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卜算子·咏梅   陆游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诗词注释：

①卜算子·咏梅：选自吴氏双照楼影宋本《渭南词》卷一。《词律》以为调名取义于“卖卜算命之人”。《词谱》以苏轼词为正体。又名《百尺楼》、《眉峰碧》、《缺月挂疏桐》等。双调，四十四字，仄韵。

②驿外：指荒僻之地驿：驿站，古代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换马匹休息、住宿的地方。

③断桥：残破的桥

④无主：无人过问

⑤著（zhuo）：同“着”，这里是遭受的意思。

⑥苦：尽力，竭力

⑦一任：任凭

⑧零落：凋谢

⑨碾：轧碎。

译文：

驿亭之外的断桥边，梅花自开自落，无人理睬。暮色降临，梅花无依无靠，已经够愁苦了，却又遭到了风雨的摧残。梅花并不想费尽心思去争芳斗艳，对百花的妒忌与排斥毫不在乎。即使凋零了，被碾作泥土，又化作尘土了，梅花依然和往常一样散发出缕缕清香。

背景故事：

这是陆游一首咏梅的词，其实也是陆游自己的咏怀之作。上片写梅花的遭遇：它植根的地方，是荒凉的驿亭外面，断桥旁边。驿亭是古代传递公文的人和行旅中途歇息的处所。加上黄昏时候的风风雨雨，这环境被渲染得多么冷落凄凉！写梅花的遭遇，也是作者自写被排挤的政治遭遇。

赏析：

这首《卜算子》以“咏梅”为题，咏物寓志，表达了自己孤高雅洁的志趣。梅花如此清幽绝俗，出于众花之上，可是“如今”竟开在郊野的驿站外面，破败不堪的“断桥”，自然是人迹罕至、寂寥荒寒、梅花也就倍受冷落了。从这一句可知它既不是官府中的梅，也不是名园中的梅，而是一株生长在荒僻郊外的“野梅”。它既得不到应有的护理，更谈不上会有人来欣赏。随着四季的代谢，它默默地开了，又默默地凋落了。它孑然一身，四顾茫然──有谁肯一顾呢，它可是无主的梅呵。“寂寞开无主”一句，作者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客观景物之中，首句是景语，这句已是情语了。末句具有扛鼎之力，它振起全篇，把前面梅花的不幸处境，风雨侵凌，凋残零落，成泥作的凄凉、衰飒、悲戚，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成为一首咏梅的杰作。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后人为将此书与刘向所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年耶！”是东晋名士桓温的名句，它就出自《世说新语》。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之大。《世说新语，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13门都是正面的褒扬。　如：　管宁、华歆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扬了管宁的淡泊名利。又如：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中白。”（《赏誉》）　这既是对邴原的褒扬，也是对公孙度善于誉人的褒扬。至于下卷23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褒扬之意比较明显，如容止、自新、贤媛。有的看似有贬意，如任诞、简傲、俭啬、忿狷、溺惑，但也不尽是贬责。有的是贬责，如“谗险”中的四条，以及“汰侈”中的一些条目。也有许多条目只是写某种真情的流露，并无所谓褒贬。既是真情的流露，也就是一种风流的表现，所以编撰者津津有味地加以叙述。例如：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　这种任诞表现了对竹的妙赏，以及对竹的一往情深，或者在对竹的爱好中寄托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又如：　晋文王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　这简傲正是阮籍的可爱之处。总之，编撰者大量采集编入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宽容的。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唐钞本 世说新书 (32张)　　嵇康面对死亡表现出了难得的镇定，这种名士的“雅量”显示了他非凡的气度。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极好的辅助材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作品目录

　　德行第一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所渉士族表

　　一级士族 太原王氏 代表人物： 王昶-王湛-王承-王述-王坦之，王恭

温县司马氏 代表人物： 司马懿-司马孚-司马师-司马昭-司马攸

司马炎-司马睿-司马昱-司马德文

二级士族 琅琊王氏 代表人物： 王衍-王导-王敦-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洵

龙亢桓氏 代表人物： 桓彝-桓温-桓冲-桓豁-桓玄-桓振

陈郡殷氏 代表人物： 殷羡-殷浩-殷仲文

陈郡谢氏 代表人物： 谢鲲-谢尚，谢安，谢玄（非一系）

新野庾氏 代表人物： 庾亮-庾皇后-庾冰-庾翼

三级士族 陈留阮氏 代表人物： 阮籍-阮咸-阮瞻

陈郡袁氏

高平郗氏 代表人物： 郗鉴-郗愔-郗超

泰山羊氏 代表人物： 羊祜-羊孚

一级士族：（表明该家族自始至终百年来一直是繁荣的世族）代表人物。　二级士族：是由一个中小世族发展成大氏族。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16个字，就写出了王戎的贪婪吝啬的本性。又如《雅量》记述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得到丧子噩耗，竟强压悲痛，“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一个细节就生动地表现出顾雍的个性。《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有的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谢安“貌闲意说”，镇静从容，孙绰等人却“色并遽”“喧动不坐”，显示出谢安临危若安的“雅量”。有的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有的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从！”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

编辑本段作品影响

　　《世说新语》是中国最早的小说，在此之前，人们都已“三教九流”为代表，不把“小说家”列入其中，认为他是不正经的家派。可三教九流全是说理的，于是有人便准备写一部小说，此人便是刘义庆。他开创了中国小说界的先河，为后人写小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正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卿卿我我，等等。　《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　这部分内容选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编辑本段作品摘录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德行）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　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言语）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言语）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夙慧)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道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栖逸）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王子猷、王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伤逝）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任诞）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假谲）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假谲）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俭啬）　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啬）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汰侈）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宣王战，乃谴辛毗为军师、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谲万分，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　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君门立，君不得出。“　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世说新语》一书篇幅短小，多是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文章多用当时口语，而一些用法未能继续流传，我们在典籍中也很少见到，所以读起来会有些障碍。最好参读一些注本，比较著名的有古代刘孝标的注解，现代人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但这两种注解重在旁征博引，考证史实，不注重文字疏通，对学生意义不大。另有《世说新语译注》（张万起等，中华书局1998年版）、《世说新语选注》（张之等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注释较为详细，可以参看。　在理解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要重点领会魏晋士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旨趣，这就需要了解一点背景知识，除了上面提供的，还可以阅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鲁迅对于魏晋士人及其心态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该文本是一篇演讲，比较通俗易懂　其实《世说新语》虽是文言文，却很浅，里面的实词连一般的汉语词典都能查到，如有专门的适合中学生用的古汉语词典查起来就更快，如果查《辞海》或《辞源》更好。

编辑本段版本源流

唐代及以前

　　《世说新语》虽撰于南朝刘宋之时，然唐前传本今皆无存。据宋汪藻《世说叙录》可知，其时有陈扶本、激东卿本等版本。又据刘孝标注文中“一本”、“一作”、“诸本”、“众本”等语，可见《世说》在唐前已广为流传。 唐写本

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系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发现于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分藏五人。罗振玉设法使分者复合，并于民国五年（1916年）影印之。该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其中，“规箴”24则，“捷悟”7则，“夙惠”7则，“豪爽”13则，共51则。罗振玉影印本后有罗氏书神田醇跋、杨守敬跋及罗振玉跋。

宋元

　　宋元为《世说新语》盛行的时代。据汪藻《世说叙录》载，其时便有晁（文元）氏本、钱（文僖）氏本、晏（元献）氏本、王（仲至）氏本、黄（鲁直）氏本、章氏本、舅氏本、颜氏本、张氏本、韦氏本、邵氏本、李氏本等十余种版本；可惜今皆无存。其中，晏氏本很可能是现在通行三卷本的祖本（晏殊）。宋代流传较广较持久者有绍兴八年董弅刻本和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绍兴本今存两部，均藏于日本，一为前田侯所藏，已影印回国，一为宫内厅所藏。此本曾经晏殊删定，再经董氏整理，便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三卷三十六篇的通行本。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为新定郡守时重刻此书，次年又于湘中重刻，是为宋淳熙本，该本今已无存。淳熙本原为清初徐干学传是楼所藏，清人蒋篁亭、沈宝砚曾有校记。　宋末元初，有刘辰翁、刘　　关于《世说新语》的作者，自《隋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历代著录所记，均为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然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提出了异议。鲁迅先生认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也。”自鲁迅先生“成于众手”之说一出，至今聚讼多多，难有定论。有人认为，刘义庆门下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编成该书。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基本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有的日本学者推断该书出于刘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可以当代研究《世说新语》的两本博士论文为代表：一是王能宪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的作者即为刘义庆；另一本为范子烨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乃成于众手，其余作者还有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两书均有大量考证分析，此处不敢妄断。由于《世说新语》乃“采缉旧文”之作，遍寻当世同类型作品（如西晋郭颁《魏晋世语》、东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魏晋史书（如《魏书》、《晋阳秋》等等）以及相关杂著（如《高士传》、名门大族的家谱），所涉材料宏富。刘义庆广招文学之士，他在编撰《世说新语》一书时，手下诸彦为之搜罗材料，乃至润色整饰，是合乎情理大有可能的，因此，折衷地说，可以视为此书乃刘义庆担任主编，袁淑等人或有参与的一部著作，而刘义庆的主持之功劳当是无疑的。　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彭城（现江苏徐州）人，曾任荆州刺史，爱好文学，《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敏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他尊崇儒学，晚年好佛，“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他所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过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是刘义庆本人。[1]　鲍照（约415年～470年），南朝宋文学家。字明远，东晋义熙元年出生于北海郡（今连云港市云台区），东海（今属江苏）人。家世贫贱。临海王刘子顼镇荆州时，任前军参军。刘子顼作乱，照为乱兵所杀。他长于乐府诗，其七言诗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鲍参军集》。何长瑜，南朝宋诗人。东海(今连云港东)人。初为临川王刘义庆王国侍郎、平西记室参军。以戏用韵语嘲弄义庆州府僚佐，贬为曾城令。元嘉二十年(443)，庐陵王绍镇寻阳，请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赴任途中遇暴风雨溺死。曾与谢灵运族弟惠连、荀雍、羊溶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称灵运“四友”。钟嵘《诗品》将其诗列入下品。有集八卷，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二首。　袁淑（408～453），字阳源，陈郡阳夏人，袁豹之少子。生于晋安帝义熙四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年四十六岁。少有风气。年十余岁，为姑夫王弘所赏。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丽，纵横有才辩。彭城王义康命为军司祭酒刘港欲其附己淑不为改意，因以疾免官。临川王义庆雅好文学，请为谘议参军。元嘉二十六年，为尚书吏部郎。累迁太子左卫率。元凶劭将为逆，淑不从，被害。孝建初，谥忠宪。淑著有文集十卷（《隋书志》作十一卷。此从隋志注及《两唐书志》）行于世。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当然，因为刘义庆当时人在扬州，听说了不少当地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当时扬州的故事。如成语“咄咄怪事”，就是源自于曾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的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平民后，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每天只是用手指在空中写写画画。扬州的吏民顺着他的笔划暗中观察，看出他仅仅是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借这种方法来表示心中的不平。　可惜的是，《世说》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

目录 1 拼音 2 概述 3 成无己系 4 方、喻系 5 钱塘二张系 1 拼音

《shāng hán lùn 》

2 概述

《伤寒论》系外感热病著作。10卷。东汉·张仲景撰于三世纪初。此书为张氏原著《伤寒杂病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部分以论述内科杂病为主，后世加以整理编纂，名为《金匮要略方论》）。《伤寒论》是一部论述外感热病——“伤寒”为重点的名著，原书曾经西晋·王叔和整理编次;北宋·治平2年（1065年）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校订后，成为当时的通行本。现存较早的有明·赵开美影宋刻本的《伤寒论》（简称“宋本”）和金·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简称“成本”）两种刊本。全书内容包括辨太阳病、辨阳明病、辨少阳病、辨太阴病、辨少阴病、辨厥阴病脉证并治（亦即后世所谓“辨伤寒六经病”），这是《伤寒论》的主体组成部分。此外，尚有“平脉法”、“辨脉法”、“伤寒例”（此三篇，多数学者认为系由王叔和编撰增入）、辨痉湿喝、辨霍乱病、辨阴阳易、差后劳复脉证并治等内容。还介绍了伤寒用汗、吐、下等治法的应用范围及其禁忌。书中介绍了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承气汤、柴胡汤、四逆汤、真武汤、乌梅丸等方的方药组成、用法及主治、适应症，世称《伤寒论》共记述了397法（此说最早见于“宋本”《伤寒论·序》，后世附和者颇多，而事实上缺乏确据，故《伤寒论》著名注家柯琴在《伤寒论翼·自序》中斥之为“妄编”）113方（其中禹余粮丸仅有方名，故实为112方）。有关论病和治病的部分，正如孙奇、林亿等所赞誉和介绍的那样，“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为后世所广泛推崇。

《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纲，方剂辨证为法。在诊断方面，贯串运用了四诊八纲，并对伤寒各阶段的辨脉、审证、论治、立方、用药规律等，以条文的形式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书中有关病证的叙述，详于三阳病，尤详于太阳病及其变证，论析主次分明，条理清晰，能有机地将理、法、方、药加以融会，使读者易于从中掌握证治要领。此书在认识和处理疾病的方法方面，强调运用多种诊法，对患者复杂的临床症候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中医的诊疗原则确立治法，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辨证论治”。这个先进的诊疗思想是从张仲景著述中开始有比较完整认识的，历代医学把它作为诊疗各科疾病必须遵循的一种思想方法，体现了祖国医学独特的和相当合乎科学思维逻辑的医疗体系。

张仲景提倡“精究方术”。作为在临床医学方面具有重大贡献的一代宗师，他对伤寒六经病的“脉证并治”，归纳总结了不同的病程阶段和症候类型的证治经验。对于六经病各立主证治法（如“太阳伤寒”用麻黄汤;“太阳中风”用桂枝汤;阳明经证用白虎汤;阳明腑证用承气汤; 少阳病用小柴胡汤……），并将八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以及一些外治法运用于六经病等多种病证的治疗之中。其中的治疗八法，或单用，或结合应用，或分阶段施治，治法灵活而法度谨严，对后世临床工作者颇多启悟。他所博采或个人拟制的方剂，精于选药，讲究配伍，主治明确，效验卓著，后世誉之为“众方之祖”，尊之为“经方”。这些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考验，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变化和发展的基础。《伤寒论》是一部重点论述伤寒热病的专著，但张仲景的辨证论治及其六经大法在临床实践方面是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正如柯琴的《伤寒论翼》所指出的，“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这个见解相当精辟，为多数医家所赞同。由于张仲景在医学上的杰出成就，后世尊之为“医圣”。自宋代迄今，注释或研究《伤寒论》的著作多不胜数，日本等国对仲景学说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所记《伤寒论》注本尤多于《伤寒论》研究性著述。而有据可考，刊行于世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注本达400余种，大致可分三个影响较大的注本体系。

3 成无己系

金·成无己于1144年编撰《注解伤寒论》。这是我国第一部《伤寒论》全注本。此书的特色在于条文的编排遵从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正的《伤寒论》，对原文不妄加删改，其注文的阐发，主要参阅《内经》、《难经》等书，是即所谓“以经解论”，同时复能“以论证经”。成氏注本十分重视脏腑经络功能的整体性，论治则以辨证中的八纲作为客观依据，故对继承发扬仲景学说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属于成无己系的重要注本尚有明末·张遂辰的《张卿子伤寒论》、清·王丙的《校正王朴庄伤寒论注》等。

4 方、喻系

即明·方有执和明末清初喻嘉言的注本体系。由于这二位对《伤寒论》的学术见解比较趋于一致，后世往往方、喻并提。方氏的《伤寒论条辨》和喻氏的《尚论篇》，对其后学习、研究《伤寒论》者，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方氏对《伤寒论》逐条辨难，重予排比成篇，一一分析推论仲景原意而为之考订，故以“条辨”为书名。方氏对王叔和、成无己颇多抨击，认为“宋本”和“成注本”的原文编排颇多错简，遂移动仲景原文的次序，重予编注，所谓“错简”说，实自方氏始。他删去了“宋本”卷一所载的“伤寒例”;提出《伤寒论》以六经为纲;六经则以太阳为纲;而将太阳又分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三纲，即后世所谓的“三纲鼎立”说。他在改订《伤寒论》太阳篇时，又分“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三篇（或称之为“三证”）。喻嘉言的《尚论篇》认为方氏删去王叔和的“伤寒例”是“大得尊经之旨，然未免失之于过激，不若‘受礼存羊’，取而驳正之……”。他对方氏三纲、三证说亦颇推崇，在承袭方有执学术思想的同时，也体现了某些不同之处。如主张以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为主病大纲;四季之中又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之中，仍以太阳为大纲; 太阳篇中亦沿用方氏三纲之说。其余《伤寒论》原文则六经各自为篇，每一经之前，均叙述证治大意，以下则以“法”为目，又将合病、并病、坏病、痰病四类附于三阳经末，使全书显得提纲挈领，条理清楚。其编纂方法较之方氏实前进了一步，故喻氏《尚论篇》的影响竟超出方氏之上。属于方、喻系的重要注本有清·张璐的《伤寒绪论》，程知的《伤寒经注》，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钱潢的《伤寒溯源集》，周扬俊的《伤寒论三注》，沈明宗的《伤寒六经辨证治法》，舒驰远的《舒氏伤寒集注》，高学山的《伤寒尚论辨似》，郑重光的《伤寒论条辨续注》等。

5 钱塘二张系

指清初钱塘张志聪和张锡驹的注本体系。张志聪对《内经》和《伤寒论》均有较深入的研究。他写了三种有关《伤寒论》的著作，其中又以《伤寒论集注》为其代表作。此书内容系张志聪在侣山堂讲学时的讲稿，其中吸收了他的学生参正讲稿的见解，故虽名“集注”，并非汇集历代注家之言。这部著作张氏在生前没有完成脱稿，后由其弟子高世栻于1683年重予编纂成书。张志聪虽受业于张遂辰，但在伤寒学方面，师生见解颇不相同。在编法上，志聪强调六经编次须条理通贯，不应随意去取，但又删去“伤寒例”，移动平脉、辨脉篇。又对《伤寒论》条文进行汇节分章（共分一百章节），每一章节均有提要。其立论和诠注的主导思想是重视气化学说，并期以阐明人体“经气”的变化。他以《内经》中“标本中气”、“阴阳”、“经络”、“五运六气”等与六经病相联系，从而形成在立论上某些与众不同之处，张锡驹的《伤寒论直解》（刊于1712年）的见解与之相仿，后人合称“钱塘二张”。属于钱塘二张系的重要注本有清·黄元御的《伤寒悬解》、陈念祖的《伤寒论浅注》、陈恭溥的《伤寒论章句方解》、唐容川的《伤寒论浅注补正》等。

除三大注本体系外，在《伤寒论》古注本中享有盛誉的有清·柯琴的《伤寒论注》（柯氏《伤寒来苏集》的组成部分之一），其编法的特点是“以证为主”（如麻黄汤证、桂枝汤证、白虎汤证、承气汤证等），各以相关的条目归纳类聚，柯氏予以阐注、发挥，条理清楚，见解精辟，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重视。又清·尤怡的《伤寒贯珠集》在探讨伤寒六经病治法方面，很有特色，注文亦精炼通达，在古代《伤寒论》注本中，读者对它也有较高的评价。关于古代《伤寒论》研究性著作，目前可以见到的刊本近200种之多。这类著作对于《伤寒论》并不采取逐篇、逐句注解的形式，而是针对《伤寒论》全书或书中有关内容，采用研究、分析、归纳、阐述、论辨、发挥、解疑、释义、补订、提要等形式进行整理编写，有助于对《伤寒论》内容实质和学术思想的深入学习和理解。这类著作较著名的有宋·韩祗和的《伤寒微旨论》，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朱肱的《类证活人书》，郭雍的《伤寒补亡论》，许叔微的《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伤寒百证歌》（合称《许叔微伤论寒著三种》），杨士瀛的《伤寒类书活人总括》;金·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刘完素的《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宋云公的《伤寒类证》;元·王好古的《阴证略例》，吴恕的《伤寒图歌活人指掌》; 明·陶华的《伤寒六书》（《伤寒琐言》、《伤寒家秘的本》、《伤寒杀车槌法》、《伤寒一提金》、《伤寒截江网》和《伤寒明理续论》），戈维城的《伤寒补天石》，王肯堂的《伤寒证治准绳》，张介宾的《伤寒典》，李中梓的《伤寒括要》，许宏的《金镜内台方义》;清·陈尧道的《伤寒辨证》，秦之桢的《伤寒大白》，程云来的《伤寒抉疑》，黄元御的《伤寒说意》，陈念祖的《伤寒医诀串解》、《长沙方歌括》，徐大椿的《伤寒类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