中有教授560人，副教授657人，名誉教授33人，在聘外籍客座教授15人，更有毕业于牛津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的28名国外专家长期在校授课。

科研机构：东北师范大学共有省部级以上科研机构98个，其中文科41个，理科57个。校内有共有科研机构141个，其中文科112个，理科29个。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开始出版“经部”的《中国古藉善本书目》，是集录了全国各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献馆、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及所屑各研究所，其他科研单位等781个单位所藏古籍善本13万部，是我国目前收录善本书最为齐全的一部书目。全书分为经、史、子、集、丛五部分。各书著录了书名、卷数、编著注释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等。从本书目还可查知有关善本书的收藏单位。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书是北京图书馆编制的第六部馆藏善本书目，在一九五九年由赵万里、冀淑英先生主持编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选入善本的古籍一千余种，使总数达到12 000千种以上。这本书目继承了前五部书目在收录标准、版本考订、款目著录、编目体例、分类原则等方面的优良传统，纠正了一些以往著录的失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丛书类归于子部下，每种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板本、稽核、附注等项，于版本注明刻本活字本的行格字数，以供考订各书板本。北京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它所收藏的善本书在全国最为宏富，因此该书目对于我们了解古代文化遗产、整理利用古籍以及图书馆古籍、编目都有重要作用。本书后附书名和著者的四角号码索引，便于检索使用。

这两本书说不上谁好谁不好。他们都是我国珍贵的古籍善本书目录，只不过前者的范围要宽一点。

参考资料：

读秀词条：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文学答问总汇》

东方图书馆主事者十分重视馆藏图书收集、购买。不惜重金、不怕艰难，持之以恒。四处收集、寻觅、收购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古籍中善本、珍本、孤本等图书、资料。馆长王云五历游欧美时，购进公元15世纪前所印的西洋古籍多卷，堪称珍品。张元济从民国7--25年，几乎每天下午5点左右，接待旧书店外勤人员，回家仔细阅读送来的书籍，精心鉴别，批示价格，予以收购、收藏。在大量藏书中，有当时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香港出版且已绝版的《中国汇报》、《哲学评论》、《爱丁堡评论》等著名期刊，多为难得珍本。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全套期刊，为远东唯一孤本，尤为著名。国内出版报纸、杂志更为齐全，上海《时报》、《神洲日报》、《民国日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清光绪至宣统年间《京报》等著名报章、杂志均手为馆藏。至1931年，实藏普通中文书268万册，外文书8万余册，图表、照片等5千余种，内有梵蒂冈罗马教皇所藏末唐王只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司礼监太监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之影片及中国古画10余轴，均由张元济购入，以供编辑考订古代制度、俗尚之用。此外，如德、英、美诸国所出版地质地图、人体解剖图、西洋历史地图、油画及照片之原底，尤为不可胜数。更为珍贵的是古籍四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各书及藏有22个省整套相当数量的方志书籍，2641种，25682册，其中元本2种，明本139种，府、厅、州、县志2081种，入馆1752种，占84%。全馆总藏量达463万余册（不含照片、图表），蔚成巨观，当时堪称国内无匹。

丰富、珍贵的藏书，受到读者青睐。1929年，阅览人数近3万人。是年底，底层设流通部，采购新书万册，吸引读者更多。1930年，阅览人数为36万人。

我国传统出版业历史悠久，历代遗留下来的典籍浩如烟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珍贵的古籍善本书不仅是新出版业不可多得的出版资源，而且以皕宋楼藏书外流日本为凶兆 ，帝国主义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觊觎之心不可小觑。有鉴于此，张元济对古籍和善本书的收购，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并且一开始就得到我国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缪荃孙、傅增湘的协助。北京位居京城，故家藏书多，琉璃厂书肆更是古籍善本的渊薮，张元济谈及此时曾说道：“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贾人持书售求，苟未有者，辄留之。”私家藏书聚散无常，因而是张元济的重点求购对象。从20世纪初年起，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介绍，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收购了绍兴熔经铸史斋的全部藏书，接着购买了长州蒋氏秦汉十印斋的藏书，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的藏书，以及清宗宝盛氏意园藏书数十种，其中有影元钞定本《元秘史》、影宋钞《事实类苑》、《公孙谈圃》、明覆宋《宣和遗事》、嘉靖本《长安志》等，后又亲自到太仓，购入顾氏闻斋的藏书。顾氏所藏，大多为黄荛圃、汪阆源两家故物，其中有不少是稀世之宝。昭文张金吾所辑的《诒经堂续经解》，也是从闻斋得来的。后来阳端氏、巴陵方氏、荆州田氏、南海孔氏、海宁孙氏、江阴缪氏的藏书先后散出，张元济辗转搜求，颇有收获。如宋刊本《六臣注文选》，得之阳端氏；宋黄善夫刊《史记》、南北宋刊合配的《南华真经》，得自荆州田氏；宋刊元修的《资治通鉴》，得自南海孔氏；宋庆元刊《春秋左传正义》、抚州本《春秋公羊传解诂》、 宋绍兴刊《后汉书》，得自海宁孙氏。此后又陆续收藏了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扬州何氏藏书。在这两批书中有不少精本。《永乐大典》十余册，就是从密韵楼得来的。这十余册《永乐大典》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所自出的前半部，即在其中。除搜购之外，张元济还采取其他形式向公私藏家移录副本，或分别借照。如通过缪荃孙从江宁图书馆移录钱塘丁氏八千卷佳椠；从傅增湘借影《冷斋夜话》、《老学庵笔记》、《避暑录话》、《曲洧旧闻》、《白虎道德论》；从平湖葛氏传朴堂借抄地方志，等等，数量都很可观。

西学东传与西籍中译对我国现代文化的启蒙与现代出版业的萌生有着不可抹煞的催生作用。因此，张元济亦极其重视对世界各国名著及报刊资料的收集与利用。据曾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的茅盾回忆，在1918年左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已经藏有不少英文名著，如《人人书库》、《新时代丛书》等。这些丛书里收集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名著和英国以外的文史名著英译本，从希腊、罗马时期的著作到易卜生、比昂逊等人的著作，都应有尽有。著名的外文报刊，如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出版长达一百余年的德国的《李比希化学杂志》，都藏有全套。此外还收藏了15世纪以前的西洋古籍多卷。在收藏的中，有罗马教皇梵蒂冈宫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影片。这是张元济在欧美考察时所收购，尤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广泛搜集中外图书的基础上，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30周年，商务印书馆所主办的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5月3日举行开馆仪式，1927年正式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时的藏书量，据《东方图书馆概况》记载：共计藏书33万余册，中外杂志900多种， 中外报刊45种， 地图约2 000幅， 各种照片约10 000余张。后又经多年搜求，在1932年11月28日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炮火之前，东方图书馆共计有藏书518万余册，图表照片5 000多册。除普通书籍外，善本书中，有宋版书129种，2 514册；元版书179种，3 124册；明版书1 419种，15 833册；清代精版书138种，3 037册；抄本1 460种，7 712册；名人批校本288种，2 126册；稿本71种，354册；杂志31种，383册(以上数据不包括1931年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四万余册，因其部分版本尚在整理)，从而使东方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藏书量首屈一指的公共图书馆，涵芬楼(东方图书馆之组成部分)亦成为以收藏善本书而驰誉海内外的著名藏书楼。

天一阁****：0574-87293526宁波市天一街10号

天一阁景点简介：

天一阁博物馆是以藏书文化为特色，融社会历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26000平方米。环境幽雅，园林精美、建筑古朴，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总体布局由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

天一阁藏书楼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个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之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于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卷，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近年来，我馆事业发展迅速，先后新增中国地方志珍藏馆、银台第官宅博物馆、麻将起源地陈列馆等处。

中国地方志珍藏馆收藏全国各级各类当代地方志6730多册，占总数的80%以上。银台第博物馆展示了清代官宦人家的家居艺术和建筑艺术，获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最佳创意奖”。麻将起源地陈列馆以三维空间展示麻将的起源及与宁波的历史溯源。建于二十年代的秦氏支祠以其独特的祠堂文化，精湛的民间工艺为游客所叹服，并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列。

天一阁博物馆常年举办各种书画展览，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成绩显著，自1996年以来获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并被评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宁波市行风建设示范窗口、市一级绿化单位及市十佳旅游景点等等。

溪山逸马图

系已故民间老艺人胡善成堆塑的力作，八匹骏马在溪边扬鬃踢蹄，甩尾扭头，嬉戏嘶鸣，其形其姿，栩栩如生。画面造型粗看时比例失调，其实是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技巧，突出了画面重点。

东明草堂

系天一阁建成之前范钦的藏书处。范钦（1506—1585），字尧钦，号东明，故题其书室为“东明草堂”，又称“一吾庐”，现东明草堂于1980年重建。

范氏故居

原系范宅的东厅，后为范氏后裔居住生活之处。它处于高墙环绕的天一阁藏书楼之外，做到了生活区与藏书区相互隔离，是范钦为保护藏书的精心安排，现建筑为清道光九年重建。

司马第

即范钦宅第，环境幽雅，位于月湖深处，林木荫翳，规模丰敞，于1996年恢复司马第台门、耳房。

宝书楼

天一阁又称宝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之间，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藏书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

范钦取“天一生水”之说，以水制火之义，建筑书楼。楼上一大间，楼下成六间，并名为天一阁，且在阁前凿池蓄水以防火。

清康熙四年（1665），范钦曾孙范光文又在阁前叠山理水，建筑园林。园林以“福、禄、寿”作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景点。风物清丽，格调高雅，别具江南庭院式园林特色。

范钦原有藏书7万余卷，现尚存17万余卷，大部分为明代刻本和钞本，不少已是海内孤本，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为特色，解放后，经文物工作者多年访求和当地藏家的慷慨捐赠，阁藏古籍已达30万卷，其中善本8万余卷，蔚为大观。

尊经阁

中国历代尊崇经学，各省、郡、县学中均建有尊经阁，用以珍藏经籍。此阁原在宁波府学内，系光绪年间重建的重檐歇山顶建筑。1935年宁波地方人士筹款维修天一阁时移建于此。

明州碑林

共计有碑173通，其中近90通是1935年从宁波府学、县学等处迁来。碑林中保存了自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先后16次重修府学的碑记。还有格言、箴言、学田、学山、进士题名等碑，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内容、经费来源和人才培养情况。

千晋斋

民国时期，甬上学人马廉藏有晋砖千余枚，颜其藏室曰“千晋斋”。后捐赠天一阁，特辟一室陈列，仍用其名。

东园

位于天一阁东南，占地约6000平方米。自1959年始，平整土地，种植竹木，移迁石亭、铁牛、石虎于此，园林初具雏型。1974年将搜集的69通碑石嵌入围墙。1982年东园扩建，挖土成池，堆土为山，环园建廊，又移建清末建筑两幢，于1986年告竣并对外开放。

百鹅亭

明万历年间遗物，为墓前祭亭，原在祖关山，1959年移建于此。此亭结构精巧，雍容华丽，枋额等处雕有“鱼跃龙门”、“双狮戏球”、“海马跃浪”、“麒麟招宝”等图样。

凝晖堂

为砖木、石柱结构的清代建筑，内陈列收藏的明清帖石，有明代上石的“神龙本”《兰亭序》、文征明小楷《薛文明甫墓志铭》等。书香墨香，相得益彰。

麻将起源地陈列馆

麻将是中国博弈文化的集大成者，由马吊牌、骰子和宋代三十二张宣和牌化合而成，它的整合、流传、发展都和宁波息息相关。我们利用麻将发明人陈政钥先生（清道光年间的三品官）家族的宗祠，分“麻将的历史和文化”、“麻将与宁波”、“世界各地麻将牌展示”三部分，并配以中式、西式两间棋牌室和“三缺一”的塑像向观众呈现了麻将的历史和发展，理清了麻将源流的脉络。本陈列重在展示麻将运动的趣味性和益智性，旨在提倡健康文明的竞技麻将运动。目前，是国内唯一一家以麻将为主题的专题性陈列馆

秦氏支祠

建于1923年到1925年，系秦氏族人为祭祀祖先而建，时耗20余银元。祠堂以照壁、台门、戏台为中轴线，五间两弄，前后三宸，两侧置配殿、看楼，占地26亩，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祠堂建筑融合了木雕、砖雕、石雕、贴金、拷作等民间工艺，是宁波民居建筑艺术集大成之作。

秦氏支祠的戏台汇雕刻、金饰、油漆于一体，流光溢彩，熠熠生辉。戏台的屋顶由16个斗拱承托，为单檐歇山顶，穹形藻井并由千百块经过雕刻的板榫搭接构成，盘旋而上，牢固巧妙，为宁波小木工艺之绝招。

花轿厅

宁波花轿又称万工轿，以其做工精细而著称。展出的花轿高3米，长15米，宽95厘米，木质透雕，漆朱贴金，给人金碧辉煌之感。

传说南宋小康王赵构被金兵追杀，幸得一个宁波村姑相救。脱险后，两人约好来年接村姑入宫，但两人所约暗号泄露，于是赵构下旨浙东女子皆封王，出嫁时可穿戴凤冠霞帔，乘坐龙凤花轿，官员遇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于是从南宋开始，宁波姑娘出嫁坐花轿的民风愈来愈盛，花轿制作也愈来愈考究。

南园

位于天一阁藏书楼之南，占地3400平方米，是天一阁扩建一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96年动土，历时二年，园以水为主，水岸聚而不分，池岸迭石玲珑。池畔为临水的主体建筑“水北阁”；池南面建“抱经厅”。整个园林简洁、清晰，给人以闲适、雅逸和平静之感。

银台第（官宅）博物馆

银台第位于月湖北岸，偃月堤边，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原为嘉庆十年进士、通政司副史童槐的私宅。童家为诗书礼仪世家，童槐之子童华中道光十八年进士，曾以礼部尚书入南书房行走，为光绪皇帝老师；其孙童祥熊，中光绪九年进士；所以童府有“一门三进士”的说法。在1999年的月湖历史文化景区一期建设工程中，银台第得以修复，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进行陈列布展和管理，成为展示清晚期到民国宁波官宦人家家居艺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并荣获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最佳创意奖”。

陈列保留了传统的建筑格局，在“如何利用古建筑搞陈列”的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探索。通过绳武堂（主厅）、今白华堂（祭祀厅）、书房、议政厅、家塾、宴席厅、雅玩室、沐浴房、绣房、卧室、佛堂、磨房等场景式陈列，全面反映了清朝中晚期宁波官宦学士人家的生活环境、家居艺术和蕴含的社会性与社会关系。

白云庄

位于宁波市西郊的白云庄，原为明末户部主事万泰的庄园，因其子万斯选著有《白云集》，死后葬于此地，故名“白云庄”。我国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先生曾讲学于此，故又称证人书院，现为省级文保单位。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黄竹浦人。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倡导以经学为本，以史学为辅，独创了“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学风，形成了我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史学派别——浙东学派。康熙七年（1668）应邀来甬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其中就包括“布衣史家”万斯同，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四明学风顿开。清末白云庄逐渐荒废，至1986年得以重修，现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管理，主体建筑为五开间三进木结构平屋，四周围墙，环境清幽。

伏跗室

伏跗室位于城西孝闻街91号，坐西向东，为五间两弄三厢房木结构楼房，是浙东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冯孟颛先生（1886—1962）的藏书楼，现为市级文保单位。“伏跗”源出《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狡兔伏于跗侧”句，意为“伏处乡里不抗显，而致力于学”。

1962年，冯孟颛先生长孙冯孔豫代表家属，遵照冯老的遗嘱，将全部藏书260余箱近10万卷，捐献给国家。伏跗室现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进行管理。楼内现有《冯孟颛先生平身事迹陈列》，用大量资料和事物生动翔实的介绍了冯老的生平简历、著述成果、藏书业绩，以资纪念。

《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观后感</b>

　　典藏阅览部第一党小组组织组内党员观看了“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迹保护成果展”。整个展览带给我的不仅是古籍知识的提高，对新疆历史的学习和民俗的了解，还有心灵的震撼，和作为一名文献工作者的骄傲。

　　本次展览对新疆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各种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进行了集中展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首都北京队新疆珍贵历史文献的全面展示，也是对新疆古籍保护工作成果的一次汇报。来自全国23家收藏单位的320件展品参与了展出，历史跨度长，内容丰富，包含了从先秦至明清2000年间关于新疆的重要文献文物，涵盖各民族文字的木简、文书、古籍、舆图、拓片登22种类型，展示了新疆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且历史悠久的鲜明特点。该展览由文化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承办，联合承办单位多达20余家。

　　展览还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成绩。通过展板和实物，展示了新疆古籍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新疆文化建设的关怀。

　　中国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典籍。中国人对纸的使用比欧洲早了1000年，利用印刷术比欧洲早了600年。而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离不开各个民族。很多少数民族很早就有自己的文字，并用这些文字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典籍。而位于我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存世的汉文和各个民族文字古籍藏量异常丰富，但由于历史和特殊的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极少开展，且由于基础薄弱，仍存在古籍保存条件差、修复手段落后、经费紧缺、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的人才严重匮乏、学科建设相对滞后，古籍老化破损比较严重等突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新疆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之下，新疆的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面启动后，新疆维护尔自治区认真开展古籍普查工作，配合国家古籍普查整体规划，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目前已有64部古籍入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也入选了“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我国各省在古籍保护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使得中华古籍这一纪录文明历程的重要标志和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得以正规科学的修缮和保护。

　　我们的祖国有着有就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各类古籍便是这些文明的重要载体，从这个角度上说，古籍保护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它保护的不仅是古籍本身，也是我们国家的文明史。虽然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古籍保护工作还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作为一名文献工作者和一名***员，看到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如此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心中倍感温暖，这个展览也再一次深深激发了我爱党敬业的思想。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会秉承图书馆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充分发挥***员的先进性，来回报党和国家的培养和关怀。

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