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做出了《关于禁止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1992年中央办公厅办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兴办经济实体和党政机关干部从事经营活动的通知》,明确规定在职党政机关干部不得从事经商入股办企业。至今仍不准许！

古文字从商到秦的变化呈现出四种趋势。

1、纯表意字逐渐减少，表音字逐渐减少，形声字逐渐增多。个体文字的构成，逐渐向意音文字发展。用字中的假借字也在逐渐减少。

2、古文字个体字的内部构造，在不断地向1形、1义、1音的结构类型发展。

3、古文字的构形系统的有序性在不断的增强。这主要表现在基础构件的构字率在不断的上升。基础构字部件率的上升，表明汉字的结构体系向着有序化发展。

4、汉字的形体逐渐固定。

扩展资料：

古文字能够揭示汉字的起源和构造，在幼儿识字领域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汉字中有20%左右是象形字、指事字或会意字。这三类字在今天，字形跟字义已经没有太大的关联。但如果溯源到古文字（甲骨文或篆书），就可以非常直观的理解，这个字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举例来说，绳子吊着钟，组成了一种乐器（其实就是编钟）。

明朝中后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重商思想的出现，使得许多读书人改变商人和商业的发展的偏见，明代汪道昆（1525~1593）提起自己的家乡安徽新安是说到：“大江以南，新安以文物著，其不俗儒则商，相代若践更。要之，量贾何负闳儒。”[1]虽然最后一句话显得有些傲慢，但这是以前的商人和商业所不能相信的高评价，汪道昆可谓是商业的代言人，可见当时的读书人对商人以及商业的偏见有改变，但并不足以使得他们选择放弃科举从商，毕竟他们生活在接受着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之下，还是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走向更好的仕途，但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去从事商业活动呢？

儒商现象可以说是“士”的分流现象，很多士放弃了科举去从事商业活动。余英时先生指出，当时许多士放弃科举从商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国的人口自明初到18世纪增加了好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却未相应增加，因此科举考试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另外一方面，自16世纪以后商业与城市化的发展对许多士子也构成很大的诱惑。”[2]对于当时的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通过科举考试，实现自我价值，使得社会地位提升改变经济状况的唯一途径。相对于人口数的增加和生员总人数的增加，明代的科举制度显示出了吸纳人才的有限性，彼时“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3]从中看出，科举制度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强，科举获得成功的概率远远要低于商业，反观商业的发展以及获得成功的概率增加使得从事商业的士人不断增加。

社会进步人口增多，但相应的进士、举人的选举名额并为增加，在这激烈的竞争中，科举舞弊有增加了科举的许多变故，如正德三年（1508年），大宦官刘瑾将自己的同乡五十人的名单交给会试主考，主考慑于宦官的*威惟命是从。就连力改吏治、整饬科举的权臣张居正也曾恃权舞弊，万历二年（1574年）会试，张居正之子落第，张大为不满，遂停止当年于该届进士中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其后在万历五年、八年两届会试中，张的两个儿子先后高中榜眼、状元，其内阁同僚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们也都利益均沾，纷然登科。[4]

科举制度竞争激烈，而且充满种种变数。他们对科举失去了信心，所以选择放弃科举另谋出路，从商就成为了这些读书人的一个职业选择。

[1]《太函集》卷五十五《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

[2]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3 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3]吴吉祜:《丰南志》卷六《百岁翁状》，《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7册，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4]《中国选士制度史》，刘虹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