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都记》选自杨守敬书法，杨守敬是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本文整理了宜都记全文以及翻译，请欣赏。

江水从黄牛滩向东流入西陵界到峡口有一百多里，山势和水的流向都很曲折纡回。两岸高山重重地遮挡着江面，要不是中午或半夜，是看不到太阳和月亮的；林木高而茂密由冬到春四季都如此。

猿猴鸣叫的声音非常清厉凄婉，在山谷间回响着，清越不绝。袁山松说：“常常听说峡中的水流很快，书本记载以及口头传说都用登临此境令人恐惧相劝告，还没有人称赞山水美丽。

到我来实地登临这地方，一到那里，感到特别欣喜，才相信耳闻不如亲眼所见。 那层叠的山崖、秀丽的山峰，确实很难用言辞来叙说。抬头欣赏高山远树，俯身观看江中倒影，愈熟悉这风光愈感到美好。

流连了两晚，还没察觉忘了返回。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没有过。已从中高兴地欣赏到了这种奇特的景观，是山水有灵气，也该惊喜千古以来终于遇到知己了！”

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采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於千古矣。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别署邻苏，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1862年）举人。著名地理学家、藏书家、金石书画家，对近代日本书法影响甚大。曾掌教两湖书院及存古、勤成两学画。光绪六年（1880年）从黎庶昌随使日本，值维新伊始，唾弃旧学，以廉价购得无数宋以来古籍而归。事后，日人觉悟，懊悔非常。无何，日人岛田彦桢以十万元购吴兴苞宋楼藏书，价值数十万金，作苞宋楼藏书源流考，述其往事，以为此举聊足报复。生平善考证，精鉴别，治金石学卓有声誉，尤工四体书，饶有金石气。画博古小品，苍润不俗。

　　2007年迎春艺术品拍卖会已成交作品的列表里

　　第362件拍出的作品署名的艺术家为吴邦画的是双虎图

　　尺寸为122×41cm

　　最初估价为800-800(元)，但是成交价未知。

　　质地为设色绢本（立轴）

　　拍卖公司为山西晋宝斋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专场是 中国书画 油画

　　拍卖日期是2007-01-21

　　有关与吴邦的个人简介是没有的

　　但是由苏庚春题签

　　苏庚春（1924－2001年），字更淳，河北深县人，1924年12月出生于北京古玩世家，自小秉承家学，又博闻强识，从父亲苏永乾先生（字惕夫）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字画古董行——贞古斋，后又师承夏山楼主韩德寿先生（字慎先），年纪轻轻便练就了一双鉴别书画的慧眼，时与刘九庵、王大山、李孟东并誉为“琉璃厂书画鉴定四大家”，郭沫若先生赞其“年少眼明，后起之秀”。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苏庚春先生任北京宝古斋书画门市部主任等职。1961年，他应当时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邀请，调广东省工作，从此广东书画文物的鉴赏水平涣然一新。苏庚春先生以其高深的学养和独特的鉴赏能力，为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海关等国家机构鉴定或征集文物达数十万件，保护和挽救了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所培养的书画鉴定人才已成为广东文物鉴定界的栋梁。笔者自1992年7月起进入苏先生曾供职的广东省博物馆从事书画鉴藏工作，有幸忝列门墙，跟随学习书画鉴定近十年，其中于先生之事耳濡目染既多，现择其要者略述其一二，以纪教泽。

　　师从韩慎先学鉴定

　　传统的书画鉴定，离不开老师的言传身教，苏先生也不例外。他在书画鉴定方面的老师，据他所说，主要是韩慎先。韩慎先(1897—1962年)，字德寿，号夏山楼主，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氏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高亭唱片公司灌有唱片，颇有影响。他的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据苏庚春回忆，韩慎先幼时常随父游览于厂肆，当时尚蓄一小辫，故有人称韩小辫；因为他居长，所以人们官称为韩大爷。他博学多能，除对书画精通外，尚能识别瓷、铜、玉、砚等项。对诗文、书法也自有独到之处；在京剧方面，嗓音极好，专攻老生，有余（叔岩）派韵味；自己又会拉胡琴，晚年天津名票多拜于门下。他在京津影响很大，如果谁说是夏山楼主的学生，走到哪都能吃得开。韩慎先晚年主要研究书画和授徒。苏庚春与韩老结识，先是由鉴定书画，后来则是兼学唱戏。苏庚春在其书画鉴定札记《犁春居书画琐谈》中载，韩慎先作苏先生的琴师，他说苏嗓子好，有“云遮月”之味，一定要比鉴定字画更红，叫苏学唱戏。可是苏庚春常常向他把所学会的戏唱过后，他总说，全对，也全不对，假如要教苏，比教不会唱的更难。因为这时苏先生已经唱的有自己的一套了，改起来较难。苏先生便“知难而退”了，还是转搞他的字画鉴定本行。

　　学习鉴定字画，韩老师告诉苏先生说，第一要有好记忆力，如没有好的记忆力，那一定学不会，这是个根本，沾事则忘，那就学不了鉴定；第二要熟悉历史和历代有名的书画家；第三要真假好坏都得看，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一天，苏先生去韩老师家，见房中挂着幅郑板桥的墨竹，便向他讨教。韩老师说，郑板桥是用画法写书，书体叫“乱石铺街”，字体中有的笔画像竹枝和兰叶；画竹的特点是竹叶比竹枝要宽，每一幅单看是“个”字，整看也是“个”字；画石头不点苔。他的署名“燮”字，从“火”字多数是真，从“又”字多数是伪。韩老师说，一天就让学这么多，以后要学，每学一“招”要付10元，“钱我不要，凑多了咱们拿这钱去吃饭，这样你会印象深，能记住。”

　　苏庚春原住东琉璃厂旁的小胡同，每个月有时去天津两次或一次，每次去了都会学个一两“招”。时间长了，又通过自己实践中有所领悟，慢慢就积累了一些知识。这就是苏庚春后来走上书画鉴定并卓然成家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独具慧眼救国宝

　　谁也不能准确统计，也无法说出苏庚春于上世纪60年代初南下广东后，究竟为广东的博物馆、美术馆征集了多少书画藏品，为国家抢救了多少重要书画文物。但提起苏先生的名字，广东文博界无人不知。大凡广东博物馆、美术馆中有书画收藏者，都有过苏先生曾参与鉴定或征集书画的记录。据不完全统计，经苏庚春手鉴定、征集和抢救的书画文物有数万件，尤其是广东省博物馆——就笔者目力所及，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苏先生退休，在博物馆的书画账本、卡片、包首、布套，甚至木柜上，到处都能见到苏先生手迹，这些手迹包括一些鉴定意见、征集经过、题签等，字字珠玑，饱含了他对所鉴定、征集书画的所倾注的数十年的感情。这里特别要提的是，他为国家所抢救的两件国宝级书画——明陈录《推蓬春意图》和边景昭《雪梅双鹤图》。

　　1973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苏先生对出口的古旧字画进行例行鉴定。按照当时政策，一些工艺品公司可以将不能进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古旧书画出口，以此为国家换取外汇。这类书画，一般多为伪品，或即使是真品，大多水平不高，属等外品。但为了慎重起见，作为南大门的广州，每次大多由苏先生主持对这一批书画作最后把关，确信无误后才给予放行。在这一年，苏先生对天津送来的一件署款为“陈录”的《梅花图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多年经验，他断定，这件品相完好、画幅巨大（纵29厘米、横9025厘米）、被当地文物鉴定部门定为仿品的《梅花图卷》极有可能是一条漏网的“大鱼”。于是，他以30元的价格为广东省博物馆买下来，带回馆里进一步研究。陈录是明早期著名画家，字宪章，号如隐居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工诗擅画，梅、松、竹、兰见长，尤以墨梅的造诣最为精湛，与王谦齐名。他的传世作品不多。苏先生将此画与其他已有定论的陈录作品进一步比较，发现系真迹无疑。该画引首有徐世昌和周右的鉴定名章，时人程南云题写篆书“推蓬春意”，拖尾则有明清两代鉴藏家题跋，分别是明代刘昌钦、张泰和清代陈鸿寿、徐茂、卢昌祚、姚元之、杨殿邦、夏塽、林则徐等人，这些题跋也是真迹，更加印证了苏先生的判断。后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专家们来鉴定后，也都认为是陈录精品，被定为一级文物。在80年代，文物出版社还专门为此画出版了单行本册页，流传甚广。

　　抢救《雪梅双鹤图》之事颇具传奇色彩。1982年，广州某书店从北方征集一批古旧书籍和字画，邀请苏先生鉴定。当苏先生对每件书画和古籍逐一鉴定完后，没有发现多少可圈可点的宝贝。在临走时，突然对包裹这批书画和古籍的一张颜色黯淡、发黄的旧绢产生了浓厚兴趣，觉得应该是一幅非常古老的旧绢。后来他将此绢带回博物馆，将绢上尘封的污迹小心翼翼地拭去，发现是一幅画有白鹤与梅花的古画，近而再摩娑，用放大镜审视，发现在画的右上角有一柱香题识：“待招边景昭写雪梅双鹤图”。苏先生一看，异常兴奋，因为画的风格与边景昭完全一致，又有边景昭自己的题识，当为边景昭真品无疑。苏先生以1500元的价格从书店为博物馆购得此画，并送往北京请古画装裱师修复，后来在题款下又发现了“边氏文进”和“移情动植”两方印，更进一步肯定了他的判断。80年代后期，启功、徐邦达、刘九庵、谢稚柳、杨仁恺等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专家巡回鉴定到广东省博物馆，看了《雪梅双鹤图》后，均允称精品，并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据鉴定小组编辑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记载，边景昭传世的画作极为少见，仅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双鹤图》、《竹鹤双清图》（合作）、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杏竹春禽图》、《花竹聚禽图》和《秋塘鶺鸰图》和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作品，计6件。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此件作品，纵156厘米、横91厘米，堪称鸿篇巨制，乃其传世画迹中之珍品。此画所幸有赖苏先生彗眼识宝，不然可能将永无见天之日，或早已被人弃之纸篓。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如在北京琉璃厂的大甩卖中只花了3元钱便为广东省博物馆收购到明末清初广东著名水墨花鸟画家赵焞夫《花卉册页》……等等。在广东省博物馆，凡是经他征集的作品大多在背后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记录着独具慧眼的苏先生的传奇经历。

　　对于博物馆征集藏品，苏先生常常告诫我们，一定要有前瞻性。如一些美术史上的小名家，作品传世不多，但艺术水平精湛，这类作品也要适当征集，也许将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将成为填补美术史空白的重要佐证；当代一些艺术造诣高超的画家作品也要适当征集，这些作品若干年后就是重要的文物。在苏先生所处的“当代”，他便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博物馆收藏了诸如傅抱石、谢稚柳、李可染、刘海粟、黎雄才、关山月等人佳作。事实上，当时并不被文博界所看好的当代名家作品已然成为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新宠。目前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此类作品极多，这是和苏先生的远见卓识分不开的。

　　正是因为苏先生这种独到的鉴定实力与高瞻远瞩的眼界，使得僻居岭海一角的广东省博物馆能成为继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之后的中国书画收藏大馆,尤其明清以来的书画作品，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均可在省级博物馆中位居前列。

　　“鉴伪易，鉴真难”

　　书画鉴定是门高深且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的学问，没有一定的书画阅历和文史、艺术等方面的知识是远远不行的。在现代文物鉴定中，书画鉴定是唯一一种不能以科技手段替代的文物鉴定门类，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仍然需要人们的经验来判断。既然主要取决于经验，因此难免会受到很多主观因素的制约，使书画鉴定自然成为所有文物鉴定中最难的一门学问。

　　在苏庚春看来，书画鉴定中，最难的莫过于“鉴真”而不是所谓的“鉴伪”。所谓鉴伪，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经常看到某某“鉴定家”动辄将东西看假，有时即使是真作品，但略有瑕疵，也会被判以伪作。这样会白白地错失征集佳作的良机，若果此公供职于把守国门的文物监管、鉴定部门，那国家可能会因此流失文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后果就相当严重了。若发现此类鉴定“失误”，真正追究起来，他可以说是自己眼力较严，两手一甩，毫不干事，人们也会因为他的“把关严”而理解、原谅他。其实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多也就是鉴定书画的初级阶段。所谓“鉴真”则是在别人“鉴伪”或不留意的作品中发现“仙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大家所熟知的启功、徐邦达、刘九庵、谢稚柳、杨仁恺、傅熹年等著名书画鉴定专家都有这个本事，苏庚春也不例外。上述《推蓬春意图》和《雪梅双鹤图》的发现与抢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经常在一些画廊、文物店、拍卖行或收藏家手中，苏先生都能不断地发现一些不被人看好、打入冷宫但实际上是真品、精品的书画，为博物馆收购回来，充实了馆藏。有的已被定为一级或二、三级文物，绝大多数被选入权威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国美术全集》和《中国绘画全集》中，成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要实物。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艺术市场复苏。由于苏庚春在京、粤两地书画圈中所公认的鉴定眼力与公信力，社会上登门求字、鉴定和要求为其书画题跋的人踵接于门。苏先生是一个谦和与古道热肠之人，他几乎有求必应。但对于假的书画，他一概婉言相谢，即使再熟的朋友也不题半字，这一点几乎成为圈中人的共识。

　　但在艺术市场上（尤其是广东市场），常常出现一些假冒苏先生的题跋或书法作品。在一些假书画作品上也赫然出现假的苏先生题字；更有甚者，在一些假的书画上出现真的苏先生题跋。后来一调查，原来是苏先生在真的书画上题跋后被人调了包，换在了假的书画上（俗称“移花接木”）。对于知情者来说，知道是那些趋利者所为，大多一笑置之。对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以为是苏先生收了别人的钱财而违心所题（据我所知，苏先生为人题跋从未收受钱财），这自然就严重影响到他的声誉。从维护他的声誉着想，我们几次建议他登报声名或将作假售假者诉之以法，也有记者朋友自告奋勇要写文章帮他澄清。一向淡泊为人的苏先生总是淡然一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完全是一副恬淡出世的心态。这种豁达与宽容在当今实属罕见。

　　后来再有人题跋，他总是诙谐地告诉来者，想卖好价钱，就不要来找我题，大家都知道这个题跋是不可信的。事实上，这种违反诚信准则的作假行为不但无损苏先生形象，反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苏先生的大名，知道了书画鉴定的真正准则。

　　著书立说 薪火相传

　　苏先生从早年北京琉璃厂“少掌柜”到南方地区赫赫有名的书画鉴定家，60年如一日，积累了丰富的鉴定经验。知道苏先生的人，都认为他只懂得鉴定，而拙于笔耕。这是一个美丽的误解。

　　苏庚春先生著述丰富，却从不张扬。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他便开始撰写《中国艺术辑略》，洋洋洒洒70万言。该书对中国书画艺术的流变、画家的生平以及所寓目的画迹做了详尽考述。其时余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还未面世，此书的编撰，无疑对于整理中国绘画史、查阅画家资料具有开创之功。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此书在他生前一直未能面世。2004年，为纪念苏先生诞辰80周年，由笔者将其数十本手稿整理，更名为《苏庚春中国画史记略》，交广东旅游出版社梓行。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大量的美术史论著已经问世，书中的一些观点或资料有些过时，但书中高扬的一种严谨踏实的学风则是值得美术史学界借鉴。难得的是，书中所提供的一般画史所难以见到的第一手资料，有不少来自于苏先生鉴画纪余的笔录，蕴含了他的鉴定思想，为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考依据。

　　苏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是他所编撰的《明清以来书画鉴定家选》一书。该书于1998年由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出版。该书记录了明清以来书画鉴定家的生平及常用印鉴，对于书画鉴定具有非常重要的辅证作用。此书在大陆较为少见，影响不广，但在广东、香港地区，一直以来成为很多书画从业人员和收藏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此外，苏先生长期以来有将自己鉴定心得记录在纸的习惯。自2000年以来，笔者将这些随手所写之笔记和他随口所讲之鉴定妙语整理出来，并征得他的同意，命名曰《犁春居书画琐谈》，按不同内容加上小标题。先是于2000年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连载，一开始便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笔者时常接到来函来电询问结集出版之事，有时因工作原因未能及时整理发表，便有读者来电追问事由，惟恐停载。后来，一些网站也作了转载。近年，广州的《文史纵横》、《收藏·拍卖》等杂志也纷纷连载，在行内影响极大。

　　著书传道之外，苏先生还从不吝惜自己的“绝活”，经常在不同场合向晚辈们传授自己的学术精髓和鉴定心得。书画鉴定是门古老的综合性人文学科，所需要的是博闻强识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苏先生所经眼之书画不知凡几，他通过类比总结，并大量阅读典籍，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鉴定思路与方法。如“海阳四家”之一的查士标（另三家为渐江、汪之瑞、孙逸）的署款中之“士”字，到了晚年一般都写成“七”字才是真迹。广东南海林良是明代花鸟画家，与当时的吕纪齐名。他的署款都是两个字“林良”，用印大多为朱文方印“以善图书”。其中，署款之“林”字，左边的“木”字较短，右边的“木”字较细长，而最后一捺，多是用点……等等。虽然这些并不是什么惊世宏论，但没有相当阅历和深厚功力的人是无法总结出来的。

　　苏先生是岭南地区唯一的以鉴定古代书画为主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直到现在，这种“唯一”还没有被打破。在传统的鉴定大家渐行渐远的时代，相信广东在以后也很难有人在目鉴方面打破这种纪录。尽管如此，由于苏先生的言传身教，广东的书画鉴定人才却是代不乏人。如今，苏先生所培育的广东新一代书画鉴定人才也正在茁壮成长；他们在文物监管部门、博物馆、美术馆、文物店、画廊、拍卖行等继续传承着他的书画鉴定事业，使其薪火相传。而他的著述也正在教化后人，成为美术史学界、文物鉴定界的重要文化遗产；经他所征集、鉴定的书画正在博物馆、美术馆的展厅里、学术讲坛上泽被后世……

　　“以有限的人生，做无穷的事业”

　　苏先生长期身患糖尿病，晚年更染咳疾和眼疾，加上长期忘我工作，体质较弱，于2001年12月23日上午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安详辞世，享寿仅78岁。当时，广东各界数千人在广州新殡仪馆青松厅为这位在广东呕心沥血40余年的书画鉴定家送行。广东损失了一座书画鉴定的重镇，整个中国也失去了一个传统性的书画鉴定大家。

　　苏庚春先生生前有很多任职，他历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物出境鉴定组组长、广东省博物馆顾问、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所有这些荣誉和任职中，他所最看中的还是作为书画鉴定家的身份。在苏庚春先生的广州寓所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幅他手书的行草对联：“以有限的人生，做无穷的事业”。正是这样的座右铭，使他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书画鉴定家的责任感和使命。

　　大凡博物馆或其他文物鉴定部门有所求，即使再忙，他也会忙中抽闲，倾力而为。2000年8月，笔者经手从香港接收了一批书画收藏家李国荣先生捐赠的宋元以来的书画数十件。苏先生在广州对其作了初步鉴定后，认为其中一张署款“夏圭”的扇面山水画和其他几件无款的宋元绘画很值得研究，这些画应该都是宋元时期的，“夏圭”则是后添款。为了进一步印证自己的判断，他建议我们单独将这几件画送到北京请徐邦达先生再掌掌眼。他不顾身体不适，在炎热的北京城，亲自和我们一起将画送到徐邦达寓所，和徐先生一起对画逐一鉴定研究。除了一件猴子扇画被苏先生定为元代后期、而徐先生定为明代早期，时代略有出入外，最后的鉴定结果和苏先生一致。这件小小的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苏先生那种严谨踏实的学风、兢兢业业的责任感，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十分感念。

　　苏先生自1984年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广州和北京两地。他有一方印曰：“燕粤两居人”，以示其生活状态。每逢暑期，他必到北京小住，一般国庆节后，又回到广州。他曾将自己喻为候鸟。两地奔波的生活方式也有被打破的时候，那就是如果博物馆和文物鉴定部门有重要的文物需要鉴定，或有与书画相关的重要活动时，他便会无怨无悔地选择留在广州。这种牺牲精神似乎也成为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苏庚春先生也是书法家和篆刻家，其书法宗师钟繇、王羲之，淡雅而飘逸，深为收藏界所赞赏。其夫人张沛之（蕴贞）擅长绘画，但拙于临池，因此苏先生常常为其画题字。古时有“潘（恭寿）画王（文治）题”之谓，今则有“张画苏题”之雅事，一时传为艺苑美谈。在90年代，苏庚春伉俪在广州、北京两地联合举办书画联展，出版《苏庚春张沛之书画集》。

　　苏庚春先生一生为人谦和、淡泊名利；治学缜密，诲人不卷。他的早逝，是中国文博界，尤其是广东文博界的巨大损失。他的学者风范和高尚品格，将影响和激励后人，成为书画鉴定界的典范。

清华大学图书馆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一批颇具特色的馆藏，其中包括：古籍图书馆珍藏有中文古籍28,000余种、230,000余册，其中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者1,885种、孤本425种。这些馆藏古籍文理兼优，四部咸备，在海内外古籍界有一定的影响。清华文库主要收藏清华学人（包括曾在清华任职的教师、工作人员和历届校友）的个人学术著作；清华自建校以来的校刊及其他内部或对外出版刊物，以及各种有关清华人、事、物、历史等的书籍资料等。清华学位论文库包括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部分毕业论文和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的全部博硕士学位论文。所有纸本学位论文，均已完成数字化，面对全校读者提供电子版论文的服务。“保钓、统运”资料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一批中国台湾、香港留学生发起了以“保卫钓鱼岛”为中心的爱国运动，历经十年之久。由当年参与保钓运动的人士捐赠我馆的。这批史料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这段历史。科恩图书室该图书室收藏了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科学哲学大师罗伯特·科恩捐赠给我馆的私人藏书21,000余册，其中包括从出版至今共计250卷的《Boston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ViennaCircleCollection》、共计350卷的《SynthesesLibrary》，以及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及艺术建筑领域类的图书期刊。波尔文献室尼耳斯·亨利克·戴维·玻尔是丹麦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他是原子结构学说之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因其学说已被历史证明是现代原子学说和量子力学的起点，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与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伟大人物之一。清华校友戈革先生是12卷《尼耳斯玻尔集》的独立汉译者，为此获得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的“丹麦国旗骑士勋章”。文献室陈列展出的诸多珍贵文献、照片、物品，是戈革先生几十年来收集和整理的，在国内乃至亚洲亦属珍品。在他去世两年后，于2009年7月由其女戈疆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成立玻尔文献室。社会名人捐赠包括国际知名记者爱泼斯坦先生的藏书在内的诸多国际友人、政府政要的捐赠。地方志自本世纪初开始，清华图书馆大力收集各地方志，已收藏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志1500多册。工艺美术特色资源清华美术图书馆特色馆藏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陶瓷；古今名家书法绘画；明清古典家具；明清及现代染织刺绣作品；民间工艺美术与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各类作品；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及民间工艺品等。特色资源数据库自上世纪末以来，清华图书馆一直在开展馆藏数字化工作，已建成可提供在线阅览的自建数字化资源主要有：清华大学学位论文服务系统；清华大学学生优秀作品数据库；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包括中国建筑数字图书馆、中国机械史数字图书馆、中文数学数字图书馆、中国水利史数字图书馆）；清华大学教育资源数字图书馆；校内其他特色资源网站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基本上传统的文化习俗都是受中国的影响

　　日本的茶道最早是由中国唐朝贞观年间传到日本的。在古代，日本与中国早有往来。盛唐时期，日本曾派大量使臣来中国，受中国影响较深。日本人民称“中国是日本茶道的故乡”，日本茶道和中国的潮汕工夫茶有些相似。

　　相扑（すもう）：一种类似摔跤的体育活动，秦汉时期叫角抵，南北朝到南宋时期叫相扑。大约在唐朝时传入日本，现为流行于日本的一种摔跤运动。

　　与茶道舞道一样，日本的花道也是源自中国唐朝，并在千百年间融合了本土文化发展至今。传承到今天，中国的花道艺术简化成了插瓶花，而日本花道却发扬成超越自然的美好艺术。

　　和服是日本传统民族服装的称呼。它在日本也称“着物”。和服是仿照中国隋唐服式和吴服改制的，所以在日本被称为"吴服

　　“剑道”一词最早源于中国先秦时期古籍《吴越春秋》。早在两汉时期，中日即有兵器及冶炼铸造技术的交流往来。同时中国一脉相承的双手刀法经过日本官方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官方往来，以及朝鲜半岛和大陆沿海周边地区和日本群岛的民间交流，于隋唐时期流传到了日本。传至日本的刀法经过日本长年的战争岁月不断演变，在日趋稳定的日本江户时期，模仿日本盔甲的样式，制作了剑道护具与竹剑的基本形制，确立了日后体育剑道的雏形。

　　空手道是由距今五百年前的古老格斗术和中国传入日本的拳法揉合而成的。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仅使用拳和脚，与其它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相当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书道，提起书法，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其实，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才出现“书道”这个名词。在日本，用毛笔写汉字而盛行书法，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僧侣和佛教徒模仿中国，用毛笔抄录经书。

　　柔道是中国拳术的发展，源出少林之门。明末，中国的一位武林高手陈元赞将中国的传统武术传到扶桑（今日本），成为现代风行世界的柔道之先河。

常用于写刻古籍正文的字体：一种是手写体,即软体;一种是匠体,即硬体。

宋人写字，多学唐代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等，故宋刻本的字体，多含有这些书法家字体的笔意。

宋代的浙本多用欧体，宋代建本多用颜体，而宋代的蜀本却在颜体之中糅进了柳体的笔意。元人刻书“多用赵松雪字体”，后世多称作“元体字”。赵松雪即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

明正德之前，袭承元风，字体多用赵体。但“自正德，嘉靖以降……字体亦一变而为方体字，僵硬呆滞。万历以后，字体又一变而为横轻直重……天启、崇祯，字体又一变而为狭长的横轻直重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