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我们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应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医学而感到骄傲，为我们的杰出的祖先而感到自豪，并为沉睡了两百年的祖国中医的现代化及世界化而做一些诚挚的努力, 因为仅有极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足以推动这个伟大的事业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古代思想文化典籍有哪些吧。

　古代思想文化典籍有哪些

　简介

　四 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人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南宋淳熙间，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定。此后，“四书”始终是我国古代正统教育的必读书和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五 经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简称，始称于汉武帝时。其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古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经典,也是衡量"君子"礼仪文明的社会标准。六 经六经指的是六部儒家经典，即在“五经”外，另加《乐经》。也有称“六经”为“六艺”的，韩愈《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即“六经”。十三经十三经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三字经三字经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撰，明清学者陆续增补，至清初的本子为一千一百四十字。内容从阐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进而依次讲述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知识及古人勤学的故事等。全部用三言韵语，便于儿童诵读。句法灵活丰富，语言通俗易懂。自编成后广为流传，一直使用至清末民初。千字文千字文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南朝梁代周兴嗣编，梁武帝大同年间编成。全书将一千个字，编为四字一句的韵语，介绍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无重复的字。自隋代开始流行，至清末一直被广泛用作儿童识字课本。宋代以后，有种种续编和改编本，但都没有旧本流传得广泛、长久。千家诗千家诗旧时蒙学读物。有《新镌五言干家诗》《重订千家诗》两种，前者题王相选注，后者题谢枋得选、王相注，所选均七言诗。两种选本都分绝句、律诗两部分，大都为唐、五代、宋作品，宋诗尤多。因入选之诗浅近易解，所以流传较广。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诗歌总集。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编，实选唐诗三百十首，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及乐府诸体排列。选编的原意，本作为家塾课本。所选诗作大都艺术性较高，便于吟诵，是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编选的一部历代文章总集，共十二卷。全书收录自东周至明末的文章二百二十二篇，以朝代为序排列。选文多慷慨悲愤之作，语言琅琅上口。每篇的简要评注，颇有见解。是清代以后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被称为“正史”，清代乾隆年间编定。全书总计三干二百二十九卷，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千余年的史事，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常以之代称中国历史。其中《史记》是通史，其余的都是断代史。史 记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全书一百三十篇，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作者所创的纪传体例为历代著正史者所遵循取法。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取材广泛，除历朝正史外，尚有野史、实录、谱牒、行状、文集等三百余种。剪裁精审，严谨清晰，功力极深，是一部对后代产生很深影响的编年体通史。沈括和《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北宋时代的沈括所著。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一位以博学著称的科学家。对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技术、历史、考古等各门学问都有深入研究。沈括一生在各地为官，积极参加王安石的变法，也是一位政治家。1088年他奉旨可以任便居住，后定居于京口(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内。1095年病故于此园，终年65岁。他一生论著甚多，仅据《宋史·艺文志》所录就有22种，共155卷，但现在有传刻本的仅有《梦溪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长兴集》19卷等。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在梦溪园中将他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体裁写下的著作。书中关于科学技术的条目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气象、物理、化学、冶金、兵器、水利、建筑、动植物以及医药学等广阔的领域。其中有不少对当时科学技术的忠实记录，还有沈括本人深入钻研的科学成果，是中国科技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李约瑟教授称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赞许他的著作《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在天文历法方面，沈括注重观测的思想贯穿于他的天文研究中。1074年沈活分别对测量天体位置的浑仪、测量时间的浮漏和测量日影长短的景表这三种天文仪器，提出了改进意见和设计方案。沈括在奉命兼任司天监职务时，曾亲自推荐精于历术的淮南人卫朴于1074年修成奉元历，并于1075年起颁行。沈括大胆主张使用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十二气历，即以“十二气为一年”，以立春为一年之始，“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一大一小相同，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这样，可以做到“岁岁齐尽，永无闰余”。他的建议十分简便科学，比现行的公历――格列高利历还要合理。　　在数学方面，沈括主要研究了“隙积术”和“会圆术”等。隙积术属于求解垛积问题和高价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对此，沈括创立了一个正确的求解公式。会圆术是一个已知弓形的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问题。沈括推得求弓形弧长的近似公式。之后，元代的王恂、郭守敬在修改历法制定授时历中就利用了沈括的这个公式。　　在物理学方面，沈括通过纸人实验发现了“共振现象”，他还亲自做凹面镜成像实验。用实验探讨阳燧引火的原因。对古代的透光镜作过细心的观测和研究。　　在地学方面，沈括对地形地貌2和了大量的观测研究，指出泥沙的淤积作用是形成华北平原的真正原因。他首创的立体地图很快得到推广。　　在医药学方面，沈括根据实物，对药物名称做了大量的证同辨异工作，并注意收集验方，编有《苏沈良方》15卷。他在实地考察、仔细观测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应用合理的逻辑推理方法，从自然界引出符合科学的结论。 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文化中最灿烂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 同时，也是中华传统医药学的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经典。《黄帝内经》成书于大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 她的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华先祖们在《内经》里的一些深奥精辟的阐述，虽然早在2000年前，却揭示了许多现代科学正试图证实的与将要证实的成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医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深受《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刻苦研读之， 深得其精要，而终成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医圣。《黄帝内经》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中华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试想，大略700年前，欧洲鼠疫暴发， 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虽也有瘟疫流行， 但从未有过象欧洲一样惨痛的记录， 中国中医药及《内经》的作用由此可以充分展示。所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弟子规》是什么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经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并改名为《弟子规》。《弟子规》共有360句、1080个字，三字一句，两句或四句连意，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全篇先为"总叙"，然后分为"入则孝、出则弟、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七个部分。学《弟子规》，一般的人听到"弟子"，他会有错误的认知，觉得是谁学的小孩学的。其实这个"弟子"不是指小孩，弟子是指圣贤人的学生都叫弟子。北京弟子规教育培训中心邓卫东老师指出，"弟子"的意思也应该与时俱进:在家指孩子;在学校指学生;在公司指员工;在单位指下一级;在社会中，指公民。规"也是会意字，左边一个"夫"，右边一个"见"，叫大丈夫的见解。当然大丈夫的见解一定是随顺圣贤教诲，也就是人生的真理，来做事、来处事待人。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天禧元年（辽开泰六年）

春，正月，辛丑朔，改元。奉天书升太初殿，行荐献礼，上玉清皇大天帝宝册、衮服；又诣二圣殿，奉上绛纱袍，奉币进酒；诸路分设罗天大醮。壬寅，奉上圣祖宝册仙衣于天兴殿，礼毕，车驾还内。群臣入贺于崇德殿。

丙午，诏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读天书之礼。

庚戌，亲享六室。辛亥，奉天书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并配。还，御正阳门，大赦天下，赏赐如东封例。免灾伤州军见欠田租及和籴，减荆湖南路盐价，蠲天下逋欠，虽盗用经三十年者亦蠲之。遂御天安殿，受尊号宝册。

乙卯，帝与群臣读天书于天安殿。

壬戌，诏以四月一日为天祺节，其制度悉如天贶。

丙寅，命宰相王旦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册宝使。

己巳，给事中孙仅卒。帝曰：“仅笃于儒学，性端悫，中立无竞，深可惜也！”命迁其子官。

是月，辽主如锥子河。

二月，庚午朔，诏赈灾，发州郡常平仓。

辛未，三司假内藏库钱五十万贯。

壬申，御正阳门观酺，凡五日。

甲戌，辽驸马萧托云削同平章事，以公主杀无罪婢，托云不能齐家也。公主降为县主。

丁丑，诏：“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增其月俸，不兼它职。每月须一员奏事，或有急务，听非时入时；及三年，则黜其不胜任者。”

戊寅，内外官并加恩。

发常平仓粟出粜以济贫民，京师物贵故也。

丁亥，设元天大圣后版位于文德殿，帝亲酌献，拜授册宝于王旦，仙衣于赵安仁。旦等跪奉以升辂，具卤簿仪卫。所过禁屠宰二日，官吏迎拜；至兖州，遣官三十员袴褶前导。奉册日，帝不视朝。

庚寅，进封李公蕴为南平郡王。

辛卯，召太子中允、直龙图阁冯元讲《易》于宣和门之北合，待制查道、李虚己、李行简预焉。自是听政之暇，率以为常。帝因数访大臣能否。行简无所怨昵，必称道其长，人推其长者。

初，有日者上书言宫禁事，坐诛，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简尺，帝怒，欲尽付卿史案罪。王旦具请以归，翼日，白帝曰：“此人之常情，且语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旧所占问者进曰：“臣少贱时，不免为此。必以为罪，愿并臣下狱。”帝曰：“此事已发，何可免？”旦曰：“臣为宰相，执国法，岂可自为之幸于不发，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书，悉焚所得书。既而大臣有欲因是以挤己所不快者，力请究治；帝令就旦取书，旦曰：“臣己焚之矣。”由是获免者众。

己亥，刑部侍郎、参知政事陈彭年卒。帝闻之，即幸其第，涕泗良久；赠右仆射，谥文僖，录其子孙甥侄。彭年敏给强记，尤好仪制沿革、刑名之学，自升内阁，即以翰墨为己任。及李宗谔卒，杨亿病退，彭年专其任，事务益繁，愈勤职以固宠，手披简策，口对宾客，及胥吏白事满前，或密答诏问，晓夕若是，形神皆耗。然彭年素奸谄，时号“九尾野狐”。在翰林日，尝诣中书谒宰相，王旦辞不见；翌日复至，旦令见向敏中。它日，敏中命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暝目索纸封之，曰：“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取耳。”始，彭年仕未达，求为大理寺详断官。张齐贤时当国，一见，辄不可。人问其故，齐贤曰：“此人在朝，必乱国政。”或疑齐贤过甚，后乃服其知人。

三月，戊午，以枢密使王钦若为会灵观使。会灵初置使，命执政兼领，于是王曾次当为之，钦若方挟符瑞固恩宠，意欲得此，曾因恳辞焉。帝颇不怿，谓曾曰：“大臣宜傅会国事，何遽自异邪？”曾顿首谢曰：“君从谏为明，臣尽忠为义。陛下不以臣驽病，使待罪政府，臣知义而已，不知异也。”

庚申，免潮州逋盐三百七十馀万斤。

辛酉，江南提点刑狱范应辰言：“伏睹辛亥制书，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谨按《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今奸凶之辈，密料赦期，肆其残酷，方合正典刑而遽逢霈泽，配为卒伍，皆给衣粮，又何异赏人为盗邪！较诸疑则赦之，谅有殊矣。望自今凡有知赦在近而故为罪戾者，死罪以下，递减一等断之。”帝曰：“先帝因郊礼议赦，有朝士秦再思上书，引诸葛亮佐刘备数十年不赦事，先帝颇疑之，时赵普入对，言曰：‘圣朝定制，每三年郊祀即覃肆眚，所谓其仁如天，尧、舜之道也。刘备偏据一方，何足法哉？’自是赦宥之文遂定。应辰发论，颇见尽心；然全无赦宥，亦恐难行。”张知白曰：“古人所谓数则不可，无之实难，斯为确论也。”

是春，京畿旱。

夏，四月，庚午，王旦至自兖州，言：“曹、济、徐、郓州、广济、淮阳军每年船运上供斛斗三十七万石。去岁蝗旱，望免夏税一科支移。”诏可。

乙亥出圣祖神化金宝牌分给京城寺观及天下名山。牌长三寸许，广寸馀，面文曰“玉清昭应宫成天尊万寿金宝”，背文曰“永镇福地”，其周郭皆隐起蛇龙华葩之状，封以绛囊漆匣，帝亲题署之。

壬午，赐进士杨伟及第，贾昌朝同出身。大礼之初，贡举人献颂者甚众，惟伟及昌朝可采，故召试学士院而命之。

甲申，命龙图阁待制查道知虢州。将行，帝御龙图阁饮饯之。时虢州蝗灾，道既至，不俟报，出官廪米设糜粥赈饥者，发州麦四千斛给农民种，所全活万馀人。

乙酉，以着作郎刘煜为右正言。时准别诏置谏官，煜首预其选。帝曰：“谏官、御史当识朝廷大体，乃为称职。”煜，温叟之子也。尝知龙门县，群盗杀人，煜捕得之，将械送府，恐道亡去，皆斩之，众伏其果。

通判益州，召还，时王曙沼蜀，或言其政苛暴，因对，帝问曙治状与凌策孰愈，煜曰：“策在蜀，岁丰事简，故得以宽假民。比岁小歉，盗贼间发，非诛杀不能禁。然曙所行，亦未尝出法外也。”帝善之。曙峻法以绳盗贼，赃无轻重，一切戮之，众股栗。居数月，盗贼屏窜，蜀民外户不闭。尝有卒夜告其军谋乱者，曙立辨其伪，斩之。民安其政，以比张咏，号“前张后王”。

辛卯，辽封秦晋国王隆庆少子色嘉努为长沙郡王。

以漆水郡王耶律制心权知诸行宫都部署事。制心，隆运之侄也，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时萧哈绰方用事，制心奏哈绰寡识无行检，辽主默然。

自南北通好，边境承平，辽主数与南北院诸臣宴饮，或连昼夕。辽主于音律特所精彻，中席或自歌，命宫人弹琵琶侑酒。详衮萧柳好滑稽，虽君臣燕饮，诙谐无所忌，时人比之俳优。制心遇内宴欢洽，辄引避，皇后怪而诘之曰：“汝不乐邪？”制心曰：“宠贵鲜能长保，以是为忧耳。”

壬辰，辽禁命妇再醮。

五月，戊戌朔，辽以枢密使萧哈绰为都统，以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副之，殿前都点检萧库哩为都监，以伐高丽。

庚子，太保、平章事王旦以疾求退。旦柄用凡十八年，为相一纪，素羸多疾，又忧名位太重，不自安，自东鲁复命，连章求解；帝优诏褒答，继以面谕。戊申，制授太尉兼侍中，听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书，遇军国重事，不限时日，入预参决。旦闻命愈恐，家居不出，手疏恳请去位，具言：“私门百口，属疾将遍，欲退身以息灾咎；今加此峻秩，则是愈增罪衅。”辞意坚苦。又遣其子诣向敏中附奏。乃诏止加封邑，其馀优礼悉如前制。

庚戌，诏以仍岁蝗旱，遣使分路安抚。

乙卯，以高邮军民荀怀玉为本军助教，以其出米麦三千斛济饥民故也；仍许自今为例。

甲寅，辽以南京统军使萧惠为右伊勒希巴。惠尝从其伯父巴雅尔伐高丽，力战，破阻险之师，及攻开京，以军律严整闻，故有是命。

丙辰，开封府及京东、陕西、江、淮、两浙、荆湖路百三十州军，并言二月后蝗蝻食苗；诏遣使臣与本县官吏焚捕，每三五州命内臣一人提举之。

西京应天禅院太祖皇帝神御殿成，为屋凡九百九十一区。己未，命宰相向敏中为奉安圣容礼仪使，入内都知张景宗管句迎奉，左谏议大失戚纶告永昌陵。

以秘书丞谯人鲁宗道为右正言，用新诏也。

殿中侍御史张廓言：“奉诏京东安抚，民有储蓄粮斛者，欲诱劝举放以济贫民，俟秋成依向例偿之，如有欠负，官为受理。”从之。

乙丑，辽主驻九层台。

六月，戊辰朔，辽德妃萧氏赐死，葬兔儿山西，后数日，大风起冢上，昼暝，大雷电而雨，不止者逾月。

丙子，右正言鲁宗道言：“亲民之官，政事最切。汉宣帝凡拜刺史、守相，必亲见之，考察其言，观其能否。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县，候满三五人，宜令大臣延之中书，察其应对，考其臧否。县令则择台阁有风鉴闻望臣僚主遣之。能否之间，各知其状，恐于圣政稍得其宜。又，审官之任，本宰相之职，宜妙选英哲以委之，庶激浊扬清，渐得良牧、贤宰，则斯民之大幸也。”

庚辰，发运使言：“真州等处转般仓及江、浙上供米二百二十馀万斛，欲留逐处以济阙乏。”从之。

盗发后汉高祖陵，论如律，并劾守土官吏。遣内侍王克让以礼治葬，知制诰刘筠祭告。因诏州县申前代帝王陵寝憔采之禁。

甲申，以武昌节度副使边肃知光州，用辛亥赦书也。时刑部奏其元犯，帝曰：“肃在邢州日，方契丹侵扰，屡诏令弃城入保。肃能因守，颇着成效；虽冒贿赂，亦累该赦宥矣，故特授以郡。”

诏：“金部员外郎、提点中书制敕院五房公事刘明恕，自今遇庆节大礼，许依枢密副都承旨例进奉上寿，仍赴宴会。”始更旧制也。

是月，辽南京诸县蝗。

秋，七月，辛丑，以蝗蝻再生，遣官分祷京城宫观、寺庙，仍令诸州公署设祭坛。

辽主如秋山。遣礼部尚书刘京、翰林学士吴淑达等分路按察刑狱。

己酉，右正言刘烨、鲁宗道等言：“每有章疏，例于合门投进，事颇非便。欲于通进、银台司进入。”从之。又言：“章疏例须手写，伏缘笔札不精，虑渎圣览。”诏并令亲书。

王旦以病坚求罢相，甲寅，召对滋福殿，左右掖扶而升。帝睹其瘦瘁，闵然曰：“朕方欲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奈何？”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随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荐可为大臣者十馀人，其后不践两府者，独凌策、李及。旦退，复上疏请去位，帝乃许之。丁巳，以旦为太尉，仍领玉清昭应宫使，特给宰相俸料之半，令礼官草仪，赴上尚书省。

旦为宰相，务遵法守度，重改作，善于论奏，言简理顺。其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居家宾客满座，必察其可言及素知名者，别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密籍其名以荐，人未尝知。

谏议大夫张师德，两诣旦门不得见，意为人所毁，以告向敏中。敏中乘间言之，旦曰：“旦处安得有毁人者！”及议知制诰，旦曰：“惜哉张师德！”敏中问之，旦曰：“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当静以待之；若复奔竞，彼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

辽人常于岁给外别假钱币，旦请以岁给三十万内各借三万，仍谕次年额内除之。辽人得之，大惭。次年，复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币六万，事属微末，令仍依常数与之，后不为比。

当是时，兵革不用，海内富实，天下称为贤相。

辛酉，三司请依常岁于开封府界均买草千馀万围。帝以螟蝗为害，虑烦民力，令中书、枢密院议其可否。向敏中曰：“国家监牧马数，比先朝倍多，广费刍粟。若令群牧司度数出卖，散于民间，缓急取之，犹外厩耳。”王钦若曰：“敏中之论，实为便利，臣请别具条奏。”帝可之。

八月，庚午，以枢密使、同平章事王钦若为左仆射、平章事。先是帝欲想钦若，王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乞令在枢密院，两府任用亦均。臣风祖宗朝未尝使南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必贤士方可。”帝遂止。及旦罢，卒相钦若。钦若尝语人曰：“为王子明，迟我十年作宰相！”

辛未，礼仪院奏详定太尉王旦赴上仪注。旧时，三公不兼宰相，无赴上之礼；帝优宠大臣，特有是命，然旦终以不赴。

帝以先所遣按抚诸路使者，方属西成，或妨农事，乃悉召赴阙；所在百姓，委长吏倍加安抚，无辄骚扰。

壬申，加向敏中尚书右仆射。宣命之日，帝使人觇之，敏中方谢客，门阑悄然。帝笑曰：“敏中大耐官职！”

丙子，诏：“京城禁围草地听民耕牧。”

丙戌，以都官员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浦城黄震为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使，赐金紫。

先是李溥出自三司小吏，为发运使十馀年，奸赃狼籍，丁谓党之，无敢言者。震将行，上书自陈，词颇愤激；帝知其意在溥也，谕之曰：“卿当与人和。”震对曰：“廉正公忠，不负陛下任使者，臣敢不与之和？”既至，发溥奸赃数十事，诏遣御史、合门祗候各一人案劾之。

震尝通判遂州，会有诏特给两川军士缗钱，诏至西川，而东川独不及，军士谋为变。震白守曰：“朝廷岂忘东川？殆诏书稽留耳！”即开库给钱如西川，众乃定。明日而诏至。

丁亥，诏：“伎术人虽任京朝官，审宫院不在磨勘之例。”

九月，戊戌，帝与宰相议省吏员。向敏中曰：“太祖、太宗朝，合门祗候不过三五员，宣导赞谒而已。今逾数百而除授未已，禄廪至厚，地望亦优，其间不无滥被升擢者，愿赐裁损。”帝曰：“此盖相承为例，当渐减省之。”

庚子，辽主还上京。以皇子属思生，大赦。

癸卯，给事中、参知政事王曾罢为礼部侍郎。曾以会灵观使让王钦若，帝意不怿。及钦若为相，因欲排异己者，数谮之。会曾市贺皇后家旧第，其家未迁，而曾令人舁土门外，贺氏入诉禁中。明日，帝以语钦若，遂罢曾政事。曾既罢，往谒王旦，旦疾甚，辞弗见。既而语其家人曰：“王君它日勋业甚大。昨让会灵观使，虽拂上旨，而词直气和，了无所慑。且始被进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几二十年，每进对，稍忤上意，即蹙缩不能自容，以是知其伟度矣。”

以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李迪为给事中、参知政事，依前会灵观副使。

先是迪尝独对内东门，帝出三司使马元方所上岁出入财用数以示迪。时仍岁旱蝗，帝忧不给，问何以济，迪曰：“祖宗初置内藏库，欲办收复西北故土，且以备凶荒；今边无它费，陛下用此以佐国用，则赋敛宽，民不劳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当出金帛数百万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财无内外，愿诏赐三司以显示德泽，何必曰借？”帝悦。迪又言：“陛下东封时，敕所过无伐木除道，即驿舍或州治为行宫，才令加涂塈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过往时百倍。今旱蝗之灾，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

以马知节知枢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

戊申，以蝗罢秋宴。

己酉，太尉、玉清昭应宫使大旦卒。前数日，驾幸其第，帝手自和药并薯蓣粥赐之，复赐白金五千两。旦命家人还献，作奏毕，自益四句云：“已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亟令舁至内闼。有诏不许，还至门，旦已卒。旦与杨亿素厚善，病革，延至卧内，请撰遗表，且言：“忝为宰相，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止叙生平遭遇，愿帝日亲庶政，进用贤士，少减焦劳之意。”仍戒之弟勿为厚葬。时年六十一。帝遽临哭之，废朝三日，优诏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录其子、弟、侄、外孙、门人、故吏，授官十数人。及诸子服除，又诏各进一官。

旦性冲澹寡欲，所居甚陋，帝欲为治之，旦以先人旧庐恳辞。每有赐予，见家人列置庭下，辄叹曰：“生民膏血，安用许多！”被服质素，家人服饰稍过，即暝目不视。有货玉带者，子弟以为佳，呈旦，旦命系之，曰：“还见佳否？”曰：“系之，安得自见？”旦曰：“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亟还之。”生平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耳！”兄子睦，颇好学，尝献书求举进士，旦曰：“我尝以大盛为惧，岂可复与寒士争进？”至其殁也，子素犹未官。

咸平初，旦闻李沆之言，犹未深信，及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帝遇之厚，乃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祥符间，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尝悒悒不乐。临终，语其子曰：“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诸子欲奉遗令，杨亿以为不可，乃止。

辽萧哈绰之伐高丽也，辽主赐以剑，俾得专杀，故副都统王继忠不也复言其短。哈绰至高丽，攻兴化城，九日不克。高丽将坚一、洪光、高义出战，攻获甚众，辽师败绩。乙卯，哈绰自高丽还，辽主始以继忠为知人，然于哈绰不罪也。时求进者多附哈绰，然其服食、仆马不加于旧，辽主以为廉，以族属女妻其子，诏许亲友馈献，由是豪贵奔趋于门。

甲寅，诏：“自今特旨诏试者，并问时务策一道，仍别试赋、论或杂文一首。”

癸亥，上封者言：“国子监所鬻书，其真甚轻，望令增定。”帝曰：“此固非为利，正欲文籍流布耳。”不许。

右正言鲁宗道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但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帝谓辅臣曰：“前已降诏，进士兼取策论，诸科有能明经者，别与考校。可申明之。”

冬，十月，丁卯，辽以南京饥，挽云、应等州粟以赈之。

辛未，辽主猎于铧子河。

壬申，谕诸州非时灾沴不以闻者论罪。

庚寅，辽主驻达离山。 辛亥，翰林学士李维等上新修《大中祥符降圣记》五十卷，《迎奉圣象记》二十卷，《奉祀记》五十卷，诏赐器帛有差。

乙卯，幸太一宫，大雪盈尺。帝谓宰相曰：“兹固丰稔之兆，但虑民力未充，失于播稼，卿等其设法赈劝，勿遗地利！” 丁卯，辽主轻骑还上京。

丁丑，知制诰盛度等言奉诏蠲放逋欠凡九百四十三万，所释万五千五百人。

庚寅，玉清昭应宫判官、礼部郎中、知制诰夏竦，责授职方员外郎、知黄州。竦娶杨氏，颇工笔札，有钩距。竦浸显，多内宠，与杨不睦。杨与弟媦疏竦阴事，窃出讼之，又，竦母与杨氏母相诟言，皆诣开封府以闻；下御史台置劾，仍令与杨离异。

壬辰，遣使缘汴河收瘗流尸，从淮南转运使薛奎请也。

是岁，诸路民饥。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荣孟源把史料分为四大类，一般被认为是较为全面合理的传统史料分类法。

第一类为书报，包括历史记录、历史著作、文献汇编和史部以外的群籍。

第二类为文件，包括政府文件、团体文件和私人文件。

第三类为实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和历史事件的遗迹。

第四类为口碑，包括回忆录、调查记录、群众传说和文艺作品。 （一）文献史料：距离要研究的时代较近的人所写的史书，是研究当时的重要史料。

所谓文献，按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所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考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谓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折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按马端临的说法，文献应包括文字资料和口传资料两大部分。

人们通常将文献资料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①史部类。经、史、子、集是战国古代对学科的划分标准，史部类即关于历史的书籍。史部书是我国历史资料储藏量最丰富、最集中的宝藏。《四库全书总目》把史部类分为15个子目，所收书籍连存目共2714部，37000多卷。在史部类图书中，以正史类最为重要，它是历代封建王朝官私机构专门编写的记载各朝代历史发展概况的纪传体史书。人们将其合称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共3249卷，约4500万字，记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崇祯17年（1644年）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是研究中国历史最主要的文献资料。除正史外，还有如《资治通鉴》等编年史类，《宋史记事本末》等记事本末体类，《国语》、《战国策》等杂史类，以及各种别史、起居注、实录、政书等等。都是对正史较为有利的补充记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②经、子、集类。“经”字本意是指纵的线，就是订书的线。演化为古籍的统称，凡带有原理原则性的著述，都可以称作经。汉代以后，专指儒家所传授的几种书。而经学开辟的时代，当以孔子定六经为始。清人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经部诸书中，《尚书》、《左传》本身就是史书；《周礼》、《仪礼》是研究先秦官制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典籍；《易经》包含着许多反映殷周和殷以前的历史的重要资料；《诗经》虽是古代一部诗歌总集，但其中蕴含的史料价值也是人们公认的。子部类汇总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作品，是研究哲学史、古代科学史和当时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史料。集部书系文学性质，不专门记载史事，但里面同样不乏珍贵的史料。如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历来被称为“诗史”，其著名的“三吏”、“三别”生动的反映了唐玄宗、代宗、肃宗三朝的社会情况。集部书中有很多内容可与史书互证、互补，甚至多有史书未曾记载的内容。

③档案类。档案分公、私档案两种。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建立了国家档案制度，凡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大事，便记载下来，由专门机构加以保管。故宫博物院是目前我国收藏档案最丰富的地方，清朝内阁大库所藏明清两朝档案有很多都存于此。各地方所藏历史档案的数量也为数极为可观。除公家档案外，还有大量的私家档案，如私人信札、笔记、谱牒、契约、帐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