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哇，古代叫携镌、覆版、或者翻版。

唐代有个人叫冯宿，文宗时担任东川节度使。任职期间，他曾经给皇帝上表请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唐代的历书都是由钦天监逐年发布，以备农时。结果没想到政府还没公布呢，盗版历书已经在安徽和四川等地满地都是了。朝廷对此事很紧张，盗版分利是小事，万一里面印错了日子耽误了农时，那可就是大麻烦了，立刻下令禁毁缉拿。

冯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到了僖宗朝，盗版历书果然闹出乱子来了。

僖宗那会儿，朝廷权威已经给毁得差不多了。黄巢一来，他只能逃往四川。在这时候，江东一带的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盗版历书，错谬百出，连大月小月都搞错了。当地人一人拿一本，日子对不上，打了起来闹去衙门。官员居然回答：“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他觉得一月大小，差一天而已，有毛好争的，纯粹浪费时间，全给撵出公堂去了。

可见这盗版之害，从唐代开始就是有的。

宋代出版业发达，所以这样的事就更多了。

北宋有一位大儒叫李觏，是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一生著述不少。在他编写的《皇续稿序》中，这位读书人不无郁闷地留下这么一段记载：“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

翻译成白话文很简单：”我的书不知被哪个王八蛋给盗了。”

别说李觏，就连苏轼这样的文坛超级偶像，也要为这种事头疼。

苏轼有一次给朋友陈传道写信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 苏轼的书被盗版不说，还粗制滥造，脱字漏字，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也难怪苏轼气得恨不得亲自去毁版，盗文事小，欺名事大，把旁人著作搁到他的名下，赚钱的是盗版书商，挨骂的可是苏轼。

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胆子超大，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当地官员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偷偷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你说这得有所猖獗。

这些盗版书商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朱熹头上。朱熹曾经写过一本《论孟解》，结果被建阳书商给盗了版，全国卖的十之八九都是麻沙本。朱熹特别郁闷，给朋友写信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 语气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

好在宋代官府在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很快捉住了建阳的盗版商，毁掉了盗版，然后下文说只许朱家自己翻印刻版。

不光是朱熹，就连朱熹的表侄子都因此受益。朱熹有个表侄子叫祝穆，也是他的弟子，喜欢旅游，后来写成一本书叫《方舆胜览》，结果立刻被人给盗版翻刻成了《节略舆地纪胜》。祝穆大怒，效仿老师告去官府。官府连忙发布公告：“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见编辑，专一翻版，窃恐或改换名目，或节略文字，有误学士大夫披阅，实为利害。……两浙路转运司状，乞给榜檄约束所属，不得翻刻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宋代总体来说，对盗版的打击还是挺给力的。罗璧《识遗》一书说：“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 如果你刻的是经书，得提请国子监审查。如果你刻别的书，也得先刻一本出来，给有关部门审核，别是抄别人的。

宋人出版书，还发明了牌记，就是版权声明。宋刻《东都事略》上有声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 这个覆版、携镌，都是盗版的古称。

尚古观念。厚古薄今在中国千年不变，一些文人为了使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产生影响，受到重视，常假托古人之名著书立说。这种风气秦汉时期尤其盛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文献补亡。图书的保存在古代一直都是件大事，再加上多是孤本，战乱、火灾、禁书、焚书等无不造成典籍文献的大量损毁亡佚，这也给后世之人带来无限遗憾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常有寻求遗书之举。于是，便让某些投机之人钻了空子。如秦始皇焚书之后不久又经历楚汉战争，国家典藏的图书文献散亡殆尽。西汉建国时，朝廷藏书不足，便屡次下诏从民间求遗书，于是有人制作伪书欺世盗名，邀赏谋财。这也导致西汉成为中国伪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学术相争。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尤其是同时期才名相当的人。为了赶超对方，伪造古书便是常用的一种手段。这种事在战国百家争鸣便已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曹魏时期的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一事。当时，东汉末年的一代经学大师郑玄遍注儒家经典，成为不可逾越一座高峰。王肃对郑玄的观点不甚感冒又想要成一家之言，只能另辟蹊径，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论据，便伪造出了一部《孔子家语》。

伪署作者。这类产生的原因多是有着不可明说的秘密。比如泄愤诽谤他人时，肯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比如写的比较烂或有伤风化或内容敏感的作品，多数也不加本名；等等。还有种是偷窃他人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也属此类。

好事妄为。谁也不能否认世间总是有一些个性比较独特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纯粹是个人爱好，就是要造一些伪书出来，比如张湛造《列子》。杨慎写《杂事秘辛》时，也只是遣兴之作，谁知后世反以为真。而且，这种人在历史长河中，真不在少数。

总之，作伪的原因极为复杂，作伪的方法也多种多样，这里也就说下大概。下面，咱们便一起来看看那些流传甚广的伪书。因为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有比较详尽的讲述，以下内容古典君就偷下懒，直接摘录如下：

今将重要之伪书，已定案、未定案、全部伪、部分伪、人名伪、书名伪等，分别总括列表如下。所录限于汉以前书，或托名汉以前书者；其术数、方技等书，虽托名汉以前者，亦不录其未定案者间附鄙见。

(甲)全部伪 绝对决定者：（非常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问题起自宋代，到清初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这也是古代最大的伪书案）

《古文考经孔安国传》。伪撰人未定

《孔子家语》及《孔丛子》。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

《阴符经》《六韬》。汉以后人伪撰

《鬻子》《关尹子》《子华子》《文子》《亢仓子》《鹖冠子》《鬼谷子》《于陵子》《尉缭子》。各书著录《汉书·艺文志》者已不可尽信，今本又非《汉志》之旧。大率晋至唐所陆续依托

《老子》的河上公注。晋以后人伪撰

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晋以后人伪撰

(乙)全部伪 大略决定者：（基本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周礼》。此书问题最大，从初出现到今日二千年，争论不决。据现在趋势，则不认为周公制作者居多。大概此趋势愈往后愈明了。应认为汉刘歆杂采战国政书附以己意伪撰

《孝经》。春秋时无“经”之名，大约汉人所撰，托诸孔子、曾子

《晏子春秋》。大约西汉人伪撰

《列子》。此问题发生不久，但多数学者已渐渐公认为晋张湛所伪撰

《吴子》《司马法》。大约西汉人伪撰

《毛诗序》。此亦宋以来宿题。撰人名氏拟议蜂起。今多数学者渐认为后汉卫宏撰，与孔子、子夏、毛公无涉

(丙)全部伪 否未决定者：（尚未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尚书百篇序》。是否伏生、孔安国时已有，何人所作，完全未决

《古本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古本《纪年》之伪，不待言。但有人谓晋太康汲郡发冢事根本靠不住。如此则此两书纯属晋人伪撰。但我颇信其真

《逸周书》。有人指为伪，但清儒信为真者居多。我虽不认为周初书，但谓非汉以后人撰，其中或有一部分附益则不可知

《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此五书已佚，今存者或不全，或由近人辑出，原书是否本人所作，抑秦汉以后人依托，问题未决

(丁)部分伪 绝对决定者：（完全确定这部分内容是伪作）

《老子》中“夫佳兵者不祥”一节。无旧注，是知后人加入

《墨子》中《亲士》《修身》《所染》三篇。后人采儒家言掩饰其书

《庄子》《外篇》《杂篇》之一部分。《内篇》为庄生自作，无同题；《外篇》则后人伪续者甚多；《杂篇》亦间有

《韩非子》中《初见秦篇》。由《战国策》混入

《史记》中记昭、宣、元、成以后之文句。褚少孙至刘歆等多人续入

《楚辞》中之屈原《大招》。汉人摹仿《招魂》而作

(戊)部分伪 未决定者：（尚未确定这部分内容是伪作）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之《虞夏书》。二十八篇为孔子时所有，盖无疑。但《虞夏书》是否为虞夏时书，则大有问题，恐是周初或春秋时人所依托

《左传》中释经语。今文学家不承认《左氏》为解释《春秋》之书，谓此部分皆汉人伪托

《论语》二十五篇中后五篇。有人谓汉张禹所窜乱

《史记》中一部分。有人谓刘歆窜改

《荀子》《韩非子》之各一部分。有人谓后人误编

《礼记》及《大戴礼记》之一部分。有人指为汉人伪撰。然两书本题“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其范围包及汉儒，有汉人作不能谓为作伪

(己)撰人名氏及时代错误者：

《易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相传为孔子作。有人攻其非。但原并未题为孔子作，不得遂为后人依托孔子

《仪礼》。相传为周公作，亦后人臆推。大抵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

《尔雅》《小尔雅》。后人指为周公作，纯属臆推。大抵为西汉人最集训诂之书

《管子》《商君书》。《汉书·艺文志》题为管仲、商鞅作，乃汉人误推。大抵属战国末年法冢者流所编集

《孙子》十三篇。旧题孙武作，不可信。当是孙膑或战国末年人书

《尚书大传》。旧题伏生作，是否未定，总是西汉经生所著

《山海经》。或言大禹作，伯益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汉代相传一部古书

各种纬书。自《易乾凿度》以下二十余种，汉儒或指为孔子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战国末年传下来古代神话书

《周髀算经》。相传周公或商高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周末或汉初相传古算书

《素问》《难经》。相传黄帝、秦越人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秦汉间的医书

《越绝书》。旧题子贡作。据原书末篇叙词用隐语自著其名，已知作者为会稽袁康，后汉人

以上各书之真伪及年代，或属前代留下来的宿题，或属清儒发生的新题。清儒经三百年多少人研究讨论的结果，已经解决的十之三四，尚未解决的十之六七。但解决问题固然是学术上一种成绩，提出问题也算一种成绩。清儒在这部分所做的工作也算可观了。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