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趾国是越南。交趾，本是古代北方中原人在古籍中描述“南蛮”民族风俗的词，后来用于指代南蛮人所居的区域。直到汉代，象郡南部专门辟出一块设“交趾”郡，即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后来汉武帝在全国设立十三刺史部时，将包括交趾的7个郡分为交趾刺史部，后世称为“交州”。

中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区域，分为广义的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的中原（河南本省）。历史上的中原地区指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南省中北部、陕西省中北部、山西省中南部、安徽省北部及甘肃省、山东省、江苏省毗邻地区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中原地区北界晋北、陕北、冀北一带，南至豫南、鄂北、徽北、苏北一带，东到鲁西，西至陇右，其核心是以秦、晋、豫三省的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这一被考古和历史文献所证明。

历史古籍上对于中原的界定范围：

1北界：北京、榆林、太原、张家口

《明实录·永乐十四年》：“伏维北京，南俯中原。”

明《名山藏》：“陕西三鎭，中原门户也。”（明三镇为今陕西榆林、固原等三边镇）

金《过晋阳故城书事》：“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晋阳即今太原）

元《岭北行》：“中原南北限西岭，野狐高出大庚顶”（西岭指大马群山，野狐即张北境内野狐岭）。

2南界：秦岭

《出师表》：“北定中原，还于旧都。”（蜀国位于秦岭之南）

3东界：淮安

《登楚州城》：”此去中原三里许，一条玉带界天横。“（楚州，今江苏淮安）

4西界：陇南、天水、固原

《三国演义》：“蜀兵已到祁山，前军临渭水之西，入寇中原，卿安忍坐视乎？“（祁山位于陇南、天水一带，兵临祁山，入寇中原）

明《名山藏》：“陕西三鎭，中原门户也。”（明三镇为今陕西榆林、固原等三边镇）

关中，中原地区的一大重镇，主体位于中国陕西省中部的渭河冲积平原，平均海拔约500米，又称关中盆地，其北部为北山山系，其西、南、东则被秦岭山脉包围，为陕西的工、农业发达地区，人口密集地区，富庶之地，号称"八百里秦川"。 

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一般认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使关中 成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关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史记》中称其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和“四塞之国”。自西周起，先后有14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多年。此外，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文明的摇篮是在渭河流域（关中）。从神话、传说和考古发掘看，出自中国西部的炎帝和黄帝是公认的最早圣王和“人文初祖”。炎帝、黄帝的族居地和陵墓都在关中地区。经考古发掘证实，关中是华夏古文明最重要、最集中的发源地之一。 这里有数十万年前的蓝田人和大荔人文化，有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杨官寨文化、半坡文化。如西安杨官寨遗址、半坡遗址、临潼姜寨和宝鸡斗鸡台等地是我国最早的原始农业发祥地，形成了最早的农耕、房屋建筑、织布、制陶等生产技术，甚至还创造了最早的文字。在西安出土文物中有一系列是我国最早文化的实证，如出自半坡的最早的农渔工具、最早的陶窑、最早陶文、最早的土木建筑、出自何家湾的最早的骨雕人头像等等。关中平原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摇篮，也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人类起源地和史前文化中心之一。

中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是指包括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周围的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东部及山东省西部各一部分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狭义的“中原”专指河南。通常所说的“中原”是指狭义的“中原”，即代指河南。因为河南不仅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居之地，而且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

五帝时代是中原文明因素起源到中原文明社会形成的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仰韶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时期。

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因素起源、积累，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同，处于并行发展的时期。此时，中原占有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尚未取得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 龙山文化时期，初级文明逐渐形成，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中原文明中心地位开始明朗。

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在这一时段有一种疾速增长的趋势，这与周边地区的同期文化形成明显的反差。曾经辉煌一时的马家浜--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时已经是强驽之末。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时也给人以衰落之感。 仰韶文化时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等，都曾扩展到中原的豫东和豫南。进入龙山文化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河南商丘、周口、许昌、郑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或退回山东，或融合于当地，完全被河南龙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强势扩张的历史真实。中原文化在不断汲取周边文明因素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已经走在其它文化的前面，并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确立了中华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以文明要素为例，可以做为一个新时代标志的青铜冶炼术，在龙山时代逐渐普及。中原地区发现多处青铜冶炼遗存，登封王城岗出土的青铜规残片，陶寺遗址(山西襄汾县东北部)的铜铃等，代表着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随后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大量青铜兵器、礼器的出土，显示了中原文明的风采。

中原仰韶文化时期仅发现一座郑州西山古城。而龙山时代的古城仅河南一地，已发现了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等6处。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同时代城址的发现。龙山时代大批城堡出现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剧变，是战争、掠夺、权贵、财富集中。一个邦国林立的初级文明社会在中原大地已经出现。

从新郑县裴李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龟甲刻符，仰韶(渑池县)文化的刻划符号，到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陕西长安花楼子的陶文与骨刻文字，它们和后世的甲骨文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二里头遗址陶文的文字功能更是无可置疑的。

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现在我们说的中原，一般指河南省。其实中原指河南也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河南也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国长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所以，这个中原就是以河南为代表的广大中部地区了。

中原的地理位置及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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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原大概指现在的河南省，古时又称中州，有九州之中的意思；广义的中原指华北大平原，也就是由黄河、淮河、海河冲积而成的大平原，河南在这里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原大地背依我国的中央山脉——天山-昆仑山-秦岭，只有这一条最长最雄伟的大山系才能造就中国最大的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它们在中原大地两边流淌，在中原大地前面的大海汇合。中原大地拥有如此磅礴的“山环水抱”，可称是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

风水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理想的风水宝地是，背依绵延的群山，这山是龙脉，也就是“玄武”；面临开阔的平原，称“明堂”，明堂前还有像屏风一样的“暗山”、“朝山”，这就是“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前面环绕流过，两侧有重重山脉遮掩拱卫，这两侧的山就是“青龙”、“白虎”。

中原大地完全符合好风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描述：洛阳、郑州位于龙尾位置的吉祥地，“左青龙”是太行山，“右白虎”是大别山，泰山如同吉祥地前方的暗山，远方的朝鲜半岛与中原隔海相望，恰好与“朝山”的位置对应起来；在“吉祥地”的身后，龙脉就是中国最大、最宏伟的山脉：秦岭和昆仑山。

中原地区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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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的概念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原”一词由过去没有特殊意义的原野之意，转向了专指黄河中下游的一段地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出现这一转变的呢？根据现存的史料分析，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到六朝时期中原一词已经成为一个专有的地区名词。因为从相关的史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原一词在这一时间开始，有时指原野，有时指中原地区，而到后期已经是专指中原地区了。

我们先来看先秦古籍中非地域概念的“中原”词语。《诗经·小雅·吉日》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这里的“中原”是指“原中”，作者在这里描述原野之中野兽的数量之多。《诗经·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是描写民众在原野中采摘豆子。春秋时期，中原一词仍有原野之意，越王句践在会稽之围解除后，向百姓谢罪时说：“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国语·越语上》）这里是说因战争使百姓死后尸骨暴露在原野。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以后，越国逐渐强大起来，在与吴国作战时，面对吴军一日五次挑战，越王准备答应时，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这里的中原仍然有野外之意。战国末年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在《荀子·王制》中有“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於府库”之语。这里虽然是教统治者如何治国，但观作者之意“中原”在这里显然是原野之意。

也就是在春秋时期，中原一词开始有中原地区的意思出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到了楚国，受到楚成王的厚待，当问及如何报答楚国时，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这里的中原就有地区的含义在内。《国语·晋语三》记载，在是否纳晋君问题上，有人主张杀之，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这里的中原有中原诸侯国之意。公元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在黄池盟会后，吴王取得了诸侯国的霸主地位，吴王令“王孙苟告劳于周”，其中有一句话说“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追述先人事迹中所提到的中原，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

大约到汉代，“中原”一词较多指中原地区。汉景帝时期所发生的七国之乱，主父偃评价说：“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是因为“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里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徐乐在上书汉武帝时曾经对“瓦解”作解释时提到中原，“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汉书·徐乐传》）这里是说吴楚诸王在中原被擒。

当然汉代及其以后，“中原”一词指原野者史书中也仍然存在，如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曾说：为了传土于子孙，名扬后世，“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在进攻南越之前，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晁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汉书·严助传》）新莽末年，王莽命令廉丹进攻山东的赤眉军，廉丹征求冯衍的意见时，冯衍要他静观时变，并劝说：“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后汉书·冯衍传》）在《后汉书·马融传》、《后汉书·皇甫规传》等卷中所提到的中原还保留着原始的意义。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里中原就是指中原地区。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就有55卷涉及“中原”一词，出现了92次，而以东晋时期出现的频率最高，且大多与晋朝君臣光复中原的志向有关，如“中原沦没”、“中原乱离”、“中原覆没”、“死亡漫于中原”、“中原丧乱”、“中原大乱”、“克复中原”、“中原向化”、“中原无所请命”等，这些词语既透露出东晋人的中原情结，也反映了东晋时期中原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单元。是后，偏居江南地区的宋、齐、梁、陈等王朝都沿用了东晋以来关于中原的地理概念，其中自然包括着浓厚的中原情结。

即使当时从北方大漠地区兴起的北魏王朝，也仍然继承了关于中原地区的理念，将黄河中游地区称为中原，这在《魏书》中频频见诸记载，《魏书·太祖平文帝纪》记载，当平文帝闻听刘曜杀晋愍帝，对属下说：“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道武帝广泛吸纳汉人进入统治群体，史称“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魏书·太祖道武帝纪》）孝文帝太和七年十二月下诏禁止同姓为婚，他在总结以前诸帝之所以没有禁止这一现象时说：“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太和八年六月在班行俸禄制时，他总结当时北魏社会的状况是“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魏书·高祖纪上》）孝明帝在孝昌二年十一月闰月下诏云：“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魏书·肃宗纪》）这几条材料说明北魏统治者对中原作为一个地区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在《魏书》的传中多次出现“中原崩否”、“中原丧乱”、“仍乱中原”、“中原荡然”、“中原作战斗之场”、“中原无主”和“平中原”、“定中原”、“征中原”、“中原既平”、“中原稍定”、“光宅中原”、“移宅中原”、“光化中原”、“经营中原”、“中原始平”、“跨据中原”、“中原兆建”以及“中原冠带”等说法，均已证明北魏人的心目中，中原已经是一个地区。在《周书》、《北齐书》中也都把中原作为一个地区看待。

上述论证表明从东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每一个朝代都沿用了中原地区的地理范畴。如宋代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作为千古流传的名句，就蕴含了南宋人对中原念念不忘的情结，可以与六朝人相比。中华书局影印1936年版的《辞海》释“中原”一词云：“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P84）可能就是根据上述历史事实而得出的。《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

综合上文所论，我们认为，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它的提出和最终被人们认可和接受，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大约在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中原地区作为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但是并没有被人们所接受。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中原一词仍然是原野和地理概念并存。到了六朝时期，由于西晋王朝覆亡，黄河流域被少数民族占领，大批居民南迁，这些离乡背井的人虽然漂泊在异乡，但仍然时时刻刻不忘故土，因而过去不被人们提起或看重的“中原”开始作为一个地区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上。

广东与广西在南越国之前曾经出现过的古国包括苍梧古国、缚娄古国以及骆越古国等。其中苍梧古国大约是在距离现在五千年左右时出现的，是岭南一带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国之一。在广东与广西两省处于苍梧古国的统治之下时，中原地区正处于尧舜时期，两地还曾爆发过战争。先秦时期的中原古籍中也曾涉及到苍梧古国的记载，其中最早提及这个古国的古籍为《逸周书·王会解》。除此之外，广西境内还曾出土过与苍梧古国有关的铸铜石范。

缚娄古国是广东在春秋时期曾经出现过的一个古国。关于缚娄古国的存在，《吕氏春秋》这一古籍其实很明确地有过记载，只是一直缺乏实物来进一步证明它的存在。后来直至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横岭山遗址被发现，最后挖掘出一片多达三百座的古墓群。便就是从该古墓葬中出土的铜甬钟和鼎等文物为缚娄古国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骆越古国是由骆越人创建的一个古国，而这骆越人是现如今壮族、毛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共同先祖。这个骆越古国的疆域范围较为辽阔，除了现如今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之外，它还包括海南、越南以及云贵高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关于骆越古国的古籍记载以及实体文物整体来说是相对比较多的，考古学家们也借此探索出骆越古国拥有非常丰富且灿烂的文化。

相比起以上这些古国，后来由赵佗所建立的南越国要更为人所熟知。本来是秦朝官员的赵佗在秦朝深陷战乱之际不仅不出兵帮助秦朝平定战乱，反而还趁机割据岭南三郡，从而建立起南越国。广西与广东两地被南越国统治了将近百年的时间，后来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再一次被纳入汉朝疆域。

广义的中原是以中原六大古都群（洛阳，开封，商丘，安阳，郑州，南阳）为中心，辐射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广大平原地区，狭义的中原即指天地之中、中州河南。

“中原”一词由过去没有特殊意义的原野之意，转向了专指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地区。根据史料，从春秋战国时起，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到六朝时期，在这么一段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原一词，开始，有时指原野，有时指中原地区。而到了后期，已经是专指河南地区了。中原一词便成为一个专有的地区名词。

最早，“中原”一词的意思是原野。《诗经·小雅·吉日》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这里的“中原”是指“原中”。《诗经·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是描写民众在原野中采摘豆子。

到了春秋时期。据《国语·越语上》所记，越王勾践在会稽之围解除后，向百姓谢罪时说：“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说明春秋时期，中原一词仍有原野之意。《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到了楚国，受到楚成王的厚待，当问及如何报答楚国时，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这里的中原就有地区的含义在内。说明，春秋时期，中原一词开始有中原地区的意思出现。。《国语·晋语三》记载，在是否纳晋君问题上，有人主张杀之，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这里的中原有中原诸侯国之意。公元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在黄池盟会后，吴王取得了诸侯国的霸主地位，吴王令“王孙苟告劳于周”，其中有一句话说“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追述先人事迹中所提到的中原，指的就是今日的河南省。

到汉代，“中原”一词较多指河南地区。汉景帝时期所发生的七国之乱，主父偃评价说：“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是因为“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里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徐乐在上书汉武帝时曾经对“瓦解”作解释时提到中原，“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汉书﹒徐乐传》）这里是说吴楚诸王在中原被擒。然而，汉代以后，“中原”一词指原野者史书中也仍然存在，如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曾说：为了传土于子孙，名扬后世，“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就有55卷涉及“中原”一词，出现了92次，而以东晋时期出现的频率最高，且大多与晋朝君臣光复中原的志向有关。是后，偏居江南地区的宋、齐、梁、陈等王朝都沿用了东晋以来关于中原的地理概念。

古中原地区的范围，首先并不等于河南全境；其次中原不是平原。

其真正区域是黄河中游地区，包括陕西中部的渭河流域、山西中南部的汾河流域以及河南中西部的洛河流域为核心的地区。

而河南南部的信阳、南阳属于三苗（荆楚）文化区，另外，河南平原只占其全省面积的一半，所以中原既不是河南的概念，也不是平原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区域的概念。

中原地区包括河南，但不等于河南，中原地区被河南人以偏概全了。苏秉琦先生的中华文化六大区系中已经颇有论述，近些年的考古也充分证明关中文化属于中原文化一大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众多历史古籍也将关中视为中原地区最重要的一部分，如：

《诗经小雅》：”漆沮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漆沮，即陕西中部黄土高原南缘的二水之名，最早的“中原”指的是陕西漆沮之地，随后逐渐演变成黄河中游地区）

明 缪希雍《葬经翼》：“关中者，中原之龙首也。”

明　何乔远《名山藏》：“陕西三鎭，中原门户也。”（三镇为陕西北部延绥、宁夏、甘肃三边镇）

隋 王通《中说》：”夏都安邑，汤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囯也。“（雍，即雍州，陕西是也）

宋 谢采伯《密斋笔记》：“关中，中原一大形胜之地。”

宋 薛季宣《浪语集》：“论中原形势，常以关中为诸夏首。”

宋 李纲《永乐遇》：“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五陵即五陵原，在今西安北）

明 李攀龙《登太华山绝顶》：“太华高临万里看，中原秋色更漫漫。”（太华即陕西华山）

中原文化虽属地域文化，但它不同于一般区域性文化，它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人文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居于正统主流地位。

（一）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 在五帝时代邦国林立，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的文明。

如江汉地区文明、太湖地区文明、海岱文明、甘青文明、燕山地区文明以及中原文明。

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中原地区。

许顺湛先生在《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文章中，把这个问题已经说的很清楚。

他提出：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部落酋邦化、礼制规范化五条标准，与中原文化都能够对应，黄帝族团活动的地域主要在中原地区。

关于文明的要素和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标准，汇总起来有：文字、会对自然物进一步加工、一夫一妻制、城市、第三次分工、阶级和国家、礼仪建筑、宫殿庙宇、巨型建筑、青铜等。

这些标准或称之为要素，与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文化相对应，基本上都很吻合。

即使退一步说，把中华文明源头认定在尧舜时代，与它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近来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四个要点，即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河南郑州市辖区的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的古城寨古城遗址、新寨古城遗址。

这就是说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学术界也把中华文明的源头锁定在中原大地。

国家文明多在国都中体现的比较突出。

五帝时代属于邦国文明，夏商周三代属于王国文明，秦汉以后属于帝国文明。

这些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它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全过程。

但是中华文明不仅它的源头出现在中原地区，而且从它几千年发展史来看，其核心地区也在中原文化圈内。

前边已经作了介绍，从五帝到三王再到秦汉以后，其邦国、王国、帝国的国都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

如《史记·封禅书》 : 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正义》引《世本》和《帝王世纪》，不仅具体的介绍了夏禹、商汤、盘庚之居在河洛间，而且指明“周文、武都丰镐，至平王徙都河南，”也在河洛之间。

《国语·周语》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商之兴也，檮杌次于丕山”，“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岐山在关中，丕山在荥阳，崇山即中岳嵩山。

进入封建帝国时代，其国都基本上是在西安、洛阳、开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深刻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7 页）。

国都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的代表。

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国家的国都文化，是中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最大特点，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二）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关于史前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许顺湛先生在《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中对氏族部落时期，即裴李岗文化时期归纳为八大贡献：第一，发明了耒耜，使农业跨入锄耕农业新的历史阶段；第二，发明了地下粮仓；第三，发明了半地穴的房屋建筑；第四，发明了编制和纺织技术；第五，发明了烧陶窑；第六，发明了粮食加工工具；第七，发明了乐器；第八，发明了符号文字。

从部落联盟到酋邦出现，即仰韶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对人类社会文明做出了十大贡献：第一，发明了犁耕农业，为古代文明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制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率先走向专业；第三，冶铸青铜的火花照亮了文明社会的道路；第四，家畜的驯化奠定了几千“六畜“的基础；第五，建筑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民族建筑风格的基础模式；第六，衣著装饰是社会文明的风貌；第七，绘画艺术的发明，为社会文明穿上华丽的衣衫；第八，文字的出现是精神文明的催化剂；第九，度量衡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活动的标准；第十，天文、律历、易学的出现是古代文明中科学技术的高峰。

酋邦联盟到世袭王朝，即中原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对社会文明也做出了十大贡献：第一，农耕技术进一步发展；第二，建筑技术的新成就，出现夯筑、高台建筑、石灰、土坯等；第三，制造陶器普遍使用快轮；提高了效率和质量；第四，青铜技术大有提高，并发明了镶嵌工艺；第五，发明了木漆器；第六，制玉工艺飞速发展；第七，文字的发展和乐器的新发明；第八，出现了丝织品；第九，发明了水井；第十，发明了酿酒技术。

（见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以上均系中原考古学文化的反映，其实与史书记载也基本吻合。

中原文化中的“河图”、“洛书”、《易经》集中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及“和合”思维理念，一向被学术界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

文字萌芽于五帝时代，到商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它是中国汉字的鼻祖。

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直到楷书一脉相承，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对中国的汉字进行了规范。

天象历法出现在五帝时代，到夏商周大有发展，进入秦汉以后更加成熟，以张衡为代表的科学家首先在东汉国都营建了灵台，这是有遗迹作证的中国最早的天文台。

中国最早的铸铜技术和冶铁术的发明，对社会发展起到划时代的作用。

汉代的球墨铸铁技术早于西方国家一千多年。

汉代的叠铸技术、造纸技术、水利机械、制造技术，以及后代活字印刷技术等，都是首先出现在中原。

东汉在国都兴建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学生最多时能达到三万多人，历经曹魏、西晋给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

先秦诸子百家形成了不少学派，影响后世最大的是儒、道、墨、兵、杂诸家，他们活动的地域大多在中原地区。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出生在鲁，祖根在豫，他尊崇周公，入周问礼，向李耳求教，周游列国十四年，足迹遍布中原。

道家鼻祖李耳，出生鹿邑，在东周王朝为柱下史，在灵宝函谷关写下《道德经》五千言经典。

墨家的鼻祖墨翟， 称他为平民圣人，他的老家在鲁山。

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它的释源是洛阳白马寺，禅宗祖庭是登封少林寺。

有影响的汉学、玄学以及北宋的理学都是在中原发迹。

典章制度形成于中原。

关于典章制度，在早期实际上就是礼乐制度，或称礼仪制度，它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

美国有一位学者说：“制度通常包括一套习惯和传统，一系列法规和准则，以及物质的延伸，如建筑、惩罚手段、沟通和训诫机构。

由于认识社会的人，这些成分有些大概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即已存在，但完整形态的制度看来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成就。”（美·伯恩斯、拉尔夫合编《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这里所说的制度就是中国史书上说的礼制。

礼仪制度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

在国家出现后的 ，它是宗法等级秩序、政治体系和全面的伦理道德规范。

礼制是古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法则，是人们言行的标准，国家赖以生存，社会赖以安定。

《周礼》、《仪礼》、《礼记》的中心思想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制，以民为极。”（《周礼·天官家宰第一》）其实这“三礼”便是当时的典章制度。

早在尧舜时期，《史记·五帝本记》记载的很清楚，如说：‘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

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

眚烖国，赦；怙终贼，刑。

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夏商周直至秦汉以后的典章制度，即礼制不断完善以至更加成熟，成为精神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可以肯定地说，反映高度文明的礼制，都是在中原地区历代国都中制定的。

中国叫华夏是因为夏朝在上古为中央大国，夏人即为中国之人，华夏即为中国的代名词。后来人们把文化高的地区称为夏，把文明程度高的人或族叫华，华夏合起来就代表了中国是一个有高度文明和发达文化的中央大国，华夏也渐渐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华夏也称夏、诸夏。是中国古代周王朝的自称，以区别与周王朝敌对的四方部落。在周朝时，凡遵周礼、守礼义之诸侯，称为诸夏。古籍中将华、夏作为中原，称四方为夷蛮戎狄，华夏最初仅为一文化概念，也是周王朝的自称，汉代以后成为汉族的别称，带有民族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