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这是“按”钟鸣老师 2009年8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很有重量的考古学意义的中国文明源头到底属于中原还是属于是自古入主统治大西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彝族（古夷人）问题的文章，文章最大限度地给那些一直固守“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或学霸们一记重击，他提出：“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 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的颠覆性的中华文明起源观。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亚于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很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青铜遂公盨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青铜遂公盨铭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岣嵝碑文”（禹王碑）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蝌蚪文龙玺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神龟负洛书玉雕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世界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三星堆之迷》——《巴蜀图文》，例外还有七部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蝌蚪文》、《夏禹书》、《红岩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书》、《峋嵝碑》。

从史料记载来看，夜郎并不是一个弹丸小国，在夜郎故地中，古夜郎国的“首邑”即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说法，大体有三种。

贵州长顺县广顺镇说

据《后汉书》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溪，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长夷狄，以竹为氏。”这是来自民间的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夜郎的建国经过。夜郎在西汉后期逐渐建立政权。而“竹崇拜”则成为夜郎的一种标志。“贵州长顺县广顺镇” 为古夜郎文明中心的说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广顺镇，坐落在天马山下，左有美女山，右有郎山、夜合山。当地人代代相传说，夜郎国时的金竹夜郎王府就坐落在这里。当地老百姓称那里的古城池为夜郎王府、竹王府等。“竹”字与“夜郎”的同时存在，也证明了夜郎国“竹崇拜”的猜测。在那里仍可看到残墙断壁旧址。古城池面积为2平方公里，有4个出口，内有两道城墙，用土石筑成。近代，人们在郎山西侧山下垦荒时，还曾挖出金剑、方印、青铜匙等多种文物，也挖出过多处古夜郎的坟墓。

湖南沅陵说

2000年5月，考古学家在湖南怀化沅陵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巨型墓葬群，其年代在战国至汉代之间，大部分墓葬规模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和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专家推断，墓主可能就是夜郎王。而沅陵有很长一段时间为夜郎古国文明中心。 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依据，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于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被贬为朗州（今常德），期间作《楚望赋》云：“武陵（西汉初年幼黔中郡改名）故郢（楚都，代指楚国）之裔邑，夜郎诸夷杂居。”指的是古黔中境内为夜郎各族杂居之地。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作《闻王昌龄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里的夜郎指的是今日沅陵。这首诗被收入明代万历年间的《辰州府志》和《沅陵县志》。《唐人七绝诗释》一书为这首诗注解时特别说明：“此夜郎在今湖南省沅陵县。”因沅陵战国时为夜郎都城（中心），故梁天监十年（公元511年）“辟沅陵县置夜郎县”（《沅陵县志》）。

贵州毕节赫章可乐说

在最近发现、整理、翻译、出版的《夜郎史传》等彝文文献中，古夜郎的中心被指为可乐。建国后，考古学家还在可乐发现了大量的战国、西汉、东汉文物。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做“柯乐”。据彝文古文献记载，两汉时期，与贵州可乐齐名、能称“倮姆”的可乐地区的建制沿革，前人缺乏考订，但将历史的发掘与文献对照研究推断，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很可能是属于夜郎国的重要“邑聚”或“旁小邑”的境地，也说明可乐在贵州古代历史上曾经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可乐”，揭开千古之谜一角

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为神秘的夜郎文化揭开了辉煌的一角。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当汉文化在中原大地崛起时，边疆也出现了多民族文化，“西南夷”便是其中之一。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志》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便是西南古老民族文化的代表。

据负责可乐墓葬考古发掘的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梁太鹤介绍，自1958年在赫章县可乐民族乡发现第一批出土文物以来，考古部门先后进行了9次发掘，但再次引起国家和考古界关注的还是2000年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及历年调查有几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可乐墓葬分布面大，涉及范围达35平方公里以上；二是墓葬高密集中，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80多座，其中有不同时期的墓葬叠压在一起，为省内考古罕见；三是延续的时代长。战国、西汉、东汉时代都有大量的文物出现；四是反映的文化底蕴丰厚。出土的大量文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可乐”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属性，荣获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可乐遗址·古墓群，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以史书记载及考古成果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夜郎国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史实，但夜郎国的都邑究竟在哪里？梁太鹤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可乐“西南夷””墓群的发掘，对探究古夜郎族属和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神秘的柯洛倮姆

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作“柯乐”。当地人说，彝族最先进入可乐，他们将这批“西南夷”墓葬叫做“莕人坟”或“莕人洞”。 一直生活在“柯洛倮姆”的百姓们，哪里想到他们捡回家去砌猪圈、盖茅厕的砖瓦，竟是秦砖汉瓦；那些从“莕人洞（坟）”挖出来，认为带有邪气而随手扔掉的坛坛罐罐，竟然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今天，人们无不惊喜慨叹，贵州这片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土地上，竟然沉淀着厚重的古老文明。

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当时与贵州可乐齐名、能称“倮姆”的。贵州考古专家宋世坤研究员分析，将历史的发掘与文献对照研究推断，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可乐地区很可能是属于夜郎国的重要“邑聚”或“旁小邑”的境地。宋世坤说，可乐地处滇、黔边界，交通发达。据文献记载，这里曾是进入贵州的彝族默部（黔西北彝族水西始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贵州何处是夜郎

夜郎国的疆域究竟有多大？夜郎王为了扩展地域，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多处建立城池，由于夜郎王在这些城池都有过短时间居住，便成了后人争夜郎古国的理由。

梁太鹤说，从可乐“西南夷”墓群看，只能说明可乐当时的繁荣，夜郎的都邑究竟在何处，疆域有多大，发掘才刚刚开始。除了可乐遗址外，在周边地区发掘的遗址中，还陆续出土一批夜郎时期地方特色的重要文物。

梁太鹤感慨地说，夜郎文化与周边发掘、研究成熟的巴蜀、滇、楚和南越文化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但由于经费、人才紧缺等问题，使古夜郎文化的发掘、研究进展迟缓。 贵州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学家们因此殷切呼吁，希望各级政府进一步重视对夜郎历史文化发掘的力度，这不仅对贵州文化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为填补中华民族文化的完整。

夜郎国的皇宫在遵义县高坪镇的一个山上，此山奇特只有四周是悬崖深水环绕，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山上，山上很平，而且有相传夜郎皇帝修造的水牢，惩治犯人的滑山刑场，皇宫，被中原发兵攻打时攻破的半面围墙，（养马，养鸡鸭等家禽的大场围墙有部分还在，是篱笆墙，）绣花楼，等遗址，所有遗址的原貌除了木头建筑没了，其他都很完整。我小时候听奶奶和老辈们讲故事提起过夜郎国，长大了终于亲眼见识了夜郎皇宫的宏伟。

红河州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彝族、苗族、傣族、壮族、瑶族、回族、布依族、拉祜族、布朗族

红河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有10个世居民族，有241万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占红河州总人口的575%，民族聚居区占红河州国土面积的98%。

以彝族和哈尼族为主，彝族达10858万人，占总人口的2448%；哈尼族达8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823%。人口超过10万人的有彝族、哈尼族、苗族、傣族、壮族。

扩展资料：

云南红河州的主要少数民族：

1、彝族

彝族古籍文献丰富，全州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二千多卷，著名文献有《尼苏夺节》、《彝族创世纪》、《太阳历》等。经典的舞蹈有哈尼族的芒鼓舞、乐作舞，彝族阿细跳月、烟盒舞，苗族芦笙舞等。

经典音乐有石屏彝族的海菜腔等。《哈尼四季生产调》、哈尼族多声部音乐、彝族烟盒舞、彝族海菜腔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族乐器有彝族的巴乌、口弦，苗族的芦笙，傣族的葫芦丝等。图腾崇拜有哈尼族的祭龙，彝族的祭火、祭山等。

2、哈尼族

哈尼族

哈尼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

哈尼族有悠久的历史，与彝族、拉祜族永源于古代的诸羌部落。隋唐时期，哈尼族与彝族的先民同被称为“乌蛮”部落。当时，滇南、滇东北的“乌蛮”部落，被成为“南中”、“三十七蛮部”，其中“因远”、“思陀”、“溪处”、“落恐”、“王弄”等七部多为“和蛮”（“和泥”）,为哈尼族的先民。

公元937年，南诏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曾联合“三十七部”进军大理，推翻了篡夺南诏政权的“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哈尼族的社会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基本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地区仍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地区。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彝族，原称“夷族”，其名源于汉史记载中的“西南夷”（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根据彝文典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历史巨著记载，自称为尼（ꆀ），古代汉语“尼”发音为夷，故汉文记载多称“夷族”。1956年，在破除旧社会的民族歧视称期间，彝族派代表进京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后给出建议，由于“夷族”之称带有贬义（蛮夷），便将“夷”改为“彝”，意为房子（彑）下面有“米”有“丝”、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故把“夷族”改为“彝族”。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其余散居于中国其他省份及中国境外。总人口约900多万，在中国有户籍登记的有871万4393人（2010年），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有近百万。

彝族支系繁多，有诺苏（nuosu）、聂苏（nisu）、纳苏（nasu）、乃苏（nesu）、聂祖（nizu）、罗婺、阿西泼、阿细、撒尼等、尼颇自称，但并非皆为民族意义上的自称，如罗婺、撒尼、阿哲、阿细是支系名称，诺苏、聂苏、纳苏、乃苏、聂租的方言/土语自称（占人口70%以上），在彝语语境中含义完全相同，皆源于“尼”[1]，在总称上“尼措”（ꆀꊿ）一次可以覆盖所有支系的称谓。各地彝族方言间有些无法进行直接沟通，但相同词汇超过60%，语法结构相同，经短期熟悉能对话，彝语属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分为六大方言。

中文名

彝族

外文名

Yi Nationality

人 口

约871万（2010年）

居住地

云南、四川、贵州、广西、越南等

语 言

彝语（彝语支）

文 字

彝文（韪书）

主要地区

云南四川贵州等

主要城市

昆明玉溪昭通楚雄曲靖西昌

火车站

西昌站、楚雄站、昆明站、

1历史编辑

关于彝族的族源，迄今仍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成了人们关注的史学之谜，也是民族学、彝学研究领域里的一大难题。到目前为止，彝族的族源以土著说、氐羌说为主。土著说的观点论据比较充足。它又分西南土著说和云南土著说两种。西南土著说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祖国的西南，经过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现今的彝族。这种主张的依据，除了汉文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古彝文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等。云南土著说认为，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

羌氐说的观点较为普遍，它认为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青海地区的古氐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古羌人早期南下的支系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后来形成了西昌地区的邛蕃和云南地区的滇蕃等便是彝族的先民。

3000年前彝族祖先已广泛分布于西南地区，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侮”、“昆明”、“劳浸”、“靡莫”、“叟”等部族。汉朝被称为“西南夷”。

彝族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民族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2彝族名称来历编辑

解放前，彝族被称为“倮倮”或“夷人”等多种称呼，解放初被称为“夷族”。彝族原来自称“罗倮”，在彝语中“罗”（音）意思是虎，“倮”（音）意思是龙，以两种代表力量与神秘无畏的动物自称，意思是说彝族是勇敢和强大的民族，更多意义上反应了彝族人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但旧社会各民族之间缺乏交流，外族人称彝族人为“倮倮族”有某些侮辱性。

解放以后，国务院开展对各个少数民族名称的确定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彝族代表研究讨论，在会议上提到以前彝族名称不统一，其中“夷族”、“倮倮族”都有侮辱性的意思，“夷族”也不好，因为夷原意是蛮夷，大家认为新中国是由兄弟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大家应该平等互爱，更不应该有夷内之分，“夷”不利于民族团结。

毛主席提出了把“夷”字改为“彝”字，他认为鼎彝是宫殿里放东西的，房子下面有“米”又有系，有吃有穿，代表日子富裕，大家听了很满意，一致表示赞成。从此“彝族”就被正式定为彝族各支系的统一族称。

4风俗习惯编辑

“左脚舞”传说

彝族左脚舞有1000多年历史，三月会已有近400年历史，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就有左脚舞最早的文字记载。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世间有一条恶龙，兴风作浪，造成洪水危害。两位彝族青年阿里和阿罗勇敢地站出来，前去制服恶龙。彝家人民在阿里和阿罗的带领下，一齐向恶龙开战，恶龙见势不妙，赶紧逃回龙潭。人们抓住时机，把事先烧红的栗炭往潭里倒，倒满后又抬石头、挖泥土，把龙潭填平。还怕夯压不紧恶龙翻身，就在上面燃起篝火，边唱边跳边跺脚，三天三夜恶龙终于死了。为了庆祝胜利，彝家人用恶龙的头、皮、骨、筋制成月琴，聚到一起跳脚弹琴，口唱左脚调“阿里罗”以示纪念。

在绿汁镇的彝族聚居的者拉、龙格利等地，数百年来每到农历正月十六和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天或有人家娶妻嫁女，夕阳西下之时，远远近近的彝族和其他民族群众不邀而到，弹起龙头弦子，男女和声或齐声唱起左脚调，手牵手、肩并肩，围成一个个几十乃至上百人的大圆圈，欢跳左脚舞。伴着铮铮作响的弦音，和着高亢清脆的歌调，他们时而蹉脚闪腰，时而折步跌脚，时而甩腿对脚，时而摆手转身，舞步整齐统一，舞姿轻盈健美。

左脚舞的调子种类很多，但基本都是豪放型的。第一类是好客调，如：“喜欢也要来，不喜欢也要来，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来……”；第二类是唱美好生活，如“三月会三月会，好是好玩呢，又弹弦子又跳脚，又卖缸罐又卖箩，阿里罗阿里罗阿里阿里罗……”；第三类是歌唱丰收年成，如“月亮出来了，弦子调好了。月亮圆又圆，月亮露笑脸，我们大家一起跳，歌唱丰收年……”；第四类是吟唱爱情，如“传情最是三月会,跳脚三天也不累。不来就说不来呢话，莫让阿妹空等着……”。

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天，绿汁镇各个彝族聚居地区的群众都要组织大规模的左脚舞会。到那时，到处都是身着鲜艳彝族服装的彝族男女，到处响彻月琴声调子声，大家不分民族，不管相识不相识，拉起手，跳起舞，彻夜狂欢。

“姑娘房”

彝族男女的婚恋：“姑娘房”是楚雄彝族特有的风俗。姑娘年满16岁，父母就为她另盖一间小草楼，让其单独在其中过夜，而年满20岁的男青年，可以在夜晚爬上心爱姑娘的草楼谈情说爱。他们在一起吹响蔑，对调子，互诉爱恋之情。即使同时有几对青年男女也是如此，大家并无拘束。一旦爱情成熟，男女双方只要征得父母同意就可以结婚，双方父母一般不会干涉儿女们的选择。

云南小凉山彝族的婚礼相当别致。结婚时，男方要备马，携带酒、布、肉、养面等礼物去迎新娘。女方村里的姑娘，可使出浑身本事向迎亲的客人泼水，捉住拼命戏乐。送亲的人全要男子，新娘至男方门前，要到太阳落山方可进门。进门前，由一人托着装有羊肉、养把把和酒的木碗，在新娘头上绕一圈，以示婚后生活富裕。然后，新娘由表兄弟背进屋去。

“跳菜”

彝族的歌舞伴餐：“跳菜”，即舞蹈着上菜。它是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彝族民间一种独特的上菜形式和宴宾时的最高礼仪，是舞蹈、音乐与杂技完美结合的历史悠久的传统饮食文化。

宴宾时，通常用方桌沿两则一溜摆开，宾客围坐三方，中间留出一条“跳菜”通道。三声大锣拉开“跳菜”序幕：大锣、芦笙、三弦、闷笛、树叶等民乐齐奏；在姑娘小伙“呜哇哩——噻噻”的吆喝声中，只见顶着托盘的彝家男子双手拱揖，脚步忽高忽低，忽急忽缓，另一个人头顶和双臂各撑一菜盘（共24碗）紧随其后入场。他们合着古朴纯厚的民乐协奏曲，脸上作着滑稽州怪相，跳着歪来复去而又轻松、优美、流畅、连贯的舞步，一前一后登场。两位手舞毛巾的搭档，则怪态百出，形如彩蝶戏花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为其保驾护航。

一对托菜手要上菜四桌，搭档把32碗菜摆成回宫八卦阵，每碗菜都像一粒“棋子”。自有定位，全按古已有之的规矩逐一落桌，丝毫不乱。

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妇女地位较低。遗产由诸子平分，绝业一般归近亲所有。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此俗在凉山彝族居民中一直继续到建国前。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较高的聘金，交错从表婚比较流行，夫死实行转房。建国前云南部分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公房制度，凉山彝族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历史上彝族多实行火葬，建国前，凉山及云南沿金沙江一带居民仍行此葬俗。其他地区自明、清以来逐渐改为上葬。

待客习俗

民间素有“打羊”、“打牛”迎宾待客之习。凡有客至，必杀先待客，并根据来客的身份、亲疏程度分别以牛、羊、猪、鸡等相待。在杀牲之前，要把活牲牵到客前，请客人过目后宰杀，以表示对客人的敬重。酒是敬客的见面礼，在凉山只要客人进屋，主人必先以酒敬客，然后再制作各种菜肴。待客的饭菜以猪膘肥厚大为体面，吃饭中间，主妇要时时关注客人碗里的饭，未待客人吃光就要随时加添，以表示待客的至诚。吃饭时，长辈坐上方，下辈依次围坐在两旁和下方，并为长辈添饭、夹菜、泡汤。

烤茶相亲习俗

烤茶是我国高山峡谷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由于气候寒冷干燥，缺少蔬菜，故常以喝浓郁热茶的方法来补充营养素的不足，所谓“每日必饮三次茶”。烤茶种类多样，咸甜苦辣，人生百味，既是艰苦劳作的能量之源，也是节庆待客的灵性之物。

据说在当地，若学不到一手烤茶技术，到姑娘家烤不出好茶，老丈人会认为你没本事，而不愿将姑娘嫁给你，因此，当地小伙十五六岁就要学烤茶，都有一套自己的烤茶绝招。

彝族人还流传着百灵从无量山百丈高崖衔来茶种为人治百病的故事，为纪念灵鸟，客人饮茶时，少男少女总会模仿灵鸟翩翩起舞，而糊米罐罐香茶的每道工序也和百灵有关。

婚俗

男女青年订婚之后，便要进行婚宴的准备。婚宴多用猪、鸡肉，一般不用羊肉（丧事则用羊肉）。滇南石屏彝族有在出嫁前邀集男女伙伴聚餐痛饮之习；滇西的彝族，凡娶亲嫁女，都要在庭院或坝子，用树枝搭棚，供客人饮酒、吸烟、吃饭、闲坐，民间把这种用枝搭的临时棚子称“青棚”。

彝族的婚恋奇特而有趣，最有趣的是，举行过“换裙礼”的少女，方可在“玩场”中与心上人结交恋爱，以及媒人说亲和吃酒定亲、让新娘挨饿、亲朋通宵哭嫁、向迎亲者泼水、抢背新娘、洞房博斗等传统婚俗。

少女换裙带礼

彝族姑娘进入成年时（一般多在15岁），依俗要举行隆重的“换裙礼”。换裙礼仪式上，姑娘要让姐妹们把她原来的单辫子改梳成双辫子，盘于头顶。还要把原先佩带两耳的白坠片或穿耳旧线扯下，换上红玛瑙似的珊瑚珠或银光闪闪的耳坠，以示吉祥。最后，姑娘脱去原先的红白两色童裙，换上绣了花边的上衣和黑、蓝、黄、白等五彩相间的有褶拖地长裙。换上新裙后，姑娘便可到“玩场”跳舞唱歌，参加社交活动，开始寻找自己的心上人了。

背新娘

按照彝家俗规，新娘出阁时，双脚不得落地沾土，否则便有子嗣不蕃之虞，须由接亲的小伙子来背新娘，并扶她上马。迎娶归途上还有种种规矩：倘山高路窄无法骑马时，须由接亲的小伙子轮流背负新娘而行；过河涉水，更得由人背过河，新娘的绣花鞋万万不能沾水。

泼水接亲

彝族认为，清水能驱恶除邪，送走妖魔，带来幸福。因此，彝族新婚时一定要泼水，为能经受住这个考验，在迎亲时，男家选派未婚伙子去接亲时，既要身体强壮，又要精明能干，既能招架泼水的受寒之苦，又能完成“抢走”新娘的艰巨任务，往往在推荐人选时反复审议，择优录用，有的不惜长途跋涉，选拔良才。

彝族的迎亲是通过“抢”的方式完成的。在“抢亲”的头一天晚上，姑娘们向小伙子展开了猛烈的水战。姑娘们用泼、淋、灌、射等各种方式凶猛地攻击小伙子，使来“抢亲”的小伙子难以招架。于是，聪明的小伙子便在天黑以前找到存水的地方，悄悄地倒掉一部分，以减轻“水灾”的袭击。

经过一晚上的水泼，当早晨来临时，“抢亲”便开始了。这时，姑娘们拥着新娘，小伙子们前去“争抢”，姑娘们防守严格，小伙子必须机灵多变，乘一瞬间出现的漏洞，抢走新娘便跑，直跑出一二里山路才改为行走。可见，把新娘“抢”到婆家是多么的不容易！但彝族却认为，婚礼中的这一泼一抢才会驱除邪祟而保证日后生活不受侵扰。

洞房里的打斗

按照彝族习俗，洞房之夜，新娘如果不反抗搏斗，将被人嘲笑：“这是不会反抗的女人！”据说，他们日后生下的孩子，祖先将不予承认，死后还进不了“阴间”呢！因此，待宴客散去，洞房里的一对新人，还有一番打闹搏斗。他们摔摔打打，撕衣抓脸，从洞房里传出来的砰砰之声，震得四邻皆闻。

第二天早晨，新郎便领着新娘认父母。下午，新郎便约上一个伙伴，跟着新娘回娘家，去认岳父母。如果那个作陪的小伙子是个调皮鬼，当他们到新娘家时，这个小伙子便会抢先进门，甜声甜气地首先叫爹叫妈，接着新郎也叫，使得新娘的父母弄不清究竟哪个才是自己的女婿。

凉山彝族自治州旅游景点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邛海 螺髻山 泸沽湖 大风顶 马湖 彝海 灵山寺 甘洛清溪峡 木里大寺 穆天王古雕群 水洛乡 俄亚乡 凉山彝族博物馆

5服饰编辑

凉山彝族服饰

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

彝族服饰种类繁多，色彩纷呈，是彝族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彝族人民，创造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服饰习俗，在彝族物质民俗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彝族服饰民俗的地域、支系表现，可将彝族服饰划分为凉山、乌蒙山、红河、滇东南、滇西、楚雄六种类型，各种类型又可分为若干式样。这里介绍其中几种。

凉山型

主要流行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毗邻各县，以及云南省金沙江流域。

由于大小凉山天堑壑障的隔绝所造成的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形态一一奴隶制，其服饰古朴、独特，较完整地保持了传统服饰的文化特征。凉山男女上衣均为右衽大襟衣。男女老幼皆披擦尔瓦，披毡，裹绑腿，套毡袜。男子发式为传统的“天菩萨”，即蓄一绺长发椎髻于头顶头，大多头上盘缠黑色或深蓝色长巾，且常裹成一尖锥状，斜插额前，称为“英雄结”，左耳戴蜜腊珠、银耳圈等饰物。下着长裤，并因语言，地域不同而有大、中、小裤脚之分，佩饰最富特色即为“图塔”，是斜挎于身上的佩带，用细牛筋编织成带，带面镶以白色砗磲片。妇女着裙，戴头帕，生育后戴帽或缠帕。双耳佩银、珊瑚、玉、贝等耳饰，重颈部修饰，戴银领牌。下着百褶长裙，成年裙分为三节，上节为裙腰，中节成筒状，下节多皱褶。多在腰际佩挂一三角形荷包，包面精饰各种纹样，下端缀以五色飘带，用于盛物。另在胸前佩戴口弦、针筒以及装饰过的獐牙，信能以之辟邪。其衣饰的传统衣料以自织自染的毛麻织品为主，喜用黑、红、黄等色，其工艺可用挑、绣、镶、滚等多种技法，火镰、羊角、蕨芨草等图案是其传统纹样，下分依诺、圣乍、所底三个样式。

乌蒙山型

本型服饰过去多以毛，麻织品为主，现多用布料，色尚黑，多为青、蓝色。其基本款式为大襟右衽长衫、长诲。女服盘肩，领口、襟边、裙沿有花饰。又可分为威宁式和盘龙式。

红河型

本型男装各地基本一致，多为立领对襟短衣、宽裆裤；女装则多姿多彩，其款式既有长衫，也有长衣和短装，大多衣外套坎肩，普通着长裤，系围裙。头饰琳琅满目，尤喜以银泡或绒线作装饰。可分为元阳式、建水式及石屏式。

服饰特点

花腰彝是生活在我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北部高寒山区的龙武、哨冲镇一带的彝族尼苏支系的一部分，现有3万多人。花腰彝的称谓来源与他们所穿的服饰鲜艳夺目、腰系绣花腰带的着装打扮有关。长期以来，花腰彝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服饰。

花腰彝族的传统服饰做工精细又讲究，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完成一套服装，往往要花三四年的时间。其中，需要掌握刺绣、挑花、散花、按花、扣花、穿花、堆花、贴布、勾边等各种技法。花腰姑娘从七八岁开始就在长辈的指导下学习刺绣，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长到十四五岁时就成为刺绣能手，能独立绣出巧夺天工的衣裳。

滇东南型

本型服饰流行于滇东南彝区及广西那坡等地。女装以右襟、对襟上衣及长裤为主要款式，个别地区着裙；男装上为对襟，外套坎肩，下穿宽裆裤。广西那坡、云南麻栗坡部分彝族还保留着贯斗方袍的古老款式，这款服装仅在节日或举行仪式时妇女穿用。本型衣装多以白、蓝、黑为底色，多饰动植物花纹和几何图案。工艺有刺绣、镶补、蜡染等多种技法。分路南、弥勒、文西三式。

服饰特点

（1）反映了黑之尊、黄之美的审美观

（2）反映了彝族“顾头”的生活习惯和荣誉意识

（3）男子服饰多体现其英勇善战的气概

（4）服饰图案纹样体现了彝族对自然的理解和崇敬

彝族支系繁多，各地服饰差异大，服饰区别近百种，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妇女一般上身穿镶边或绣花的大襟右衽上衣，戴黑色包头、耳环，领口别有银排花。除小凉山的彝族穿裙子外，云南其他地区的彝妇女都穿长，许多支系的女子长裤脚上还绣有精致的花边，已婚妇女的衣襟袖口、领口也都绣有精美多彩的花边，尤其是围腰上的刺绣更是光彩夺目。滇中，滇南的未婚女子多戴鲜艳的缀有红缨和珠料的鸡冠帽，鸡冠帽常用布壳剪成鸡冠形状，又以大小数十、数百乃至上千颗银泡镶绣而成。居住在山区的彝族，过去无论男女，都喜欢披一件“擦耳瓦”——羊皮披毡。它形似斗蓬，用羊毛织成，长至膝盖之下，下端缀有毛穗子，一般为深黑色。彝族少女15岁前，穿的是红白两色童裙，梳的是独辫，满15岁，有的地方就要举行一种叫“沙拉洛”的仪式，意即“换裙子、梳双辫、扯耳线”，标志着该少女已经长大成人，15岁以后，要穿中段是黑色的青年姑娘的拖地长裙，单辫梳成双辫，戴上绣满彩花的头帕，把童年时穿耳的旧线扯下换上银光闪闪的耳坠。

彝族男子多穿黑色窄袖且镶有花边的右开襟上衣，下着多褶宽脚长裤。头顶留有约三寸长的头发一绺，汉语称为“天菩萨”，彝语称为“子尔”。这是彝族男子显示神灵的方式，千万不能触摸。外面裹以长达丈余的青或蓝、黑色包头，右前方扎成拇指粗的长椎形的“子尔”——汉语称“英雄髻”。男子以无须为美，利用闲暇把胡须一一拔光，耳朵上戴有缀红丝线串起的黄或红色耳珠，珠下缀有红色丝线。

云南大理彝族分支腊罗女盛装

关于古彝文的起源时间，有这样几种说法：

　　明代说。认为所见彝文文献仅见于明代(唐兰)，“文献的记载，句子的规整”乃是其标志。对这种见解持不同意见者较多，认为“我们研究一个民族文字的创始期，不能以现存文献为凭证，即以汉文而论，我们不能以今存最早的甲骨文年代推断汉文创始于殷代，同样我们也不能以今存明代彝文文献即断为彝文的创始期”。(马学良)。这种观点自贵州威宁中水陶文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后已被否定。

　　元代说。这是法国学者亨利·科尔迪埃在其《倮族的现实形态》中说的：“大理的爨人坚持使用爨文。云南马龙地区纳垢部落一个头人的子孙轲爨造了爨文”，“文字来源不清，可能起源于历史上的元朝”。

　　唐代说。持此说者认为“即今安译‘夷书’所谓唐阿轲撰爨字的说法可靠”，“证以现存和刚出土的彝文碑碣皆系明清两代之物……，我们不妨假定彝文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元代”　 (陈士林，1984)。此说也因为中水陶刻和《妥阿哲纪功碑》的发现而被否定。

　　汉代说。持此说者依据《华阳国志·南中志》里关于“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的记载，并认为东汉献诗《白狼歌)是“倮倮文的前身”，而推断“彝文就可上推到东汉，从而表明彝族也是我国有较古文化和文明民族之一”，(马学良，1980)。朱文旭　(1993)也认为：“彝文起源时期为秦汉之际，汉末已初具一定规模”。

　　半坡说。源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距今6000多年前的51个陶刻符号能用古彝文识读。多数彝族学者和一些汉族学者主张此说，认为：“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的始祖。它既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而与彝文的创始溯源可能也有关系”(余宏模，1978)。“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家族的子孙”(李乔，1983)。“彝文和汉文的渊源，都可以远溯到西安半坡出土六千多年前的刻划符号”(陈英，1980)。“从彝文的原始刻划符号起到现在，彝文已经有了七至八千年的发展史”，(李家祥，1992)。

　　半坡刻划符号有不少和彝族文字完全相同或相近似，因而可以通过彝族文字解开这些符号之谜”(田昌武，1982)．。半坡出土陶文应是彝文的前身。如果说彝族文字与半坡出土陶文没有关系，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彝文系起源于距今六千年前的彝族‘哎哺’世代，今半坡出土的陶文即是今见彝史的前身。”(丁椿寿，1993)。

　　万年说，持此说者主要依据是近年湖南澧县彭头山，河南舞阳贾湖等地出土的一批刻划符号也可以用古彝文释读。最早提出古彝文万年历史说的学者是刘志一教授，认为：“古彝文有九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如果加上它的草创时期，可能有一万年以上”(1991)，并称古彝文是“世界文字的始祖”(1997)。彝族学者朱琚元亦主张此说，认为。彝族传统文字与约九千年前的贾湖刻符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1993)，亦用彝文释读出三个龟甲刻符为“禽”，“福禄”，“神座”；释读出契刻四个竖排连接符号，直译为“冒天门闭”，意译为“天重门英开”，从而推断。彝文之绝非巧合地对贾湖刻符能予释读，当可证明彝族具有万年文明史。”

　　由于学术界至今尚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观点，根据彝文能识读九千年前刻划符号而提出中国彝族乃至中华民族万年文明史的观点，其震动非常之大，许多学者尚持怀疑态度，但至今却没有人提出有力的反驳或否定，因而古彝文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

提及彝族文字的历史， 不得不提到的便是至今都没有被学者们定论的彝族文字的起源。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民族语言为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中部6种方言，其中包括5个次方言，25个土语。彝族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的高原与沿海丘陵之间，主要聚集在楚雄、红河、凉山、毕节、六盘水和安顺等地，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地区和方言不同，彝族支系繁多，有许多不同的他称和自称，主要的他称有「 ”夷”「 ”黑彝”「 ”白彝”「 ”红彝”「 ”甘彝”「 ”花腰”「 ”密岔”等。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广大彝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以鼎彝之「 ”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 有关于彝族文字的起源有着很多的传说，根据彝文典籍所记载的一种说法是「 ”创世供奉祖先，发明了天地根源，并创造了彝族的象形文字”（贵州《西南彝志》），并且在该典籍中的另一篇文章亦有记载，说彝族文字是一个名为伊阿武的人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字，据说此人通晓天文地理，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除此之外，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新纂云南通志》当中所说彝族文字是由汉代人唐阿珂所创造。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文字——彝文。彝文起源时代久远，是独具特性且发展完善的传统文字。彝文首先表现于拥有载体形制多种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 彝文指的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人使用的文字，又叫「 ”爨文”「 ”韪书”。明清两代不少书里说，这种文字「 ”字如蝌蚪”「 ”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根据民间传说，彝文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最兴盛的时期是从明代以后才开始。 流传和遗存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岩书、布书、皮书、纸书、瓦书、木犊、竹简、骨刻、木刻、金石铭刻、印章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根据纸质和极少部分所署的抄写年代可知，彝文文献多形成于明清时期。但不等于说彝文文献都首撰成书于明清。除续修的谱牒、部分金石铭刻以及汉文古籍译作等彝文文献之外，绝大部分彝文书籍，特别是彝族毕摩（祭师）传统用于各种祭祀的典籍，是按世代流传下来的内容与格式，从原非纸张为书写原料的典籍上转而传抄成纸书，即绝大部分彝文文献成书年代远不止于明清时期。 现存彝文文献，有云南红河州境3000多年前原始岩画组合画面中的彝文岩书、西汉时期的云南昭通彝文铜印（堂琅印）、蜀汉时期的贵州「 ”妥阿哲纪功碑”、南宋开庆己午年（公元1259年）的「 ”拦龙河碑纪”等。 在彝族历史上，彝文文献从它产生那时起，与其紧密伴随的即是天灾人祸的无情摧残，其中尤烈者为历来的焚烧，但它毕竟是植根于中华民族顽强的自我意识之中，终究「 ”野火烧不尽”。幸存的彝文文献，除石刻在贵州境内尚存二百六十多块、云南境尚存七百外，纸书等类型文献，国内有关部门及英、法、美、德等国收藏的数量，据粗略统计，总计约有一万二干余册，尚有约五千多册仍存于彝族民间。 根据彝文典籍记载，在原始时代彝族曾有过图腾崇拜，相信人类与动物、植物有着血缘关系。目前彝族社会还存在大量的图腾崇拜遗迹，主要有竹崇拜、葫芦崇拜、松树崇拜、粟树崇拜、动物崇拜等。云南、贵州、四川彝族地区许多村寨都有自己的「 ”神树”「 ”神林”。云南哀牢山自称为「 ”罗罗”的一支彝族就把虎作为自己的祖先，「 ”罗罗”即其语言中「 ”虎虎”的意思。每家都供奉一幅祖先画像，称为「 ”涅罗摩”，意为「 ”母虎祖先”。 古彝文是彝族至今仍通行的表意文字，是一种原生的古老文字。彝文典籍的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医药、算术、地形、地貌、生物、农牧等无所不包，其中还蕴含着大量的生产与生活的技能和智慧，是彝族人民开发利用所在地自然资源的经验总结和科学的结晶。 内容来源：多彩贵州网、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国彝族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