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拉丁学名：Hedera nepalensis var sinensis (Tobl) Rehd)五加科常春藤属多年生常绿攀援灌木，气生根，茎灰棕色或黑棕色，光滑，单叶互生;叶柄无托叶有鳞片;花枝上的叶椭圆状披针形，常春藤的功效与作用有哪些呢下面是我整理常春藤的功效与作用的资料，欢迎阅读。

　　常春藤的功效与作用

　药 材 名常春藤

　英 文 名Chinese Ivy Stem

　拉 丁 名Caulis Hederae Sinensis

　别名士鼓藤,龙鳞薜荔,尖叶薛荔,三角风,三角尖,上树蜈蚣,爬墙虎,槭枫,尖角枫,山葡萄,狗姆蛇,钻天风,百脚蜈蚣,钻矢风,枫荷梨藤,风藤草,犁头南枫藤,三角箭,土枫藤,散骨风,三叶木莲

　名称考证士鼓藤(《本草拾遗》)、龙鳞薜荔(《日华子本草》)、尖叶薛荔(《圣惠方》)、三角风、三角尖(《纲目》)、上树蜈蚣(《分类草药性》)、爬墙虎、槭枫、尖角枫、山葡萄、狗姆蛇(《中国树木分类学》)、钻天风(《四川 中药 志》)、百脚蜈蚣(《中国药植图鉴》)、钻矢风、枫荷梨藤(江西《草药手肠》)、风藤草(《西藏常用中草药》)、犁头南枫藤、三角箭、土枫藤、散骨风、三叶木莲(《浙江民间常用草药》)

　科目来源双子叶 植物 药五加科植

　药用部位常春藤的茎、叶。

　性味归经苦，凉。①《本草拾遗》： “苦。”②《本草再新》： “味苦，性微寒，无毒。” ③《西藏常用中草药》： “性平，味甘。”《本草再新》： “入肝、脾二经。”

　功效主治祛风，利湿，平肝， 解毒 。治 风湿 性 关节炎 ，肝炎， 头晕 ，口眼喎斜，衄血，目翳，痈疽肿毒。

　用法用量内服：煎汤，1～3钱;浸酒或捣计。外用：煎水洗或捣敷。

　资源分布分布华北、华东、华南及西南各地。

　古籍考证①《纲目》：主风湿流注疼痛，及痈疽肿毒。②《本草再新》：治肝郁，补脾利湿，去风滑痰，通行经络，行血和血，并能理气。 ③《草木便方》：治小儿慢惊，风痰。除刀伤犬咬毒。④《分类草药性》：治筋骨疼痛，风湿麻木，泡酒服。能洗疮毒。⑤《开宝本草》：平肝顺气，明目，治头晕。

　 化学 成分茎含鞣质(1201%)、树脂。叶含常春藤甙、肌醇、胡萝卜素、糖类;还含鞣质294%。

　相关选方①治肝炎：常春藤、败酱草，煎水服。(江西《草药手册》) ②治关节风痛及腰部酸痛：常春藤茎及根三至四钱，黄酒、水各半煎服;并用水煎汁洗患处。 (《浙江民间常用草药》) ③治 产后 感风头痛：常春藤三钱，黄酒炒，加红枣七个，水煎，饭后服。(《浙江民间常用草药》) ④治疗疮黑凹：用发绳扎住，将尖叶薜荔捣汁，和蜜一盏服之。外以葱蜜捣敷四围。(《圣惠方》) ⑤治一切痈疽：龙鳞薜荔一握。研细，以酒解汁，温服。利恶物为妙。(《 外科 精要》) ⑥治衄血不止：龙鳞薜荔研水饮之。 (《圣济总录》) ⑦托毒排脓：鲜常春藤一两，水煎，加水酒兑服。(江西《草药手册》) ⑧治疔疮痈肿：鲜常春藤二两，水煎服：外用鲜常春藤叶捣烂，加糖及烧酒少许捣匀，外敷。(江西《草药手册》) ⑨治口眼歪斜：三角风五钱，白风藤五钱，钩藤七个。 泡酒一斤。每服药酒五钱，或蒸酒适量服用。(《贵阳民间药草》) ⑩治皮肤痒：三角风全草-斤。熬水沐浴，每三天一次，经常洗用。(《贵阳民间药草》) ⑾治 脱肛 ：常春藤二至三两，水煎熏洗。 (江西《草药手册》)

　原生形态常春藤多年生常绿藤本，长达20米。 茎光滑，嫩枝上有柔毛如鳞片状，借气根攀援他物。单叶互生，革质光滑; 营养 枝的叶三角状卵形至三角状长圆形，长2～6厘米，宽1～8厘米，全缘或三裂，基部截形;花枝和果枝的叶椭圆状卵形、椭圆状披针形，长5～12厘米，宽2～6厘米，先端尖，全缘，基部楔形，叶柄长1～5厘米。 伞形花序，伞梗长1～2厘米，具棕**柔毛;花柄长5～10毫米，无节，有柔毛;花萼有5齿;花瓣黄绿色，5片，卵圆形;雄蕊5，与花瓣交错排列;子房5室，花柱联合成短柱形，果实圆球形，浆果状，**或红色。花期8～9月。野生于山野，多攀援于大树或岩石上，庭园常有栽培。分布华北、华东、华南及西南各地。 本植物的果实(常春藤子)亦供药用。

　参考出处《本草纲目拾遗》,《纲目》,《本草再新》,《草木便方》,《分类草药性》,《开宝本草》

常春藤主要价值

　绿化

　在庭院中可用以攀缘假山、岩石，或在建筑阴面作垂直绿化材料。在华北宜选小气候良好的稍荫环境栽植。也可 盆栽 供室内绿化观赏用。常春藤绿化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尤其在立体绿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可达到绿化、美化效果，同时也发挥着增氧、降温、减尘、减少噪音等作用，是藤本类绿化植物中用得最多的材料之一。

　纳米吸附：孔隙的孔径在027-098纳米之间，呈晶体排列。同时具有弱电性，甲醛、氨、苯、甲苯、二甲苯的分子直径都在04-062纳米之间，且都是极性分子，具有优先吸附甲醛、苯、TVOC等有害气体的特点，达到净化室内空气的效果。[8]

　常春藤是室内垂吊栽培、组合栽培、绿雕栽培以及室外绿化应用的重要素材。常春藤为木质常绿藤本。以发达的吸附性气生根攀援，茎长可达30米。枝叶稠密，四季常绿，耐修剪，适于做造型。[5]

　药用

　异名：土鼓藤(《本草拾遗》)，龙鳞薛荔(《日华子本草》)，尖叶薜荔(《普济方》)，三角风;三角尖(《纲目》)，上树蜈蚣(《分类草药性》)，爬墙虎、械枫、尖角枫、山葡萄，狗姆蛇(《中国树木分类学》)，钻天风(《四川中药志》)，百脚蜈蚣(《中国药植图鉴》)，钻矢风，枫荷梨藤(江西《草药手册》)，风藤草(《西藏常用中草药》)，犁头南枫藤，三角箭，土枫藤、散骨风，三叶木莲(《浙江民间常用草药》)。[9]

　来源：五加科常春藤属植物中华常春藤HederanepalensisKKochvarsinensis(Tobl)Rehd，以全株入药。全年可采，切段晒干或鲜用。

　性味归经：苦、辛，温。

　①《本草拾遗》：“苦。”

　②《本草再新》：“味苦，性微寒，无毒。”

　③

　《西藏常用中草药》：“性平，味甘。”[9]

　功能主治：祛风利湿，活血消肿，平肝，解毒。用于风湿关节痛，腰痛，跌打损伤，肝炎、头晕、口眼蜗斜、衄血、目翳、急性 结膜炎 ， 肾炎 水肿，闭经、痈疽肿毒， 荨麻疹 ， 湿疹 。[9]

　附方：

　①治肝炎：常春藤、败酱草，煎水服。(江西《草药手册》)

　②治关节风痛及腰部酸痛：常春藤茎及根三至四钱，黄酒、水各半煎服;并用水煎汁洗患处。(《浙江民间常用草药》)

　③治产后感风头痛：常春藤三钱，黄酒炒，加红枣七个，水煎，饭后服。(《浙江民间常用草药》)

　④治疗疮黑凹：用发绳扎住，将尖叶薜荔捣汁，和蜜一盏服之。外以葱蜜捣敷四围。(《圣惠方》)

　⑤治一切痈疽：龙鳞薜荔一握。研细，以酒解汁，温服。利恶物为妙。(《外科精要》)

　⑥治衄血不止：龙鳞薜荔研水饮之。(《圣济总录》)

　⑦托毒排脓：鲜常春藤一两，水煎，加水酒兑服。(江西《草药手册》)

　⑧治疔疮痈肿：鲜常春藤二两，水煎服：外用鲜常春藤叶捣烂，加糖及烧酒少许捣匀，外敷。(江西《草药手册》)

　⑨治口眼歪斜：三角风五钱，白风藤五钱，钩藤七个。泡酒一斤。每服药酒五钱，或蒸酒适量服用。(《贵阳民间药草》)

　⑩治皮肤痒：三角风全草一斤。熬水沐浴，每三天一次，经常洗用。(《贵阳民间药草》)[9]

　用法用量：内服：煎汤，5～15克;浸酒或捣汁。外用：煎水洗或捣敷。[9]

　生态

《汉代学术史略》，人民出版社，2008

《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

《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

《崔东壁遗书·序言》，亚东图书馆，1936

《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中华书局，1955

《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尚书通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与章巽共同编写，谭其骧校订）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至第三集），中华书局，1988

在学术史上顾颉刚这个名字一直是与古史辨派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古史辨派的****，他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

以后，《古史辨》又持续出到七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学术事业，在学术界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

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取得了极大成就。

　　李白故居李白庄

　　李白故居山东泗水李白庄，源自诗仙李白《寄东鲁二稚子》一诗。

　　李白在《寄东鲁二稚子》诗中直接表白：“我家寄东鲁”，“因之汶阳川。”诗中，李白明确交待了自己家寄东鲁汶阳。东鲁在哪里？东鲁在泗水，指曲阜东部。汶阳在何处？汶阳在泗城西北。泗水汶阳乡，即今中册镇。明代知县尤应鲁《汶阳乡考》：“汶阳于隋前为县，迨隋置泗水县，以汶阳地益焉。”“本县原有汶阳乡，余考军册坊廊，中册……柘沟俱属汶阳乡。”东鲁汶阳共有两处李白庄，都在泗水县中册镇境内，西为李白庄，东是小李白庄，相距三里。

　　唐《通典》、宋《太平寰宇记》及清《山东续考古录》均称：“汶阳城在泗水县。”据《泗水县志》、《地名志》对照中册镇古碑铭考证，汶阳城，即今泗水中册镇故县北城子顶，距李白庄十二里。李白的子孙后裔世世代代就居住在小李白庄。

　　《泗水县志》收录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甫》一诗，（石门，即龙门山，位于李白庄北八里）该诗写于天宝四年深秋，这是李白与杜甫在东鲁汶阳李白家中第三次会见。李杜情同手足，游遍了泗河两岸的山川古寺，亭台楼池，在龙门山石门，李白送别杜甫好友，留下了“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这绝唱佳句，传诵千古。

　　李白送别杜甫后，在泗水家中住过一段时间，他决定南游天台，行前作了《别东鲁诸公》，又题《梦游天姥吟留别》。

　　《寄东鲁二稚子》作于天宝七年。李白与宗氏夫人结婚后，在梁园有家。这时，许氏夫人已去世，远在东鲁汶阳的子女常牵引李白的思念。诗中提到的酒楼、桃树、龟阴田等，在今李白庄均有遗迹。李白庄青莲街在唐代就有酒楼，后来酒楼坍塌，在原址建了太白祠，并立了根旗杆，至今旗杆窝仍在。李白庄北山有龟阴田，至今仍属李白庄集体所有，且村南河上有李白舍金架设的石桥；李白河西有其捐银修建的碧波池，池旁碑碣刻有李白手书“天连地井碧波泉。”庄东三里小李白庄建有李氏家庙，石碑林立。当地至今流传着好多李白的故事传说。

　　据史志古籍考，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北），出生在西域碎叶（今哈萨克托克马克附近），五岁时迁居绵州隆昌（今四川江油）青莲乡，二十五岁出川漫游，在湖北安陆娶原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李白携发妻许氏和娇女平阳移居东鲁汶阳（今山东泗水）李白庄。其子伯禽生于此，娇女平阳长于此，后来，许氏夫人卒于此，舍下稚儿娇女无人抚养，多亏李白的剑师白云师太收留，后迁居李白庄东三里处（今小李白庄）。至天宝十四年（公元756年），是李白最后一次别亲南行。李白在此生活了二十三年，留下诗文百余篇。李白故居便以诗仙命名，名曰李白庄。

　　李白学剑来山东

　　“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据说李白移居东鲁汶阳（今山东泗水县）李白庄后，在龙门山与白云师太比试剑法，拜师学艺，曾引发了一连串动人的故事。

　　唐代诗仙李白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于西域碎叶，五岁迁居绵州隆昌青莲乡。李白从小就爱好舞剑，十五岁拜左邻击剑老人学练剑术，二十岁常骑马佩剑出入于通都大邑。在《结客少年场行》诗中写到：“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珠袍曳锦带，匕首掐吴鸿。由来万夫勇，挟此英雄风”。好一派侠客风度。出蜀后，他南游洞庭，车览吴越，寓居安陆，后又移居东鲁汶阳，（今山东泗水李白庄）。在漫游各地期间，他随身佩剑，勤学苦练，在他很多诗中，都捉到过他的宝剑。如“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等。李白迷爱宝剑，简直形影不离。

　　开元二十四年（736），李白从湖北安陆移居东鲁汶阳后，听说白云庵有位尼姑剑术很高，名冠东鲁无敌手，很想与她比试比试，论个高低。可是，他几次登门寻访，均未见到白云师太的踪影。心中不免有些淡性。

　　这天，“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佩剑携酒，又去登游龙门山，从赤龙潭、灵光寺、到秀灵台、未来香，只见山清水秀，云蒙雾罩，如同仙境。刚登上龙门山顶，只觉得眼前一亮，山顶上正有一位尼姑，手舞宝剑，疾如闪电，击刺挑格，动作敏捷。李白喜出望外，高兴万分，不由喊道：“白云师太吗？你让我好找！”白云师太见有人找，赶紧收剑，站定：“请问施主，找我何事？”李白施礼抚剑：“青莲居士，特来讨教。”白云仙姑有意推辞：“佛道两家，师不同门，互不相扰，请道长自重。”说罢转身欲走。李白上前拦住：“李白云游八方，均为以剑会友，请师太莫要推辞。”白云仍然冷若冰霜：“道长素不相识，更无怨仇，何必争斗？”李白执意比剑：“久闻师太大名，难得一见，常言道不打不成交，请师太出招。”说罢先自抽出宝剑，摆出架势。白云师太万般无奈，只得抽剑应战，但并不急于出招。

　　李白素来好胜，率先出手，击刺挑格豪气纵横，削劈点撩、剑法刚硬。白云则剑法典雅飘忽，变化多端、虚中藏实，柔中带刚。两人交战三个时辰，未见输赢。

　　后来，李白求胜心切，出剑险重，白云心气太平，只守不攻。李白越战越猛，白云身软手轻，好像是体力不支，猛然打了个趔趄，露出了破绽，李白瞅准时机，快速出手，直朝白云刺去，岂不知这是白云一计败中取胜。只见白云不慌不忙，接住来剑，按、拧、拨、带，使了个四两拨千斤的技法，李白猛然扑空，失去重心，脚下无根，再想收剑，已经晚矣，噔噔噔噔，向前冲出五六步，咯吱一声，将宝剑插进了石缝，再怎么拔，也拔不出来。

　　过时，白云走来，手握剑柄，一推、一送，轻轻一抽，噌的一声，就把宝剑取出。这回，李白可真佩服得五体投地，豪风傲气飞得一干二净，当即拜白云为师，攻练剑术。

　　经过半年苦练，李白的剑术大有长进。也悟到了以柔克刚、水滴石穿的道理，不由对白云更加敬佩，以致萌生了爱慕之心。李白本就风流才子，曾几次劝说白云还俗，还流露了自己纳妾之意，都被白云严词回绝。可李白仍不死心，苦苦追求。白云虽说对李白也有爱慕之心，但更敬重他的才华。一怕误了李白的前程，二怕坏了自己的名声，三怕毁了许氏一家的幸福，落万人耻笑，难以做人。白云生怕李白继续纠缠，夜长梦多，便对李白明言：“本人既已出家，断不能沾染尘事，道家已有妻室儿女，怎能想三想四，咱们师徒一场，到此为止。请你下山吧。”

　　李白见白云生气，慌忙陪罪：“请师傅原谅，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今我剑法尚未学成，请师傅不要赶我下山，从今往后，我专心学剑，摈除杂念。”白云决心了断，干脆利落，顺水推舟说：“你若学剑，可拜我师兄裴旻为师。他的剑术更加精湛，可迎刃断百箭，令奚人均胆寒；他善于拉弓射箭，一天射虎三十一。师兄的剑术武功，高我百倍。”

　　经白云师太推荐，李白对裴旻敬佩十分，便给他写信说：“奴白，愿出将军门下。”裴旻当时也隐居在东鲁汶阳（山东泗水），见李白如此好学，诚心诚意，又有师妹白云的推荐，同意收李白为徒。

　　李白在东鲁汶阳学剑三年，以“铁杵磨针”的精神，日夜苦练，长期不懈，剑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曾多次受到裴旻的称赞。他射箭的本领，也特别惊人，后来，在幽州打猎，他：“一箭两虎穿，转背落又鸢。”（《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李白学剑来山东，为的是除暴安良，助人于困，曾得到各地豪侠的敬重。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李白打抱不平，为民除害，曾手刃数人。在与侠客交往中，得江南友人赠龙泉剑。李白《留别广陵诸公》诗中，“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曾提到此剑。

　　唐代文人崔宗之称赞李白：“担囊无俗物，访古千里外。袖有匕首剑，怀中藏陵书。”李白通文好武，一生致力诗作，但却身不离剑，且刻意求精，力图强体健魄，陶冶情操，锤炼意志，献身许国，这种精神和毅力，一直为世人所敬佩传颂。

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斯学大盛”的清代《史记》 研究时期

清代的《史记》研究空前繁荣。研习《史记》者之多，考评范围之广，取得的成果之大，都是已往任何一个时期无法比拟的。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初至1905年间，对《史记》有所研究、并有论著传世的文人学者达300余人。《史记》的研究专著有几十部，论文一百六十余篇，非专门性的著作至少也在八九十种以上。故近人周尚木称： “有清一代，斯学大盛” (《史记识误自叙》)。

清人研究 《史记》，成就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史记》的总体评价方面

在清代，学者把《史记》作为考评对象、研习楷模。虽对某些具体问题褒贬不一，但对司马迁的总体评价大都很高。如赵翼盛赞：“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一)。章学诚称司马迁“创例发凡，卓见绝识”，“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文史通义·申郑》)。王鸣盛、张九镡、崔述、姚文田、林伯桐等人屡称《史记》取材谨慎，“择其尤雅者载之。”钱谦益、冯班、王治皞等人赞司马迁“识力笔力，卓绝千古”。牛运震等人谓《史记》中之“论赞”“皆有深意远神，诚为千古绝笔”(《史记评注》卷一)。清人推尊《史记》，则对前人的批评予以痛斥。如冯班以 《史记》“阙文之义”驳苏辙“疏略”之论，以史迁“考信于六艺”斥扬雄“爱奇”之说，又以太史公 “父子异论”回击班氏的三点讥议。钱大昕以为《史记》微旨有三：抑秦、尊汉、纪实，对王允的“谤书”说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梁玉绳着重从具体史实出发，对班固等人的批评进行了全面反驳。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或说明司马迁“是非不谬于圣人”，或论证《史记》“不后六经”，充分肯定 《史记》的成就。

2《史记》的校勘考订方面

清前期迭兴文字大狱，迫使大批文人转向古籍考订。另外，清代学者痛感明人治学空疏浮华，便从“无稽者不信”而力矫其弊，故考据之学大兴。当时治《史记》者多以考证为主，如杭世骏《史记考证》、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史记三书释疑》、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 《史记疑问》、赵翼 《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王念孙《史记杂志》等等，都是名家力作。又如梁玉绳以19年的精力撰成《史记志疑》三十六卷，对《史记》正文及三家注中的各种讹误详加考辨匡正，对前人阙疑多有补注。被认为“足为龙门之功臣”。张文虎以钱泰吉的校本为基础，广参众本，就《史记》的衍、讹、误、倒、脱、混之处，详加比较，撰成《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是《史记》校勘的一大贡献。此外，郭嵩焘的《史记札记》、尚镕的《史记辨证》、李慈铭的《史记札记》和沈家本的《史记琐言》等，也都是晚清考订《史记》 的佳作。

清人考订 《史记》虽较琐碎，但有时也涉及到《史记》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如王鸣盛考定司马迁“卒在昭帝初”(《十七史商榷》卷六)。赵翼推算司马迁于元封二年初为太史令时即编纂史事，否定了所谓因遭李陵之祸而发愤著史说。赵铭认为司马迁下蚕室是“出于自请”(《琴鹤山房遗稿》卷五)。关于《史记》的缺补问题，王鸣盛认为：“《汉书》所谓十篇有录无书者，今惟《武纪》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为未成之笔，但可云阙，不可云亡，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十七史商榷》卷一)。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刘歆窜乱《史记》说。

3《史记》文学成就的评析方面

林纾曾经把清代的《史记》之学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钱大昕、梁玉绳为代表的考据派，另一派则是以方苞为代表的评点派。

方苞是桐城派的鼻祖，善以“义法”评点文章。“义”即“言有物”，也就是文章的内容;所谓“法”即“言有序”，也就是文章的形式。他认为“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古文约选序例》)。方苞从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角度评议《史记》，这是一大突破。刘大櫆在义法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史记》 的文法，称司马迁的文章有： “大”、“远”、“疏”、“变” 四大特点。林纾从声调入手，对《史记》文章的情韵之美和人情世态的刻画以及各篇的结尾艺术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同时又将《史记》与英国狄更斯的小说加以比较，开阔了人们的艺术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史记》美学价值的认识。

除桐城派外，如吴见思对司马迁手笔经营和《史记》体格章法的研究，牛运震、李晚芳对司马迁写人叙事文法笔力的研究，李景星对《史记》各篇结构层次及其义法的研究，都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

4《史记》的单篇研究和专题探讨方面

清人研究《史记》力求深入具体，因此对 《史记》各篇(包括《太史公自序》)清人都有专文或专著探究。专题研究集中在十表、八书上，如汪越、徐克范、牛运震、潘永年对“表”的研究，孙星衍、魏元旷、洪颐煊、钱大昕、方苞、汪之昌、姚文田、王元启、钱塘对“书”的研究，都有不少建树。其中，汪越的《读史记十表》、王元启的《史记三书正讹》影响最大。另外，清人对《五帝本纪》、《项羽本纪》、《孔子世家》、《越王句践世家》、《萧相国世家》以及伯夷、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荀、货殖等列传也有较多的研究，有些见解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

对《史》、《汉》的比较，清儒有两派，一派以沈德潜、邱逢年为代表，认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另一派以顾炎武为代表，认为“《汉书》不如《史记》”。

总而言之，清人对《史记》研究的深度、广度均超越前人，尤其是在校勘考订方面。可谓清代的《史记》研究是古代最为兴盛的时期。但考证繁琐细碎，有为考证而考证的倾向; 为司马迁辩护的理由尚显牵强附会等。是其不足。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取以据信，如《礼·学记》“中年考校”，《礼运》“以考其信”等；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辨校订，如《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南史·萧子显传》“考正同异，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为学术之专名，则始于宋人。如朱熹《答孙季和》信中论“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又如《宋史·郑樵传》即称郑氏“好为考证伦类之学”，考证即考据，伦类则指编纂而言。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这些称名皆以该学术的某一特征为命名之由，如称考据学、考证学、考核学是指其纠缪考辨、注重证据的治学特征；称朴学、实学是指其质朴求实、不尚虚谈的学术风气；称汉学是指其宗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则是指其注重辨名当物与考订典制；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诸家称名相殊，界定各异。即考据学一词，各家所论也相去甚远，如段玉裁谓“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而戴震、姚鼐、章学诚等人则以义理、考据、词章三分学术，王鸣盛更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分学术，以义理归之宋，以考据归之汉，具体所论又大相径庭；又袁枚以“补苴掇拾之学”即钞撮辑佚之学为考据学；江藩则认为“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而阮元更以广引博证经传旧文者为“浩博之考据”，以明辨音训精审会通者为“精核之考据”，等等 1。近现代学者或认为考据学仅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如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辞》中即论其学“是一种求真相的学术，遇有疑难，必通考据”；而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则又认为考据学“以书籍为主，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因此他建议应当称为“史料学”。诸家所论考据学之范畴，或概括学问之全体，或仅指学问之一端，大到无所不包，小到仅为名物典制之考辨，论者纷纷，莫衷一是。

如果总前人之论及乾嘉考据学家所治之学来看，笔者认为，考据学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是古文献学的主干学科。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相对于古文献学而言，考据学一般不包括义理之学，但比今天学术界所常说的考据学广泛复杂得多。就乾嘉考据学而论，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扭，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此可称为“广义考据学”。而如江藩所云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此可称为“狭义考据学”，近今人所论多指此而言。本书所论乾嘉考据学则是指“广义考据学”，而“狭义考据学”则包含在其中。

二

在中国两千年儒学发展史上，儒家经典的诠释与流布，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即考据训诂的方式，推阐义理的方式。有了文字，有了书籍，有了对书籍的阐释，考据与义理两种训释方式便同时并生，共存发展，且互为消涨。就考据学而言，其学萌芽于先秦，初创于两汉，一盛于南宋，再盛于清乾嘉时期。乾嘉学者在进行探源工作时，也正是由清初而上溯，将考据学的根源追寻到了先秦。同时，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总结、整理、研究与评价，也并不始于近代，可以说，当时考据学家如焦循、凌廷堪、江藩、阮元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对当代学术的总结与评价，焦、凌二氏之同名论文《辨学》等针对当时考据学发展之现状与流弊，已有了认真而求实的总结和反思，而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经解入门》，阮元主纂之《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国史·儒林传稿》、《畴人传》以及后来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书更是总结与研究当代学术成果的代表之作，对近现代学术界了解与研究乾嘉考据学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然而，自嘉道之际，随着清王朝的衰微和今文经学兴起，在学术界义理之学又蔚为主流，考据学在高潮过后不仅走向了回落，而且从此受到冷遇，屡遭贬斥，对其学的研究也时断时续，或有或无。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清廷的衰亡和列强的入侵，与清王朝盛衰相同步的考据学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形之下，又适逢学术界各种学派交织相轧、门户之见如隔天地的时期，因之被加以“学术误国”的古老罪名，成为社会各界集中攻击的靶子，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甚至成为“烦琐”、“落后”、“反动”等的代名词，很少有人正视其学。另一方面，乾嘉时期距今不过二百余年，当时学者之著述大多数完整地留传到了今天，真可谓森森插架、浩如烟海；同时，乾嘉学者所治之学，上起先秦，下迄当时，凡经史子集之书，莫不泛览杂取，或博通诸学，或精于一家，加之其学又艰涩枯燥，不嗜声华。这些因素也为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度。

直到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才稍有好转，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渐趋热门，至少是在表面上人们对其学表示了多方的关注，这当然与近些年来学术史研究的热热闹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作为有清一代的主导学术和异于累代学术的鲜明特征，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一样，有着很大的影响与重要的学术地位。同时，人们在探究近现代学术时，也开始认识到“五四”以来新的学术与文化并不像过去所表述的那样与前代毫无瓜葛，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与思想对后来都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革命者或学者无论思想新旧，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穆、黄侃、刘师培等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濡染过甚或接受了清儒之思想与治学方法。近年来人们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学术文化上，18世纪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期，不对这一时期学术与思想进行梳理，则很难对其前后之学术与思想进行探源导流的工作。同时，面对今日学术界“玄谈”浮躁之风，人们也多多少少对乾嘉考据学家那种踏实勤奋、甘于寂寞、不趋名利的学术风气有了些微的致意。因之，那种把乾嘉考据学视为“异端”、“怪胎”的说法尽管仍时有声响，但对其学正视的学者日渐增多，人们对乾嘉考据学从认识到评价，逐渐走向了客观与平实。

但总起说来，对乾嘉考据学的总结、整理与研究还相当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著述及他们的学术成果缺少系统的总结与整理，二是人们的研究尚多为从哲学、政治、历史及文化等外围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探究，或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偶尔涉及考据学相关之问题。相对而言，对乾嘉考据学和当时考据学家本身的研究却少有专论，本书便正是试图在此方面做一尝试。

三

今天对传统国学包括乾嘉考据学进行研究，有着清人和清末以来人所不能及的许多便利条件。首先，清儒认为“圣人之言，万世无弊”，故“治经断不敢驳经”，而今人完全可以不受六经的拘牵；其次，清人治学，如顾炎武、陈启源等人看不到一部“始一终亥”的《说文解字》，即乾嘉学者也难以遍阅所谓“四部七阁”之书，而今天的图书资料与阅读条件则是他们所万难设想和不可比拟的；再次，前人治清学，往往处于政治与学术的纠葛之中，同时，又受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考据与义理之争、信古与疑古之争等学派之争的制约，今天则完全可以摆脱这些门户之见的束缚；其四，自近现代以来在四部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果甚为丰富，而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职官、舆地、避讳、天算、乐律诸学科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即乾嘉学术的研究，也在梁启超、钱穆之同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之后，海内外继起之作不断出现，近十余年来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研究的基础和津梁。因此，现在应该也有可能将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式微于晚清。本书的探究兼及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发展脉络，而主要以乾嘉时期为主，所论人物上起康、雍时期的惠士奇、沈彤、惠栋、江永等人，下及道、咸时期的阮元、江藩、马瑞辰、陈奂诸人；其范围所含，主要指梁启超所论“正统派”，即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学家，浙东学派如章学诚，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今文学家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因其学术宗主与考据学派迥异，故不在讨论之列。

本书在方法上试图将古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对乾嘉考据学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成因、兴盛与衰微作纵向的探讨，又对其方法、派别、代表人物、得失及学术地位等做横向的辨析，而考据学各学科特点与成就也散见于各章节的论述之中；在学术观点的提出及论证材料的运用上，本书遵信清儒实事求是、注重证佐的治学原则，注重以当时人的言论引证当时的学术，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同时兼重对乾嘉考据学思想及乾嘉学者本身思想的考察，力图历史地、真实地对乾嘉考据学进行全面论述。另外，本书尚有以下诸方面要向读者特别说明：

其一，本书对乾嘉考据学的论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笔者最初也是在前人或时贤观点的影响下读清人之书，但后来发现这些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故为纠其失，本书不惜在第一、二、四、八章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乾嘉学者之思想，这并不是有意标新立异，而是经过实事求是考察后所得之结果。

其二，本书所研究的是传统的论题，在方法上也不大趋新，这可能是今日的读者最难惬意的。乾嘉时人焦循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而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也”。陈寅恪先生的话，更为学界所熟知，他讲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处今日之世而治乾嘉考据学，显然既是“寄人篱下”，又未“入流”。然焦氏同时人凌廷堪又说，学术“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此话与焦、陈二氏之语似相反而实相成，笔者不敢说自己就是待守的“豪杰”，但总觉得，自孔子至今，在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或者大点里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继的承传发展史上，两千来学者日积月累，不断舍旧创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有许多精华今天尚未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利用，长此以往，传统国学之续与绝，其结果将不待智者而可知。笔者绝不反对在传统国学的研究中运用与借鉴国内外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而且也尽力赴之，但如果将时下学术界盛行的“偷桃换李”魔术与“腾挪搬运”大法称为“一代之所胜”或“预流”的话，则笔者宁愿“寄人篱下”受“未入流”之讥，也不敢不愿以身趋之。此则请读者谅之。

其三，本书所论，主要是围绕乾嘉考据学内部理路的发展来论其兴衰成败，这是针对以往学者只是在其外围进行分析评判的不足而进行纠偏。然矫枉而过正，因此对其他方面的论述有所不够，此在王俊义先生的《序》中已经指出；同时，由于今人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较少，本书也想尽量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提出来，或尽量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或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然因求面面俱到，结果大有顾东弃西、掩膝露肘之失；各章节的论述，尽量避免重出互叠，故有时一个问题的探究，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如关于“古书通例归纳法”的讨论，既出现在第三章，又出现在第十章等等。这些在书中都尽量加了注释或提示。然零碎之嫌，恐亦难免。

上述诸弊，既有时日仓匆之因，更是学力不逮之故，读者罪我，无可置辩。因业师孙钦善先生与前辈王俊义先生在为本书所赐序文中，呵护弟子、鼓励后学，所以多谬奖之辞而少批评之语，然如人饮冰，冷暖自知，故笔者在此对本书之弊略加交待。乾嘉考据学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见，本书旨在于抛砖引玉，美玉所出之日，当然就是砖块弃置之时。倘能引起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能有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就已达到了著者的一点微意。书中所论，多与前辈时贤不同，至其当否，尚热切希冀学界师长与同仁的批评指正。

一、学术研究，固然是业有专攻；而普及工作，也应是责无旁贷。

二、从事学术研究

应详尽地占有材料

并从中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

这就是取精用弘的过程。

三、在学术研究问题上

不管年龄大小

能者为师。

四、中国式的学术研究包含了比西方多得多的目的，可是往往唯独缺少了一项：兴趣。那种孩子式的，在旧仓库里翻找的乐趣。尽管中国历史的这个仓库，也许打扫得过分干净了。

五、搞学术研究不能只是冲动或者断章取义的去判断结果，要经过长时间的实验才能得出结果。

六、搞学术研究需要刻苦钻研

长期努力

急功近利是不行的。

七、好吧，我承认，理想主义是对的，纯粹的学术研究的尊严是对的，对真理的各种表现形式的追求也是对的。但是恐怕到一定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真正的真理。你会怀疑整个无限多维的宇宙背后是由一群疯子操纵。

八、这种矫诬浮夸之风甚嚣尘上

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

九、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有人能够继往开来，才能不断推陈出新，lishixinzhicom日趋圆满。

十、学术研究要有独到之处

不能傍人门户

把别人的成果占为己有。

十一、学术研究应当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夺胎换骨

稳中救新。

十二、那些种学术研究旨在从其课题中提炼出一种振奋人心的进步的与道德寓意，他们着眼于将来，而这一点是通俗文化所主要缺乏的。

十三、学术研究要百家争鸣，更何况人家不无道理，但我在指导意见中告诉他，你的观点是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不了的，有可能通不过。

十四、墨守成规对一个学术研究者来说，是一个致命伤，因为无法突破旧规范，便无法创新。

十五、学术研究要有独到之处，不能傍人门户。

十六、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笔墨官司是正常的事。

十七、我着意通过学术史研究之研究，去发现学术研究中的薄弱点、偏误点、分歧点、空白点及其他倾向性问题，（zaojv学术研究造句）进而做出自己的建构。

十八、电子技术已成为学术研究及产业开发的焦点，并且形成具有极大的应用潜能，特别是在积体电路工程上。

十九、我证实此功课乃本人学术研究的结果，另作声明者除外。所有参考资料均己适当引述。

二十、学术著作常常要自费出版

学术研究变成了义务劳动

二十一、古籍考校研究，是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古代典籍研究的起点，一直是古籍整理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二十二、坚涛喜欢以打篮球来调剂学术研究，并参加科大篮球学会的“三对三”比赛。

二十三、他一生反封建，把思想寓于学术研究之中，道德文章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二十四、清代中期学术研究是清史研究中重要的内容，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二十五、日本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

二十六、将这种犯了时代错误的结论重又当成研究传统法律和司法的当然前提，那是对传统的双重不公，以致于妨碍学术研究尚属事小，更重要的是让那些现在真正阻碍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因素躲在一边逍遥法外，使现代社会需要的以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为核心内容的新司法制度建设更加艰难。

二十七、在实行了一年多后，我们讨论了不少香港现正面临的问题，也有感于有关香港的学术研究不多，因此我们希望能结合有志之士从学术上探讨香港的未来。

二十八、“两岸治理”可以在契合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前提下，在决策上实现两岸公共物品的最优供应，在学术研究中促进两岸学界话语规范的趋近。

二十九、由于长期计划经济思维方式和本位主义的影响，我国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学术研究中的近亲繁殖现象十分严重。

三十、最后本研究以弯教育评鉴理论研究及实务运作为主体，参考美国教育评鉴研究取向之特徵，拟出数项建议供弯学术研究及实务运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