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后名诒让，字仲颂（一作冲容），别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清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公元1848年9月16日）诞生于浙江省温州府瑞安县治西北二十五里集善乡演下村（今瑞安市陶山区潘岱乡砚下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诒让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一代经师，由于他的学术研究极为朴实，故又称朴学家，并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他十三岁就著成《广韵姓氏刊误》，十八岁写成《白虎通校补》，一生著作达35种，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主要著作《周礼正义》是解释周礼最精审详备之作，《墨子闲诂》为训诂名著，`被誉为“现代墨子复活”，《契文举例》是考释殷墟文字最早著作。孙诒让苦心经营，筹建资金五十来万，领导温处十六个县先后成立学堂三百余所，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作用。近代学术界俞曲园、章太炎、张謇、朱芳圃、徐世昌、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胡适等对他都有中肯的高度评价。《清史稿》482卷为他列传，温州和瑞安各地还修建了“籀园”、“怀籀园”、“籀公楼”等建筑物，来纪念这位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

　　学术人生

　　孙诒让的治学是由父亲发蒙的。其父衣言，道光三十年成进士，入翰林，历官中外垂二十年。他五岁时即随两亲居北京，从父读书识文义。九岁，受《周礼》，十岁即旁涉群籍，日以浏览《汉魏丛书》为乐。咸丰八年（1858），孙衣言出任安徽安庆知府，他才从北京返归里门。年十三，治校雠之学，即草成《广韵姓氏刊误》一卷。十六岁，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知清儒治经、史、子、小学的家法。年十八复著《白虎通校补》一卷。到了廿六岁，便开始草创《周礼正义长编》。

　　他在治学道路上，尝自言：“少耽文史，恣意浏览，久之，则知凡治古学，师今人不若师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盖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学者自能得师。”可见他幼承家学，从少即打下坚实基础，到后来博极群书，其所以著作等身，学术超越前人，主要是出于自己的专攻。他十九岁参加院试以第一人入邑庠。次年应浙江乡试，中式同治了卯科举人。但后来因鄙薄八股时文，虽八上公车，终未成进士。

　　自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五年（1879）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侍父从宦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机会结交大江南北的文人学士和学者名流，相互切磋学问，并甚得父执俞樾、座师张之洞的垂爱，获益不浅。他对于乾嘉训诂考据之学，尤服膺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及梁玉绳诸家，走的是正统的朴学道路。光绪元年，他在三应礼部试不第之后，由于父亲的安排，曾以山西赈捐，援例签分刑部主事，但他不愿以入赀为官，只在刑部行走四个月，便乞假离开官场，回到时任安徽按察使的父亲身边，仍埋头做他的学问。

　　此后，孙衣言调官湖北、江宁布政使，他都随宦在侧，由安庆而武昌，而后又回到南京。光绪五年（1879）秋，孙农言以太仆寺卿致仕，他也随之返居乡里。中间除遵父命曾一再晋京应试与因参议学务而再至杭州外，均在家从事撰著，杜门不出。晚岁，并在乡办团防以御外侮，议变法以图富强，兴学校而言人才，营实业以济民生。清廷诏开经济特科，中外大臣陈宝箴、瞿鸿、张百熙、康景崇、端方、张之洞等先后三次举荐，均不赴；礼部征为京师大学堂监督、礼学馆总撰，也都坚辞不就。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908年6月20日），以病卒子家，终年六十一岁。从孙诒让十三岁开始撰著到卒前犹撰就《尚书骈枝》一书来看，其学术生涯，长达四十八年。计著有《广韵姓氏刊误》、《白虎通校补》、《六历甄微》、《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古籀拾遗》、《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周礼三家佚注》、《逸周书补》、《大戴礼记补》、《周礼政要》、《九旗古义述人《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学务平议》、《学务枝议》、《尚书骈枝》、《籀庼述林》等二十余种。草创未就者尚有《经迻》、《四部别录》、《汉石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种。

　　治学范围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均能创新发明，迈越前贤。他的学术研究门径，是建立在校雠学和文字学的基础上的。因此对校勘古籍，能以古人的语言解释古人的著作，不牵强附会，不泥从成说，古籍中的许多误字、疑义、错简，经他解惑辨析，往往加拨云雾而见青天，使入心目豁然。至于治理经书，他继承的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学风，以为研究经书义理和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在于以其微言大义，针对今之时弊，见诸施行，以收成效。通经致用，讲求事功，可以说是他治学的根本目的。

　　主要著作

　　孙诒让的二十余种著作，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尤负盛名。

　　《周礼正义》是疏证周代官制的书。系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周礼》，初名《周官》，西汉末刘歆把它叫作《周礼》，经东汉郑玄作注，唐贾公彦作疏，遂为定本。但此经以官职纷繁，文字多古，聚讼日久，向称难治。同治七年，孙诒让以为《周官》一经，乃周公致太平之法，为政教所自出，便决心要为此经作新疏。初，罗举汉唐以来迄清儒之说录为《长编》，继草《周官正义》，订补郑注贾疏，并录近儒异义加以论辨，然自视以校理，但仍不无乖漏。

　　孙诒让视墨翟为贤圣人，《墨子》是“振世救敝”的书，遂掸思十年，会集众说，依《尔雅》、《说文》正其训故，据古文、篆、隶校其文字，审文理脉络以移其错简，使之文从字顺，便于诵习。他还融会贯通，对墨学作了全面的分析，写成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等篇作后语附于书末，为后来研究墨学者开辟了许多途径。于是这一沉埋于百年的古籍得以重光。书于光绪二十一年付刊，德清俞樾为之作序，盛赞它：“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梁启超则认为：“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治训诂必须通篆籀。在我国历史上，钟鼎文字，有宋一代就有欧阳修著《集古录》以后，摹写、考释、评述之书虽日繁，但他们只是搜集材料，未能深入探索，乾嘉学者也只是拘守《说文解字》，未越雷池一步。直到清末，才有吴大瀓作系统的研讨，著《说文古籀补》、《字说》，从全文中探索字形、字义，取得较大成果。孙诒让从十七岁起即笃嗜金文，壮年曾登焦山访周鼎，手拓数十纸而归。自谓三十年来所睹拓墨累千种，每覃思累日，如对古人。其所著《古籀拾遗》三卷，系继吴大瀓之书而作。地运用字书与所见金文相互校核，以正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及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三书之误。嗣又得吴式芬《捃古录》读之，反复玩味，又多获新义、复于光绪二十九年著《古籀余论》二卷，以订正吴式芬之误解及自己前作之疏缪者。其建树遂超出前人。但他对古文字的研讨，仍不以此为止境，当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后，丹徒刘鹗把他所得的部分甲骨，选拓出一千另五十八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成《铁云藏龟》六册，公之于世。

　　当时学者半信半疑，章炳麟直指之为伪造。而孙诒让读其书即如获至宝，以为这是研究商代文字的可靠资料。便冥思苦想，发奋钻研，考释其形义，用分类法把甲骨文字的内容作了区分，并对大部分单字逐个进行辨析，于次年（1904）又写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二卷，为甲骨文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成为此学的开山之祖。第二年，孙诒让又进一步把金文、甲骨文、石鼓文及贵州红岩石刻文字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举其歧异所在，明其省变之原，来探索古文、大小篆的沿革，著为《名原》七篇，对古文字学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把古文字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它如《札迻》一书，系孙诒让把自己三十年来阅读周秦汉魏以迄齐梁的七十八种古籍所作的笔记，与他家见解互相参证，害以校勘文字，诠释疑义，订正讹误的校雠学名著。其考释精审，学者交誉。《籀庼述林》，则是他晚年手走的学术论丛。其书收录各类考、说、述、释义、序跋、钟鼎释文、金石考跋、记辨等专论一百二十多篇，显示了他一生治学的全貌。

　　《温州经籍志》一书，是孙诒让早年对温州自唐宋迄嘉道以来一千三百余种著所作的一部目录专著。分类遵照四部，子目参照四库总目。每书之下，采录原书序跋以及前人的评议识语，而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以申发其精奥，订正其讹误。全书网罗宏富，体例谨严，费时八载，于光绪五年才写定，以后各郡邑纷起撰著地方艺文，实由此书导夫先路。

　　总之，孙诒让每著一书，必多创见。余杭章炳麟目无余子，他对孙诒让的学问却极为钦佩。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自本致书孙诒让说：“自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二师下世，光岿然，独有先生。”并盛赞其学术成就，以为“治六艺，旁墨氏，其精专足以摩＊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享盛名晚清，可谓光焰万丈，实不愧为乾嘉以后集大成的一位朴学大师。

　　倡言革新

　　自西学东来，孙诒让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就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与政治思想。嗣后，痛国事阽危更进一步讲求新学，多方搜集有关时务政书，探索救国图强之道。他坐而思，起而行，便渐渐走出书斋，阐西学，议变法，办实业，兴学校，力图开通民智，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甲午中日战起，当年七月，孙诒让奋袂而起，毅然担当了瑞安县筹防局总董的重任，向浙江巡抚廖寿车条陈：堵塞海口，修理城垣，建筑炮台，购办军火，清查保甲，筹捐经费等六项要务。并殚心策划，在瑞安付之实施。及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孙诒让哀叹“今日事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所未有”，遂抱“移山填海之徽志”，倡立兴儒会，手订《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希望通过这一民间组织，“合谷行省四万万人为一体”，由民众集资办银行，营商业，修铁铬，开矿山，办工厂，兴团练，结外交，清吏治，“以围异族之犷暴，以致中国之隆平”。

　　迨康有为公车上书，要求维新变法，深佩其所论洞中症结。及戊戌变法失败，复经庚子之役，孙诒让扼腕时艰，心请沉重。光绪二十七年春，清廷迫于形势，重申变法更制，下诏求言。孙诒让应盛宣怀之请，为之杜门十日，针对当时政治弊端，写定《变法条议》四十条，主张罢废跪拜朝仪，清除冗官晋吏，裁撤内务府和太监，建立预决算财政制度，设立议院，创办报馆，准许人民言事，设商会，练民兵，办警政，治冶炼，开工厂，重农耕，修水利等等。不少内容，触及腐朽的封建制度。盛宣怀迟迟不敢上陈，乃知所谓变法更制，也只是欺人之谈。

　　至此他深感清朝的政治已无可救药，其政治立场遂从忠君救国的改良维新，而转为同情反清革命。其时，浙江是光复会的基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秋瑾被捕，他请求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密电其侄浙江巡抚张曾设法营救。光复会会员嘉兴秘密革命组织“温台处会馆”负责人敖嘉熊避难来温，他深虑“永、瑞耳目甚多，非避嚣之处”，通过友人护其出走东洋。同年，乐清虹桥明强女学校长光复会会员陈鼐新聚众演说“新山歌”，宣扬革命，府县严命缉捕。陈潜来温州，孙诒让甘冒风险，延之于家，护其东渡日本，复挺身而出，与浙江布政使宝芬、温州知府锡纶相抗衡，力为陈鼐新申辨。

　　几经周折，终于平息了这一风波。凡此种种，说明孙诒让随着时代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对他的一生来说，也是至为难能可贵的。晚年，孙诒让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墨家苦志力行的实践精神，努力服务桑梓，兴办教育并进行各种实业活动。自光绪二十二年（1897）至三十二年间，他与黄绍箕、绍第兄弟等创立瑞安务农友会，置地试验，改进农桑。嗣又派人至湘鄂两省考察矿务，组设富强矿务公司，开采永嘉的铅矿。为开辟海上交通，建立大新轮船股份公司，租湖广轮航行于瑞安上海之间，其后又与南通张謇等设江浙渔业公司于上海，开始用渔轮在沿海捕鱼。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七月，瑞安设县商会，公推孙诒让为总理。任内，为收回苏杭甬权，与场寿潜、刘锦藻等成立浙江保路拒款会，并在瑞安设立分会，致电清廷，坚决反对向英国借款，力争筹资自办。在地方事务中，孙诒让认为“自强之原莫先于兴学”。因而他用在教育事业上的心血最多，收效也最著。他从光绪二十二年（189）起，先在瑞安一县办教育，创建了一所专攻数学的算学书院（后改名学计馆），以造就科学技术人才。其手订意程、学规，对德育智育的培养和书院的管理，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未几，他又创办了方言馆和瑞平化学学堂各一所，专攻外语和化学，还在郡城创办一所蚕学馆，以事改良蚕桑。经过五年的办学实践，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将学计馆和方言馆合并扩充为瑞安普通学堂，分设中文、西文、算学三个专修班，对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学子实施中等教育。为使教育普及，并在瑞城各隅办起四所蒙学堂，以为幼童就学之所。后又办德象、毅武、宣文三所女学，使中产人家深在闺门的女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培养师资造就专门人才方面，他曾给资派送瑞安曾通学堂高材生陈恺、许藩二人留学日本习数理化，并邀集高材生家长，建议令子弟赴日留学。一年中瑞安东渡留学者达二十余人，在浙江教育史上，开留学国外的风气之先。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政府决定废科举，设学校。

　　孙诒让受温处两府人士的推戴，于当年十月就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他的教育事业遂由瑞安一县，推广而至于浙南地区。在学务分处总理任内，孙诒让首先整顿了温州府中学堂。并深刻地认识到欲求教育普及，必须培养师资；培养师资，专赖师范教育。爰于次年夏六月，决定在温处两府各办师范学堂一所。温校择址道司前原校士馆。

　　为解决建筑资金及建校后的常年经费，他力排顽固势力的干扰，支撑于官绅之间。历时三年，心力交瘁，终于以三万六千元的巨资，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建成温州师范学堂，计校舍楼房十三楹，平房十二楹，当年招生二百四十名入学。事前，为造就小学师资以应急需，曾假温州府中学堂次第举办理化、博物、体育、音乐等科传习所，半年速成毕业；同时并于每年暑假集中各科小学教师，举办短期讲习会，以提高在职教师的素质，使新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任职期间，他共筹集教育基金五十多万元，在温处两府十六县创办了各类各级学校三百余所。其筚路蓝缕开辟山林之功，为朝野所共仰，嗣受委为学部二等谘议官，浙江学务议绅。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复被全省学界推举为教育总会会长。（会长蔡元培久未任职。孙以副会长摄会长职务）。这时，他环顾国内教育情况，结合自己十余年的办学经验。复上陈《学务平议》、《学务枝议》于学部，对全国教育大计，提出建议。其所陈都是切中时弊的精辟见解。其讲求事功，实事求是的作风，除学术论著外，率于教育事业上见之，实为新教育事业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孙诒让逝世后，《清史稿》为之立传。后来，温州六县人士，为缅怀其开拓教育之功，乃购地辟籀园建籀公词和籀园图书馆以资敬仰。其瑞安故居的藏书楼玉海楼，列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籀园里的籀公词和坐落瓯海区慈湖南村的基地，也都作为温州市的历史文物加以保护。

　　学术成就

　　孙诒让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以及地方献的整理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章太炎赞誉他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说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他又是近代新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著，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

　　1、 经子训诂方面 在经子训诂上，孙诒让的代表作是《周礼正义》和《墨子间诂》。《周礼》亦名《周官》，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一篇在汉初已佚，补以《考工记》），是记录我国古代官制的书。孙诒让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先王政教所自出，周代法制之总萃。而秦汉以来，诸儒不能融会贯通，郑玄注失之简奥，贾逵疏过于疏略，遂于1873年开始撰述，至1899年方才完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前后费时二十六年，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集前人研究《周礼》之大成，广泛而详细地征引各种文献。已为《周礼》的可信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章太炎赞许为"古今之言《周礼》者莫能先也。"梁启超对此书也推崇备至，说"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

　　孙诒让有感于清末政治腐败国家危难，以"墨子强本节用，劳心苦志，该综道艺，应变持危，其学足以裨今之时局。"在清代学者毕沅、汪中、王念孙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础上，覃思十年而撰成《墨子间诂》十五卷。经孙诒让的集解，《墨子间诂》成为人们阅读的善本。至今还没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过并取代《墨子间诂》。特别是书中与近代西学相通的名学、光学、力学等知识的阐发，是与孙诒让的努力分不开的。以至墨学又成为近代显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2、古文字研究方面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第二年便殉难了，没有顾得上对甲骨作著录和研究，1903年刘鹗将其所得甲骨编为《铁云藏龟》后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重复者参互采绎，乃略通文字。"于1904年便撰成《契文举例》二卷。该书分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十篇。既释文字又考制度，开了古字考释与古史考证相结合和先例。孙诒让考释的字共有185个，虽然多半是和单个金文的比较中认出来的常用字，但他毕竟是较系统地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孙诒让还著有《名原》二卷，该书综贯音、形、义，从商周文字展转变易之轨迹，探明古文字的源流，并开启了用甲古文考证古文字的先河，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

　　3、教育思想 孙诒让主张普及教育。在他拟定的《温处学务分处暂定学堂管理法》中提出："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强弱盛衰。初等小学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而普及教育又应从官吏开始。他提出"欲求全国无不受教育之民，必先求无不受教育之官吏"。（《学务本义》）他提议清政府明文规定，十年之外，非京师大学堂毕业者，不得为知府；非各省中学以上毕业者，不得为州县。十年之内，因京师大学堂和各省中学名额有限，一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可采取变通办法，即开设"吏治简易学堂"，通过短期进修方式，让官吏接受新式教育。

　　孙诒让还重视师范教育，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他认为"推广学堂而不先设师范，犹之无耜而耕，安期收获"。"西国教员多为师范出身，故胸有成竹"。孙诒让认为"学校教育之良否，由于教员人格之若何，盖教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印于儿童脑中，其感化有永不能灭者"。因此，他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具体地要求。首先，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二是教师要有丰富的科技文化知识。第三，教师还要掌握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第四，教师要有科研能力。第五，教师要有健康的身体。

　　孙诒让以他教育活动的卓越贡献和教育思想的独特见解，赢得清末教育界的一致推崇，在近代教育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辑佚本古籍的缺陷如下：

1、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2、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

一般有三种修复方法，分别是划栏补字、不划栏不补字和划栏不补字。这里“栏”就是古籍版式中的“边栏”，是将字围成一个版面的方形线条。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修复古籍，都要遵循“整旧如旧”的原则。

所谓“整旧如旧”，就是要在修复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还原古籍原本的风貌。这里就需要有独特的仿古技术，同时还要选用与古籍相同或相似的材料，才能将古籍原来的特色保存下来，有助于考证版本。下面就来介绍三种对缺失文字修复的方法。

第一，“划栏补字 ”。意思是在修复古籍的时候，把边栏画上补全，也把缺的字补全，缺的字可以通过专家考证得知。这种方法是非常传统的古籍修复方法之一，但是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因为这么做很容易破坏古籍原来的风格，对专家考证其他相关信息造成不便。

第二，“不划栏不补字 ”。意思简单明了，对古籍原本的边栏和字等信息一概不管，只补纸张，选用材质相同、相似的纸张材料，对古籍缺失的边边角角给予填补，这种方法是现在业内最认同的方法。作为一名修复人员，他所擅长的不是去判断缺失的文字需要补什么，而是做一个“最小修复”，所以这么做不仅让整个书籍看起来工整许多，也保留了古籍的原汁原味，为考证工作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第三，“划栏不补字”。这是对前两种方法的一个整合，如果只补纸张，可能略显单薄，如果全都补上，那古籍也不能称之为古籍了。所以有人想出了这个方法，因为边栏只是一个排版样式，判断和修复边栏比修补残缺的文字要容易许多，也不会对古籍造成太大的破坏。

这其实很难讨论对错，简体有简体的好处自然也有坏处。要是不简化就是好的话，那些古代帝王哪那么大费工夫去一遍遍改字。

简化的好处，是书写方便（速度快、记忆容易），并且减少了字的总数（一些不同的字可以简化为同一个写法，这样可以方便记忆）。缺点也很明显，很多字原来的意思部分蕴含在字的结构里，比如爱原来中间有一个心，现在没有了，原来的意思就是有朋友之间用心的意思，现在看不出来了。很多台湾教育家就批评简化字说这是堕落，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说成堕落就是偏颇了，是无视了其正面的作用。

现在还有一大堆专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妄下结论，保留自己观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