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同馆善本部编1959·北京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同馆编1987·北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同馆编1999·北京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1-4同馆编1967·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书目』同所编1967·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普通本线装书目』同所编1970·台北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解题』同馆编1984·长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古籍善本书目』同所图书馆编1993·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同馆编1983·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同馆古籍整理研究所编1991·北京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饶宗颐编著1970·香港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微☆目录索引』同馆编1984·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上下同院编1983·台北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王重民辑录·袁同礼重校1972·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同馆编1969·台北

『大仓文化财团汉籍善本目录』同财团编1964·东京

『台湾公藏普通本线装书目书名索引』国立中央图书馆编1982·台北

『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人名索引』国立中央图书馆编1972·台北

『台湾公藏宋元本书目』昌彼得编1955·台北

『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萧璋编1934,1972·台北

『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第一卷目录门同馆普通古籍组编1990·北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86·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91·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94·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96·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89·上海

『东方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1945·京都

『大东急记念文库贵重书解题』第一卷总说·汉籍长泽规矩也编1956·东京

『补订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古书分类目录』长泽规矩也编1975·东京

『庆应义塾图书馆藏和汉书善本解题』同馆编1958·东京

『阳明文库藏书解题国书善本·贵重汉籍』东京

『蓬左文库典籍丛录-骏河御让本』杉浦丰治著1975·名古屋

『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汉籍古刊古钞目录』同大学图书馆编1986·大阪

『日光山「天海藏」主要古书解题』长泽规矩也编1966·日光

『大仓文化财团汉籍善本目录』同财团编1964·东京

『汉籍丛书所在目录』东洋学文献センタ　连络协议会编1965·东京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合册订正缩印版同所编1981·东京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同所编1963·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缩刷版同所编1981·京都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很多的年轻人在休息的时候喜欢泡在图书馆里看看书，因此来放松自己的心情。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亚洲最大图书馆，希望你们喜欢。

　　亚洲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位于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与海淀区白石桥高粱河、紫竹院公园相邻。中国国家图书馆总馆占地724公顷，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主楼为双塔形高楼，采用双重檐形式，孔雀蓝琉璃瓦大屋顶，淡乳灰色的瓷砖外墙，花岗岩基座的石阶，再配以汉白玉栏杆，通体以蓝色为基调，取其用水慎火之意。

　中国国家图书馆分为总馆南馆、总馆北馆和古籍馆，馆藏书籍3119万册，其中古籍善本有200余万册。200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三位。

北京图书馆的发展历程

　一九〇九年九月九日，清政府批准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调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书，以及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劫余遗书作为基本馆藏。一九一六年， 教育 部饬京师图书馆，凡在内务部立案的出版图书均交京师图书馆庋藏，国家图书馆职能开始体现。

　百年来，京师图书馆陆续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改称国家图书馆，通过国家拨交，社会捐赠和馆员努力购藏，形成了两千七百万册件藏书、两百TB数字资源的浩瀚馆藏。馆舍面积达到二十五万平方米，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位，承担着为国家立法决策机构、教育科研单位和社会公众服务的重任。

　国家图书馆先后有缪荃荪、陈垣、梁启超、蔡元培、任继愈等出任馆长，团结社会贤达共襄馆务，培养出众多图书馆人才。还有一代代默默奉献的普通员工，他们立志岗位成才，恪尽职责，甘为人梯， 爱岗敬业 ，求实创新，支撑起国家图书馆这座知识大厦，也形成了贯穿百年的国图精神。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图书馆大胆开拓，锐意改革，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承担了许多国家重要 文化 工程。国家图书馆以人才兴馆、科技强馆、服务立馆为宗旨，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09年9月9日(清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朝廷批准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的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成立后，缪荃荪首任监督。江翰、夏曾佑、梁启超等先后任馆长。鲁迅等知名学者为它的建设付出了巨大努力。尽管清政府及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国库空虚，无力维持图书馆的经费，但京师图书馆古籍馆藏丰富，同时因接受全国缴送而具有国家馆地位，它的成立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大进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同年7月，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隶属大学院。为解决经费问题，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谈判并签定协议，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基会属下的北海图书馆于1929年8月合并。合并后，馆名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直接接受南京政府教育部和中基会合组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领导。中海居仁堂为一馆，北海庆霄楼为二馆。这一时期，由于经费有了保障，馆藏丰富，关心图书馆建设的各界知名人士众多，又聘用了大批高水平的馆员，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管理方式，并于1931年在文津街建成了新馆舍。这一切，使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事业发展出现了飞跃。

　抗日战争期间，该馆部分馆藏和馆员南迁，并陆续在上海、香港、昆明、重庆等地建立了办事处。抗日战争胜利后，该馆驻各地办事处及藏书，除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书和自南京运台北的18箱内阁大库舆图外，陆续运回北平。在此时期内，该馆多次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直到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该馆才重获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馆归属文化部领导。1949年9月27日更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1951年6月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58年6月，该馆改属北京市领导。1960年11月，该馆重归文化部领导。

　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步伐，该馆也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藏书量年均增长40万册，并接受了国内很多藏书家和知名学者捐赠的珍贵图书和手稿，充实了国家书库。读者人次和图书流通率均有成倍增长，并积极开展为科研和生产提供的参考咨询服务，出版了多种联合目录与专题书目，还举办了多次展览和 报告 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957年，根据国务院通过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该馆作为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单位，在主持编辑图书分类法、全国联合目录、统一编目卡片和图书馆人员培训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发挥了国家图书馆的作用。

北京图书馆的书库资源

　国家图书馆是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核心，其主要职能是：①完整、系统地搜集和保管本国的文献，从而成为国家总书库。②为研究和教学采选外国出版物，使其拥有一个丰富的外文馆藏。③开展科学情报工作，为科学研究服务。④编印国家书目，发行统一编目卡片，编制回溯性书目和联合目录，发挥国家书目中心的作用。⑤负责组织图书馆现代技术设备的研究、试验、应用和推广工作，开展全国图书馆网络化的设计、组织和协调工作，在推动图书馆实现现代化中起枢纽作用。⑥为图书馆学研究搜集、编译和提供国内外情报资料，组织学术讨论，推动全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⑦代表本国图书馆界和广大读者的利益，参加国际图书馆组织;执行国家对外文化协定中有关开展国际书刊交换和国际互借工作的规定;开展与国际图书馆界的合作与交流。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综合性研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国家建立的负责收集和保存本国出版物，担负国家总书库职能的图书馆。馆藏资源包括图书、期刊、报纸、 学位论文、古籍善本、特藏专藏、工具书、年鉴、电子出版物、缩微资料、视听资料。国家图书馆一般除 收藏 本国出版物外，还收藏大量外文出版物(包括有关本国的外文书刊)，并负责编制国家书目和联合目录。国家图书馆是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推动者，是面向全国的中心图书馆，既是全国的藏书中心、馆际互借中心、国际书刊交换中心，也是全国的书目和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心。履行搜集、加工、存储、研究、利用 总馆和传播知识信息的职责。国家图书馆是全国书目中心、图书馆信息网络中心。承担着为中央国家领导机关，重点科研、教育、生产单位和社会公众服务的任务。负责全国图书馆业务辅导，开展图书馆学研究。1998年开始，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立项实施“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部分馆藏资料实现数字化，部分数据已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国家图书馆全面入藏国内正式出版物，是世界上入藏中文文献最多的图书馆。同时重视国内非正式出版物的收藏，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的博士论文收藏馆，图书馆学专业资料集中收藏地，全国年鉴资料收藏中心，并特辟香港、台湾、澳门地区出版物专室。

　国家图书馆的外文书刊购藏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国内典藏外文书刊最多的图书馆，并大

　量入藏国际组织和政府出版物，是联合国资料的托存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不仅收藏缩微制品、音像制品，还入藏了国内外光盘数据库近百种，电子出版物8000余种。

　国家图书馆在搜集、加工、存储、提供和开发文献等方面，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藏用并重的格局。

　国家图书馆重视图书文献的保护工作，采用传统的修整技术和先进的缩微摄影技术，对馆藏要籍和各类珍稀文献进行修复和再生性保护。

　中国国家图书馆履行全国书目中心职责，编辑出版国家书目、联合目录和馆藏目录。国家图书馆编辑全国书刊联合目录始于1927年，1957年以后此项工作得到全面加强和完善。1997年10月正式成立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与管理图书馆计算机联合编目工作，共建网上联合目录，共享书目数据资源和文献资源。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国家重要的文化机构。代表国家执行有关对外文化协定，开展与国内外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接待外国政府首脑和高级代表团的参观访问;增进与世界各国图书馆界、文化界的交流与合作;参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学术活动。与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家图书馆、学术研究机构建立并保持着书刊交换关系。通过设在馆内的ISSN中国国家中心，使中国连续出版物的书目信息参加世界范围内情报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与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等图书馆界开展人员交换、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等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合作，成功地举办了各类以中国文化典籍为主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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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而现在所公认的则是"三性"与"九条"

"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

"九条":“九条”是“三性”的补充和具体规定，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应该指出的是，善本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会不断发展、更新。比如善本的时代下限，丁丙认为明本是善本；现在从书籍流传的实际出发，一般确定在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237的《遗安堂诗文集四卷》，清王连瑛撰，清康熙五十五年王氏治古堂刻本。《征求意见稿》著录同（见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325）。查善本目录卡片，著录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永城王氏治古堂刻本”。仔细阅读此书中的序文后，上述著录中的“王氏治古堂”应为“吕氏冶古堂”之误。吕履恒在康熙丙申年即五十五年的序文中，有“先生（注：指王连瑛）既卒，嗣君安甫属（注：“属”通“嘱”）予序而梓之，区为四卷，卷若干首”句。考“冶古堂”，系吕履恒的室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类著录有吕履恒撰的《冶古堂文集五卷》（书名编号12876，清乾隆十五年吕宣曾刻本），系吕履恒去世后，由“淳安方楘如及其门人石屏张汉选定”。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

书名 书名编号

遗安堂诗文集四卷12237

清王连瑛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吕氏冶古堂刻本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599的《聊斋文集》四卷，清蒲松龄撰，清道光二十九年邢祖恪抄本。该书中有抄者邢祖恪写于清道光“己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自叙”，善本目录卡片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该书版本的著录，应当是据此“叙”的时间而断定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似可商榷。根据自叙所言，邢氏曾在“丙午岁（即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馆于平舆”时，“同砚绣圃李君”向他出示“在召陵旧家所录”之《聊斋文集》四卷，邢氏当于此时因以抄录成书。据此可知，邢祖恪抄录《聊斋文集》的时间当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他在“平舆”（注：其地清时隶属于河南省汝南县）坐馆教书期间，而不会迟至三年后他到“苑陵”（古县名，古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官衙任职之际。所以认为该书版本应著录为“清道光二十六年抄本”。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 名 书名编号

聊斋文集四卷12599

清蒲松龄撰

清道光二十六年邢祖恪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