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倡谱序原文篇

段姓胄出黄帝厥子十四曰圉食邑京兆虞夏之际蕃干王室至周宣王时有段珥为国卿士以德行称其后适晋悼公时有大夫曰翀翀生赭为平公中军佐翀（疑印刷时为赭字误）生辉辉生生（疑印刷时为炤字误）炤世为大夫及三卿分晋历诸战国之臣在齐曰段本曰段木在在中山曰段高在秦曰段参在赵曰段椅在燕曰段炳在魏曰段穆段楷穆之后仕赵楷之后仕秦楷之孙曰段忠秦末封东蒙王在韩曰遐曰段悠曰段俦昭侯时韩相段伟生至慧至慧生子二曰段洪曰段浩浩为平乡伯生子二曰舟曰楫舟嗣伯爵揖周末居晋河东西共城至韩相直下曰泰为颖川郡守泰七世孙巖为东海郡邳县尹巖五世孙曰都侨为益州武阳县尹都侨五世孙曰坎任河南郡守寓武阳县坎五世孙曰城任河北魏郡昌乐县尹城六世孙曰震任新安歙县尹震五世孙曰玠迁乐平六孙曰健唐初由由隆兴任饶州牧健子三孟至纯直下侨居苪城仲至正直下居歙季至中寓鄱瀳滩是为廿四田子孙之一世祖倡虑来世繁庶昭穆失序亲疏不分故辑家乘以为后述者地耳。

宋至道二年岁次丙申仲秋月吉旦 （）为本人注

重新附上译文供参阅：

吾段氏之先，黄帝十四子圉，封于段，以地为氏。其后徙京兆，始称望族焉。至周宣王时，有段珥为王卿士，以德行称。数传适晋。晋悼公时有大夫曰翀。翀生赭，为平公中军佐。赭生晖，晖生炤，世为大夫。及三卿分晋，历仕战国。在齐曰本，曰木，曰干纶。在中山曰高，在秦曰参，在赵曰椅。在燕曰炳，在魏曰干木，曰穆，曰楷。干木高隐不仕，穆之后仕赵，楷之后仕秦。楷孙忠，秦末封东蒙王。在韩曰规，曰遐，曰悠，曰俦，曰伟。规为韩子相。伟生至慧。至慧生子二，曰洪，曰浩。浩拜平乡伯，生子二，舟，楫。舟嗣伯爵，揖徙河东共城。生子泰，为颖川守。泰七世孙岩，为东海邳县尹。岩五世孙都侨，为益州武阳县尹。都侨五世孙坎，居武阳县。子祎为河阳郡守。祎四世孙城，为河北魏郡昌乐县尹。城六世孙震，迁新安歙县。震五世孙玠，迁乐邑。六孙健，公唐初由洪州宦游饶州。生三子，长至纯，迁山西芮城。次至正复居于歙。幼至中因随父任留居鄱阳氵荐滩。即以为一世祖。盖重始迁也。至中公生子三，则二则六则八。则二为鄱阳之出祖，则六五世孙列十世迁馀干，为馀邑之出祖，则八迁都昌为都昌之出祖，阊虑子孙蕃衍，昭穆失序，亲疏不分，故居官暇日，手揖族谱，使后世子孙有所考焉。 宋至道二年丙申秋 至中公十世孙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进资政大夫文阊序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以活字排版的印刷法，图书也就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版本的古籍以及时人的著作，都大量印刷出版，许多文人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由此诞生了许多的藏书名家。方兴日盛的藏书之风，对宋人的学识修养的提高，以及学术研究的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轼幼时，恰遇这一图书的革命性时期，也为他日后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带来诸多的便利。他曾自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

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想要读《史记》、《汉书》这样的史籍都很不容易，煞费周章地借了回来，要赶紧抄录，然后日以继夜地诵读，生怕时间到了要把书还回去。但是，一生读书、到老不倦的苏轼，却没有像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那样，拥有充塞梁宇的藏书，可以坐读释道，卧读经史，甚至连一些常见的典籍他也没有。

苏轼曾在《海上与友人书》曰：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自谓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以后，无书可读，只是在当地的士人家里抄录得了一本《汉书》，并想象要是再能抄到一本《唐书》，那种感觉就像是穷人于一夜之间暴富。其实，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苏轼渡海至儋州的行李当中，就有好几箱的笔和墨。至于他宁可携带大量笔墨，而不是携书到孤岛上，可供随心所欲地阅读，一方面足见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并不竞尚风气，追随潮流而藏书。

在当时，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藏书为时尚为乐事，私人藏书动辄上万卷。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就以藏书多而闻名，以至于家道中落以后，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为搬书而烦恼。另外，江陵有个叫做田伟的小吏，在家里建有博古堂，藏书多达五万七千余卷。黄庭坚到他家里作客，看到他的藏书都惊呆了，叹曰：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黄庭坚的舅舅李常，为唐代皇室的后裔，他年轻时藏书读书的僧房，后被命名为李氏山房，藏书也多达九千多部。

处于这种大环境下的苏轼，也并非没有藏书之心。苏轼的《仇池笔记》载，唐太宗曾经花费重金购买晋人书帖，共收罗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内的书帖千卷。武则天时，宠臣张易之兄弟从内府把这些书帖偷了出来，随后又散落在宰相王涯、张延赏的手里。甘露之变后，王涯为禁军所杀，他家里的金银珠宝都被洗劫一空，因禁军不识这些书帖的价值，故得以幸免。后来，苏轼在宋仁宗的驸马李玮都尉的家里，看到了这批谢尚、谢鲲、王衍等晋人的书帖，心里也非常喜欢。但是，一想到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简直就是招灾揽祸的根源，而且除了作为书架房舍里的装饰，用以炫耀人前，也并没有其它的用处。因而，苏轼对这种貌为集古、实为矜奇立异的行为，也失去了兴趣。

后来，苏轼应朋友李常之请，为李常将李氏山房的藏书全部捐赠出来、用作公益一事作记，又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日以苟简，何哉？意为自秦汉以后，著书立说的人愈来愈多，写字用的纸笔和字体也愈来愈简便简化，不论何地都可找到书读。可读书人却愈来愈草率马虎，这是什么原因呢？

接着苏轼又问：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前人。而后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乃指如今的印刷业发达繁盛，书籍得以大量流通，要找书读方便多了，按理说读书人的学问也应当比前人高出一倍才是。可是那些科举之士，却把书卷起来不读，反而闲谈不暇，言语浮夸，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借此两问，苏轼道出了时人藏书的几大弊病。一是浮慕时名，藏书只是为了获得名声，而非为了钻研学问。二是家中费尽心力收罗得来的藏书，从不阅读，全都束之高阁，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三是把藏书视为私产，不仅自己不读，书亦不外借他人，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苏轼极力夸赞李常捐赠藏书、以遗来者的义举，鼓励有志读书的人，要奋力进取，有所作为。

苏轼不追随潮流而藏书，也是他有定见、不盲从，尽量多做实事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北宋仁宗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排版的印刷方法，书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大量不同版本的古籍和当代作品被印刷出版。许多学者自己校对书籍，纠正错误，然后分类收藏，于是诞生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藏书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宋人知识水平和学术研究的提高。

苏轼年轻时，正巧碰上这本书的革命时期，也为他日后“学一千字的文学时代经典史”带来了不少便利。他曾说：“我还能看见老茹老师。”话少的时候想问《史记》，《韩曙》，都问不出来。幸运的是，我理解。恐怕我已经没日没夜地看书了。"

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读《史记》、《韩曙》这样的史书不容易，所以不厌其烦地去借，很快地去抄，然后夜以继日地读，生怕还不回来。然而苏轼一生读书，直到老，没有一个图书馆里全是于凉。他和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一样，可以坐下来读佛道，甚至一些常见的经典。

苏轼在《海国图记》年曾说：“你在这里抄一本韩曙，你再抄一本唐书，你就发财了。”自从被贬到海南儋州后，我什么书都没读过，只是在当地一个读书人家里抄了一本《汉书》，幻想着如果能再抄一本《唐书》，就像一个穷人一夜暴富。其实根据陆游的《旧学庵笔记》，苏轼渡海到儋州的行李里有好几箱笔墨。对他来说，他宁愿带着大量的笔和墨水，也不愿带着书去一个孤岛，在那里他可以随意阅读。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自信和强烈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追求时尚，而是跟风收藏书籍。

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很喜欢藏书，他们的私人藏书往往达到一万册。比如晏殊的儿子晏，以藏书丰富著称，妻子每次搬家都要为搬书发愁。另外，江陵还有一个小官吏叫田维。他家有一个古董馆，藏书57000多册。当黄庭坚参观他的房子时，他震惊地看到了他的藏书。他叹了口气说：“我在学校尝到了当书记的滋味，走遍了江南。名著的财富不如田地的财富丰富。”黄庭坚的叔叔李昌是唐皇室后裔。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和尚的家里收集书籍和学习。后被命名为“李氏山居”，藏书九千余册。

身处如此大环境的苏轼，并非没有藏书之心。据苏轼《丘迟笔记》记载，唐太宗花重金向晋人购买书帖，收集王羲之等人的书帖数千种。武则天在位时，他最宠爱的弟弟张易之从朝廷内部窃取了这些书籍和帖子，然后分散在宰相王涯和张手中。“甘露之变”后，王亚被禁军杀死，家中金银珠宝全部被抢。因为禁军不知道这些书帖的价值，所以活了下来。后来，苏轼于年在徐、徐家中结识了谢商、王衍等晋人书帖，并对他们十分喜爱。但是，想想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只是灾难的根源，除了作为书架房屋的装饰用来炫耀人之外，并没有其他用途。所以苏轼对这种行为失去了兴趣，看似是对往事的收藏，实则是一种惋惜和新奇。

后来苏轼在朋友的邀请下，记下了李畅将0755年至79000年的书籍全部捐作公益，并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作者受益匪浅，纸书画越来越简，书越来越多。”但是，学者每天都很简单。为什么不呢？秦汉以来，书写书籍的人越来越多，书写所用的纸、笔、字体也越来越简单简化。书籍可以

接着苏轼又问：“近几年城里人转而模仿百家争鸣之书，流传于世。读书的人多，容易造成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学术文献和文笔都比以前的人好。从此科举考试局限于书本，无根无据。这样如何？”这意味着今天的印刷业发达繁荣，书籍广为流通，找书看书方便多了。按理说，学者的知识应该是前辈的两倍。可是，那些钦差大臣却卷起书不看。相反，他们说得太多了。这是干什么用的？

苏轼用这两个问题揭示了人们藏书的几个弊端。首先，要欣赏当时的名气，藏书只是为了名气，不是为了学习。二是家里收藏的书从来不看，都放在书架上，就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第三，藏书被视为私有财产。不仅不是自己看，也不是向别人借，而是为了收藏而收藏。因此，苏轼对李畅的赠书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鼓励有志于学习的人上进，有所作为。

苏轼不随波逐流的藏书也体现了他的生活态度。

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是成书于宋代的哪部古籍？

正确答案：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法医学著作，5卷53目，约7万字。南宋宋慈著，刊于宋淳祐七年（1247），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它比国外最早由意大利人菲德利斯写的法医著作要早350多年。《洗冤集录》内容非常丰富，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勘察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它区别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的方法，至今还在应用；它记载的洗尸法、人工呼吸法，迎日隔伞验伤以及银针验毒、明矾蛋白解砒霜中毒等都很合乎科学道理。

宋代丛书除了首创体例的《儒学警悟》之外，当以左圭的《百川学海》影响最大。左圭字禹锡，号古郧山人。此书编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书前有左氏自序，书名《百川学海》取自于西汉扬雄“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一语。书中汇集唐宋人著作为多，间及两晋南北朝人著述，共计一百种，一百七十四卷，以天干为序，编为十集，每集包括十种著作。许多唐宋人的杂著，特别是一些农学典籍，如唐代陆羽《茶经》，宋代蔡襄《茶录》、《荔枝谱》，释赞宁《笋谱》，范成大《梅谱》、《菊谱》等藉此以流传。这部丛书虽成于《儒学警悟》之后，但《儒学警悟》收书仅六种，且都是宋人著述，而《百川学海》则搜集丰富，跨越数代，所收书包罗经、史、子、集四部，奠定了综合性丛书庞杂、总聚的规模。此外，《百川学海》成书后，不仅曾在宋代刊刻，明代又两度重刻，流传较广，其对后世丛书刊刻的影响，超过了《儒学警悟》。因此，民国时陶湘在影刊《百川学海》的序中说：“若求其搜采渊宏，体例完备，于学术得融贯之益，于原书无割裂之嫌，合四部以成编，如百川之归海，名实相副，巨细无遗，开从来汇刻之风，为后世丛书之祖者，惟左氏《百川学海》，庶几足以当之。”可见《百川学海》在丛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不次于《儒学警悟》。该书现有宋刻本一种，明刻本两种，民国影刊本两种。各种版本的卷数和每集所收种数不同，编排次序也有差异。

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白体诗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5]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5]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5]

晚唐体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6]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6]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5]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5]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著名散文作家

①王禹偁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8]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②范仲淹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 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 。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 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 ，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

现存宋元话本小说

保留到今天的宋代话本有40余种,元代话本有16种,小说史上一般统称它们为"宋元话本"具体情况看下表:

话本名称

保存出处

《张生彩鸾灯传》

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西湖三塔记》

清平山堂话本

《简帖和尚》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古今小说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错斩崔宁》(《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醒世恒言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碾玉观音》(《崔待诏生死冤家》)

警世通言

《西山一窟鬼》(《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话本,特别是讲史话本的出现,为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著作形式和故事情节方面对收到宋代话本的影响

作品介绍:

一,《碾玉观音》(《崔待诏生死冤家》)主人公:崔宁,璩秀秀,郭排军

二,《错斩崔宁》(《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主人公:崔宁,陈二姐,刘贵,王氏夫人,静山大王

思考:通过两篇作品,宋元话本的思想内容如何

本章思考题:

名词解释:说话;话本

理解说话技艺与话本小说的深层关系

举例说明话本小说的思想内涵

分析话本小说的艺术特征

参考书目:

张稔穰:《中国古代小说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

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