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讯 据最新消息，全国现存公藏古籍超过3000万册件，其中有超过1000万册件残破严重亟待修复，而全国图书馆专业古籍修复人才极度匮乏，与当前古籍保护的严峻形势形成尖锐的矛盾。

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张志清介绍说，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不足100人，按比较快的工作进度，也需要近千年才能完成1000万册件古籍的修复任务。与此同时，现存古籍家底不清、古籍保护技术设备与科研水平落后等问题的存在，也为古籍保护、利用等基础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据了解，我国现存超过90%的古籍收藏在图书馆中，与文物管理归口不同，尽管国家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专项经费达3亿元以上，而用于古籍保护的专项经费却少得可怜，每年只有几十万元。建国以来，我国已开展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却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古籍普查。国家目前所掌握的古籍数量统计，是累加各馆上报数字而来，而由于经费不足、人员短缺等问题的存在，许多藏书单位并没有完成对古籍细致清点和编目整理工作，也没有进行定级和破损统计，即便如此，登记在册的公藏古籍也有超过3000万册件，几乎是其他类型文物数量的总和。这其中有超过1%3的古籍需要修复，许多珍贵古籍甚至急需进行抢救性修复。

张志清介绍说，国家图书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前年对所收藏的善本古籍的纸张酸性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其PH值已从平均7到75降为平均66。即在过去的40年间，国图的古籍文献纸张酸性PH值降低了一个数值，已从弱碱性或中性转变为酸性。“酸化”是指古籍纸张的主要成分——植物纤维素发生酸性水解，外在表现为纸张变黄和脆化，对古籍所造成的损蚀是非常严重的，据实验测算，PH值在50以下的文献，纸张将全面脆化，保存年限不会超过200年。张志清举例称，国图大部分善本古籍都藏在恒温恒湿并带有空气过滤装置的地下二层、三层，保护较好，而存于地上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受大气污染的影响，有的纸页出现了明显的黄斑。他担心，如果现在不对古籍酸化加以重视，及时采取措施，再过若干年，不但抢救投入成本成倍增加，效果也是不容乐观的。

国家图书馆现藏100万册件珍贵善本特藏，其中轻度破损的有13万册件，中度破损的有26万册件，重度破损的也有12万册件，待修复文献超过半数。而馆内的古籍修复人员只有12名——这一数字已足以让其他图书馆羡慕不已——尽管他们的工作经验基本都在10年以上，修复技艺水平较高，但是普遍学历不高，多数是大专水平，而且年龄都超过了40岁，同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张志清说：“国图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几乎所有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职称低、年龄老化、后继无人，另外综合素质较低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国外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至少要大学毕业，比如在英国大英图书馆工作的古籍修复人员，就都是由伦敦的两所大学专门负责输送的。”在他看来，我国的古籍修复行业目前还基本停留在手工和经验传授阶段，没有上升到理论和科学的层面。而国外古籍修复普遍应用电脑和工业机械等现代科技手段参与或辅助修复，还通过理化和生物实验室进行纤维监测和保护实验，积累科学数据，寻找比较好的保护手段。因此建立国家古籍保护重点实验室，提高古籍保护中的知识含量，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目前古籍修复人才短缺的局面，张志清表示一方面可以通过实现修复行业的社会化，即通过社会企业承揽馆藏古籍的修复工作，来稍作缓解——图书馆系统以外，社会上还有一些从事古籍修复民间人才；一方面他也一直在呼吁，希望政府考虑在高等院校图书馆学系或中文系中培养“古籍整理和保护”方向的本科和研究生，在高、中等专科学校培养高职和中等专业的古籍修复人才，有计划地输送到国家图书馆和大型公共图书馆中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相关部门设立奖学金，鼓励和吸引学生从事古籍保护工作。

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图书馆处处长张小平表示，古籍修复人才短缺和断档的根源，出在培养环节和输送环节，一方面图书馆急需这类人才，引进新人名额却按各地事业单位编制办理（张志清称目前国图引进人员要求必须是本科及以上学历）；一方面高等院校并没有设立相关专业，无法输出专业人才。

目前，文化部拟启动“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分期开展全国古籍修复，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分层次培养古籍修复人才，并决定在北京、上海、江苏三省市开展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试点工作。但至今为止，只有江苏南京莫愁职业中学自2001年起开展了古籍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迄今已有数十名学生毕业，先后进入南京图书馆以及几所地方大学图书馆工作。

“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这项旨在保护民族优秀文献遗产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启动后，我国珍贵古籍的普查摸底、保护修复人才培养、重点实验室建立等工作将逐步展开，古籍保护的严峻形势有望得到改善，古籍保护事业有望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推荐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中医古籍出版社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中国中医科学院主办的国家级出版社，成立于1980年，承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中国中医研究院及国家级医药项目的出版工作。主要出版中医古籍珍本、现代中医药系列图书、医学院校教材等。中医古籍出版社主要出版中医古籍及研究中医古籍的著作，承担国家抢救行将失传的有价值的中医孤本、善本、珍本古籍的复制影印任务，同时也出版中医理论、临证各科、中药、方剂针灸、养生等著作以及中医药工具书、中医药教材、医学科普读物等。

《本草纲目》，药学著作，五十二卷，明朝李时珍撰，刊于1590年。全书共190多万字，载有药物1892种，收集医方11096个，绘制精美插图1160幅，分为16部、60类，是中国古代汉医集大成者。李时珍在继承和总结以前本草学成就的基础上，结合作者长期学习、采访所积累的大量药学知识，经过实践和钻研，历时数十年而编成的一部巨著。书中不仅考正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综合了大量科学资料，提出了较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溶入先进的生物进化思想，并反映了丰富的临床实践。本书也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

《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是由明朝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为修改古代医书中的错误而编，他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9年编成，30余年心血的结晶。

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药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60幅精美的插图，约190万字，分为16部、60类。这种分类法，已经过渡到按自然演化的系统来进行了。对植物的科学分类，要比瑞典的分类学家林奈早200年。每种药物分列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正误（更正过去文献的错误）、修治（炮制方法）、气味、主治、发明（前三项指分析药物的功能）、附方（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等项。

全书收录植物药有881种，附录61种，共942种，再加上具名未用植物153种，共计1095种，占全部药物总数的58%。李时珍把植物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本部五部，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溼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等九类，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本书17世纪末即传播，先后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其有关资料曾被达尔文所引。用它是几千年来祖国药物学的总结。这本药典，不论从它严密的科学分类，或是从它包含药物的数目之多和流畅生动的文笔来看，都远远超过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以及医学方面影响最大，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本草纲目》广泛涉及医学，药物学，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 它在化学史上，较早地记载了纯金属、金属、金属氯化物、硫化物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同时又记载了蒸馏、结晶、升华、沉淀、干燥等现代化学中应用的一些操作方法。李时珍还指出，月球和地球一样，都是具有山河的天体，“窃谓月乃阴魂，其中婆娑者，山河之影尔”。《本草纲目》不仅是我国一部药物学巨著，也不愧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正如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中指出：“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

除了以下所列史书外均不属于二十四史书。

“二十四史”是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二十四部史书的统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所记内容，起自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30世纪初），止于明代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编写工作始自西汉，止于清代，编写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八百多年。

这二十四部史书，得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的钦定，是得到统治者认可的“正统”史书，也就是“正史”—“二十四史”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的。

二十四史现代点校本

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

“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建社近五十年，其前身为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6月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1月易称今名。现有职工123人，有编审11，副编审等29人。设有七个编辑室、编审室、美编室、出版科、校对科、发行一、二科、宣传信息科及办公室、人事科、行政科、储运部等部门。

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一家专业出版社，以出版古典文学、历史、哲学、语言、科学技术、医学、军事、工具书、画册、大专教材等古籍的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为主，兼及普及传统文化的读物。累计出版图书6000多种。近年来初版品种每年约290种左右，重版图书约占出书总数的40%。经过多年不断探索、总结，确立了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以质量与品牌为中心，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提高文化品位适应读者的需求，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与上海一流国际大都市相应的一流专业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认真贯彻社会主义的出版方针，坚持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与普及传统文化读物并重，排印和影印并举，大中小型图书合理安排的出书框架。还注重出版物的文化含量与提高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强多层次的标志性品种与扩大规模效应相统一，从而积极主动地贯彻适应市场，引导市场这一宗旨。

标志性的品种主要有以下块面。

一、 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形成规模。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出：《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34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11册），别外还推出《俄藏敦煌艺术品》(已出5册)，《英藏黑水城文献》(全4册)等。

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于2002年全部出齐。

大型集成性资料《上海道契》，这是研究上海开埠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全套30册于2004年出齐。举世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近百年来所发现，战国商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物史料。目前《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已出4册(另2册也即将出版)。本书的出版为研究先秦的思想史无疑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资料，已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作为文学古籍整理的大型骨干工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历经二十余年已出版85种，全套丛书100种将于世纪之交出齐。此丛书是经重新整理的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古代文学家别集丛书。

二、 学术著作的新格局

我社已出《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中华学术丛书》汇集海内外一流专家的研究论著，《海外汉学丛书》译解日、美、欧洲汉学家经典性的古籍类论著，分别出版了10多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等均为学界重视而屡获嘉奖。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7年整套推出，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标志着我社传统形态的学术论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8年将继续推出版郭预衡先生耗时十余年的力作《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也以慎密精当为基本特色。《中西纹饰比较》、《谥法研究》、《求索真文明》、《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恩辨录》、《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史研究译丛》等论著更以崭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三、 高品位、系列化的普及读物

近几年来普及读物市场泡沫书泛滥，而我社按照"普及读物要出精品"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出版了《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中《周易译注》、《仪礼译注》、《孟子译注》、《论语译注》等，在译注热中以精审编校，确保质量而独树一帜；《二十五史新编》更集全国各地二十四位专家，在保留旧史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兼取通史之长，删重补缺，并吸纳其他史乘乃至考古资料，以新的视角进行新编、新撰、新评，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跃然于读者眼前。《二千年前的哲言》从数百万字的系统资料中反复研究筛选出561则语录，既集中体现了先秦哲人的主体精神，又构成切合时代需要的可读可诵的少而精的新体系，被青年学生誉为通向中华文化殿堂的门户，李岚清副总理为此书题词。《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了40种，着重介绍了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名家与名作，为深入浅出的基本读物。《唐诗三百首》图文本系列10余种，以译文精当，通俗易读，版式新颖，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民俗文化丛书》10种和《文化中国经典旅程》5种，均以适合当代青年的笔调，系统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四、 大中型画册与工具书，形成个性与规模

大中型画册是我社近几年来开拓的新项目。以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并具独占性的项目，与文物收藏、鉴定、欣赏相结合的系列画册为主。数年来已形成鲜明的个性与规模。如《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追忆--近代上海图史》、《上海360°》、《古玩真赝对比系列》、《十九世纪中国市开风情》《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国大佛》等，以内涵的独占性与编撰的丰富文史价值为读者喜爱。《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中国书画鉴定与欣赏》、《中国紫砂鉴定与欣赏》和《中华奇石》实用而高雅，兼具工具书性质。 权威性的古代工具书与集成性的今人编纂工具书是本社工具书出版的重点。前者以《说文解字注》、《王引之校改康熙字典》为代表，因版本精良，版面设计清晰，索引细致准确，长销不衰。后者先有《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有《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规模宏大，倾注了一代专业人员的心血，为学人所必备。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1978年来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周勋初先生，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周先生的治学范围十分广博，时间上纵跨先秦至近现代，研究领域则包括楚辞学、诸子学、目录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分枝。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包含16种著作的《周勋初文集》，此后周先生的《李白研究》（选编）、《师门问学录》（余历雄记录）、《李白评传》《馀波集》《韩非子校注》（参与编写、修订）等著作也先后问世。在文献整理以及工具书编撰方面，周先生也成绩斐然，比较重要的有《唐语林校证》《唐诗大辞典》（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主编）、《宋人轶事汇编》（主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纂辑）、《册府元龟校订本》（主编）、《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等。

凡所涉及的领域，周先生皆有出色论著，读者想要全面了解他的学术特点与成就，可以参看《周勋初文集》等书。不过，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日趋细密，像周先生这种“贯通历代，弥纶群言”（莫砺锋先生语）的学者，很有必要将他的研究成果依据不同领域进行分类，再聚焦某一领域予以特别观照。“大家小书”这次推出的《唐诗纵横谈》，就集中选取了周勋初先生研究唐诗的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以及他自成一家的治学特色。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扎实而空灵，博通而专精，充分体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统一。所谓“传统”，是指他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功夫上造诣极深，比如周先生的研究精力并不仅放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上，但能写出《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这样精到的文章，主要得力于对本时段文献的通盘掌握，故每每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周先生的唐诗研究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而唐代典籍又是他致力尤勤的一块领域，故此，《唐诗纵横谈》将长达5万字的《唐诗文献综述》作为书的“横”部，这是周先生治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这篇文章原本是1990年出版的《唐诗大辞典》的附录，由主编周先生亲自撰写，他将浩如烟海的唐诗文献分成文集、史传、小说、谱牒、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等13类，不但论述了每类文献的性质、产生背景、流传情况，而且介绍了此类文献重要典籍的内容和使用价值。如其中的“史传”部分，列举了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正史”，还介绍了《南唐书》《蜀梼杌》《吴越备史》《南汉纪》《五国故事》《江表志》等“别史”“杂史”，并对专门记载唐五代诗人生平事迹的《唐才子传》作了说明，由此将唐诗研究可能用到的史传文献搜罗完备，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按图索骥。不过需特别指出的是，《唐诗文献综述》的重要价值并不仅在供人翻检和查找文献，它还对各种文献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了提纲挈领的阐述，这就更加具有学术意义和指导作用了。同样以“史传”部分中的“正史”为例，《综述》指出：正史文献的长处在于它们是在皇朝一套正规完整的史料征集制度下完成的，故此可信度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史就没有错误，比如对一些声名不显的诗人而言，史官对他们的记载往往采自小说，其中可能夹杂着很多传闻失实的东西，需要研究者仔细别择。

这就涉及到了另一问题，即：如何对待唐代的小说文献？《综述》中的“小说”部分，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作者充分肯定了小说对唐诗研究有极大价值：小说内容丰富，可以补正史之阙;在探测时代风气、考辨诗人事迹、征辑诗篇遗轶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甚至有许多问题，不依靠小说材料就难以发现和解决。当然，《综述》也提到了小说可能有诬妄之弊，引用时需详辨慎取，还要与正史并读。将小说与正史视为唐诗研究的重要史料同等对待、互为补充，是周先生运用和处理唐诗文献的基本原则。这一观念的形成，是对中国古代重正史轻小说的学术传统的突破，也是对傅斯年、陈寅恪等前辈优秀学者治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受陈寅恪“通性之真实”论点的启发，周先生进一步指出：“笔记小说中的某些记载，虽然不合事实，但却反映了当代的社会风气，从中可见当时人的社会观念和真实心态，内涵甚为深广，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这种通达的学术眼光，对唐诗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周先生的唐诗研究中有不少得力于运用小说材料而取得瞩目成果的例子，而实际上，他对《唐诗文献综述》中各类文献的运用，都能做到得心应手，胸有成竹，故此周先生的学术研究给人以文献扎实的朴学特质，但这并非清代乾嘉学派那种考据训诂的“朴学”，而是融合了现代学术精神的“新朴学”，用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正因如此，周先生的唐诗研究能立足文献却又超越文献，具备了更加精严深邃的思辨性和推陈出新的创新精神。

这种学术特点在《唐诗纵横谈》“纵”部的几篇文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一文，周先生并不迷信正史上所谓的“盖棺定论”，而是力图还原历史人物在历史境遇中的真实面目，通过对史传、墓志等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运用，文章指出：杜甫干谒的鲜于仲通、韦济、张垍、哥舒翰等在当时都并无大恶，有的还颇有佳声，有人谴责杜甫结交权贵于道德有亏，完全是一种求全之毁，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周先生考察历史人物及事件等，比一般人更加细密全面，这体现了他对文献通盘掌握和综合运用的“朴学”功夫;但是周先生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有所发明，以更加宏通开阔的视野看待问题、以更加深入合理的态度分析问题，从而打破旧说、推出新见，这就突破了一般“朴学”所达到的质实层次，进入到更高明的“思辨”境界了。

这种精严深邃的“思辨性”，使周先生的唐诗研究每每能抉幽探微，发掘出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内在本质，《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文章以韩愈《永贞行》一诗为焦点，而实际探讨的是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以及与友人刘禹锡的交谊问题。对此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周先生切入的角度却与诸家皆有不同，他独辟蹊径地先从韩愈的家世出发，从韩愈长兄韩会与元载一党颠踬的惨痛教训中去探析韩愈与王叔文等划清界限的思想“情结”。这种分析使人意想不到，可细细寻思，却深自契合诗人内心深处不易为外人道的真实情感，给人极大的新鲜感与冲击力。文章又分析了韩愈与刘禹锡的复杂关系。韩愈认为自己遭贬或与刘禹锡等人泄露“语言”有关，这就造成了韩、刘之间的隔阂，而他本人重名好胜、矫激尖刻的性格缺陷更对其友谊造成了裂痕。刘禹锡对韩愈的态度，周先生没有从《祭韩吏部文》这等“官样文章”着眼，而是从《刘公嘉话录》等笔记小说中去探究诗人的真实心态，其实刘禹锡、柳宗元对韩愈皆有不满微词，个中缘由正与韩愈有违忠恕之道的性格缺陷有关。前面提到周先生善于利用小说中的材料发现和解决问题，这里正是一例。这篇文章的结论乍看上去颇为惊险新奇，但由于周先生始终以材料事实说话，以刻抉入微的分析进行演绎，故最终给人以合情合理，甚至更加精深严密的直抵本质之感。

周先生治学讲求“创新”“不为空言”，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有时不仅靠文献上的穷尽材料、竭泽而渔，还要靠对时代氛围、文学风气、学术思潮、文化背景的整体把握，这是周先生强调“在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的根本原因。而他的李白研究，就试图突破传统研究思路的局限，代之以更加宏通开阔的文化格局：“李白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高难度题目，主要是因为研究积累太丰富。如果要谈心得，那就不能从概念出发，或者从前人的研究模式出发。”“考证在面对较为特殊的对象时，有不少局限性。如研究李白，要对其生平考证得十分精确，就很困难，因为他结交的人中大都为中下层的无名人物，漂流各地，文献记载很杂乱，自己的诗文中也少明确的时地记录，考证起来，就有难度。这就得考虑开辟新的研究路径。这条路径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李白。”

《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一文，其实是周先生《诗仙李白之谜》十篇论文的精简提炼（详细情况请见本书文章中的说明），与之相关的文章还有《李白与羌族文化》《李白的晋代情结》等，读者想要全面索解李白之“谜”，可以将这些论著一并拿来参看。这些文章基本都是从有关李白的常见材料出发，但通过作者的旁征博引、阐幽抉隐，最终将其“解密”，发掘出其中隐藏的不寻常的“文化秘密”，从而廓清笼罩在李白身上的种种“谜团”乌云。如：李白及其家人姓名中寓含的西方因素，李白剔骨葬友反映出的蛮族习俗，他放浪任侠、剧饮狂歌的独特气质与蜀文化及胡文化的关系，他的游踪与诗歌和羌文化有何关系，他的婚姻观念为何与中原士人不同，他对唐王朝与边疆民族的战事为何能持客观态度，他在诸王分镇问题上导致失败的思想根源，他迥异常人特立独行的异端思想，等等。这些研究发前人所未发，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罗宗强先生评其：“把李白研究的视野大大的拓宽了，展现了李白研究的一个更为宽阔的领域。”

周先生从文化角度研究李白的方法与思路，为千百年来的李白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有的学者已开始追摹效法，但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对学者本人的功力、眼光等学术条件要求很高，故能循着这条研究道路真正做出成绩的，似乎还并不多见。可见真正求实创新、言之有物的治学境界，往往是专精与博通的融合。有人说周先生的研究以考证精严见长，这一评价固然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的研究始终存在着一种大判断，呈现出一种大格局，这就与纯粹考证型的学者绝不相同;他的李白研究之所以能突破樊笼、自成一家，固然与精深厚实的功力有关，但广博开阔的宏大视野，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

这一特点也贯穿在周先生的其他研究中。如本书所选的《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一文，由前人对唐代最好七律的论争，从而牵扯出唐、宋、明、清四个时代的不同的文学观念，这样就由一个比较细小的文学现象出发，为我们考察唐宋以来文学观念演变这一大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芳林十哲”考》也是从考证晚唐科场流行的一个称号出发，而实际反映了当时的科场风气、士子处境、士子与朝政关系等问题，由此考见晚唐社会之风貌。至于《元和文坛的新风貌》一文，则本身就是对中唐元和文坛的整体观照，当时的文坛极为错综复杂，要理清各种文学现象与文学观念、文人关系与文人群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非具抽丝剥茧的细致眼光与纵横开阔的宏大眼界不可。总的说来，周先生的文章从细处看，是精严深邃、密不透风;但若从整体着眼，却又格局阔大、气魄雄沉。之所以形成这一特点，与周先生遵循“在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的治学思路有关，这是“专精”与“博通”的融合，也是“考证”与“思辨”的融合。

周先生的唐诗研究还始终贯穿着一种“文学史”的宏通视野，这也反映在了《唐诗纵横谈》“纵”部几篇文章的选择上，如《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是对盛唐伟大诗人李、杜的研究，《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元和文坛的新风貌》是对中唐文坛的关注，而《“芳林十哲”考》是对晚唐诗坛的考察，《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和《〈唐十二家诗〉版本源流考》二文则分别从诗歌史与目录学的不同角度考察了唐诗对后代诗歌的影响。这些文章由小见大，大致勾勒出了唐诗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环节。

作为后学，写作这篇文章只能是抛砖引玉，关于周勋初先生的唐诗研究，想必各位读者一定会有更高明的想法或体悟。最后再说一句，周先生的文章重实证、学术性强，但他的文风却并不似一般研究性文章的刻板枯燥，而是大气舒卷，挥洒自如，生动灵活，有很强的可读性，既体现了扎实而空灵的学风，又恰好符合“大家小书”这套丛书的宗旨，即：“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雅俗共赏，开卷有益。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四川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 ，是国家教育部1983年批准成立的从事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专门机构，著名学者徐中舒、缪钺、杨明照、赵振铎、胡昭曦、曾枣庄、刘琳等曾先后担任古籍所学术带头人和行政负责人。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机构类别 ：研究所 机构地点 ：四川大学 成立时间 ：1983年 基本简介,建校情况, 基本简介 目前有专职研究人员18人，其中教授（研究员）8人，副教授（副研究员）8人。设有哲学文献、历史文献、文学文献、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室和文澜电子出版制作中心、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学科包容中国儒学、古典文学、汉语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和计算机套用等专业。 建校情况 建所20年来，古籍所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九五”、“十五”规划项目、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及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等项目4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出版专著100余部，获省部级以上奖20余项。该所同仁团结一心、协同攻关，先后完成目前规模最大的断代文章总集《全宋文》（180册）、珍稀善本丛书《宋集珍本丛刊》（108册），与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合作完成“电子版《宋会要辑稿》”等大型项目，形成了国内研究宋代文化及其文献的重镇。awj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目前，该所进一步整合力量，凝炼专业，秉承百年来由锦江书院及尊经书院开创的“通经致用、求实创新”精神，在川大儒学先贤廖季平、杨锐、吴之瑛、吴玉章、蒙文通等人所建树的丰厚的儒学研究基础上，集中精力进行广泛深入的儒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国内率先进行儒学文献大型丛书《儒藏》的编纂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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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文献学概要

作者：杜泽逊

豆瓣评分：87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08-1

页数：414

内容简介：

《文献学概要》是大学文科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文献学课程教材。全书深入浅出地讲述文献学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整理方法等等，既可作教材，亦可作为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入门书和工具书。

作者简介：

杜泽逊，山东省滕州市人，现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1963年4月20日生，1981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5年毕业，考入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1987年毕业留该所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工作，1988年获硕士学位，硕士论文《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指导老师是王绍曾教授。参加工作之初，即奉命协助王绍曾教授编撰《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旋被指定为副主编，从此开始师从王绍曾先生治目录版本之学。1993年该书正文部分完成，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获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