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简、韦编、青编

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扎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

芸帙、芸编、芸签

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

缥缃、缃帙、缃缥、缥帙

“缥”是青白色丝织物，“缃”是浅**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

坟典、坟籍

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

二酉

代指丰富的藏书。“二酉“原系湖南境内的大酉山、小酉山。相传小酉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

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TOP1: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896 年，是我国西南地区藏书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馆舍总面积6,3100平方米；馆藏纸质文献550万余册，并拥有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拥有阅览座位9682个，其中包括6个多媒体阅览室。TOP2:浙江大学图书馆全馆拥有馆舍5座，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总阅览座位5282个。 图书馆馆藏丰富、门类齐全 ，藏书几乎覆盖所有学科领域，尤以机械工程及仪表、电力、电子科学与工程、化学化工、医学、农业、生物科学、地方文献、敦煌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收藏较具特色。TOP3:山东大学图书馆目前馆藏文献307万多册，其中，外文书刊37万余册，中外文期刊15000种。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古籍善本占有重要地位，现有古籍22万余册，其中珍善本数万册，金石拓片尤为丰富，特别是本馆收藏的书目文献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易学文献、线装古籍、明清版本的州府地方颇具特色。 TOP4:北京大学图书馆至2005年为止，拥有藏书600余万册。馆藏中以150万册中文古籍为世界瞩目，其中20万册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此外，外文善本、金石拓片、1949年前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国内图书馆前茅，为研究家所珍视。TOP5:武汉大学图书馆至2005年底，馆藏文献资源总量达704万册，其中印刷型文献571万余册，电子书刊132万余册，线装古籍20万册，有300多种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各类报刊累计达到21478种。学科覆盖面广，遍及文、理、工、农、医等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我校重点学科文献的收藏最为完整。TOP6:郑州大学图书馆图书馆现有各类图书资料 531万册。中外文报刊 18516 种，其中纸质报刊3516种，全文电子期刊 15000 种，另有 音像资料11119件。TOP7:西南大学图书馆馆舍面积约67万余平方米（含规划中的中心图书馆），拥有藏书438万余册，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多专业领域，其中尤以古籍善本、抗战文献资料及教育学、心理学、农业经济管理等藏书为特色，特别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物为海内外珍本。TOP8：吉林大学图书馆现有各类纸质书刊69246万册（截止2006年7月底）。在纸质图书中，有40万册古籍文献，其中6000余部为古籍善本。地方志与谱牒、古文字文献的收藏在高校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这些珍贵文献与亚细亚文库、满铁资料一起成为吉林大学图书馆的特色收藏。TOP9：南京大学图书馆至 2007 年底，总藏书量达到 49170 万册（含院系资料室）。馆藏古籍线装书近 40 万册，其中善本古籍有3000余种、 3 万余册。地方文献、古代目录学文献以及丛书的收藏已形成特色。古代地方志共收藏有 4000 余种，近4万册，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处于领先地位。本馆收藏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个语种的期刊，尤以物理、生物、地学、数学为特色。1949年以前的中文社会科学书刊与自然科学收藏也比较丰富。 TOP10：中山大学图书馆至2007年12月，中山大学图书馆纸质馆藏总量达51975万册(件)，其中，古籍图书近40万册；中文纸本期刊4396种；外文纸本期刊2142种；年新书刊资料增长量为15余万件。中文电子期刊23万余种；外文电子期刊23万余种；中文电子图书9098万册；外文电子图书311万多册；光盘及网络数据库300多种；多媒体光盘资源35000余片。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纂，该编委会任命顾廷龙先生为主编，冀淑英女士、潘天祯先生为副主编。此书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10月至1998年3月陆续出版齐全。作为一部大型工具书，该书正如冀淑英女士在此书《后记》中所说，是“一部当今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由此书的正文和所附录的《藏书单位代号表》和《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简称“检索表”)可将中国大陆现存的任何一种古籍的善本的馆藏、卷数、作者等细节情况很方便地检索出来。此书的出版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任何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由于编纂时间仓促等原因，此书难免有不足之处。笔者考辨《吴越备史》一书的版本源流时，就发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的记载颇多井误和遗漏。其中的井误主要属于馆藏情况的记载，其次属于作者和序跋人的著录。现先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各版本的记载抄录如下，然后用按语对其中的井误予以纠正。最后，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漏收的《吴越备史》的版本予以补充，并仍以按语的形式将各图书馆目录卡误载或漏载的内容予以修正或补充。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收《吴越备史》的版本馆藏等情况的记载舛误和纠正:

1,《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达道刻本，编号二四一九。检索表云，现藏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沪图”)。

按:藏地应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沪图所藏为此本之清抄本，且沪图目录卡著录此本时将正卷五卷和补遗一卷合起来，称此本卷数为六卷。又按，此本共二册，国图书号:SB5783。此本有七人跋，依次为:王遴、赵握清、钱岱;钱达道、姜性、刘敕、谢肇淛。

2,《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抄本，(清)朱锡庚跋，编号二四二零。检索表云，现藏国图。

按，国图书号:13351。又按，此本有十人之序跋，依次为:朱锡庚、益津王遴、真宁赵挹清、二十五世孙钱岱;二十二世孙钱汝锡、二十五世孙钱达道、巴陵姜性、历下后学刘敕、晋安在杭谢肇淛 阙里门人孔贞祚。比原万历本多出朱锡庚、钱汝锡、孔贞祚三人之序跋。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237的《遗安堂诗文集四卷》，清王连瑛撰，清康熙五十五年王氏治古堂刻本。《征求意见稿》著录同（见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325）。查善本目录卡片，著录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永城王氏治古堂刻本”。仔细阅读此书中的序文后，上述著录中的“王氏治古堂”应为“吕氏冶古堂”之误。吕履恒在康熙丙申年即五十五年的序文中，有“先生（注：指王连瑛）既卒，嗣君安甫属（注：“属”通“嘱”）予序而梓之，区为四卷，卷若干首”句。考“冶古堂”，系吕履恒的室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类著录有吕履恒撰的《冶古堂文集五卷》（书名编号12876，清乾隆十五年吕宣曾刻本），系吕履恒去世后，由“淳安方楘如及其门人石屏张汉选定”。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

书名 书名编号

遗安堂诗文集四卷12237

清王连瑛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吕氏冶古堂刻本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599的《聊斋文集》四卷，清蒲松龄撰，清道光二十九年邢祖恪抄本。该书中有抄者邢祖恪写于清道光“己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自叙”，善本目录卡片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该书版本的著录，应当是据此“叙”的时间而断定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似可商榷。根据自叙所言，邢氏曾在“丙午岁（即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馆于平舆”时，“同砚绣圃李君”向他出示“在召陵旧家所录”之《聊斋文集》四卷，邢氏当于此时因以抄录成书。据此可知，邢祖恪抄录《聊斋文集》的时间当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他在“平舆”（注：其地清时隶属于河南省汝南县）坐馆教书期间，而不会迟至三年后他到“苑陵”（古县名，古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官衙任职之际。所以认为该书版本应著录为“清道光二十六年抄本”。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 名 书名编号

聊斋文集四卷12599

清蒲松龄撰

清道光二十六年邢祖恪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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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他单位藏书误标为河南省图书馆藏书

（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01，0201，22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9508 0101，020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9165 2210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2734 0101，0201，2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