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黄帝(英文：The huangdi；Yellow emperor）（前2697-前2599年）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承前启后中华文明的先祖。传说中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炎帝,传说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又称赤帝、烈山氏，位于黄河中游陕西渭河地区。一说即神农氏(或神农氏的子孙)。相传其母名女登，一日游华阳，被神龙绕身，感应而孕，生下炎帝。传说炎帝人身牛首，头上有角。炎帝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炎帝少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他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教百姓耕作，百姓得以丰食足衣；为了让百姓不受病疾之苦，他尝遍了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日中七十次毒。他又作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据《史记》等古籍追记，炎帝姓“伊耆”，名石年。母为有娇氏女，名曰女登，是少典正

　　炎帝

　　妃。生炎帝。长于姜水，故有‘姜’姓之称。据《纲鉴》等记载：“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岔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越绝书》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齐国国君，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贤能为之用。他改革齐政，是国富兵强。这些就是他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的原因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汉族，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又称卫鞅、公孙鞅（卫鞅之“卫”即氏於国，商鞅之“商”即氏於居或氏於官，又“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卫鞅之祖为卫国君，故又称公孙鞅。）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

　　孔丘 （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 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李冰，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郊斜村人，是战国时期的水利家，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秦昭襄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年）为蜀郡守，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原灌县）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了中国早期的灌溉工程都江堰，因而使成都平原富庶起来。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在都江堰安设石人水尺，这是中国早期的水位观测设施。他还在今宜宾、乐山境开凿滩险，疏通航道，又修建汶井江（今崇庆县西河）、白木江（今邛崃南河）、洛水（今石亭江）、绵水（今绵远河）等灌溉和航运工程，以及修索桥，开盐井等。老百姓怀念他的功绩，建造庙宇加以纪念。北宋以后还流传着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李冰治水的故事。

　　建在都江堰渠首的二王庙是老百姓对李冰父子治水伟业的纪念。其中的碑刻多是对灌区水利工程维护的技术要领。而每年的清明时节，当地的居民都会在二王庙举行祭祀活动和开水（岁修完工后放水）典礼。李冰现在已成为都江堰灌区老百姓所崇拜的神灵，而与水有关的宗教活动则加强了在灌区管理中政府与用水户之间的联系。

　　秦始皇帝（公元前259年—前210年），秦庄襄王之子，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战国末期秦国君主、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姓，赵氏，名政（正），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故称赵政、秦王政、秦王赵政、赵王政，然后世多称之嬴政。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陈胜（～前208），字涉，故又称陈涉，阳城（ 今河南周口市太康县）人，早年为人佣耕。陈胜年轻时就是个有志气的人。他出身雇农，从小就给地主做长工，深受压迫和剥削，心里“怅恨久之”，逐渐产生了反抗压迫、变革现实的思想，曾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并从小立志要干点大事业出来

　　蔡伦，中国“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的改进者，“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发明家”之一[1]。蔡伦的发明创新不止造纸，他“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有蔡太仆之弩，及龙亭九年之剑，至今擅名天下。”

　　蔡伦画像

　　《东观汉记》和《后汉书》均记载蔡伦为“桂阳人”，但其籍贯长期存在争议，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桂阳郡治所在地今湖南桂阳县人[2]，一说为桂阳郡耒阳县今湖南耒阳市人[3]。

　　永平末年（75）入宫为宦官。历任小黄门、中常侍兼尚方令、长乐太仆等职。元初元年（114），安帝封其为龙亭侯（封地在今陕西省洋县龙亭铺镇），食邑三百户。蔡伦为人敦厚谨慎，关心国家利益，曾“数犯严颜”，匡弼时政。勤奋好学，办事专心尽力。

　　永元四年（92），蔡伦任尚方令后，利用供职之便，常到乡间作坊察看，见蚕妇缫丝漂絮后，竹簟上尚留下一层短毛丝絮，揭下似缣帛，可以用来书写，从而得到启发，便收集树皮、废麻、破布、旧鱼网等原料，在宫廷作坊施以锉、煮、浸、捣、抄等法，试用植物纤维造纸，终于造出植物纤维纸。元兴元年（105），他将造纸过程、方法写成奏章，连同造出来的植物纤维纸，呈报汉和帝，和帝大加赞赏，蔡伦造纸术很快传开。人们把这种纸称为“蔡侯纸”，全国“莫不从用焉”。

　　蔡伦这一发明，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人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将蔡伦排在第七位，远远排在我们熟知的哥伦布、爱因斯坦、达尔文之前。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和公布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发明家”，蔡伦又榜上有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特别展示了蔡伦发明的造纸术。

　　张骞头像

　　[1]汉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为郎。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任使者，于建元三年-前138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10年余，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联合计划遭到拒绝，大月氏已不想与匈奴抵杭。后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元朔六年，张骞随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与李广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击匈奴；张骞因迟误军期，当斩，用侯爵赎罪，得免为庶人。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公元前119年率300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国,此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元鼎二年（前115），张骞还。翌年卒 。他所遣副使后相继引西域诸国使者来汉；乌孙后来终于与汉通婚，共击破匈奴。汉能通西域，由张骞创立首功。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西域诸国当时无史籍记载，张骞所报道，备载于《史记》、《汉书》中，是研究中亚史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白血病（leukemia）是指发生于造血器官，以血液和骨髓中的白细胞及其前体细胞的增殖和发育异常的一种进行性恶性疾病。

其特征为一种或几种血细胞成分的自发性、进行性异常增殖，具有质和量改变的异常白细胞（白血病细胞）在骨髓和其他器官的广泛浸润，导致正常血细胞进行性减少，临床以贫血、出血、发热、白血病细胞浸润为主要表现。国外自1845年起开始认识本病，至今虽已有一个半世纪，但病因尚未完全阐明，可能与遗传、病毒感染及某些理化因素（如电离辐射、苯、氯霉素、某些农药中毒）等有关。国内外尚无特异的药物能彻底治愈。西医采用联合化疗方法诱导缓解，但有明显的毒副作用。有资料表明，我国白血病死亡率3～4／10万，预后较差。

中医无白血病这一病名，但类似症候在历代的一些医书中有所记载。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中描述的“五劳虚极羸瘦”，《圣济总录虚劳门》之“急劳”等。而随着病情的发展，可逐渐形成“症瘕”。因而，白血病可归属于中医学中“虚劳”、“急劳”、“症瘕”、“积聚”、“痰核”等范畴中。

现代约自1955年起就开始应用中医药治疗急性白血病。此后，直至60年代，是我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方法研究白血病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临床资料及理论探讨文章不多，仅23篇，且多数属个案治疗经验。多数的临床经验总结主要是在70～80年代累起来的。70年代中，从中药中提取出的靛玉红、叁尖杉脂堿等，经临床验证，对白血病疗效良好，是我国发现的治白血病良药，提示开发应用中医药对玫克白血病具有广阔的前景。80年代报道病例数不断增多，至1990年为止，国内期刊共发表了有关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研究的文章近200篇（包括5例以下的个案50多篇）。据粗略统计，报道的总病例数有3000例左有，使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对白血病的病因调查研究和中医学探讨，从细胞动力学、免疫学指标、动物实验对照治疗和辨证分型与血象、骨髓及血、尿环核苷酸的关系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以探讨中医中药的治疗机理。还有人系统地研究了150例急性白血病患者的脉象变化特点，认为脉象的变化与疾病性质、感邪轻重和正气盛衰有一定的规律，进一步完善了中医诊治白血病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从临床应用来看，用中药治疗白血病有两方面的倾向：是根据已知中药对白血病具有明确的疗效，且本身毒副作用较小的特点，以中药为主进行治疗。二是利用中药具有调整机体偏胜、降低化疗药物毒性的作用，以中药为辅，配合西药进行治疗。据观察，中西药合用，疗效一般优于单用中药或西药，故临床上常以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为主。此外，也有一些用气功、针灸、中成药治疗本病的零星报道。

用中医药治疗白血病虽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但如何使治疗方案、疗效标准趋于统一、稳定，减少组方用药的随意性，提高中医药的疗效，除必要的文献研究总结外，还需要临床进一步作药物筛选，有效成分分析及剂型改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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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试题分析：对于报道的主要内容的理解，我们要抓住报道的导语部分，一般情况下，导语就是报道的主要内容。此题，我们可根据导语“据报道，我国国家图书馆浩瀚的馆藏古籍中，仅1．6万卷“敦煌遗书”就有5000余米长卷需要修复，而国图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员不过10人；”，可以归纳出内容要点是我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才不足。

　关键词：；报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4-0099-04 >从中国第一位报学研究者戈公振先生开始至今，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载。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的，一个角度侧重于从唐代报纸本身的考证入手，探讨古代报纸的起源、形态、名称等具体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方汉奇、姚福申、张国刚等，他们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直至80年代，先后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另一个角度重在研究唐代新闻传播的全貌。以李彬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传播学理论的渗透下，把研究领域拓宽到唐代传播活动的各个层面，甚至开始了唐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以这两个研究角度为线索对各家观点进行综述。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及形态  >(一)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讨 >1．古代报纸源于何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古代报纸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古代报纸究竟出现于何时，新闻史学家说法不一，有说、汉朝说、唐代说。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关于“邸报”起源的论断，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研究者，也影响了国外的学者。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珍贵史料的发现，及学者们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分析，促使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大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人们对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究大都聚焦在了唐代。1982年方汉奇先生的《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表明“中国开始有邸报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代”。黄卓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指出：“根据目前能够发现的史料，说明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也明确的指出“邸报”产生于晚唐。 >唐代近300年间，古代报纸具体出现在哪一时段不同学者对此问题也存在着分歧。唐人孙樵《经纬集》卷三的《读开元杂报》对研究唐代报纸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是“对原始形态的报纸叙述得最详细和最具体的”，据此认为中国原始形态的报纸始于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杨立新《中国古代报纸起始于何时(淳化阁帖)中的“状”和“状报”考》称“我国有史可考的古代报纸出现的时间上限，可追溯到年间，即公元627-649年，比《开元杂报》约提前了100年。”圈方汉奇先生把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考证为最早的古代报纸，他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时间就是唐僖宗年间，即公元873-888年。 >在唐代说成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热点时，2004年，陈力丹先生在《当代传播》发表《发现“府报”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800年》，文章以张涛对我国西北居延、敦煌一带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多年考证、研究为依据，把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再次提前到西汉。其实张涛于1998年撰写的《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一文就曾引起学术界的兴趣，2001年他在《论西汉“木简报”》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国古代成制度的官方新闻传播，起始时期不应再是较晚的唐代，而应定位在较早的西汉，即提前约1300年”。 >以上研究者在佐证报纸起源时，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力图寻找“第一份”报纸，用报纸实物的“铁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是从已发现的文字史料的名称、文书的性质方面着手，加上从古代文献中考证“报”、“报状”、“杂报”、“条报”，以至于“邸报”等词出现的时间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与上述研究方法不同，李彬提出：“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指认最早的一份邸报，不如先辨别出邸报起源处那一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低沉的嗡嗡声’，辨别出与之连带的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他把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更多的从孕育新闻传播的社会土壤来考察。于是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虽说正式的邸报源于唐代说目前恐怕还难于成立，但我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创生却可以‘歼元杂报’为标志。无论从历史科学还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都昭示着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彰显着一种从混沌到清朗的转折。” >2．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探讨。在古代报纸起源的研究中，“进奏院状”的性质是学术界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简单说来，这一争论就是：“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 >1982年方汉奇先生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说：“我的看法是，唐代已经有邸报，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就是当时的邸报。”并在《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中得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作用，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的结论。这一具有冲击力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对“进奏院状”为“邸报”之始这一观点，张国刚先生以《“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拉开了质疑的序幕。他认为“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1986年6月，在《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一文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唐代进奏院状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从实物还是记载，都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官府公文，与报纸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江向东也持有近似的观点，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是进奏官向藩镇长官发送的一份报告，“根本找不出其他证据说明这种报告已经发展成一种超出官文书范畴的文献类型”。 >1988年吴廷俊发表《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对“进奏院状”的性质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具有情报性质，因为它“只对个人抄送，以藩镇个人为唯一读者，并且带有相当的机密性”。李彬则认为：“将状报视为报纸和将状报视为公文，都有失偏颇。深究起来，双方其实在强调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状报脱胎于官文书一脉，因遗传关系而明显地带有公文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传递信息、报道‘新闻’的关系，状报又具备‘新闻纸’的若干内在性质，显示出某种报业萌芽的苗头。”他认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新闻信。针对李彬的观点，颐提出“无论是进奏院状或邸吏状之类，都不能与十五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那种通过向专人订购的方式交流商业、航海等信息的新闻信相比，前者属 内部文报系统活动，后者是

  面向社会的信息交流。”对唐进奏院状的性质，他不同意李彬的观点，他认为“从内容(通报与职守相关的情况)和活动形式(主要报送上级)看，它距官文书很近而去新闻信甚远。” 

对于“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的争论，方汉奇先生做了进一步阐释：“以‘敦煌邸报’为代表的唐代进奏院状，是一种和后来的邸报相类似的新闻传播工具。它以传报朝廷方面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由地方一级军政单位在首都的派驻机构向下传发，因而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并不是中央 统一审定发布的正式官报。它保留了不少官文书的痕迹，但并不等于官文书。它具有某种报纸的性质，如广泛采集新闻，先于官文书传布消息等等，但在定期、公开发行等方面，还不完全具备正规报纸的要素，因而，只能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不论学者持有何种观点，考证“进奏院状”的性质势必要研究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进奏院作用和职能以及进奏院状报的内容和特点。 >(二)关于唐代报纸名称的探讨 >对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古代报纸名称众多。唐代报纸的名称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通过古籍考证，在唐代并没有出现“邸报”这一词语，历来被我们称为“邸报”的封建官报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报名，文献中对它的称呼有：“进奏院状报”、“进奏院状”、“上都留后状”、“留邸状报”、“邸吏报状”、“邸吏状”、“报状”、“报”、“杂报”、“朝报”。方汉奇先生认为：“所有这些，称呼虽然不同，但指的是同一事物，即都是由进奏官转发至地方的原始状态报纸。其性质接近于后来的邸报。”有学者则指出众多古代报纸名称的所指是有区别的。黄卓明先生认为“报状”由朝廷直接发布，是“原始形态报纸的概称”，“应具有唐王朝中央 公报性质”。他还说明“‘报状’经由藩镇自行抄传就形成了唐代‘进奏院状报’”姚福申先生专门解释了“朝报”，他认为“朝报”是唐宋时代朝廷逐日发布的一种新闻简报，“唐代首创朝报”，“可能是‘飞奏’的继续”。 >(三)关于唐代报纸是否印刷问题的探讨 >学术界也曾经对唐朝出现的原始形态报纸是否印刷的问题进行争议，特别是针对“开元杂报”。此争议源于清末明初的版本学家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近有汀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页，云是唐人雕本”。戈公振先生首先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中国报学史》中说“开元杂报”是现存的堪称“奇珍”的两本“唐刻”之一。之后，曾虚白先生在《中国新闻史》中断言：“开元杂报”就是雕版印刷的报纸。向达先生最先提出质疑：“‘开元杂报’虽有边线界栏，而墨印漫漶，不甚可辨，乌能必其即为刊印即为唐本”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梦溪笔谈》中“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和对《中国雕版源流考》中那段话的考证，对“开元杂报”是印刷品的说法予以否定。黄卓明先生说：“不仅唐代如此，而且自唐以后长期停留于手写传抄状态，这又是中国古代报纸的一个特点。”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从“开元杂报”名称的由来、唐代书籍装帧以及雕版印刷成本三个方面非常详尽地论证了唐代不存在印刷的报纸。 >二、唐代新闻传播的全面探讨 >(一)丰富精彩的唐代传播活动 >“邸报”作为新闻史从无序进入有序的标志，在众多同样具有新闻传播属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中尤为抢眼，使得研究者们较少地涉及唐代其它传播形式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位学者陆续展开了探讨。其中，姚福申先生发表了《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和《唐代新闻传播形式》两篇颇具开创性的文章。文章以介绍露布、诏令、条报、朝报、进奏官报、进奏院状、观察史牒等为主，较全面地梳理了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整体上展示了其面貌与特征。李彬在《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中，把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方式的视野拓宽到官方系统中的常规及非常规的新闻传播方式上。他指出唐代不仅有报状、露布、檄书、烽燧、榜文、注记、起居录等主要官方新闻传播方式，还有花样翻新的竹筒传书、木鹅传表和信鸽传信等非常规方式。他把整个唐代的传播活动划分为三个系统，即官方传播、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分别把三个系统中的主要代表进奏院状报、笔记小说和讲唱活动视为原始媒介，进而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影响因素。“官方的邸吏状、文人的笔记小说和民间的讲唱形式互相融汇，便凸显为早期新闻史的生命脉动。”李彬先生把它们联系起来一同观照唐代社会丰富精彩的传播图景，使新闻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史学领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李异平和陶第迁发表了《论唐代的对外传播》一文，首次论及唐代的跨文化传播。2004年刘凤梅提出：可以把“民间艺人以口头进行人际传播的方式说书，视为一种娱乐传播。” >(二)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研究进奏院和进奏官 >进奏院状报和进奏院、进奏官间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准确地勾勒出进奏院状报的生产机构和生产者的面目，才能更好地辨析进奏院状报的性质。 >唐史专家瞿蜕园先生曾对进奏院的职能做出精练的概括：“唐代藩镇均于京师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任呈递公文、探报消息之责，有似明、清督抚所派驻京之提塘官，但进奏院初名留后院，以大将主之，得以入见皇帝陈述事件，非提塘官之为低级武弁可比。”方汉奇先生进一步阐明：“(进奏院)既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 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甚至有学者还把进奏院视为“诸如三省、枢密院、四方馆之类的新的秘书机构”。他们认为进奏官通过“在京师以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收集本地方和朝廷及其他地方的有关情报，”来加强本地方与中央的联系。 >西谚有云：“记者一半是记者，一半是侦探。”与之相较，进奏官不无相似。类比，李彬给进奏官以记者的判断。 >(三)传播网络中的传驿系统 >纵观史学界、传播学界对中国古代驿站与邮驿系统的研究，可发现唐代邸报的传播与当时完备、发达的邮驿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我们在传播生态环境中研究唐代的传播活动就不能不去考察唐代的邮驿系统。 >“邮是传递信件的机构，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邮亭，由专人骑马送信。驿是驿站，备有驿马，专供传递员交通工具和住宿，也同样接待过路官员。”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邮驿，汉代各地专设有邮亭供传递文书，唐朝在前朝基础上增设水驿。”“据《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唐开元年间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86所。陆驿大约30里一设，边陲地区驿所间隔则长一些。”可见，至唐已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传播网络。此外，为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唐代还出现了“快速报告的表章，由‘飞驿’传送，叫做‘飞表奏事’”。 >唐代的邮驿系统为中央控制，是正式的官方信息流通的主动脉。在《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中提到唐代邮驿兼管接待过路官员(包括进奏官)、接送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播渠道对社会的开放程度，促成了各类信息在藩镇与进奏官间的传递，甚至信息在全社会范围的流通。 >至此，对于唐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脉络已经比较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有学者在为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寻找强有力的实物证据，有学者在力争弄清史事的来龙去脉，有学者展开了质疑的论战，也有学者在“纷纭驳杂的历史表象上驰骋其智慧的灵思。”我们何不也把视野放宽些，把唐朝邸报的研究置于传播生态系统中，全面考察传播的五个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以及传播效果。

文史专家胡传淮：打捞遂宁记忆 固守精神家园

《遂宁日报》记者 杨俊

成功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一朵开在漫长崎岖道路尽头的鲜花，只有通过了这条道路上所有的考验，你才能将它捧在自己的手上。成功是一枚勋章，它只奖励给那些真正付出过巨大劳动和汗水的人。著名文史专家胡传淮，无疑就是应当获得这种奖励的人。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胡传淮先生走上巴蜀文化的研究之路，是极为艰苦的，亦经过了这三种境界。

人物档案

胡传淮，1964年生于四川省蓬溪县文井镇。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文学学士。现为四川省蓬溪县政协常委、文史委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四川省楹联学会理事、中国散曲研究会会员、四川省诗词学会会员、张船山研究会学术顾问、问陶诗社名誉社长、蓬溪县家谱收藏研究中心主任。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清诗、巴蜀文化、方志族谱和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专著60余部，发表论文、诗词、文史随笔300余篇，共计800余万言。专著《张问陶年谱》，《光明日报》评为“一部学术品格很高的好书”，被《清史》《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国诗歌通史》《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清诗考证》《巴蜀文学史》《遂宁市志》《蓬溪县志》等文献引证或著录；论文《洗百年奇冤，还高鹗清白——高鹗非“汉军高氏”铁证之发现》解决了红学中一大悬案，已载入《红学通史》。共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3项，十余次获得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赞誉有加，专著发行至欧美、日本、韩国和台港澳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胡传淮于1964年8月27日出生在四川省蓬溪县文井镇百恒村三台观胡家沟。因河南历史文化名城淮阳，是胡姓得姓始祖西周时陈国第一任国君胡公满的封地，是胡姓发祥之地和血脉之源，故取名“传淮”，以示不忘胡姓传统根脉在淮阳矣。

上小学时，正遇“文革”。他常听老农忆苦思甜，向他们讨教村史社情的文字记载。“哪有什么文字记载哟，全部是凭脑子记、口头传下来的。”胡传淮就想，将来我有文化了，一定要把农民们讲的这些东西记下来。

读中学时，见历史书后总是有“乡土教材，各地自编”的附言。胡传淮就问老师：“我们有自编的乡土教材吗？”老师说：“我们这里还没有。”胡传淮就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编出自己家乡的乡土教材！

在读大学的岁月里，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潜心攻读历代诗词小说，准备毕业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人生有了目标，精神便有了寄托。然而怎样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呢？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著名国学研究家龙晦先生对他说：“四川的学者应该把研究的目光瞄准在本土历史文化上，就如同土特产，人无我有，具有特色。”又指出：“要研究清诗，先选择一个地域、一个小群体、一个家族或者只是一个人，仔细读去，不要被《清诗纪事》中那些评价迷惑，这样庶几可得清诗之真。”

这些话使胡传淮豁然开朗。他想，许多外地学者都重视巴蜀文化，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他又岂能视而不见呢？于是，胡传淮把研究目标定位在明清文学，瞄准巴蜀文化，最后聚焦到家乡遂宁的宋代学者王灼、明代女散曲家黄峨、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三人身上。

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为了理想，胡传淮从此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艰苦道路。

1993年，胡传淮从高中语文教师岗位调入蓬溪县政协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后，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并开始用手中的笔为蓬溪编纂了一辑又一辑可资历史借鉴的地方文史资料。由于全情投入，他每年征编出版的一辑《蓬溪文史资料》质量上乘，使蓬溪政协的文史工作走在了遂宁市的前列，在四川省文史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那年，他刚29岁。

胡传淮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满街繁华皆过眼，独钟书市久流连。”并不富裕的他舍弃了不少个人娱乐和生活享受，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于了买书。几十年来，从不间断，如今他家中的万册藏书均为蜀中地方文献，有好友形容其陋室“好比用砖砌成的堡垒，足以惊倒邻墙。”

除了买书，胡传淮还有一个爱好：抄书。由于其主要从事清诗、巴蜀文化和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所以许多地方文献资料都是宋元明清刻本，属于珍贵文物无法购买。保存者怕影响古籍纸张又不同意其复印，于是，只能靠手抄。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几年来，胡传淮已抄录古籍10余部、200多万字。民国本《遂宁县志》、清光绪本《潼川府志》、民国本《南充县志》、清刻本《吕半隐诗集》、民国本《遂宁张氏族谱》……胡传淮抄录的笔记本多达100余个，写坏钢笔10余支。“为了抄书，我忘了白天黑夜。抄得头昏了，就用冷水洗脸，清醒后再抄。”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胡传淮的痴迷与专注，让他在收获了50种著作、共800万字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成为了蓬溪县政协常委、文史学习委员会主任、蓬山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张船山研究会学术顾问、四川省楹联学会理事；被中共蓬溪县委、县政府命名为蓬溪县第四批拔尖人才。

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胡传淮，从不打麻将上舞厅，无论节日或假期，他全把精力投入到了读书、研究和写作上。他说：“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孤独是最好的自由，寂寞是最真实的快乐。”

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胡传淮研究最多最深的，是清代乾嘉年间的大诗人、大书画家张问陶及其家族。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乾隆进士，官至山东莱州知府。其祖籍为今四川省蓬溪县金桥镇黑柏沟两河口翰林村，著有《船山诗草》。由于过去政治因素的干扰，一些文学史对张船山或语焉不详，或略而不谈，这成为张问陶研究的一大缺失。

1988年，胡传淮在成都读大学期间就开始搜集有关张问陶的资料。节假日，他在四川省图书馆抄阅资料，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中午仅用馒头开水充饥。当离开图书馆时，常常已夜幕降临灯火阑珊。正是这种不畏艰辛、锲而不舍的精神，让他在短短几个月里便抄录完26卷、约50万字的《船山诗草》。

1998年，为了编著《张问陶年谱》，胡传淮自费到金桥镇两河口船山故里搜遗考古。寻求古碑，查阅族谱；扶桑牵桐，翻山越岭，考察了两河口唐家湾月亮坪张船山墓址及张氏家族墓群。与张氏后裔张隆俄、张清廉等人座谈，记录了几大本有关张氏家族的珍贵史料。

胡传淮长年累月浸润于各种典籍中，钩沉探微，揣摩研究，认真将古代文学史、目录学、绘画史、书法史、佛教史、道教史等仔细梳理，并反复研读张问陶原著，使其学识精进，日趋成熟。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2000年1月，胡传淮编著的《张问陶年谱》一书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在遂宁市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中荣获一等奖，在四川省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中荣获优秀成果奖，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第四次优秀作品评奖中荣获二等奖。该书首印，好评如潮争购一空。随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将该书入选“巴蜀文化研究丛书”，并将其修订再版列为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大科研项目。2005年1月，《张问陶年谱》（修订本）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

“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在漫长的平淡岁月里，胡传淮正是用一个学者应有的刻苦钻研精神，畅游于各种古老的知识体系中，用他日积月累的丰富知识，一点一点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和难关，抵达了这些学问的堂奥，同时也让他终于站到了一个很高的学术平台上，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了不平凡的学术成果。

近十余年来，胡传淮厚积薄发，相继编著出版了《王灼集校辑》、《大英风物志》、《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鹏翮诗选》、《张问陶研究文集》、《船山诗草全注》、《烬余录注》、《张鹏翮研究》、《蓬溪县志》、《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张问陶资料汇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明代蜀中望族：蓬溪席家》、《榜眼李仙根》、《赤城春秋》等著作60余部；在《红楼梦学刊》、《中国韵文学刊》、《国学》、《蜀学》、《巴蜀文献》、《苏州大学学报》、《聊城大学学报》、《西华大学学报》、《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文史杂志》、《寻根》、《科举学论丛》、《谱牒学论丛》、《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巴蜀史志》、《中华读书报》、《今晚报》等报刊发表论文60余篇。其编纂著述、论文、诗词等多达800余万字；论著多次荣获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等级奖，在学术界获得赞誉的同时，其专著更发行至欧美、日本、韩国和台港澳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国学大师王利器先生评价《王灼集校辑》说：“吾蜀宋代文化，展现眼前，为之神往，实整理蜀宋文化之力作也。”

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中文研究所池泽滋子博士给胡传淮来函说：“这样的好书（《王灼集校辑》），对宋代文化研究者，定有重要参考价值。”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社会科学研究》和《天府新论》分别以《金石有声，不考不鸣——读<王灼集较辑>》和《王灼研究的新成果——简评<王灼集较辑>》为题，对《王灼集校辑》一书进行了高度评价，称道该书“是一部当之无愧的、珍贵的文化精品，是巴蜀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刘扬忠说：“胡传淮先生的《张问陶年谱》和他考证高鹗并非张船山妹夫的文章，已经在清诗研究界和红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胡传淮先生的学术成果，当然主要是他的学识和才力的产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廖可斌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全清诗》编委会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清诗研究专家朱则杰教授，四川宜宾学院罗应涛溪教授，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研究所吴世民研究员等专家学者或来函或撰文，对胡传淮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赏……

如今，著作等身、硕果满枝的胡传淮已然知天命。然而他依然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继续探索，在文史的园地中默默地耕耘。他说：“假如学问成了洪荒中的孤岛，我愿乘最后一叶方舟前往。”

对于胡传淮而言，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不断的学习、探索和创造，他要用自己的劳动为家乡、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正需要无数能像胡传淮这样能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学者专家，来为我们打捞一份完整的历史记忆，让我们保有一片美好的精神世界。也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默默耕耘，才让我们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能够穿越岁月中的无数浩劫，得以代代沿袭薪火相传！

原载《遂宁日报》2013年8月第三周《大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