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人石延年（994～1041），字曼卿，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人。性格豪放，慕古人奇节伟行，好纵酒漫游，吟啸歌呼，是当时众口称誉的“奇才”。他论天下大事，多有真知灼见。仁宗初期，国泰民安，边境和平，他就提醒朝廷要加强对契丹和西夏的防务，后来发生的西夏侵宋战争证实了他的预见。康定元年（1040），他奉命巡察河东地区，布置防务，筹备粮草，才干精练，令人称奇。早在真宗末年，诗坛上即盛行“西昆体”，以雕章丽句为胜，石延年和穆修以古道自任，提倡古文歌诗，因此受到后来大力发动诗文革新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其战友石介、梅尧臣、苏舜钦的推重。石介与苏舜钦称延年为“诗之豪”（注：参见石介《三豪诗送杜默师雄》（《全宋诗》卷二六九），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苏舜钦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梅尧臣也把他看作志同道合的亲密诗友（注：梅尧臣《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全宋诗》卷二五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7页。）。欧阳修更赞扬他“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书，笔画遒劲，体兼颜柳，为世所珍”。[1]（P271）

　　石延年比欧、梅、苏年长，他于仁宗“天圣宝元间，以歌诗豪于一时”，[2]（P439） 其诗作数量丰赡，可惜大量散佚。苏舜钦说：“曼卿资性轩豁，遇者辄咏，前后所为不可胜计，其逸亡而存者才四百余篇。”[3] 后来，这部苏氏作序的诗集亦逸亡不存，今《全宋诗》仅辑录得其诗四十余首。由于存诗甚少，后人论宋诗，对他重视不够。许总先生在《宋诗史》中为石延年专设一节，侧重论述他在宋诗变革中的地位和贡献，但对其诗歌创作的评析较为简略。（注：参见许总《宋诗史》第139～147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笔者至今尚未见到一篇专论石延年诗歌的文章。其实，对石延年这硕果仅存的40余首诗歌做深入细致的评析，借一斑以窥全豹，我们仍可发现这位北宋诗豪的杰出才华，领略其诗作的鲜明艺术特色、风格、成就及其对后人的影响，既可从中学习借鉴、吸取艺术营养，又能更全面、具体地认识和把握北宋诗坛的创作态势与风貌。这便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动机。

　　诗歌是诗人心灵体验与感受的自然流露，因此最能映现出诗人的个性气质与才情心态。性格豪迈奇伟的石延年，其诗确有意气标举、雄奇豪放的风格。苏舜钦在为石延年诗集作序时，便指出其诗“振奇发秀”，“劲语蟠泊”，“气横意举，洒落章句之外”。[3] 欧阳修在《哭曼卿》诗中赞颂他：“作诗几百篇，锦组联琼裾。时时出险语，意外研精粗。穷奇变云烟，搜怪蟠蛟鱼。”[4]（P60） 今存石延年诗中，已看不到“搜怪蟠蛟鱼”的奇险怪诞之作，但在其写景咏物篇中，却不乏气横意举、雄壮遒丽的风格，试看五律《瀑布》：

　　飞势挂岳顶，何时向此倾？玉虹垂地色，银汉落天声。万丈寒云湿，千岩暑气清。沧浪不足羡，就此濯尘缨。（注：《全宋诗》卷一七六。以下所引石延年诗均同，不再注出。）

　　诗的首联便表现出瀑布从岳顶飞泻而下的气势。颔联“玉虹垂地色”与“银汉落天声”两个喻象，声色兼写，动静结合，视听交融，更是壮丽奇观。颈联以“万丈”、“千岩”拓展高远阔大境界，又借“寒云湿”、“暑气清”传达触觉与内心感觉。当清爽之气在诗人的胸中涌荡，便自然兴发出就此洗濯俗尘、澡雪精神的隐逸情怀。全篇笔墨淋漓酣畅，而其豪气逸怀，亦洒落章句之外。此诗明显学习借鉴李白《望庐山瀑布》与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其气魄与词采稍逊于李、张二诗，但调动了更丰富细腻的感觉描绘瀑布，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雄丽而清爽的意境。范宁、华岩先生评云：“把前人所描写的题材拿过来，向深处推移，求得新的意境，这是宋诗的一大特征，这首诗就是一个例证。”[5]（P38—39） 笔者深表赞同。

　　《送人游杭》是石延年借送别题材描写杭州胜景的佳作，诗云：

　　激激霜风吹墨貂，男儿醉别气飘飘。五湖载酒期吴客，六代成诗倍楚桥。水荇渐青含晚意，江云初白向春娇。前秋亦拟钱塘去，共看龙山八月潮。

　　前半幅以怀古慨今之笔，表现行人与送者诗酒风流、豪放飘逸之气度情怀。颈联写眼前所见水荇江云之光色意态，明暗映照，清新妍丽。尾联写他欲追随友人共看钱塘八月狂潮，用虚笔展现出壮阔景象，令人神往。读此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此诗“倍楚桥”三字，意思含糊，有凑韵之迹。但全篇意横气举，洒脱自如，颇有盛唐诗的气象风神，在当时的诗中应是不同凡响之作。

　　石延年描绘园林景色的名篇《金乡张氏园亭》，则在细致的观察、新鲜的感受和工致的表现中，显示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意新语工，表现细致，平淡中深蕴理趣的格调：

　　亭馆连城敌谢家，四时园色斗明霞。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陵隐士家。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纵游会约无留事，醉待参横月落斜。

　　这首七律在写景中含蓄表现园主人的豪情雅量，构思巧妙。诗人运用白描、拟人、比喻、用典等手法写景抒情。诗中景物意象丰富，章法严谨，对仗工稳，句法多变，炼字精警。从全篇看，语言质朴而意境清远有味。“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一联，是宋人激赏的名句。晁补之说：“尤为佳句。”（注：晁补之《鸡肋集》，见（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七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刘克庄说：“为伊洛中人所称。”[6]（P88） 朱熹也赞叹“极佳”（注：朱熹《文公语录》，见（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七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今人赖汉屏先生指出，其好处在于用移情手法写出一个物物情意交融的境界。[7]（P68） 梅尧臣《东溪》中的“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最先表达出宋人喜爱老境的审美情趣，也被方回称为“当世名句，众所脍炙”。[8]（P1410） 但与石延年这一联相比较，梅诗的“有闲意”与“无丑枝”是诗人的理性判断，略显直露，“野凫”句又是从杜甫“沙上凫雏傍母眠”（《漫兴》）化出，而石诗所写的物物相乐之景，虽极平常，却是前人诗中所未有过的，情、景、意融为一体，更富生机新趣。石诗总的成就不如梅诗，但此联写景却比梅诗细腻含蓄。

　　以上几首皆是律诗。石延年也有写景的绝句佳作，例如七绝《秋夕北楼》：

　　秋霁露华清带水，月明天色白连河。夜阑澄影星微动，瑟瑟层飔上下波。

　　诗写秋夜水月交辉景色，境界澄澈空阔。后两句写由星影微动到风疾波涌的态势，奇丽变幻，略带神秘。再看五绝《春日楼上》：

　　水树春烟重，庭花午影圆。人边无限地，鸟外有余天。

　　前两句近景，水树朦胧，庭花明艳。以“重”形容春烟之浓湿，用“圆”描摹正午花影之圆转，缘情体物，逼肖生动。后两句是想像之境，表现诗人对天地宇宙无限遥远浩渺的哲思，而用具体、微小的“人”、“鸟”来衬托，颇为巧妙。钱钟书先生指出：唐代郎士元的“河阳飞鸟外，雪岭大荒西”（《送杨中丞和番》）、僧无可的“卷经归鸟外，转雪过山椒”（《送僧归中条》），“都是想象地方遥远，不是描写眼前的景物”。[9]（P95） 石延年此联，是学习这种写法的佳句。

　　石延年也擅长咏物，尤善咏花，今存咏花诗竟有12首之多，其中，“姑射真人冰作体，广寒仙女月为容”（《咏梅》），把梅花比拟为有冰肌月貌的姑射真人和广寒仙女，幻想瑰奇；“谁家巧妇残针线，一撮生红熨不开”（《榴花》），“二乔二赵俱倾国，女弟娇强意自先”（《咏小桃》），以历史上的美人小乔和小赵（昭仪）性格娇强，与其姊大乔大赵（飞燕）争先，赞美小桃早春盛开，更是奇趣盎然。咏物诗贵在不即不离、不黏不滞，以形传神，以人拟物，使物象活起来。石延年上述咏花诗句，颇能见出诗人的灵心妙思。石延年还在咏物诗中比兴寄托，借物抒怀言志，例如：

　　风劲香愈远，天寒色更鲜。秋天买不断，无意学金钱。——《丛菊》

　　在人格化性灵化的丛菊形象中，寄寓着诗人不畏强暴不图富贵的坚贞高洁品格，缺点是稍露圭角。我们再看他的咏物名篇《古松》：

　　直气森森耻屈盘，铁衣生涩紫鳞干。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天风雨寒。苍藓静缘离石上，绿萝高附入云端。报言帝座抡才者，便作明堂一柱看。

　　诗的首句即写古松直气森森，耻于屈盘，有劲语盘空之势。次句以“铁衣”、“紫鳞”喻状松皮的坚硬、粗涩及其形色，显示其饱历霜雪磨难而有苍老遒劲之气骨。颔联极力描绘古松如龙蛇飞动，影摇千尺，其声势似狂风骤雨，震撼半空，又凛凛生寒，真是惊心动魄！颈联以苍藓、丝萝附托攀缘的卑微之态，反衬出古松的刚直伟岸。尾联托物言志，以木材喻人才，呼吁当权者起用隐埋山林的良材，作为建造明堂的顶梁大柱。全篇刻画古松的形象气势不凡，雄伟壮美。结尾稍显直露，但仍是从古松的形象自然生发而出。石介评石延年诗如“秋风有怒涛”（注：（宋）石介《读石安仁学士诗》，参见《全宋诗》卷二七二。），范仲淹赞石延年诗“破坚发奇，高凌虹霓，清出金石，有以见诗力之雄”（注：参见（宋）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一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首《古松》当之无愧。

　　宋人《王直方诗话》有一段关于《古松》颔联的评论说：“或有称咏松句云：‘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空风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云影乱铺地，涛声寒在空。’或以语圣俞，圣俞曰：‘言简而意不遗，当以僧语为优。’”[10]（P221） 笔者以为，从“言简而意不遗”乃至表现手法的巧妙来看，“云影乱铺地，涛声寒在空”确实为优，然而舍去了“龙蛇动”与“风雨寒”这两个意象，也就失去了古松雄壮奇伟的形象特征与其震撼人心的气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僧人的诗联就不及石延年的原句了。

　　颇有意思的是，在石延年这首诗问世多年以后，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古松》诗云：

　　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11]（P830）

　　王安石这首诗也是托物寓意，希望朝廷要重用爱惜人才，承袭了石延年诗的主旨。首句“森森直干”取自石诗，其前四句刻画古松形象不如石诗生动鲜明，气势也有所不及，后四句纯是议论，比石诗更直露。王安石是北宋的七律高手，其诗的成就远胜于石延年，但这一首仿效石诗之作却逊于石诗。不过，我们由此可见石延年诗歌对王安石的影响。

　　宋人魏泰评曰：“石延年长韵律诗善叙事……《筹笔驿》、《铜雀台》、《留侯庙》诗为一集之冠。”[12]（P327） 被他誉为“一集之冠”的长韵律诗中，《铜雀台》与《留侯庙》已佚。今存石延年长韵律诗五首，只有《筹笔驿》与《曹太尉西征》二首是叙事诗，其余三首都是咏物写景之作。《筹笔驿》诗云：

　　汉室亏皇象，乾坤未即宁。奸臣与逆子，摇岳复翻溟。权表分江域，曹袁斗夏坰。虎奔咸逐逐，龙卧独冥冥。从众非无术，欺孤乃不经。惟思恢正道，直起复炎灵。管乐韬方略，关徐驻观听。一言俄遇主，三顾已忘形。南既清蛮土，东期赤魏廷。出师功自著，治国志谁铭。历劫兵如水，临秦策若瓴。举声将溃虏，横势欲逾泾。仲达耻巾帼，辛毗严壁扃。可烦亲细务，遽见堕长星。战地悲陵谷，来贤赏德刑。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想像音徽在，侵寻毛骨醒。迟留慕英气，沉叹抚青萍。

　　筹笔驿在蜀中绵州（今四川广元县北），相传为诸葛亮出师运筹处。此诗咏诸葛亮。诗人仅以十八韵一百八十字，便描述了汉末群雄逐鹿到刘备三顾茅庐，再从诸葛亮出师北伐到病逝于五丈原那么繁富复杂的历史故事，显示出诗人善于筛选、提炼历史素材的高超本领。诗中叙事简练、生动，运笔跳脱灵活，可谓“惜墨如金”，而抒情则淋漓酣畅，用墨如泼。诗人热烈颂扬诸葛亮忠心赤胆辅助刘备父子复兴汉室的煌煌功业，深沉慨叹其“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命运，收到令人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刘克庄也评赞此诗：“词翰俱妙，人所传诵。”[6]（P88） 另一首《曹太尉西征》诗云：“仁者虽无敌，王师固有征。独乘金厩马，都领铁林兵。肃气关河暮，屯烟部落晴。旗光秋烧合，甲色夜江横。士喜击中鼓，虏疑闻后钲。无私乃时雨，不杀是天声。濯濯前谁拒，堂堂彼自倾。寒逾博望塞，春宴隗嚣城。外使戎心伏，旁资帝道平。公还如画像，为赞学班生。”这首诗叙曹太尉西征事。曹太尉是宋朝开国名将曹彬之子曹玮，沉勇多谋。真宗朝曾知泰州，兼缘边安抚使，大破唐吐蕃赞普后代唃厮啰的入侵。（注：关于曹玮生平事迹，参见《宋史》卷二五八，（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第7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此诗同《筹笔驿》一样，未受排律体讲求严格的对仗和平仄的束缚，叙事毫不板滞，且能把叙事与写景、议论、抒情融为一体，表现出曹太尉的大将风度、宋军的昂扬斗志、敌寇的疑惧溃败以及战地的肃杀气氛。此诗所叙之事较单纯，故而更多战地情景细节鲜活生动的描绘与渲染；诗的主旨是讴歌宋军大捷，因此情调乐观开朗，议论堂堂，辞气豪迈，有高屋建瓴之势。朱熹评赞说：“石曼卿诗，极有好处，如‘仁者虽无敌，王师固有征’、‘无私乃时雨，不杀是天声’长篇。旧见石曼卿大书此诗，气象方严遒劲，极可宝爱。真颜筋柳骨也。”（注：参见（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七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他的赞语同魏泰、刘克庄的评论可谓桴鼓相应。

　　石延年的咏史、怀古七绝也有传世佳作，如《南朝》：

　　南朝人物尽清贤，不事风流即放言。三百年间却堪笑，绝无人可定中原。

　　诗人直吐胸臆：南朝的士大夫个个号称清高贤良，但不是追求名士风度就是说大话不务实际，在三百年时间里竟无一人出来收复中原，足以令后人耻笑。诗人怀有英雄气性和报国抱负，对赵宋王朝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耿耿于怀，因此借古讽今，以咏史表达对士人的不满和对国事的忧虑。通篇叙事议论，快人快语，直指要害，一针见血，既有现实针对性，又颇具历史预见性。正如晚唐诗人杜牧在《赤壁》诗中嘲笑周瑜侥幸得东风之便偶然大败曹操，借以倾吐其生不逢时的抑郁不平之气，石延年对南朝人物的针砭，显露出诗人洞察形势的卓识与睥睨前贤的豪情。刘克庄称此诗“清拔有气骨”[6]（P89），是中肯的。

　　再读一首《真定怀古》：

　　光武经营业未兴，王郎兵革暂凭陵。须知后汉功臣力，不及滹沱一片冰。

　　东汉光武帝刘秀大业未兴时，自称天子的王郎曾一度兵强马壮，气焰嚣张。诗人嘲讽刘秀的开国功臣，说他们还不及滹沱河上那看似坚硬其实薄脆易融的一片冰。一片“滹沱冰”，意象新奇，使讽刺的意蕴，得到了生动有力的表现，显得辛辣、冷隽。后来，黄庭坚有一首《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云：

　　平生只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13]（P254）

　　诗中说，能使汉朝天下重如九鼎的，就是严光垂放在桐江波上被风吹动的那一条钓丝啊！黄诗颂扬严光的高风亮节，有别于石诗讽刺后汉功臣的庸碌无能，但细加品味，“滹沱一片冰”与“桐江波上一丝风”，何其相似！很明显，是黄庭坚仿效石延年诗才创造出这个新奇、突兀的意象的。可见，与苏轼并称“苏黄”的宋诗大家黄庭坚，也曾从石延年诗中汲取过艺术营养。

　　石延年不仅擅长近体律绝，而且能作古体。他的杂言体古诗《赠别》云：

　　春老有时回，人老不再少。草白有时荣，发白不再好。人生不如春，发生不如草。可堪送别春草前，青春未老人先老。

　　诗人在春草萌生前送别友人，兴发春天易逝人生短促的感叹。诗中连续用“春老”与“人老”，“草白”与“发白”，“人生”与“发生”的对比，最后以“青春未老人先老”的警句收束。诗的构思独创，对比鲜明，层层铺排，语言晓畅，形成抑扬起伏、波澜迭起又回环照应的旋律节奏，使抒发的人生悲慨委婉深沉，令人警省并引起强烈的心灵共鸣。此诗与初唐刘希夷的名句“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异曲同工，也可见石延年善于融会吸收乐府民歌及初唐七言歌行的艺术营养。

　　《代意寄师鲁》更是石延年的一首流传极广的七古杰作：

　　十年一梦花空委，依旧山河损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飞，高楼日日春风里。眉黛石州山对起，娇波泪落妆如洗。汾河不断天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

　　据《诗话总龟》卷三三引《古今诗话》说，这首诗作于宋平阳府，属河东路（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当时石延年奉命前往河东征调民兵备边，友人尹洙（师鲁）正在陕西抗击西夏的前线。诗是代人而作，故题为“代意”。诗中抒写一位闺中女子对尹洙的思念。诗人先用“花空委”、“损桃李”的兴象表现她与尹洙分别十年，青春虚度，山河未改，容颜已衰；又写她迎着春风登临远望，但闻雁声北去，见燕子西飞而情人无踪；再以石州的山峰比喻女子的双眉，写她整日面对远山愁眉不展，泪流满面弄湿了粉妆。最后以汾河南流不断、天色冷淡无情含蓄表达她无尽的愁怨。诗人以健笔写柔情，比喻自然贴切，句调爽朗，境界阔大，表现闺妇心态却细微深婉。北宋王辟之激赏此诗“词意深美”，并说诗人死后，曾托梦给友人，自谓此乃平生“最为得意”之作（注：参见（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宋诗中爱情诗、闺思诗寥寥无几，石延年此诗作为闺情诗看，是难得的佳作，在当时广为传诵。诗人的朋友关咏曾把它改写成词，谱入《迷仙引》调，“人争歌之”。词云：“春阴霁。岸柳参差，袅袅金丝细。画阁昼眠莺唤起。烟光媚。燕燕双高，引愁人如醉。慵缓步，眉敛金铺倚。嘉景易失，懊恼韶光改。花空委，忍厌厌地。施朱粉，临鸾镜，腻香销减摧桃李。独自个凝睇。暮云暗，遥山翠。天色无情，四远低垂淡如水。离恨托，征雁寄。旋娇波，暗落相思泪。妆如洗。向高楼，日日春风里。悔凭栏，芳草人千里。”（注：参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五引《古今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词对诗意作了增衍，多些秾丽和脂粉气，少了开阔疏朗的气韵，却表明石延年诗对宋词创作的影响。

　　石延年喜作集句诗。《下第集句》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云未有因。圣主不劳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凤凰诏下虽沾命，豺虎丛中也立身。啼得血流无用处，朱衣骑马是何人。”抒写他的壮志抱负和下第后的牢骚怨愤。诗中所集是何人之句，难以一一细考，但将他人之句集为一首对仗工整、格律严谨、通篇浑成的七律诗，可见石延年读诗多，记忆牢，才思敏捷。另一首集句诗《偶成》云：

　　年来年去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春风舞一场。

　　首句用唐人郑谷《燕》诗句，次句用唐人秦韬玉《贫女》诗句，三句用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句。集前人之句，如同己出，一气呵成，在自嘲中表现出诗人豪放潇洒的个性。宋人蔡绦《西清诗话》说：“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元丰间，王荆公益工于此。王直方谓始于荆公，非也。”（注：参见（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七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指出石延年好作集句对于王安石的影响，这一点也不应忽略。

　　刘克庄说石延年“集中……警句尚多”（注：参见（宋）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一。）。石延年在创作中精心锤炼警句，这从上文所举的作品中皆可看出。《筹笔驿》中的“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一联，与《金乡张氏园亭》中的“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之句，正如张鸣先生所评：妙在把“对可观物态的观照和主观心态的体验，都纳入看上去很自然平常的句子中”。[14]（P59） 此外，在石延年的数十个断句中，还有不少很精警的。如“天寒河影淡，山冻瀑声微”（《山寺》）、“平芜远更绿，斜日寒无辉”（失题）、“海云含雨重，江树带蝉疏”（失题），用动词和形容词细致精妙地表现出景物之间的关系；“水尽天不尽，人在天尽头”（《高楼》），钱钟书先生指出这一联与范仲淹的“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高楼》），欧阳修的“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和“夜长春梦短，人远天涯近”（《千秋岁》）“词意相类”，都用了“天涯虽远，而想望中的人物更远”的写法[9]（P38）。还有“月中欲与人争瘦，雪后偷凭笛诉寒”（《梅花》），以拟人化手法活现梅花清瘦苦寒的意态。至于“月如无恨月长圆”一句，司马光说：“李长吉（贺）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为奇绝无对。曼卿对云云，人以为勍敌。”[15] 这些警句，表明石延年作为宋诗变革派的一员大将，在运思造境、炼字琢句上已力图克服宋初白体的率易平熟、晚唐体的冷寂狭小及西昆体的藻饰雕琢之弊，着意追求一种清奇生新，深隽瘦劲的崭新风格。

　　毋庸讳言，石延年的诗也有明显的缺点。例如《调二举子》诗云：“司空怜汝汝须知，月下敲门更有谁。叵耐一双穷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还有《登第后被黜戏作》，皆为游戏笔墨，失于油滑。又如《偶成》：“力振前文觉道孤，耻同流辈论荣枯。动非仁义何如静，得见机关不似无。孔孟也宜轻管晏，皋夔未必先唐虞。侯门重问吾何有，且自低心混世儒。”通篇议论，枯燥乏味，已暴露出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之病。再如他的《红梅》诗中，竟以“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如此粗浅呆板之句描状红梅，被苏轼讥为“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注：参见（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二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20页。）。近年有论者评石延年诗“豪纵浮嚣”[16]（P69），“豪纵”二字中肯，“浮嚣”便言过其实了。

　　总之，石延年的诗具有意气标举、雄奇豪纵的鲜明艺术风格。他同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一起努力出新求变，为开创宋诗风调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欧、苏、梅，但在多种题材和体裁上都有足以传世的佳篇警句，对于欧、苏、梅、王（安石）、黄（庭坚）的诗歌乃至宋词的创作都有影响。他无愧于北宋诗文革新的前驱者和“诗豪”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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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1]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2] [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A]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 黄宝华选注黄庭坚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4] 张鸣选注宋诗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15] [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A][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 吕肖奂宋诗体派论[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重庆适合自驾游的好去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虎峰山

虎峰山位于壁山和沙坪坝区交界的地方，风景不错，最高处有200多米高的奇峰傲然屹立，如老虎盘踞山林仰天长啸，莲花湖以沙洲为“裙边”，白鹤嬉戏其上。单说虎峰山猫儿寨那独特的自然风光，定能让你眼界洞开。极目远眺，群山环抱。东瞻秀丽如画的小峨眉，西眺连绵起伏的旋顶山，南望峰峦叠嶂的大垭口，北翘挺拔如削的铁山峰。

活动路线：石桥铺转盘—莲花湖—断头菩萨坪—虎峰镇上

2、尖刀山

尖刀山森林公园位于华岩镇中梁山，是重庆市最新规划的主城区森林公园之一，由尖刀山、笔头山、石垭口、二龙槽等山峰组成。尖刀山与老虎坪对望，在二龙槽下就是仙女洞。尖刀山地势陡峭，其间次生灌木林，蕨类层染。而其中还有一种树木叫“闻香木”，其径叶之中暗藏香味，轻折之，则异香扑鼻。是登高望远，放风筝，骑自行车的好去处。

活动路线：杨家坪—玉清寺—田坝—云峰村

3、寨山坪

寨山坪在含湖旁，对于大多数重庆人来说，目前还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名字。因为至今为止它几乎还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据史料记载，寨山坪原名皇城、小凉山，为明代古寨。明末张献忠的队伍入川，曾攻下这里占山为王，自封皇帝，将此地定为皇城，并将从各地收缴来的兵器宝刀埋于地下，称之为铁修坟。目前，寨山坪上还保存有南星门、平安门等城门遗址，以及神秘的李家祠堂、雄壮的劈剑石、色彩艳丽的官房、观音庙菩萨塑像，是寨山坪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见证。

活动路线：杨家坪—西彭—含谷车站—寨山

4、南山

南山风景区位于重庆长江南岸，北起铜锣峡，南至金竹沟，汪山、黄山、袁山、蒋山、岱山、老君山、文峰山等数十座山峰临江拔地而起，与涂山寺、老君洞、大佛寺等古建筑相映生辉，点缀着山城重庆分外妖娆。

总面积约2500公顷，平均海拔400余米，最高峰春天岭海拔6815米，从渝中区隔江遥看，峰峦叠嶂，沿江列峙，林木联袂，郁郁苍苍，恰似一道护卫山城的绿色屏障。风景区内旅游资源积淀丰厚，山、水、林、泉、瀑、峡、花等，自然景观俱全;佛、道、基督、天主、伊斯兰教建筑，以及完整的“陪都”遗址群等，人文景观毕集。

活动路线：南坪——弹子石————南山植物园——大金鹰园——老君洞——南滨路

5、南温泉

南温泉位于重庆市南部，距市中心16公里。景区内气候温和宜人，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在15-18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为1100-1450毫米。充沛的降雨量为植物生长、溪流、瀑布提供了充足水分。南温泉风景名胜区景观资源丰富，景点类型众多，游览观光价值较高，具有山、水、林、泉、峡、洞、瀑等多种类型的自然景观，其温泉、花卉、陪都遗址均有较高的知名度。

娱乐项目：泡温泉，赏花看遗址，避暑

6、圣灯山森林公园

圣灯山森林公园是直辖市级森林公园，座落重庆巴南区距重庆市区70公里。圣灯山亦名“圣登山”，相传明代建文帝避难至蜀曾在此结访庐而居，故名。山上森林茂盛、繁密，尤多奇树珍禽，富有天然奇趣，一九八二年被定为重庆市自然保护区。因其奇特、幽美、古老、惊险的自然景观而闻名暇迩。

7、歌乐山

歌乐山，属缙云山的一只余脉,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游览区，景区之内，溶洞、石穴甚多。主峰面积04平方公里，周围有“井”形的仿古建筑茶楼、尖顶栈阁、观景台、猎人屋等景观，并于云顶寺的遗址之上筑有巴东文化雕塑长廊。

它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遗迹和白公馆、渣滓洞监狱而享誉全国，特别是随着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流传，歌乐山更成为一座英雄的山脉。歌乐山风景区由主峰中心景区、蒋介石官邸“林园”和重庆烈士陵园三个景区组成。

8、走马古镇

走马镇位于九龙坡区，处于巴渝中心地带，早在明代中叶便有驿站，自古以来便是商贾往返渝州、蜀都的必经之地。

来往的行人把各种新鲜事也带到了走马古镇，不计其数的民间文化作品也被创作出来，世代相传。走马古镇曾被市政府命名为“民间文学之乡”和“历史文化名镇”。

9、黄桷古道

上新街到黄桷垭有一条被称“老君坡”的古籍板古道，为当地一景：“黄桷古道。”黄桷古道曾是历代川黔商贾的必经之地，其道依山势而建，青石板路蜿蜒穿行在黄桷树的浓荫中。据考证，该路始于唐宋，自此人群熙攘，热闹非凡。黄桷古道的精彩段落，也是历代名人常经之地，曾留下丰富的题刻和诗词。抗战期间，入缅作战的部分军队也经此古道而过，足见其当年重要的交通作用。

孔门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许因为孔子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门弟子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团结的利益集团。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孔子毕生有心为政而不果，只好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他们如众星拱月般地推崇孔子，也正是他们一传再传彰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可以设想，假如孔子没有这些忠实的弟子，他个人或许依然可以成为圣人，但其学说则未必能如后来那样流传久远与广大。

当然，这数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时师事孔子，否则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去推想，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似乎都将成为重大问题。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或许不曾接触或不曾谋面。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响，当然也应该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长。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评价，在他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状况，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评价是："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颜回）也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看来都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或许因为孔子对这些及门弟子出众者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专门人才。他说："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孔子就同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因面对的对象不同而解释与回答的侧重点一般也就不同。这样一来，不仅孔子的教育方法颇富个性与特色，而且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孔门弟子之所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除了他们的天赋、个性等原因外，也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别培养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孔门后学在学术上的分野与分化，除了外界环境使然外，恐怕也与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孔子在教学内容上对弟子们分别对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别呢其实，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孔子整理的那些经典主要是用来教授弟子的，弟子们所凭借的"课本"恐怕都是经孔子删定的那些文献，《孔子世家》说quot;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孔子在对弟子们进行因材施教的同时，依然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换言之，孔子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准则，从而使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标准，而这些信仰与标准便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孔学传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在进行共同教育的同时，似乎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对待。

基于后一个考虑，我们看到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不曾另立门户，但事实上这些及门弟子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了了伏笔。陶潜《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种详尽而明白的说法虽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当然不必尽信。但揆诸情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的及门弟子之所谓学有专精；恐怕正是指他们各人守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门研究。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门情况说：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矍，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成为子夏所传，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礼》、《乐》三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孙尼子、五史氏诸人，而孔门弟子复为《礼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刘师培的这些排比，虽然于细节也不可尽信，但它足以说明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决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实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门弟子的学有所长、术有专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已可看到儒学必然分化的端倪。但这种分化毕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终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长逝。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泅上，弟子皆服丧三年。叉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赣(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词孔子家，而诸儒亦讲礼乡饮于孔子家。显而易见，孔门弟子虽然学有不同，但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同样尊敬，估计他们在为孔子眼三年之丧，守三年心表的时候，可能尚未发生别立门户等分化现象。

孔门后学的分化大概发生在弟子们为孔子眼三年之丧结束的时候或之后。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的时候，"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然后归。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来，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或学术团体，似不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分裂。子贡即使没有担当孔门领袖的资格和能耐，但他毕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二者之间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贡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quot;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妆来何其晚也”显然，孔子对子贡寄予相当的期望。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子贡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们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鲁哀公为孔子致悼词并不合乎情理，以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场，为孔子守六年之丧。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于此我们感到，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当子贡的地位逐渐确立，孔门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的时候，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他们期望以有若来取代于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欲明白个中的奥秘，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子贡方面说，由于其"利口巧辩"，性格使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似乎在某种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子贡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子贡过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与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贡。另一方面，如果从子夏等人的立场来观察，他们对有若的推举，除了出于对子贡的反感外，似乎也与孔门弟子的凝聚力日趋削弱有关，因而他们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为"盟主"，以期重振孔门声威。

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曾子的响应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知道，曾子虽是孔门弟子中谨遵师说的忠诚弟子，但他和子张、子夏等人并不是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子张》记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表面上对子张似乎很推崇，但实际上也不无贬损之意。至于对子夏，《札记·檀弓》、《论衡·祸虚》都曾记载曾子指责子夏的事：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妆于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岛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日妆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这段指责虽然晚出，但他们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则，似为事实。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赞同子夏的主张，推举有若为孔门盟主呢更何况有若无论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见解、人格修养都不可能真正与孔子相比。

有若没有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视而绝不自标宗旨的人生态度，故而曾子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曾子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的建议时，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各人的才学识德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更何况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没有统一的解说和范式呢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而且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

至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邓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入，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的儒学情况。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们我们暂且勿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及问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况。

在孔问及问弟子中，应该有所作为的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似乎在学术见解、思想见识方面也应该能有所作为。但是，可能由于发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贡在为孔子守了六年丧礼之后便基本上与孔门弟子失去联系，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并没有在学术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传他的天赋并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作领袖的企图，继则可能聚徒讲学，从事著述，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和宣传孔子的遗说。《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麋《汉志考证》称："《隋志》、《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其学术要旨只是阐发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以孝为人生哲学的第一义，是"天地之大经"，是"众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倾向方面，似已偏离孔子的路线，当然也更合乎曾子"战战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说，"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勤勉与好学，使他颇得孔子的赏识与喜爱，不时受到孔子的夸奖。在学术见解上，有子也大体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quot;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钦。"虽不若曾子极端重视孝道，但也强调孝悌是仁的基础。他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还强调，"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固不失其亲，亦可亲也。"由此可见，有若不仅在相貌上关于孔子，其见解似亦得孔子真传。有子后来的情况史枫有问，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况是承袭孔子的遗教，聚徒讲学。只是由于经过同门弟子的打击，其学难以显赫而已。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大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寓于毕，傅涝陀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元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经此打击，其后当然声望不显，恐也难创造什么宗派了。子游，胜言名偃，字子游。据说少孔子四十八岁，但由于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被孔子列为文学第一，对古典文献及礼乐教化似乎深有研究，与子夏齐名，故而应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作过相当的贡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可见子游的名声、贡献实不在子夏、子张之下。《札记·礼运篇》记载，背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堰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或许正是得之于这种难得而又特殊的机会，我们相信儒家们所谓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即便不一定是子游及其门人所记录，但由于是子游亲耳所闻，想必在其思想宗旨方面一定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故而康有为《孟子微》自序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

显然，子游之学应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子游一样，子夏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他姓卜客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荀子·大略》说，子夏家贫，平时穿得破破烂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说："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可见其性格略有点怪异，而向志于学，故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与子游同列。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的勤奋好学是相当突出的，并因此获得孔子的赞赏和鼓励，孔子也尽可能地加以引导和训练，从而使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似乎是最全面地掌握了乃师的学说。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说，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最有资格统领孔门弟子。然而由于其怪异的性格，使其与其他弟子并不能友好地相处。他在孔子去世之后策划推举有若而未果，只好离开孔门，前往他国聚徒讲学。

子夏的怪异性格是相当突出的。早在他追随孔子问学的时候，好谈论别人是非的子贡就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日："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日："过犹不及。"孔子的这种评价令人寻味，子夏的性格弱点似乎相当明白。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而且，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种告诫虽不能说是针对子夏的弱点而来，但按照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决不至于无的放矢，随意闲谈。

从《论语·子张》的记载看，子张，子游等人似乎也瞧不起子夏的为、人，子游说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当子夏之门人间交于子张，子张问道："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怒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大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再则，如果从我们前面已反复谈到的子夏策划推举有若看，子夏并不是以学术才识道德素养作为标准，肯定别有人际关系的原因在。

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便离开了鲁国，先在卫国为卫灵公做些事情，然后应邀去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甚者如曾子后来所指责的那样，西阿之民一度将子夏比拟为孔子再生而尊敬之，可见其影响之大。其知名弟子可考者，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黎等等。故而前辈学者如梁启超等人谈到子夏西河传经时都给予高度重视，以为此一环节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阿。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魏文侯则别无他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子夏西阿传经的情况略作说明。

子夏西阿传经时在孔子辞世、孔门弟子发生分化之后，其详细情况四史阙有间无法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学术真传，因此，儒家的一些重要经典不仅差不多都经过他的传授，而且许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还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东汉学者徐防说quot;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也就是说，所谓儒家经典，其大部分都和子夏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关系。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一节中说得更明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正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买受之于子夏。觳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木。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quot;综合徐防、洪迈二人的说法可知，后世所谓儒家经典最主要的部分，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论语》、《公羊》、《觳梁》等都和子夏有关。

徐防、洪迈的说法当然不必尽信。但当我们尚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之前，我们也不必过于怀疑，姑且存之。我们现在的兴趣是，如果按照徐防、洪迈的说法，儒家重要经典与子夏无关者似为《左传》，而我们如果稍加考定，就不难发现《左传》实际上也与子夏有相当的关联。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其早期传授系统，学术界向有争议。《经典释文·叙录》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侍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锋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这个传授系统大体可信，但对若干细节比如左丘明其人则均不明了而存在分歧。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quot;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俱弟子从异端，各安其意，失真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锋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来《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正相，亦上观尚吉，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招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记。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由此看来，《春秋》原本是孔子据旧史而删定的当代史，但限于政治气氛与环境，七十子之徒只能口授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耳相传总不是办法，于是有鲁君子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还有锋椒、虞卿等人出于其他原因也著有类似的著作。

左丘明作过《左氏春秋》不必怀疑，问题在于这个左丘明的情况实在模糊。《汉书·艺文志》自注渭：左丘明，鲁大夫。《颜氏春秋·观周篇》及《孔子家谱》都指出，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左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果如是，左丘明身为鲁史，又在孔门弟子之列，与孔子同修《春秋》经。只是如《经典释文·叙录》所说，担心弟子退而异言，恐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显然，此左丘明非孔子弟子者莫属。

然而，遍考孔门诸弟子，知名且有能力作《左传》者似乎尚未见。《论语·公冶长》确实提到过一个左丘明，但关于此人的情况依然模糊。子曰quot;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由于孔子在此一再引左丘明以自重，因而使许多学者都怀疑此左丘明不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而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者。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作如此判断。然而我们就此想指出的是，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并不能证明左丘明一定早于孔子，更不能证明左丘明定非孔子弟子。因为孔子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同时代人乃至自已的学生并不乏赞美之辞。如《论语》同篇中关于"闻知"的问题，孔子就对子贡说："弗如也。吾与汝(指子贡，弗如(颜回，也。"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说颜回的年代早于孔子，且不在孔门弟子之列。要言之，左丘明确为孔子之门人，而他的才学也一定是孔门弟子之中最出众者。

但是，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左丘明是以"左"为姓抑或以"左丘"为复姓，实在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以为姓"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张以"左丘"为复姓，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则认为，左是官名，正是姓。如此分歧，真令人不知所从。于是乎，便有人否认左丘明确有其人，而是别人的假冒。

那么，这个假冒的人又是谁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据《韩非子·外储说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以及《内储说上》“乃以左氏易之”等语推断quot;《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真学，故名之日《左氏春秋》。"怀疑《左传》或成于吴起之手。钱穆《吴起传(左氏春秋，考》更明白地说："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耶？”并进而推断："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显然，这些猜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自圆其说，也使我们不必怀疑吴起是否真的有能力有时间作《左氏传》。但是我们由此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已相信《左传》作于吴起，那么如何理解太史公所说的"左丘失明，乃传《国语》的说法呢太史公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有根据的。因此，《左传》作于吴起说，虽能自圆其说，但总有使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其证据不足，多为推测之辞。当然，他们的探讨无疑也是一个方向，离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远了。

循太史公的提示，再阅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子夏材料，使我们突然觉得《左氏传》不是作于吴起，而是吴起的老师子夏。所谓左丘明者，也不是吴起以左为姓而来的，而是子夏晚年的自号或别称。故而《左传》便极有可能出于子夏之手或出子夏历传。

《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殃，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正义》云quot;西阿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也。"西阿，战国魏地，一说在今昔、陕黄河左右。实际郡治在洛水以东，靠近洛

　　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珍藏着许多举世无双的中国文物。她在外国博物馆以无比高贵的姿态，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言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象。下面简略介绍如下：

　　一、亚洲

　　日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最大的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内设有“东洋馆”，整个二楼五个展室都陈列中国古代美术品，其中不少是陶瓷，从原始彩陶到唐宋以后的陶瓷等，应有尽有。比如，该馆珍藏古建盏，产自闽建阳市水吉，是镇馆之宝。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馆内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有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上千座博物馆收藏有中国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数量估计在数十万件。

　　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曾举办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展览。是把全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不仅是完整的器物，也包括陶片，从全国搜集后，汇集展览，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趋。其中有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的瓷器等。

　　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本馆，主要用于举办各种专题展览。馆内所藏1万余件珍贵文物，定期轮换站出、展出。京都国立博物馆本身，也是日本的国家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陈列着大量的龙泉青瓷。铭记有“顾氏”二字的明代著名龙泉匠师顾仕成一件直径约4寸5分的瓷碗，就珍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内。

　　日本奈良市的法隆寺珍藏了唐代越州窑的四耳青瓷药壶，高8寸7分，直径4寸5分，曾为天皇所使用。当这一稀罕的宝物在1939年于奈良市博物馆公开陈列时，前往参观的人群如山如海。

　　伊朗：伊朗阿特别尔寺在伊朗古都大不里士以东的阿德比尔镇。1611年曾将珍贵的1600多件中国陶瓷献给神庙，现归德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