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半部手稿本

（辽宁省图书馆藏）

《聊斋志异》为蒲氏一生得心血所萃。作者从青壮年时代，就从事资料得搜集和写作，正如他的挚友唐梦赉在序言中所说的：“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由于作者广泛取材，于是“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从稿本所记故事情节的时间（最晚时间是清康熙四十六年的《夏雪》《化男》篇，蒲氏时年67岁）和稿本修改情况分析（除个别篇章、条目有修改外，其余大部分是誊写工整的），当是作者晚年最后的修订稿本。所以，他的儿子蒲箬等所作的祭文都说：“暮年著《聊斋志异》。”　　本书除《考城隍》篇首行标有“聊斋志异一卷“外，其余各册各页都没有卷次，由于稿本的历次重装和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致使本书卷数颇为混乱，如蒲立德在序中称16卷，蒲箬等“祭父文”和张元所作“墓表”均称八卷。蒲箬、蒲立德等是他的子孙，并还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他们对前辈写作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并且还目睹和长期保存了这一手稿，为什么对原稿卷数的提法，如此莫衷一是？这只能从稿子的原装和改装，以及我国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去理解。因此，为尊重作者和原稿实际情况，本书称“不分卷”是比较恰当的。　　本稿曾经王士祯批评。淄川人王培荀对王氏评阅经过作过介绍：“《志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先生士祯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见《乡园忆旧录》）至于王渔洋书评的价值如何？过去就有不同的看法，如涪陵冯镇峦说：“此书评语亦只循常，未甚搔着痛痒处，聊斋固不以渔洋重也。”（见《读聊斋杂说》）尽管如此，以渔洋先生当时在文坛所处的地位而言，有他的书评，无疑能增加《聊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这部手稿能保存下来，也有它一段曲折而又艰辛的过程。稿成后，由于蒲氏家道贫寒，后裔也“无力梓成”，一直藏在家中，亲朋好友（如唐梦赉、济南朱氏等）都曾向他借抄过，后来，越传越广，竟到了“人竟传写，远迩借求”的程度。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莱阳人赵杲刻《聊斋志异》，就是据传抄本刊刻的。后来传至同治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价人（字硕庵），将稿本带往东北沈阳，其子英灏后供职清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中，曾将半部手稿借给依克唐阿阅读，依克唐阿因事赴京城不幸染病身故，又适值当时遽遭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之乱，致使其所带去的半部手稿失亡。民国廿三年（1934年）《北平晨报》曾报道过如下消息：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蒲留仙《聊斋志异》原稿46卷。这是否就是那亡佚的半部手稿呢？可惜一直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尚存的半部手稿传至民国蒲氏后裔蒲文珊，除《聊斋行乐图》（长六丈）被其叔父蒲英芳变卖外，原稿在

1948年东北西丰解放后，当地人民政府县长刘伯涛同志下乡检查土改工作时，蒲文珊乃将此手稿交给他转赠我中央文化部，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后又转交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至今。　　全书共分八册，共四百页，除三篇序文外，尚收文237篇（重《猪婆龙》篇，《木雕美人》篇有文无题），除《牛同人》残篇外，其余各篇均散见于各种刊本、手抄本及补遗本中。本书是研究《聊斋志异》的第一手材料，从原稿可见作者的构思和修改的思想发展过程，同时也可校正各种刊印本的讹夺，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价值。　　本书在民国廿二年（1933年），曾为伪满袁金铠，用珂椤版选印了其中24篇，书名《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后附有史锡华的校勘记一卷。建国后，为了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据半部原稿影印出版。

康熙抄本（残）

（山东博物馆藏）

这是直接据手稿本过录的本子，分册情况、篇目次序，与手稿本全同。　　文中避康熙讳，不避雍正、乾隆讳，纸张变黑发脆，显系康熙间抄本。很可能是蒲氏生前朱缃家据手稿本过录的。　　此本今存四整册，另两残册，共250篇。与现存半部手稿本重复者两册，即第一册、第三册（首篇为《酒虫》）。这样，在手稿本仅存半部的情况下，我们便可以窥见手稿本四分之三的原貌，有较大的校勘价值，对考察手稿本的分卷问题，也有益处。

铸雪斋抄本

乾隆十六年历城张氏铸雪斋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这是现存较完整的早期抄本之一。抄者是历城张希杰，字汉张，号练塘，铸雪斋是他的斋名。他原籍浙江萧山，落籍历城。少有才华，曾受业于泰安赵国麟。由于屡试都名落孙山，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历尽艰辛，曾撰“铸雪斋赋”，以发泄其功名不就、郁郁不得志的悲愤。这个本子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晚年据朱氏本抄录的。　　历城朱氏（也有称济南朱氏），是清初名宦朱宏祚、朱纲的家族，朱缃与蒲松龄关系密切，在诗词上时相唱和，蒲氏本人还亲自到过朱府。朱氏早期曾有过《聊斋志异》的抄本，后来亡佚。雍正元年，朱氏又通过张元的儿子张作哲（字仲明）借得原稿抄录了一个本子，书中有署名“殿春亭主人跋”，详记此书抄写经过。张希杰与朱氏后裔关系也不错，能借到抄本过录那是很自然的。　　由于朱氏抄本源出手稿，在稿本仅存半部、朱氏抄本又亡佚的情况下，它无疑是研究《聊斋志异》的重要参考资料。卷首除有原稿三篇序外，还有渔洋老人王士祯、昆仑外史张笃庆、橡村居士朱缃、练塘渔人张希杰以及寄庐氏董元度等的题辞，卷末附有殿春亭主人跋和张氏自跋。全书共分12卷，收文488篇，其中有目缺文14篇，比原稿增补了近一倍，也较后来的赵氏青柯亭刻本多出49篇，在文字和各篇的编排次序上，与稿本基本一致。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据此本影印出版。

二十四卷抄本

旧抄本二十四卷本（山东人民出版社藏）

此书是佚名氏抄写的二十四卷本。在早期流传的抄本中，只有八卷、十二卷和十六卷本，未见有二十四卷本。这个抄本是1962年在淄博市周村附近首次发现的。全书收文474篇，在文字和篇目上，与铸雪斋抄本比较，均有不同。文中避乾隆帝“弘”字讳，另据其它材料推断，这个手抄本可能抄于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间，也不排除是清道光同治年间据乾隆本过录，确切的抄写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确定。由于它是一个珍贵难得的抄本，为研究《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1980年由山东齐鲁书社胶版影印出版。

黄炎熙选抄本

乾隆黄炎熙选抄本（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本书亦为早期传抄本之一。扉页左题：淄川蒲留仙先生著，中篆书大字款：聊斋志异。右下题：榕城黄氏选尤。原书共分12卷，现存卷一、卷三至十一共10卷，每卷目录下均署：“古闽黄炎熙斯辉氏订”九字，据说此书原为山阴谢桐生收藏，咸丰年间携书入川。内有《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为他本所无。

清初抄本《异史》

这是《聊斋志异》的一个别书名。《聊斋志异》究竟有没有别名？据青柯亭本“刻聊斋志异例言”记载：“本编初稿名鬼狐传。后先生入棘闱，狐鬼群集，挥之不去。以意揣之，盖耻禹鼎之曲传，惧轩辕之毕照也。归乃增益他条，名之曰志异”。可能，从初名“鬼狐传”到定名“聊斋志异”，这其中还有一个过程。　　原书不少篇章后有“异史氏曰”，这是蒲松龄的自称。如在“张诚”篇后有：“异史氏曰：‘余听此事至终，涕凡数堕。。’冯镇峦评曰：‘柳泉善堕，柳泉至性为之也。。’”但《异史》是否真是《志异》别名。现尚无确凿证据。　　本书封面左题：“康熙巳未”；中题：“异史”；右下题：“聊斋焚余存稿”。各卷卷端书名均题“异史”。前有康熙己未紫霞道人高珩序，首句题：“史而曰异。。”。继有壬戌唐梦赉序及聊斋自序、高凤翰跋。卷末有王士祯、张笃庆、朱缃题诗。　　全书分18卷，收文484篇，虽较张氏铸雪斋抄本少数篇，但该本有目缺文14篇，此本独全。文中胤、真，皆避讳缺笔。原书解放后由北京中国书店购得，后下落不明。

青柯亭刻本

乾隆三十一年赵起杲青柯亭刻本（山东省图书馆等藏）此书乃现存最早的刊本，但它距作者蒲松龄殁后已整整半个世纪。初刻者为赵起杲（字清曜，山东莱阳人），续刻乃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其时赵清曜官浙江睦州州判，采集了郑方坤（字荔芗，闽人，曾官兖州、沂州知府）、周季和（闽人，曾肄业于济南泺源书院）等人收藏的抄本编排刻印。然工未竣而赵氏病故，其弟臯亭邀鲍廷博继其业始成。原据底本为16卷，经过选辑釐为12卷，后来赵氏又感未能窥全豹为憾，“再阅其余，爱莫能舍，遂续刻之”。最后，仍刻为16卷。可能由于这个原故，致使该本与稿本、铸雪斋印本，在全书目次编排上，有较大的变动。　　全书共收文425篇（比铸雪斋本少49篇，但可补其缺者5篇），篇目虽然不算完整，然而重要的名篇，都已囊括在内。在文字上，与稿本相比，个别地方虽有差异，但总的来说，仍不失其原意，基本相同。因是初刻，对《聊斋志异》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致使后来的各种印本，纷纷据以评、注和翻刻。就青柯亭本而言，前后经过几次修改翻刻，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本子，且较容易混淆，现将几种版本举例如下：

（一）青柯亭初刻本。本书扉页上款题：“淄川蒲留仙著”，中款大字隶书：“聊斋志异”，下款题：“青柯亭开雕”。卷首有余集序、赵起杲序，次有高珩序、唐梦赉序，继有聊斋自志、淄川县志聊斋小传、刻书例言、16卷总目；卷末有乾隆五年蒲立德识语。半页19行，行21字，小黑口，左右双边。

（二）杭州油局桥陈氏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相同，扉页题：“乾隆乙己年重镌、青柯亭藏版。”在卷首余集序末页刊：“杭州油局桥陈氏刊”一行小字，另在唐梦赉序言之后、诸家题辞之前，刊有“得闲居士鲍廷博的《刻聊斋志异纪事》”，此文详记本书刊刻的经过。　　（三）乾隆乙卯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也完全相同，扉页上也有“青柯亭藏板”标记，但没有鲍氏“刻聊斋志异纪事”一文，也没有“杭州油局桥陈氏刊”字样，只是在卷五第九、十两页的版心下刻有“乙卯重刊”四个小字。　　（四）还有一个本子，从内容、形式、字体等方面与乙卯重刊本一致，只是没有“乙卯重刊”几字而已。　　上述几个本子，书的形式大体相同，但内容已有差异，有个别篇目，甚至彼此不同，如一本有《夏雪》而无《蚰蜒》，而另一本却有《蚰蜒》而无《夏雪》，还有的本子文目不全，有少文缺目等诸如此类的现象。如不细加鉴别，是很容易统统误认为“青柯亭本”的。

何守奇评本

（北京图书馆藏）　　此书是以青柯亭本为基础的评本，评者何守奇，广东南海人（生平待考）。原书前有唐梦赉、赵起杲、高珩序，赵本刻书例言、聊斋自志、聊斋小传，继有王士祯、张笃庆、朱缃等人题辞，卷末有蒲立德跋，独未有何守奇序跋。全书共16卷，版心下刻“知不足斋原本”，可知其是青柯亭本的体例。扉页左题：道光三年新镌，中款：批点聊斋志异，右下题：经纶堂藏板。此书后在道光十五年，又由天德堂重刻，版心下亦镌“知不足斋原本”。并有道光己未绣谷杨慎修题辞。

吕湛恩注释本

（山东省图书馆等藏）

这是头一个为《聊斋志异》作注本。注者吕湛恩未见史籍记载，但可从梁溪蔡培的序中略知其梗概：吕湛恩，字叔清，号坦垒居士，山东文登人，髻年应试受知于阮芸台先生，补博士弟子员，因屡不第，遂立志为“聊斋”作注，以发其抑郁之气，历三年而书成（即道光五年）。吕注止于考证章句典据，而不评文字的工拙。如书中人物的简历、词条的旨意和出处、某字的音读字义等等，这对阅读者，大有裨益。该本注释较详，尤其山左的人和事，盖其为当地人之故。其注有讹误或有应注而未注之处。此本只刊注释，不载原文。未几，魁文堂又增注补一卷重刻。延至道光二十三年广东五云楼始将吕注与原文合刻，道光二十六年，三让堂又重刻之。吕氏注本影响较大，后来诸家坊本多采用其注刊刻。光绪初年，铁城广百宋斋和上海同文书局、鸿宝斋等又继出绘图本。

何彤文刻何垠注释本

（山东省图书馆等藏）　　这是继吕氏注之后第二个注释本。何垠字地山，江宁人，生平不详，据陈元富序云：“何君擅文思杰笔，多精言，每咏必示之，好书必竟读，最爱词。”何垠为什么作注，在他的自序中也有说明：“读聊斋志异，即以无注释为憾，嗣见吾友亦言，用择其一二易知者，勉为考订，游幕中岁月五，集成卷帙。”何注兼重音读，这比吕注又进了一步。但是，也因何垠未见到吕注本，所以，书中有注重的地方。何、吕两人注释，各有特点和长处，惟吕注毕竟比何注详细，因而何注本翻刻不多，流通也不太广。本书分上下栏，上栏注释，下栏原文。前有何垠、沈道宽、陈元富等序，还有何彤文跋，扉页题：道光己亥，板存花木长荣之馆。故又有称：花木长荣之馆刻本。

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

（山东省图书馆等藏）

这是继王、何之后又一评本。但明伦，贵州广顺人，其传见《广顺州志》。书中自序，他在嘉庆二十四年入“词垣，先后典楚浙试”，并曾在两淮运署做过官，因读《聊斋志异》，不忍释手，遂“取是书随笔加点，载以臆说，置行箧中，为友人王萲堂等见而使之，谓不独揭其根柢，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嘱付剞劂未果。兹奉命■任江南，张桐厢观察、余瀛仙主政，叶素庵孝廉诸友，复怂惥刊布，以公同好”。全书卷数篇目，依原赵氏青柯亭本，并以墨印正文朱印评语两色套印，更显条理清晰。但评历为人们重视，影响较大，后来印本，多所翻刻。此书虽刻印于道光，后两遭兵燹，失落颇多。咸丰初，穆棣园曾补版校订之。

四家合评三色套印本

（四川省图书馆等藏）

本书首次汇刻王士祯、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四家评语于一本。王、何、但三家评已志于前，惟冯评未见披露。冯镇峦，字远村，四川涪陵人，据喻焜序介绍，他曾“一官沈黎，寒毡终老”，大概也是个终身不得志的文人，曾著有《晴云山房诗文集》、《红椒山房笔记》、《片云诗话》等刊行于世。冯氏作评于嘉庆二十三年，其自称：“予尝评阅数过，每多有会心别解，不作泛泛语，自谓能抓着作者痛痒处。”他作评的方法也很奇特，“每饭后、酒后、梦后、雨天、晴天、花天、或好友谈后、或远游初归，辄随手又笔数行，皆独具会心，不作公家言”。冯氏还写有《读聊斋杂说》一文，对“聊斋”其书和各家评论，作了全面、概括的论述。后来，曾有人对比评论：“渔洋评太略，远村评太详，渔洋是批经史杂家体，远村似批文章小说体，言各有当，无取雷同。然聊斋得远村批评一番，另长一番精神，又添一般局面。”冯氏作评后，甚得建南黄观察赏识，曾想刊行而未成，后仅以传抄的形式在四川一带广为流传，直至光绪十七年，始为合阳喻焜汇四家评于一本而刊行之。全书共为16卷，书分上中下三栏，上中二栏刊评语，下栏刊正文，前有“合阳喻氏校刊”牌记，光绪末年，重庆一得山房又据此本重刻。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或简称为“三会本”、张友鹤著，收录491篇，中华书局1962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四册，后又曾相继出过上下二册的精装本以及普及本等。

张友鹤先生以半部手稿本和铸雪斋抄本为主要底本详尽会校、会评和会注的“三会本”，为《聊斋志异》的研究起了开创性作用。上世纪6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便备受学者专家和读者的关注，迄今此一版本仍有相当参阅价值。限于时代条件，当时未有机会见到后来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以及更全和更为接近原稿的《异史》，因而此一版本的缺点和不足也就显露出来。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著，三册，494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后曾多次印刷。

朱其铠六十年代初开始整理、研究《聊斋志异》，曾参加当时山东省所承担的研究项目“聊斋志异选注”的校勘 和注释工作；后来，完成的书稿毁于“文革”。十年动乱后，重新对《聊斋志异》作选编评注和全书整理工作，先后整理出版《聊斋志异选》(合作)和《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主编)两部书稿。1984年出版的选注本，选录长文百篇，每篇作祥注、简评。1989年出版的全注本，注文约八十万字，其底本和校本 均用抄本，个别文字参校刻本，较之“三会本”，计增补“异史氏曰” 八条，增补“附则”三条(至今修订版又新增一条)，全书共收494 篇，附录佚文四篇(修订版改为三篇)。《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是建国后，《聊斋志异》第一个全新注本，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任笃行会校会评，三册，精装，山东齐鲁书社2000年出版。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