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气指引起气机紊乱的九种致病因素，即怒、喜、悲、恐、寒、炅、惊、劳、思九气。九气着重说明七情过激引致气机紊乱的病机。《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其中炅即暑热，劳指过劳。《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诸病源候论·气病诸候》：“九气者，谓怒喜悲恐寒热忧劳思。因此九事而伤动于气。一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食而气逆也；二曰喜则其气缓，荣卫通利，故气缓；三曰悲则气消，悲则使心系急，肺布叶举，使上焦不通，热气在内，固气消也；四曰恐则气下，恐则精却，精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气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五曰寒则气收，聚寒使经涘涩，使气不宣散故也；六曰热则腠理开，腠理开则荣卫通，汗大泄；七曰忧则气乱，气乱则心无所寄，神无所归，虚无所定，故气乱；八曰劳则气耗，气耗则喘且汗，外内皆越，故气耗也；九曰思则气结，气结则心有所止，故气留而不行。”

详见百科词条：九气 [ 最后修订于2015/7/19 19:03:17 共478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

外腑为人体器官名。指三焦。六腑之一。是脏腑外围最大的腑，又称外腑、孤腑。有主持诸气，疏通水道的作用。《难经·三十一难》：“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分上焦、中焦、下焦三部。《黄帝内经灵枢·营卫生会》：“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三焦手少阳经脉，与手厥阴心包经互相络属。

详见百科词条：外腑 [ 最后修订于2016/1/13 13:13:50 共212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

戴嵩画牛①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②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③大笑曰：“此画斗牛也！斗牛力在角，尾搐④入两股间。今乃掉尾⑤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⑥之。 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⑦。”不可改也。

字词注释①选自《东坡志林》，作者苏轼。嵩（s#ng）。②囊（n2ng）：袋子。此处指画套。③拊（f()掌：拍手。④搐（ch））：抽缩。⑤掉尾：摇尾巴。⑥然：认为对。⑦婢（b@）：女佣人。

诗文翻译四川有个杜处士，喜爱书画，他所珍藏的书画有几百种。其中有一幅是戴嵩画的牛，尤其珍爱。他用锦缝制了画套，用玉做了画轴，经常随身带着。有一天，他摊开了书画晒太阳，有个牧童看见了戴嵩画的牛，拍手大笑着说：“这张画是画的斗牛啊！斗牛的力气用在角上，尾巴紧紧地夹在两腿中间。现在这幅画上的牛却是摇着尾巴在斗，错了！”杜处士笑笑，感到他说得很有道理。 古人有句话说：“耕种的事应该去问农民，织布的事应该去问女佣。”这个道理是不会改变的呀！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在刘备的阵营中，诸葛亮是个重要的人，为刘备开创大业谋划了很多，因此在蜀汉地位很高。而关羽也是如此，不仅是因为他跟刘备的关系特殊，更重要的是他完全靠实力本事。那么，在蜀汉，是关羽的地位高还是诸葛亮高呢？很多人似乎认为当然是诸葛亮，当然也有人觉得是关羽，那么真实情况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古代，官员的任职不是随随便便，它是需要很正式的下诏书，宣布天下才行的。就像韩信封将，刘邦可是斋戒沐浴了之后，当着三军将士的面为其举办大典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其大将军的威信，才能更好的行使权力。当然，在古代代表权力的除了官职，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加九锡、假斧钺等，这都是一种权力极高的象征。

不仅可以代表权力，而且还可以用它名正言顺的杀人。在武王最终攻破商朝的时候，他就是用黄钺杀掉的纣王，从而名正言顺的改朝换代。而当时在蜀汉军中，唯有一人获得“假斧钺”的特权，那就是关羽。那个时候诸葛亮是没有的，他在那个时候充其量只是一个军师将军。在权力上完全不可跟关羽相比。

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其实也指挥过什么战役，在在刘备阵营充当的一直是一个出谋划策以及负责后勤的这样一个工作。当刘备汉中称王的时候，关羽就被授予了假节钺的特权。而此时的诸葛亮只是在官职上有一些提升而已。从两本古籍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一本是《礼记》中记载：赐斧钺，然后专杀。另外一本古籍就是《古今舆服注》，其中记载：得赐黄钺，则斩持节将。也就说，关羽的这个斧钺之权，可以斩杀除了刘备之外的任何一个人，而且可以做到不用上奏先杀的。

因此，到了这里已经很明显了。关羽的权力在当时是很大的，诸葛亮与之相比明显是达不到他的地位。但就算关羽有这个特权，他也不会随便杀人的。用它来对付诸葛亮就更不会了，虽然他与诸葛亮存在着一些芥蒂，但对他还是算有起码的尊重。就在他看不起马超的这件事上，诸葛亮出马写了几句夸他的话，关羽就乐得屁颠屁颠的，就足以看出二人的关系其实还算和谐的。而且，他从没有和诸葛亮发生什么重大的冲突，就更不存在有意针对他了。

汉纪·汉纪一

　作者：司马光

　起旃蒙协洽，尽柔兆涒滩，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元年乙未，公元前二零六年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贾谊论曰：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桀，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项羽既定河北，率诸侯兵欲西入关。先是，诸侯吏卒、繇使、屯戍过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章邯以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奈何？”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馀万人新安城南。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闻项羽号章邯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已而项羽至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项羽进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项羽大怒，飨士卒，期旦日击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张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与俱去，曰：“毋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良曰：“料公士卒足以当项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尝，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羽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项羽因留沛公与饮。范增数目项羽，举所佩玉夬以示之者三。项羽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羽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真目视项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也。”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羽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其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羽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还军霸上以待将军。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赏，而听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将军不取也！”项羽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如今人方为刀俎，我方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鸿门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趣霸上。留张良使谢项羽，以白璧献羽，玉斗与亚父。沛公谓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将军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亚父足下。”项羽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羽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将军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秦民大失望。韩生说项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见秦宫室皆已烧残破，又心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韩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闻之，烹韩生。

　项羽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怒曰：“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怀王虽无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春，正月，羽阳尊怀王为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义帝于江南，都郴。

　二月，羽分天下王诸将。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与范增疑沛公，而业已讲解，又恶负约，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路。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项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治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番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义帝柱国共敖将军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齐将田都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荣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亦不封。客多说项羽曰：“张耳、陈馀，一体有功于赵，今耳为王，馀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闻其在南皮，因环封之三县。番君将梅鋗功多，封十万户侯。

　汉王怒，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萧何谏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汉王赐张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尽请汉中地，项王许之。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兵，各就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汉王之国。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张良送至褒中，汉王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所过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于胶东，而以田都为齐王，大怒。五月，荣发兵距击田都，都亡走楚。荣留齐王市，不令之胶东。市畏项羽，窃亡之国。荣怒，六月，追击杀市于即墨，自立为齐王。是时，彭越在巨野，有众万馀人，无所属。荣与越将军印，使击济北。秋，七月，越击杀济北王安。荣遂并王三齐之地，又使越击楚。项王命萧公角将兵击越，越大破楚军。

　张耳之国，陈馀益怒曰：“张耳与馀，功等也。今张耳王，馀独侯，此项羽不平！”乃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于丑地。今赵王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不听不义。愿大王资馀兵击常山，复赵王，请以赵为扞蔽！”齐王许之，遣兵从陈馀。

　项王以张良从汉王，韩王成又无功，故不遣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穰侯；已，又杀之。

　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信钓于城下，有漂母见信饥，饭信。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因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麾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知名。为连敖，坐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王。王拜以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汉王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数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王。王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王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辞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将相，又迁逐义帝置江南；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

　八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章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于废丘，而遣诸将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为渭南、河上、上郡。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吕后。项王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党数千人，居南阳，至是始以兵属汉。项王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终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

　项王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

　张良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项王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

　燕王广不肯之辽东，臧荼击杀之，并其地。

　是岁，以内史沛周苛为御史大夫。

　项王使趣义帝行，其群臣、左右稍稍叛之。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二年丙申，公元前二零五年

　冬，十月，项王密使九江、衡山、临江王击义帝，杀之江中。

　陈馀悉三县兵，与齐兵共袭常山。常山王张耳败，走汉，谒汉王于废丘，汉王厚遇之。陈馀迎赵王于代，复为赵王。赵王德陈馀，立以为代王。陈馀为赵王弱，国初定，不之国，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

　张良自韩间行归汉，汉王以为成信侯。良多病，未尝特将，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

　汉王如陕，镇抚关外父老。

　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

　汉王以韩襄王孙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信急击韩王昌于阳城，昌降。十一月，立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汉王。

　汉王还都栎阳。

　诸将拔陇西。

　春，正月，项王北至城阳。齐王荣将兵会战，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项王复立田假为齐王。遂北至北海，烧夷城郭、室屋，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所过多所残灭。齐民相聚叛之。

　汉将拔北地，虏雍王弟平。

　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卬，置河内郡。

　初，阳武人陈平，家贫，好读书。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于临济，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平亡去。后事项羽，赐爵为卿。殷王反楚，项羽使平击降之。还，拜为都尉，赐金二十镒。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将吏。平惧，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挺身间行，杖剑亡，渡河，归汉王于脩武，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赐食，遣罢就舍。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即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

　汉王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使者至赵，陈馀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馀；馀乃遣兵助汉。

　田荣弟横收散卒，得数万人，起城阳，夏，四月，立荣子广为齐王，以拒楚。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汉王以故得率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伐楚。到外黄，彭越将其兵三万馀人归汉。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馀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真魏后。”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汉王遂入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闻之，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至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死者十馀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卒十馀万人皆入睢水，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会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孝惠、鲁元公主，载以行。楚骑追之，汉王急，推堕二子车下。滕公为太仆，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今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故徐行。汉王怒，欲斩之者十馀；滕公卒保护，脱二子。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不相遇，反遇楚军。楚军与归，项王常置军中为质。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诸侯皆背汉，复与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田横进攻田假，假走楚，楚杀之。横遂复定三齐之地。

　汉王问群臣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曰：“九江王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

　初，项王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在，遣将将军数千人行。汉之破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娄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之击。汉王自下邑徙军砀，遂至虞，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谒者随何进曰：“不审陛下所谓。”汉王曰：“孰能为我使九江，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曰：“臣请使之！”汉王使与二十人俱。

　五月，汉王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荥阳，汉军复大振。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楚骑来众，汉王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奉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汉王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

　周勃、灌婴等言于汉王曰：“陈平虽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闻汉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乎，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其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则绝河津，反为楚。

　六月，汉王还栎阳。

　壬午，立子盈为太子；赦罪人。

　汉兵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尽定雍地，以为中地、北地、陇西郡。

　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初，秦之亡也，豪杰争取金玉，宣曲任氏独窖仓粟。及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以此起，富者数世。

　秋，八月，汉王如荥阳，命萧何守关中，侍太子，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事有不及奏决者，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计关中户口，转漕、调兵以给军，未尝乏绝。汉王使郦食其往说魏王豹，且召之。豹不听，曰：“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吾不忍复见也。”于是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俱击魏。汉王问食其：“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佗。”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韩信亦问郦生：“魏得无用周叔为大将乎？”郦生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流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九月，信击虏豹，传诣荥阳；悉定魏地，置河东、上党、太原郡。

　汉之败于彭城而西也，陈馀亦觉张耳不死，即背汉。韩信既定魏，使人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许之，乃遣张耳与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后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说于阏与。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习惯上中医指汉族的医学，而中国传统医学还应包括藏医，蒙医，壮医，彝医等等。中医的特色是：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经络，脏腑，气血为形态功能基础，七情六*为病因，阴阳失调，邪正相争为发病主要矛盾的独特理论体系；以药物内服外治，针灸，推拿，气功等为内容的丰富多彩的治疗手段；以及体现中医整体观点，包含理，法，方，药的“辩证论治”临床治疗原则。中医在日本称为汉医或东洋医学，在朝鲜，越南称为东医，已成为这些国家具有其民族特点的传统医学。

中医起源很早。在成书于战国到泰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中，中医的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中医辩证论治原则。以后，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有所发展。以中医分科为例，《周礼·天官》记载当时宫廷医生只分食医（相当于营养师），疾医（相当于内科），疡医（相当于外伤科）和兽医。到明代，太医院设十三科，即大方脉（相当于内科），伤寒（即热病），妇人，小方脉（相当于儿科），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或正骨），金创，针灸，按摩，祝由。清初，从小方脉中更分出痘疹科。但近代，由于西洋医学的输入和旧政府对中医的歧视和排挤，中医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而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后，阻碍才得以消除。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建立中医院，创办中医高等学校，提倡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医学。80年代，进一步提出中医现代化，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多学科，多途径研究和发展中医。

中医辩证学是正确认识和辨别中医“证”的一门学科，是中医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之间的桥梁。所谓“证”，是症状和体征的集合，是疾病的临床综合表现，但又与“综合症”不同，它是中医特有的概念。“证”是客观存在的病理状态，是中医病机的反映，表现了疾病过程中邪正相急和阴阳失调的情况，比较接近疾病的本质。如临床表现为黄疸，肋痛，发热，口苦，尿黄赤，舌苔黄腻，脉弦滑数等，可辨为“肝胆湿热证”，是指湿热病邪蕴结在肝胆病位，邪气盛而正未衰，属于实证。一种证可见于多种病，一种病的不同阶段也可出现不同的证，这就是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理论依据。

中医辩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其中“治病者，取有余而益不足”的记载，可看作是辨虚，实证的萌芽。《黄帝内经》中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等论述，可认为是中医辩证学最早的理论基础。该书“风论”，“咳论”，“痹论”等篇已有脏腑辨证。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其外感病部分，建立了一个外感热病的六经辨证体系，并创造了汤方辨证法；其杂病部分发展了脏腑辨证的内容。汉朝以后，历代医学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又发展了脏腑辨证，创造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并使八纲辨证，气血辨证，病邪辨证逐渐明朗化，具体化；汤方辨证则受到日本汉方医学家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对中医辨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突出的代表是蒲辅周氏从临床角度总结的治“乙脑”的辨证经验：例如1956年暑天，石家庄地区久晴无雨，当时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属暑温，用白虎汤获效；1957年同期，北京地区多雨，湿热交蒸，同样是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为湿温，用白虎汤无效，改用通阳利湿法，收效甚佳。由此，中医辨证的优截止性得到公认。到了80年代，重点转到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辨证，使之客观化。某些证（如血虚证，肾阳虚证，阳虚和阴虚证，阴虚火旺证，脾气虚证，心气虚证，肝阳上亢证，寒热证等）的客观指标的研究已趋成熟，初步制作了部分证型的动物模型，并创立了微观辨证的理论。“辨证学”这个具有哲学含义的名称是于此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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