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编撰者是南宋的王应麟，《玉海》，200卷。南宋王应麟私撰。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21门。该书对宋代史事大多采用“实录”和“国史日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卷末还附有《辞学指南》四卷，并有辑者所作《诗考》及《诗地理考》等13种。《四库提要》卷一三五说：“是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制、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钜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在《玉海》的各个类目当中，不仅提供了历史文献资料，还提供了代表这些文献来源的图书目录，有别于一般的类书。

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渊源流长的文化内涵，几千年来我国的古人为后世留下了无数智慧的结晶，哪些古代典籍至今仍对我国部分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那古代都有哪些重要的文化典籍呢，本文就为大家盘点中国十大古代著名典籍，一起了解下吧。

中国古代十大著名文化典籍

1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这个由明成祖朱棣命姚广孝和解缙主持编撰而成，全书共22877卷，约37亿字的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编撰队伍累计多达3000多人，于永乐六年才抄写完毕，最终因惨遭浩劫使得目前仅存800余卷。

2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这本由清高宗乾隆帝主持编修而成的大型丛书，是由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写而成的大型丛书，是覆盖了文、史、理、工、农、医等个门类学科的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并手抄有7部，乾隆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

3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这部由北宋科学家沈恬于1031至1095年撰写而成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是有着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美誉，涉及到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等各个门类学科，在世界范围中有着极大影响的典籍。

4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这本共三卷十八篇的著作，是由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创作于1637年的世界上首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也是收录有农业、手工业、机械、陶瓷、采煤等生产技术的中国古代综合性科学技术著作，有着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美誉。

5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这本由贾思邈创作于北魏末年的综合性农学著作，是共10卷92篇，系统总结了食品加工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治荒、黄河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的世界农学史上专著之一，有着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的美誉。

6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这本由徐光启创作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农书，是囊括了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总结了徐光启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的大型纯技术性农书，书中遗留下来的各种有用植物的栽培方法，至今也是农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7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这本由张苍和耿寿昌增补和整理于公元一世纪的数学专注，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总结了从春秋战国至汉朝时期数学成就的数学专注，其中首次阐述了世界数学史上的负数及加减运算法则，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8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这部共52卷的本草著作，是由李时珍撰写于嘉靖三十一年至万里流年，是集几千年的食物、药材的种植、收采、调制和一样供销于一体，内部设计饮食烹饪学、食物养疗学、医药学、动物学等多个领域，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的世界科技史上最宏大的中医百科全书。

9千金要方

千金要方是由孙思邈撰写在唐朝永徽三年的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也是共计30篇的综合性临床医著，有着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的美誉，并对后世的中医疗法，乃至国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0史记

史记最早被称为《太史公书》《太史记》，是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撰的从上古传说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间的二十四史之首，并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这部规模巨大、体系完备的史记，对后世的纪传体史书影响较深。

在古代，查询史料的办法也是通过书籍查询。

文字发明后，通过文字记录，留下了很多的史料，像甲骨文，都记录了古代很多大事。到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书籍开始出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很多的历史，后面每一朝，都会有正史，这些书籍基本被保存了下来，所以古代就是这样查史料了解。

现在我们也是通过古代书籍或者古物了解古人的生活等。

目录学·史志书目

史志书目是指史书里面记录图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东汉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依刘歆《七略》改编成“艺文志”，作为《汉书》中的一篇，开创了根据官修书目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班固从《汉书》的具体写作情况出发，对《七略》进行了“删其要”的加工，从而使《汉书·艺文志》在体例上和史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史志书在编撰上的特点。班固在“艺文志”中表现出创新和继承两种思想。他把《七略》中的“辑略”删除，把其内容分别放于各略、类之后; 把《七略》 中的 “叙录”删除，改换成简明的注语，用以说明图书的作者、时代、内容、真伪等;调整了《七略》中一些图书的类目，用“出”、“入”、“省”加以注明;增加了《七略》成书后刘向、扬雄、杜林的著作，以表明时代的完整性。这些改编方法反映出班固的史家目录学思想。但是，在书目分类体系方面，班固没有像因袭《史记》中的材料而改变它的体例那样，另起炉灶，而是完全因袭了《七略》的分类体系。这是因为：首先，这部分类体系汇总了先秦尤其是汉代文化学术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学术文化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秦代焚书坑儒，除一些医药种树等书籍没有受损失外，其它诸子经传遭到严重损失。到西汉末年编撰《七略》时，则形成了六大部类三十八小类的分类体系，并因以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正是西汉一代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在概括和反映这种历史方面，这部分类体系既直观又系统，形象全面地描述了它的成就特点，给班固“艺文志”的直接因袭提供了内容方面的条件，没有必要重创一体，或是改编成其它表达形式来完成这一记述文化史的历史任务。班固的这种因袭，表现了他以书目形式反映文化史的卓见学识。其次，这部分类体系体现了汉代的正统思想。刘向、刘歆编撰《七略》，所以整个分类体系贯穿着封建正统的思想。在类目次序上，它把《六艺略》列在首位，其它诸子与技术等则被列入从属的类目中;在评论中，《七略》把六经看作是万世不变的经典，五经代表“五常之道”，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是“相须而备”的，而在整个世事变故中，始终起主导作用的是讲阴阳变化之道的《易》，这种神学思想正是当时盛行的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另外，它还把诸子百家说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这里又贯穿了崇尊儒术的思想。《七略》中的这些思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又奠定了思想方面的基础。第三，这部分类体系反映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例如，它在类属上反映了有关门类之间的联系，《六艺略》除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类经书外，还包括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类书。这是因为论语、孝经是孔子所阐述的言词，可以与六经相表理，作为经学的入门书;小学是字典等文字学方面的书，不仅是读经启蒙的基础，而且被认为是治经的根本。《六艺略》把论语等三类书附于六部经书之后，反映了它们在思想内容上的从属关系。《七略》的这种以类次图书的形式来描述文化学术之间的一些关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在学术质量方面提供了因素。至于班固为什么在正史里增设“艺文志”专门记录图书，历来语焉不详。从当时的情况看，班固编撰“艺文志”的思想，一是为了借书目形式反映一代文化的历史，以弥补《史记》中没有文化史的不足。二是为了保存古代图书的记载，给后人的稽查提供依据。三是《七略》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书》的史学思想，改编成“艺文志”以为他的断代史学思想服务。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在史书中编撰书目的先例。此后，史书中编撰“艺文志”的有：《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史书中没有“艺文志”的，从清代开始补撰，使二十多部正史基本上都有了“艺文志”，从而形成了一个史志书目流派，连贯起来就成为中国古籍的总目，可全面反映从古代至清代的著述情况。

魏徵等编的《隋书·经籍志》是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编撰而成的，同时又补充了唐代初期整理出的隋代藏书。共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佚书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在分类上参照阮孝绪《七录》的七分法和荀勗的四分法，根据当时藏书情况，将图书分为四类，并首次以经、史、子、集作为部名。在分类上，魏徵提出了“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理论，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在著录方面，魏徵为了完成《隋志》记录一代藏书的任务，采取了“今考现存”的著录方法;为了记载六朝时代图书的变动及存佚情况，采取了“约文绪义，各列本条之下”的附注方法。这种著录方法是《隋志》的创新，对于研究唐代以前古籍流传情况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凭据。

《唐书·经籍志》系刘昫等依据唐代官修书目《古今书录》等编撰而成的。改编的方法较为简单，即删除《古今书录》中的类序及提要，著录《古今书录》 中的所有图书。其目的是“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对于开元、天宝以后的图书没有补录。作为一部全面反映唐代藏书的目录，显然是不够的。它的这一缺憾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得到弥补。欧阳修等人编撰《新唐书·艺文志》，所依据的书目是《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它的最大特点是补录了《唐书·经籍志》未录的唐代人著述近三万卷，为了以示区别，每类图书分“著录”与“未著录”两项。“著录”指《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中原有的图书，“未著录”指上述两部书目中没有著录的新增录的新书。两部唐书艺文志相互补充，可反映出唐代藏书及唐代人著述的情况。

托克托编撰的《宋史·艺文志》与以往史志书目不同，所依据的不是宋代的官修书目，而是宋代的国史艺文志。根据宋制，宋代国史中编有艺文志，这些书目体例完整，不仅每类有序文，而且每种图书均有提要。国史艺文志所依据的是官修书目。国史艺文志有：吕夷简等编的《三朝国史艺文志》(太祖、太宗、真宗)、王珪等编的 《两朝国史艺文志》 (仁宗、英宗)、李焘等编的《四朝国史艺文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及《中兴国史艺文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宋史·艺文志》就是根据上述四部国史艺文志删去重复合为一“志”的，对于国史艺文志以外的图书，则采用《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的方法加以注明。共著录宋代藏书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艺文志》，几经修改，创立了记录一代著述之盛的书目体例。在此以往的几部史志书目，都是以记一代藏书为范围，《明史·艺文志》另创一体，仅著录明代人所编撰的著作是有其时代原因的。首先，明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及普及，使得图书数量大增，如果仍按《汉书·艺文志》等史志书目记录藏书，其书目的内容范围就显得过分庞杂。其次，宋代以来，官修书目之外，又产生了许多私人藏书目录，通史性著作中也有书目方面的专篇，各类书目的出现，使得史志书目记录藏书的作用有所丧失。所以，专门以明代人著述为限的书目更能起到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作用。第三，清初成立明史馆时，明代的官修书目比较疏漏，又没有南宋、辽、金、元四朝的现成书目可为凭据，与其不能反映明代的全部藏书，还不如以明代为限，这是促使《明史·艺文志》断代为 “志”的客观原因。《清史稿·艺文志》仿效《明史·艺文志》的体例，记录清代一朝人的著述，“艺文旧例，胥列古籍，兹仿《明志》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唯清人辑古佚书甚多，不可略之，则附载各类之后”(清史稿·艺文志序)。

正史中的上述七部书目，或记一代藏书，或记一代著述，但在编撰方法上均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基本上依据前代的官修书目编撰而成。作为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专篇，根据前代书目改编是可行的，它能如实反映前代的图书文化和学术思想状况。二是对所依据的书目有所增补。前代书目的断限不可能与史书的时间断限完全一致，故对后出的图书进行增补著录，表明了使史志书目完整反映前代文化的思想。三是对前代书目所录图书的存、亡、残、阙给予注明。朝代更替，图书的散亡不可避免，注明图书的历史及现存情况，对了解图书文化的发展有帮助。四是删除所收录书目的提要，而代以简明注语。这一改动是史书体例所决定的，因为史书编者要保持整部史书各篇章的均衡，不能使书中有更多的叙述和重复的内容。这一作法不仅体现出史志书目编撰者的目录学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史志书目在编撰方法上的特点。

旧唐书

作者： 沈昫

注释：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

简介：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

史记三家注

作者： (汉)司马迁撰 (唐)司马贞等注

注释： 《史记》的声望随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駰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

简介： 《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

史记 作者： 司马迁

注释：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简介：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

汉书 作者： 班固

注释： 《汉书》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简介：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

后汉书 作者： 范晔

注释：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和《汉书》有不少区别，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

简介： 《后汉书》是纪传体的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断代史著作，一百二十卷，分为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的纪、传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的司马彪，一般称为《续汉志》。

三国志 作者： 陈寿

注释：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

简介：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

晋书 作者： 房玄龄

注释： 晋书它的叙事从司马懿开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记载了西晋和东晋封建王朝的兴亡史，

简介：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

宋书 作者： 沈约

注释： 宋书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梁沈约撰。

简介： 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

南齐书 作者： 萧子显

注释： 南齐书是一部记载南齐封建割据政权历史的书，齐梁皇族萧子显作。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

简介： 南齐书六十卷，见於梁书萧子显传。到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这部书，就只有五十九卷了。刘知几史通序例曾说过南齐书原有序录，后人从而推论南齐书佚失的一卷就是。

梁书 作者： 姚思廉

注释： 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分别记载了梁陈两个封建割据政权的历史。

简介： 梁陈两代的早期历史著作都已失传，因此梁书和陈书就成为现存的比较原始的记载。除政治和军事问题以外，这两部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方面，也都保存了一些资料。

陈书 作者： 姚思廉

注释： 《陈书》是记载南朝陈（公元557年～公元589年）的纪传体史书，作者为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时的姚思廉，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这是二十四史中卷数最少的一部。

简介： 姚思廉曾在前人史书基础上进行删改，加上父亲旧稿作参考，最终完成《陈书》的编写。

魏书 作者： 魏收

注释： 魏书一百三十卷（如不分子卷，则是一百十四卷），内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内容记载了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的北魏王朝兴亡史。

简介： 魏收（五○五--五七二）字伯起，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人。他是北齐著名文人，和温子升、邢子才齐名。早在北魏末年他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

北齐书 作者： 李百药

注释： 北齐书五十卷，作者唐李百药，内容记载了公元五三四年前后北魏分裂，东魏政权建立，中经五五○年齐代东魏，到五七七年齐亡为止的王朝兴亡史。

简介： 北齐书早在唐代中叶以后就逐渐残缺，也不断有人补缺。到北宋初就只有十七卷是李百叶的原文，其余都是后人以北史和唐人史钞中相关纪传补全。这部书初次刻版付印，流传下来的就是这种补本。

周书 作者： 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

注释：

简介：

隋书 作者： 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

注释：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

简介：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各朝史。「纪传」部分题魏徵撰，「志」的部分题长孙无忌撰，遂为后来各本所沿袭。

南史 作者： 李延寿

注释： 南史八十卷，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

简介：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目。

北史 作者： 李延寿

注释：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

简介：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

新唐书 作者： 欧阳修、宋祁

注释： 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书成，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

简介： 新唐书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历四年（公元一○四四年），到嘉佑五年（公元一○六○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

旧五代史 作者： 薛居正

注释： 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一百五十卷，修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四月至七年闰十月。

简介： 就史料价值而言，由于旧五代史编撰者大都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历史场面，见闻较近，因而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原始资料。相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删去了许多应当保留的重要史料。因此，两者还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新五代史 作者： 欧阳修

注释： 全书有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共七十四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公元九○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九六○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

简介：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

宋史 作者： 脱脱、阿鲁图等

注释： 宋史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简介：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

辽史 作者： 脱脱等

注释： 辽史记载辽政权二百多年（公元九○七--一二五年）的历史。其中也兼敍了辽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历史。

简介：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

金史 作者： 脱脱等

注释：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记载女真族所建金朝兴亡始末的一部史书。

简介： 金史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关於女真及其有关各族早期的情况，多不见於其它史籍。本书的志比较详备，为我们研究金代各项制度、行政区域、自然现象等，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

元史 作者： 宋濂等

注释： 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一百五十九卷。续修本纪、志、表、列传共五十三卷。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

简介： 元史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记载我国历史上元代兴亡过程的封建史书。

明史 作者： 张廷玉等

注释： 《明史》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有目录4卷。

简介： 该书取材于《明实录》、《大明会典》、档册、邸报，以及文集、奏议、稗史、方志、传记等有关著述和材料，由于有著名史家万斯同等的整理和考订，该书体例严谨，叙事清晰，编排得当，文字简明，引述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清史稿 作者： 赵尔巽、柯劭忞等

注释： 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

简介：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

藤条框是中国人创造发明的。

拓展：我国对藤的开发与利用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有藤艺制品的存在了。汉代以前，高足家具还没有出现，人们坐卧用家具多为席、榻，其中就有藤编织而成的席，藤席和竹席总称簟，是当时较高级的一种席。《杨妃外传》、《鸡林志》、《事物纪原补》等古籍中，都有对藤席的记载。藤席是当时比较简单的一种藤家具。自汉代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制藤工艺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藤家具品种日益增多，藤椅、藤床、藤箱、藤屏风、藤器皿和藤工艺品相继出现。中国古籍《隋书》出现以藤为供物，明朝正德年间编撰的《正德琼台志》及随后的《崖川志》记述了棕榈藤的分布和利用。福建泉州博物馆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的沉船上保存着藤家具，这些都证实当时中国的藤家具发展水平。在现存精美的明清家具中，也有座椅是藤编座面。据清光绪年间出版的《永昌府志》和《腾越厅志》记载，滇西腾冲等地对棕榈藤的利用可追溯到唐代，迄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在滇南，据清《元江府志》和民国《续新编云南通志》记载，棕榈藤的利用开始于清朝初期，迄今也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据研究，云南藤器在二战前就已有较高的水平。当时，云南的藤器远销东南亚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在云南藤器中，腾冲藤器的声誉是最高的。藤编被誉为腾冲三佳，史书上腾冲又被称为藤越、藤川、藤冲，由此可窥豹一斑，腾冲的藤器，人民大会堂曾将其视为珍品收藏。

导语：魏征是唐太宗时期有名的谏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生于巨鹿郡(今河北省巨鹿县)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

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病死。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号“文贞”。葬礼从简。 同年入凌烟阁。

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

早年经历

大业十三年(617年)，魏徵在武阳郡丞元宝藏帐下为官。元宝藏起兵响应瓦岗李密，元宝藏给李密的奏疏都是魏徵所写，李密见魏徵非常有文才，于是召见魏徵，魏徵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但李密不用。

大业十四年(618年)，王世充袭击仓城被李密击败，王世充转攻洛口，又被李密击败。魏徵却对长史郑颋说：“李密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是兵将也死伤了不少，瓦岗又没有府库，将士们取得战功得不到赏赐。还不如深沟高垒，占据险要，与敌人相持，待到敌人粮尽而退时，率军追击，这才是取胜之道。洛阳没有了粮食，王世充无计可施就会与我军决战，这时我们却不跟他交战。”郑颋对魏徵的话不以为然，说这是老生常谈的。魏徵说了一句：“这是奇谋深策，怎么是老生常谈呢。”拂袖离去。

归唐献策

武德二年(619年)，李密被王世充击败，魏徵随李密归降李唐。而李密部将李勣尚且占据着李密原来管辖的领土，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 李密投降李唐，李勣自己占据这么大的地方不知何去何从。魏徵毛遂自荐，请求安抚山东，到黎阳，魏徵作书与李勣，劝李勣投降。李勣于是派遣使者至长安，将献城的功劳都归给李密，然后押运粮草到李神通那里。

同年九月，窦建德率军攻打相州，李神通抵挡不住，率军转驻黎阳，被窦建德击败。魏徵及李神通、李勣都被俘虏。窦建德用魏徵为起居舍人。[10-11]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军攻打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来支援王世充。五月，李世民击败窦建德，并将其生擒。魏徵得以再次入唐。太子李建成用魏徵为太子洗马，礼遇甚厚。

武德五年(622年)，刘黑闼勾结突厥寇犯山东。魏徵见李建成虽然是嫡长子，但是功绩不如李世民，于是建议李建成去请战立功。李建成听从魏徵的建议，擒斩刘黑闼，平定山东。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将李建成、李元吉等诛杀。李世民听说魏徵以前经常劝谏李建成把李世民安排到别的地方去，李世民派人把魏徵带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徵回答说：“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没有今日之祸了。”李世民见魏徵说话直爽，没有丝毫隐瞒，于是赦免魏徵，并用魏徵为詹事主簿。

犯颜直谏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登上帝位，任命魏徵为尚书左丞。李世民有志建立盛世，多次于卧榻召见魏徵询问得失，魏徵直言不讳，前后上谏两百多事，李世民全然接纳。

同年，河北一带原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旧属因玄武门事件搞的人人自危，李世民派魏徵前往河北进行安抚。路上魏徵正好碰见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被押往京城，魏徵让将二人释放，仍旧任命官职，这样河北太子旧属才会相信李世民是真的要赦免他们。

贞观三年(629年)，魏徵被任命为秘书监，开始参预朝政。魏徵上奏李世民带领学者将古籍分为四部，并对其进行校定。

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与魏徵谈及了选人为官一事，魏徵说先要了解他的才能，然后审核他的品德，以及爱好这些。

长乐公主李丽质因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对她特别钟爱，将她许配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贞观六年(旧唐书魏徵传为贞观五年)开始准备嫁妆，唐李世民对众臣说“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大臣纷纷表示“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于是进言请求双倍于永嘉长公主，李世民欣然同意。然而魏徵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永嘉公主乃是长乐公主的姑姑。此举逾越了礼制。李世民回宫把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得知此事后感叹魏徵能“引礼义抑人主之情”，并对他大加赞赏。特地派人前去赏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听闻你正直，现在见识到了，希望你一直保持，不要改变”。在李世民并未有所表示的时候，长孙皇后直接对魏徵加以赏赐，并暗示自己会给予支持，可谓给魏徵注入了强心剂。也正是因为有长孙皇后这样的靠山，魏徵的正义直谏才会这般顺利。[19-20] 不久魏徵晋升爵位为郡公。

贞观七年(633年)，魏徵代王珪任侍中，尚书省长期积压没有判决的诉讼案，李世民命魏徵秉公处理。魏徵不大熟悉法律，但能抓住根本原则，依实际情况处理，大家都心悦诚服。

贞观八年(634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怒了李世民，李世民认为这是毁谤。魏徵进言说：“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从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很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近似毁谤，陛下你应该仔细想一下这样的事对还是不对。”李世民觉得魏徵说的有道理，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葬于昭陵，谥号文德皇后。 长孙皇后入葬昭陵后，李世民对她思念无法停止，为了缓解思忆之苦，便在宫中建起了层观，终日眺望妻子的陵墓，还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李世民让魏徵陪同，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徵是否看清了，魏徵装作没看见，李世民顿时着急，问“怎么会没看见，那是昭陵啊!”魏徵闻言回答说“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原来是昭陵啊!” 李世民听后明白魏徵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于是便哭着下令拆掉了层观。尽管李世民这样追思妻子的行为是违背礼教传统的，却是一个天子的真情流露。

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告诉李世民当初隋炀帝杨广曾在此让附近的百姓上贡，贡品吃不完就扔掉，十分浪费。

贞观十二年(638)，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违反法度来表示恭敬，这违背了礼仪的标准。”李世民说“：你们自己的地位都尊贵，就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进言说“：从古至今，亲王列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都是天子列卿和八座之长，为亲王下车，不是亲王所应当受的礼。求之于旧例，又没有可以作为凭证的依据;施行于现在，又违背了国法。”李世民说：“国家所以立太子，是准备他做国君。然而人的长短，不在老少，假如没有太子，那就依次立太子同母的弟弟。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徵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去世其弟即位的礼义;自周以来，立太子必定要是嫡出的长子，以这杜绝各个兄弟的私念，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国君应当十分慎重的事。”于是李世民同意了王珪的奏言。

贞观十二年三月丙子，李承乾的嫡子李象出生，因为皇孙诞育之喜，唐李世民诏令天下见禁囚徒都降罪一等，内外官职事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各加勋官一转，天下大酺五日， 又大宴五品以上于东宫。李世民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徵一人而已。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过他们。”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两人。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李世民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李世民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李世民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李世民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向李世民上谏，让李世民要善始善终。

贞观十六年(642年)，后来皇太子李承乾不学习德行和术业，魏王李泰的宠爱一天天增长，朝廷内外众官，都有些疑虑和议论。李世民听到后很厌恶这些议论，对侍臣说：“当今朝臣忠诚正直的，没有人能超过魏徵，我派他辅佐皇太子，用这杜绝天下的怨言。”李世民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旧。魏徵自称有病推辞，李世民下诏回答说：“汉朝的太子以四老为辅佐，我现在依靠您，也是这个道理。知道您患病，你卧病也可以保全太子。”

去世

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病死，李世民非常伤心，并为此废朝五天。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

李世民下诏厚葬魏徵，但魏徵的妻子裴氏以魏徵生平生活简朴朴素，豪华的葬礼不是亡者之志为由拒绝。裴氏只有小车装载魏徵灵柩，李世民召文武百官出城相送，并亲自刻书碑文。

魏徵死后，李世民经常对身边的侍臣说：“用铜镜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以古史作为镜子，可以知晓兴衰更替，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经常用这样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错，但现在魏徵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魏徵去世后朕派人到他家里，得到他的一页遗表，才刚起草，字都难以辨识，只有前面几行，稍微可以辨认，上面写道：‘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公卿大臣中，感情有爱有憎，自己憎的就只看见他的恶，自己爱的就只看见他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的恶，憎而知道他的善，除去邪恶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可以兴盛了。’遗表的大意就是这样，然而朕思考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徵所说的这些过错。公卿侍臣，可以把这些话写在手板上，知道朕有过错一定要进谏。”

同年二月，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徵位列第三。

不久之后，侯君集以谋反罪被处死，杜正伦被罢免，魏徵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这两人，说他们有宰相之才，魏徵又拿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李世民知道开始怀疑魏徵是不是侯君集一党的。于是手诏取消衡山公主(后来被封为新城公主)与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唐军总共损失战士接近2000人，战马损失8000匹，唐军攻破高句丽10座城，迁7万人入中国，杀获大量高句丽军，斩首4万多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例如平壤之战明军斩首就八百、但是小西第一军损失却超过1万)，唐军还缴获大量马、牛、装备、物资(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唐军是多次胜利，其中单是击败高延寿高惠真的那次胜利，唐军不仅消灭大量高句丽军，还缴获马5万匹，牛5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其他大量装备)。从战果与损失上来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李世民取得了大胜。但是李世民对自己的对外战绩要求特别高，仍然因为没灭了高句丽而后悔，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政治

魏徵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李世民问魏徵：“君主怎样能够明辨是非，怎样叫昏庸糊涂”魏徵答：“广泛地听取意见就能明辨是非，偏信某个人就会昏庸糊涂。从前帝尧明晰地向下面民众了解情况，所以有苗作恶之事及时掌握。舜帝耳听四面，眼观八方，故共、鲧、欢兜都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梁武帝偏信朱异，在台城因受贿被下臣侮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死于扬州的彭城阁兵变。所以人君广泛听取意见,则宦官不敢蒙蔽，下面的情况得以反映上来。”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魏徵书法

魏徵书法

首次出自《孟子·公孙丑上》。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李世民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李世民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李世民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是儒家思想，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

文史

史书编撰

魏徵出任秘书监之职，主管国家藏书之事。上书言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图书。李世民令他领写四部群书。置雠校者20人，书手100人，校写秘阁图籍。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灿然具备。他改职之后，与虞世南、颜师古等硕学名儒续任秘书监之职。主撰《隋书》，其《经籍志》虽出于于之宁、李淳风等众人之手，但总领其书。《隋书·经籍志》参考了阮孝绪《七录》体例，以《汉书·艺文志》之法，利用隋代遗书14466余部，89666余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核对，按经、史、子、集四部，下分40类，著录存书3127部，36708卷，佚书1064部，12759卷。对考南北朝、隋代的藏书有帮助。在著录方法上，每类下录书名、卷数、作者、时代、官衔、内容提要、真伪、存亡或残缺。以究学术之发展、考流别之变迁。为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是研究古代书目史的重要文献。他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对古代藏书的兴亡更替作了历史的总结，丰富了藏书史研究的内容。贞观七年(633)，任侍中，封郑国公。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

历史评价编辑

王珪：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

李世民：①魏徵、王珪，昔在东宫，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②贞观之后，尽心於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③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④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长孙皇后：①尝闻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王之情，真社稷臣矣。②愿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闻公言，故令将物相赏。公有事即道，勿为形迹也。

常衮：武德贞观之间，有若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龄、杜如晦等，扶翼大运，勤劳王家，尊主庇人，匪躬致命，咸有一德，格於皇天，缅然长怀，风烈犹在。

权德舆：我太宗文皇帝之有天下也，魏徵、王珪等危言正词，上裨大化，无疆之祚，实兆于斯。

独孤及：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爱君忘身近“贞”，二者并优，废一莫可，故曰文贞。

刘素：魏徵有大志，大耻小节，博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

李绛：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龄、杜如晦辅相圣德，魏徵、王珪规谏阙失，有温彦博、戴胄以弥缝政事，有李靖、李勣训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刘昫等《旧唐书》：①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②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③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李世民用之，子孙长世。

宋祁等《新唐书》：君臣之际，顾不难哉!以徵之忠，而李世民之睿，身殁未几，猜谮遽行。始，徵之谏，累数十余万言，至君子小人，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以佞邪之乱忠也。久犹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峣峣者难全”，自古所叹云。唐柳芳称“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为三代遗直”。谅哉!谟之论议挺挺，有祖风烈，《诗》所谓“是以似之”者欤!

赵元僖：唐李世民有魏玄成、房玄龄、杜如晦，明皇有姚崇、魏知古，皆任以辅弼，委之心膂，财成帝道，康济九区，宗祀延洪，史策昭焕，良由登用得其人也。

赵顼：唐李世民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

曾巩：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郑公、王珪，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勣、李靖，长民守土则李大亮。其余为卿大夫，各任其事，则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胜数。

努尔哈赤：人臣身秉国钓，因循从事，不能申明教令，诫谕君下，则无知之民，罹于法者必多。若各尽厥职，明法度，以训国人，使不罹于刑戮，则君心嘉悦，眷顾日隆，如所谓皋陶、伊尹、周公、诸葛亮、魏徵诸臣生膺显爵，没垂令闻，斯于臣职为无负耳!

康熙帝：人臣进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每阅唐李世民、魏徵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徵对李世民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尝思忠良原无二理，唯在仁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

李光地：立言最要谨慎。魏郑公、颜鲁公，为人忠亮节义如此。鲁公为文，往往杂于浮屠之说;郑公作《李密墓志》，感密旧恩，犹之可也，更称赞畅素，极其推高，岂非失言。

赵翼：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徵。

历时19年，全十编，共计102册约2266万字……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学者编纂完成并全部出齐的《全宋笔记》6月30日在上海师范大学首发。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在贺信中评价，这是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宋代历史资料整理工作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包伟民说，笔记类图书几乎占中国十至十三世纪存世文献总量的近四分之一，其所蕴藏的历史信息独特而珍贵，长期以来却因保存散乱，文本错讹，不易利用。点校本《全宋笔记》共收入宋人笔记477种，几乎将存世相关文献搜罗无遗，为辽宋夏金史研究提供了一座最完整、最可靠、最方便的笔记类巨型资料宝库。

“《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首席专家、主编，上海师大古籍研究所教授戴建国认为，古代笔记是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笔记既有对社会重大事件的记录，也有对微观生活的具体生动叙述，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内容极为广博，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艺术、宗教、民俗等领域，保存了大量正史不屑记载的科技、文化、社会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据了解，入宋之后，笔记进入了它的成熟期，原先笔记中的志怪传奇内容逐渐淡化，注重社会现实成为主流。这种不拘一格的随笔记事的文体深受宋人的喜好，上至宰相大臣，下至僧侣、布衣，都撰写有笔记。宋代笔记的思想性、学术性日趋凸显。据统计，传世的宋人笔记有500多种，《梦溪笔谈》《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东京梦华录》等构成了中华民族记忆的瑰丽宝典。

戴建国表示，《全宋笔记》对先前学术界已有整理本的笔记文献，多有匡正，在充分吸收前人时贤成果基础上，整理品质有所提高。更有大量的笔记文本为学界首次整理，仅如佛学类笔记，就有《罗湖野录》《云卧纪谈》《丛林盛事》等，大多为宋代僧人所作，多佛门闻录，颇具佛学史研究价值。

不过，戴建国也指出，古籍整理工作是一项严肃而慎重的学术事业，任重而道远，希望团队的工作能对学界有所补益，同时真诚地企盼学界同仁和读者对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而将笔记的系统研究提到日程上来，将笔记的分类从传统框架走向现代规范化的梳理，建立起科学体系，将笔记作为相对独立的门类文体进行学科性研究，是今后工作的进一步拓展方向。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