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史记

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道德经

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著作，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庄子

《庄子》一书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等。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人生、政治、社会、艺术、宇宙生成论等诸多方面。不仅是一本哲学名作，更是文学、审美学上的寓言杰作典范，对中国文学、审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深远影响。

孟子

孟子与孔子被后人合称孔孟。《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而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荀子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由荀子及其弟子所著，旨在总结先秦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荀子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

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中庸

《中庸》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

资治通鉴

由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二人并称“史学两司马”。

山海经

《山海经》的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学习文言文并不难，只要掌握规律、循次渐进，是能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中学文言文学习的终极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能阅读浅易文言文。要达到这个目标，先要明确这里所说的文言的含义。它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先秦两汉时的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如唐宋八大家等）仿古作品中的语言；而非指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口头语言，即古白话，如《水浒传》等明清章回小说中所使用的语言。还应了解《考试说明》对“能阅读浅易文言文”所作的具体阐释，即：根据上下文正确解释常见文言虚词的一般用法；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特殊句式；能够正确把握文章并进行初步的分析、评价；能够翻译成现代汉语。这个阐释，对文言文学习从语言到内容到最终目的，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便是我们学习文言文应把握的“纲”。具体学法如下：一、掌握一定数量的字词，是学习文言的重要基础学习现代文，是从认字开始，学文言亦然。所谓“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就是这个意思。中学生学习文言，大都从中学课本上出现的文言开始，这些文言文，都是从大量古籍中精选出来的，无论从语言到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典范性。学习这些文章，从初读第一篇开始，就要逐一弄清每一个文言实词与虚词的含义，万不能只满足于对所学文段内容的大体了解，不能如讲故事一般将其内容概述下来即释为翻译。另外，在实词与虚词两者间，大量的、难于掌握的是实词。下面就先谈一谈关于实词的掌握。文言文中出现的实词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与现代汉语使用的词汇没什么差异，如“人、马、山、石、大、小、上、下”等，这给我们学习文言带来很大方便，没有初学外语满眼茫然的 。这类词，我们便可视作现代词去理解。一种情况是与现代使用的词汇完全不同，甚至从现代汉语中根本找不出与之相对应的词汇来。如“宦官”，是古代以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之人在宫庭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员。古文中与之同一概念的词汇还有“寺人”、“阉奄）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太监”、“内监”、等等，由于时代的发展，宦官已经消失，那么表达这一概念的一系列词汇在现代汉语中均已消失。另外，“宦官”还有一义项是“仕宦之通称”（如《孔雀东南飞》：“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但现代各级政府官员也不有此称呼了。再如“宗庙”（古代帝王、诸侯或大夫、士祭祀祖宗的处所，后作王室的代称）、“章甫”（古代一种帽子）等等，皆因事物的消亡不见了。而“曰”、“叟”、“须臾”等词，已被“说”、“老头”、“一会儿”等词汇代替。这类实词，虽难记些，但不会同现代汉语混淆，可把它们当作生词去记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许多古今都使用的词，但其意义却与今义部分相同、部分不同，情况复杂，难于掌握。这些词汇，又常常被列为考查重点，是需要下大力气掌握的。应把学习重点放在这类词汇上。二、掌握语法规律是启开文言之门的一把钥匙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文言实词和虚词，应该说就具备了读懂文言文的基本条件，并且也的确能通部分文句，因为古今语法差异不大，句子的组合次序基本相同，如果真的对现代汉语语法知识掌握比较牢固，并能熟练地分析各种句子，那么文言百分之七十的常见句式也就能触类旁通了。但古今毕竟有异，例如，若不懂古汉语宾语前置的知识，就译不通“宋何罪之有”（《公输》）、“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齐桓晋文之事章》），用现代汉语语序“硬译”，则会译成：“什么罪的有？”“一支羽毛的不能举起，是不用力气。”这使人想起日本人说中国话。因此古汉语语法不但要学，而且要认真学。力量要放在古今语法歧异之处，即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所谓特殊句式。这些特殊句式是：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特殊语序（宾语前置、定语后置、介宾结构后置……）一些固定格式等等。这些知识，随中学语文教材的学习，均能逐一接触到，这里强调几点：1、可以借助虚词知识掌握文言句式。如“者”、“也”常用在判断句里；“哉”、“夫”常用来表感叹；“乎”、“与”、“邪”、“何”、“盍”、“孰”常用表疑问；“之”、“是”常用来表疑问；“之”、“是”常用来作句子倒装的标志等等。2、要从与现代汉语的比较入手，掌握各种特殊语序句式的表示方法，要在理解的基础上牢记住这些形式。每一种形式要记一两个典型例句，以便类比判断。3、背记一些固定的句式结构。如：“不亦……乎”？表反问，可译为“不是……吗？”（其中“亦”只起加强语气作用，可不译）；“无乃……乎？”表推测语气，比较委婉，可译为“恐怕……吗？”或者“莫非……吧？”；“得无……乎（耶）”表猜测、疑问语气，可译为“莫不是……吗？”“能不……吗？”或者“恐怕……吧？”；“其……乎？”表猜测或反问语气，可译为“大概……吧？”、“难道……吗？”；“有所……”、“无所……”，其中“所”是助词，“所……”是“有、无”的宾语，所以前者可译为“有……的”，后者可译为“没有……的”。三、了解古代文化常识是完整把握文言文内蕴的必经之路语言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文言文。不仅关涉着造字之源、句式之法、为文之妙，还包容着先哲之理、阴阳之变，乃至礼俗、宗法、地理、数术，更与古代历史密切相关。特别是先入我们中学教材的，又都是久传不衰的华章，其内蕴就更丰富、更深邃。那么，要准确理解古文文意，不具备一定的古代文化常识是不行的。我们在逐篇学习古文的过程中，要注意点滴积累，而且还要做必要的、较有系统的整理，如古代吏制，刑法，科举制度，人的姓、名、号、谦称、敬称等等，不求过繁过细地掌握，但要大体了解。学习文言，还有一些重要环节（如诵读，就非常重要），还要学会断句，掌握翻译方法等等，诸多环节和技能训练要同时进行，才能提高阅读水平，达到中学大纲要求，完成中学阶段文言文学习的任务。

要学好文言文，首先要营造文言文学习良好氛围的必要性分析。学习文言文不能离开了理解文言文的情境。文言文确实不像现代文那样，一下读来流畅上口，通晓其意。而且难以接受翻译斟字酌句的烦琐，难以懂得文言拮倔聱牙的表达，难以体会古人情感真实丰富的抒发。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问妻、妾、客同样一个问题，“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语意相同但句式不同，文字略有变化，却表达了不同人物的不同语气和不同心理。学生理解上文，往往一上来就与文字、句式较劲，然后急着回答老师“语气为何不同的原因”的问题，而不在具体故事情境中体会。这样，文言文理解肤浅呆板、不深刻形象，掌握急促草草、不稳当牢固。

学习文言文不能离开了文言文运用的情境。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明了学以致用情境的重要。在教学课堂中，我们老师也可能会忽视经典语句在不同情境下活用的特殊性。例如：“醉翁之意不在酒”，老师经常把它形容美国在联合国大唱人权高调的表现，并把它理解为别有用心。但是，此时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醉翁亭记》中就不宜这样理解。其实，文言文的运用，也需要学生一定的文化品位。由于学生文化素质的限制，学生倒是对新兴简单的网络语言情有独钟，而对文言文的（运用）置之不理。

学习文言文不能离开了文言文人文的情境。文言文包涵着丰富的诗画意蕴，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凝聚着深厚的民族情感。文言文的人文情境的创设，就是要求学生关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关注自身素质涵养，努力在文言文学习中受到良好熏陶，提高生活品味，培育健康人格。例如“忧患意识”的人文情境的创设即让学生忧患于和平年代中的战争、发展社会中的环境、美好生活中的绝症……

可见，营造文言文学习的良好氛围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次是营造文言文学习良好氛围的策略性思考。既然学习文言文需要一个良好的情境，同时营造文言文学习良好氛围是那样的重要，我们就应该为其进行策略性思考。

1、吟哦讽诵而后得之

吟哦讽诵就是要学生放声朗读，读得正确、流畅，抑扬顿挫中将语言形象化，将情感美化、深化。让学生沉浸其中，读出文章的味道来并有所“得”。“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这就是吟哦讽诵精妙呈现。例如：《陈涉世家》中“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 ”的反复朗读中与“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进行了区别，对秦兴徭役、发民谪戍历史有了深刻的理解。《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威王在邹忌讽谏之后说“善”。一个字简练精纯、运用恰当，表明了齐威王对邹忌劝谏的肯定，说明他是一位有魄力的开明君主。所以“善”字读起来，应在短音中读出齐威王的威严明智，在高音中读出齐威王的大胆胸襟，一代明君可谓形神逼肖。

2、品味感悟而重修身

针对文言文教学，叶圣陶先生认为：“ 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和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宝贵的一种境界。”陶渊明读书，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便是个好例子。在《岳阳楼记》中我们吟咏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的政治抱负时，更应体味 “先忧后乐”即“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现实意义。在《鱼我所欲也》中我们高歌“舍生取义”的神圣时，更应感受历代仁人志士，为国捐躯，慷慨赴难的意志。

3、积累贯通而学致用

欧阳修诗云：“学既积于心，犹木之敷荣。根本既坚好，蓊郁其干茎。”（《赠学者》）这首诗告诉我们，读书做学问要靠长期积累的。学习文言文更要丰富积累，积累必要的古代文化常识，积累丰富的阅读感悟等等。积累多时自有贯通处，

贯通豁然必有致用时。例如：《岳阳楼记》写“古仁人之心”表现了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情感。在进步学习积累《醉翁亭记》《捕蛇者说》之后，欧阳修的与民同乐、柳宗元的关注民生，使学生对“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悟入木三分。《晏子使楚》写晏子在楚国受辱，但他以出色的辞令随机应变、以不卑不亢的表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结合着神六发射成功、《藤野先生》中的看**事件等材料，学生深感维护国家尊严所肩负的责任。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学生学习文言文积累贯通的境界，让人向往。

最后营造文言文学习良好氛围的原则性把握。

1、兴趣参与性。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可见，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积极性，调动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才能使学生真正参与学习，才能避免文言文学习的枯燥，引导他们领悟作品的内涵。例如：学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时，老师先绘声绘色地讲了吴王夫差的故事，情节起伏，集中了学生的思维、引起了学生的兴趣。之后，老师让学生参与讨论了“逆境成才”“顺境成才”的问题，学生思考积极、气氛活泼，学习效果很好。如果学生对学习文言文没有兴趣、不去参与讨论分析，他们的学习效果不会太好。

2、形象深刻性。

文言文学习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借助朗读、表情、动作等外在摹拟，使文言文的情境具体、文言文的意境形象，可以使学生如亲临其境，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从而深刻地领会、消化文言文。例如：学习《出师表》时，在质朴无华的言辞中去感受诸葛亮的肺腑真情；在感人至深的情境中形象地体味诸葛亮淡泊名利的志趣、临危受命的忠诚。学习《口技》时，我们可以展现相声中出色的口技表演直接感受到民间艺术的神奇与真实，感受到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能力。如果学习文言文欠乏形象，学习印象就可能不会深刻。

3、文化情感性。

文言文学习对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等有着重要的作用，能让学生在文化熏陶中提高品味、健全人格、陶冶情感。如果文言文的学习离开了文化情感的熏陶，学生的学习只会苍白无力。

其实，学好文言文并非难事，只要从以下两方面做起：

一、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1、反复诵读。宋代朱熹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古人是聪明的，幼童入学，老师并不多讲理论，而是让其一遍一遍、踏踏实实地去将看上去一字不通的《三字经》、“四书”、“五经”等背得烂熟于心，文章的意思也自然明白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小说家李国涛先生说：“中国古诗古文是不能不背的。当时不懂或不全懂的，先背下再说。”郭沫若老先生也说，“儿时背下的书，像一个大冰山，入了肚子，随年龄增大，它会慢慢融化，一融化，可就是大财富了。”由此可见，学习文言文最简单快捷的方法就是多读多诵，然后就能达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境界了。

2、字词积累。学习文言文就像学习外语一样，没有足够的词汇量，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所以字词积累是学好文言文的基础。字词积累分两大类：实词积累和虚词积累。相比较而言，实词又好记一些，而虚词是难点，因为文言虚词意义较抽象，使用频率高，用法灵活多样。这时用一些灵活巧妙的方法也不难记忆。例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一共有23处用到“而”这个虚词，我们可将其用法归纳为五种，就比较好记了。

①“溪深而鱼肥”，表示并列关系；

②“日出而林霏开”，表示承接关系；

③“杂然而前陈者”，表示修饰关系；

④“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表示递进关系。

⑤“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表示转折关系。

3、语法归纳。一篇文言文中，通假活用、前置后置、古今异义等弄得学生晕头转向，怎么办？我们不如用归纳法将它们分类总结，可画一简表，将通假字、词类活用、古今异义、一词多义、疑问句、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变式句分门别类标在表中，这样一目了然，记忆起来就很容易了。

二、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1、喜爱文言，培养兴趣。有些同学抱怨我们今天不用文言文，干嘛去学“之乎者也”？此言差矣：首先文言文是我国古代所有文化的承载形式。无论是医学、数学、天文、地理都是用文言文写成，流传至今。文言文是渊源流长的瑰丽财富，我们不懂它，又如何领略中国文化的古典深厚，搏大精妙呢？ 其次，现代汉语中的成语和典故绝大部分来自文言文。例如：缘木求鱼（盂子·粱惠王上）、远交近攻（《战国策，秦策三》）、因噎废食（《吕氏春秋·荡兵》）、平易近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这些脍炙人口、词简意达的成语皆来自文言文，更不必说“事后诸葛亮”、“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典故了。再次，文言文中蕴含丰富的生活哲理，既能陶冶我们的情操，又能指导我们如何为人处世：《邹忌讽齐王纳谏》告诉我们对于别人的赞美要头脑冷静，仔细分析；而《谏太宗十思疏》则告诫我们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文言文的益处远远不只这些，“学习的最好刺激，乃对所学材料的举，”，只有从心底里喜欢上了文言文，才能学好它。

2、克服懒惰，“勤”字当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的苦和勤在学习文言文上尤为突出，磊量的文章要全篇背诵，密密麻麻的注释要一一背会，频频出现的语法要条条掌握，没有“勤”是断然不行的，学习文言文最大的敌人是懒惰，只有勤背勤记勤写的同学才能学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