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说齐桓公是春秋第一霸，那么管仲就是春秋第一相。可见，管仲确实是春秋史上一个关键人物，也正因如此，管仲成了一个胡适所谓的「 ”箭垛式人物”。战国秦汉学者抒发政治主张时，往往将一些符合自己观点的传说，套在知名历史人物身上。结果就是这些历史人物像箭垛一样，被附会的事迹越来越多。 管仲 这样的历史人物很多，比如上古帝王有伏羲、黄帝、大禹，商周贤臣有伊尹、周公、吕尚。而管仲作为春秋第一位名臣，也是大家乐于传颂的对象。战国时的齐国有着当时天下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的学者甚至专门编写了一部《管子》，这部书直到西汉都一直有附益，可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托古改制作品。其中不少故事相当精彩，以致被后人耳熟能详；也涉及一些政治、法律、军事史料，被学者广泛运用研究春秋齐国史。 除了《管子》以外，记录管仲的史书还有很多。其中比较系统的有《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及新出的清华简《管仲》，此外，《左传》《论语》《战国策》《韩非子》《说苑》《汉书》等也都零碎记录了管仲的若干言行。其中公认《左传》是记录春秋史最可靠翔实的著作，而其他史书在叙述春秋史时，多少存在一些托古改制的成分。所以，我们要考察管仲的历史，应该对战国秦汉史料认真辨析，尤其要注意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管仲出身并非贫寒——《史记》不可信 《史记·管晏列传》中借管仲之口讲述他早年的经历：「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管仲是颍上人，曾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分钱时每次给自己多分配，也曾多次被主君驱逐，还曾多次作战都逃跑，可以说经历非常坎坷了。 《战国策》说「 ”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管仲是住在城外的商人，在南阳一带穷困潦倒。《管子·小匡》管仲自称「 ”夷吾尝为圉人矣”，还做过弼马温。《说苑·复恩》中管仲说「 ”吾尝与鲍子负贩于南阳，吾三辱于市，鲍子不以我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即他做生意还多次被羞辱。《说苑·尊贤》说「 ”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原来他还偷过狗。《说苑·善说》说「 ”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原来管子还游说过齐襄公。 以上关于管仲出身的诸多史料，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说他出身贫寒，且事事不顺。这些记载，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人，他就是管仲齐国的前辈——姜太公吕尚。 同样是《战国策·秦策》，说吕尚是「 ”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同样是《说苑·尊贤》说「 ”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吕尚被悍妇逐出家门，在朝歌卖肉亏本，被子良氏所废黜，连在棘津卖身都没人要，这与管仲的出身是多么相似！但我们也要注意，《秦策》中说出这些话的策士姚贾，本是一个「 ”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为了游说秦王政任用自己才说出这些典故。 其实姚贾不是在叙述历史，而是在说明道理，特别是战国这个贵族政治解体的时代，下层游士为了能被君王看重，有意将一些历史名人塑造成出身低微，所以尚贤思想在诸子中非常流行。但是他们讲述的这些史料，至少不会被所有人接受。比如孟子就说吕尚是「 ”天下之大老”，也说管仲「 ”举于士”，那么吕尚原本就是极有声望的长者，而管仲也是从底层贵族中选 的，并非贫困潦倒、霉气冲天的小贩。 除了与其他记载存在一定矛盾，这类史料最大的不可信，就是以今度古，认为春秋与战国的社会形态是一致的，而春秋战国之际恰恰是大变革时期。简单来说，春秋以前的社会主体是氏族，因为铁犁的普及与牛耕的推广，战国以后的个体家庭成为社会主体。只要把握了这一条线索，就能注意到不少战国以前的人物，对于其贫贱出身的叙述都缺乏可信度。当时个人与氏族是一个整体，即使处於氏族中的底层家族，依然拥有共同的田产份地。 管仲当出身于齐国大族管氏。齐桓公的兄长齐襄公为大夫连称、管至父所杀，证明齐国在管仲之前即存在管氏。《史记索隐》引《世本》说「 ”庄仲山产敬仲夷吾”，管仲的父亲谥（庄）、字（仲）、名（山）齐全，明显也是管氏贵族。春秋时期选官是「 ”世官世禄制”，即管氏族长一方面统领自己一族，另一方面又臣属于齐君，形成一种「 ”复合君主制”模式。那么管仲本身是齐国管氏的族众，因为学识与能力得以担任公子纠的师傅。 二、「 ”衡山之谋”源于汉代轻重学说——《管子》不可信 《管子》有一篇《轻重》，讲的是管仲在辅佐齐桓公后，用经济手段打败其他诸侯，帮助齐国称霸。不少文章根据《轻重篇》的内容，歌颂管仲政治手段如何高明。那么《管子·轻重篇》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轻重》一开始，管仲就对齐桓公介绍「 ”轻重之道”。所谓的轻重之道，即削弱大诸侯，扶植小诸侯，来复兴天子的王道。然后齐桓公就问管子，如何对付鲁国和梁国呢？管子的建议是，鲁、梁两国百姓以织绨为业，桓公就可以和百官带头穿绨衣，这样一来百姓也会模仿。而且还下令齐国不准织造，必须从鲁、梁二国进口。这样一来，鲁、梁二国一见有利可图，所以就都回去织造，而农业就给荒废了。桓公采取管仲的策略，等到十三个月后，突然与两国断绝贸易；再过十个月，两国百姓不断陷入饥饿，而粮食却不能很快种植出来。 这样一来，鲁、梁两国每石粮食价格上千，而齐国才十钱。于是鲁、梁百姓逐渐投奔齐国，两年后有流失了十分之六人口。再过了三年，两国国君也只能归顺齐国了。打败了鲁、梁两国后，管仲故技重施，用铜币换取莱国、莒国的柴薪，然后又以此征服莱、莒两国。之后又用黄金购买楚国的鹿，楚王都归附了齐桓公。更绝的是，之后管仲又高价预定代国的白狐皮，代国人纷纷去山林捉狐狸，结果被离枝攻打，代王只能归附齐国，这次连一个子儿都没花。 最后就是对付衡山国。这次管仲派人高价收购衡山国的兵器并转手，借此将价格炒高。十个月后，燕、代两国发现商机，也跟着去买；三个月后，秦国也跟着去买。衡山国君一看天下疯抢，直接下令价格提高至二十倍！结果就是百姓纷纷去铸造兵器。这时齐桓公则派人向赵国高价收购粮食，于是各国又纷纷运粮来齐国售。等到衡山国兵器卖光，齐国又断绝与他来往。这时鲁国入侵衡山南部、齐国入侵北部，衡山君无力反抗，只能投降。 以上就是《管子·轻重篇》的大致内容。其中的疏漏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涉及的各诸侯国。其中鲁（今山东曲阜）、莱（今山东莱芜）、莒（今山东莒县）与齐国（今山东临淄）邻近，看上去还算合理；秦（今陕西凤翔）、楚（今湖北宜城）、燕（今北京房山）虽然较远，至少还是明确存在的国家。但代、赵明显是春秋战国之际才有的国家。最不可信的则是衡山国（今安徽六安），其最早为秦末时项羽以秦衡山郡分封吴芮，西汉文帝、景帝也都相继设立过。 《轻重篇》的不可信，古人早就注意过。明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三国傅玄《傅子》曰：「 ”《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宋人刘恕《资治通鉴外纪》亦引《傅子》曰：「 ”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近代学者王国维最早指出《轻重篇》作于汉代文景时期。马非百作《管子轻重篇新诠》，对《轻重篇》文本研究最透彻，指出许多问题是西汉至新莽时代特有的。 另外，在《轻重篇》描绘的图景里，国家权力能够直接延伸到个人，这也与春秋前期氏族社会不相符合。这样大规模的贸易战，如果真实存在，在《左传》中完全没有记载，同样也是说不过去的。那么真实情况就是，《轻重篇》是西汉文景之后的托古之作，而创作者明显只是为了阐述其经济思想，对于历史史实不太关心甚至不太了解，所以才会编造出春秋齐国与战国赵国、西汉衡山国之间的贸易战。 三、齐桓公伐戎所救为南燕——《韩非子》不可信 齐桓公伐戎救燕，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故事，留下了一个著名成语——老马识途。根据《韩非子·说林上》：「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齐桓公讨伐孤竹返回时迷路，多亏管仲借助老马才得以返回，之后找不到水源，又多亏隰朋利用蚂蚁才寻到。关于这场脍炙人口的战争，诸多史料也都有涉及。《史记·燕召公世家》说「 ”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国语·齐语》说齐桓公「 ”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为救燕北伐山戎，一直打到了令支、孤竹。 这件事在《春秋左传》也有记载。《春秋经·庄公三十年》：「 ”齐人伐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 ”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左传·庄公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左传·僖公九年》管仲曰：「 ”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总体来看，鲁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冬，齐桓公与鲁庄公相会商量救燕，但后来只有齐人独自前往，并于次年夏天告捷。 齐桓公伐山戎一事，真实性毫无疑问。但我们也应注意一个问题，即在《左传》中齐桓公伐山戎是冬至夏归，而在《韩非子》中伐孤竹却变成了春往冬返。伐山戎、令支、孤竹都是一件事，在文献中多有体现，这表明《韩非子》与《左传》存在矛盾，那么「 ”老马识途”的典故也存在疑问，进而《韩非子》整个记载都可疑。而且我们注意到，《左传》对于齐桓公伐山戎的故事，记录得非常简略平常，甚至没有提到令支与孤竹两个地名。 孤竹，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能印证，在今河北、辽宁、内蒙古三省交界一带，这个没有争议。令支，传世文献记载都在孤竹附近。山戎，《史记·匈奴列传》说在燕国以北。那么，山戎、孤竹、令支侵犯位于今天北京西南的燕国，自然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尽管《韩非子》的记载不乏添油加醋，但从古至今，学者对于《燕召公世家》的记录还是很少有人质疑，一般认为齐桓公救的燕国就是《燕召公世家》的传主、战国七雄的燕国。 但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却讲到：「 ”这个燕该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丘县。《史记》说它就是战国时的北燕，在今河北蓟县，怕是弄错了的，因为春秋时单称为燕的，都是南燕。”笔者初接触此说时，觉得吕老脑洞大开，遂只是一笑而过。但后来对《左传》文本熟悉后，才觉得吕老此论实乃卓识。尽管目前所见只有吕老一人持此观念，但很可能才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情况。 南燕国在后世名气比北燕国小很多，但在春秋前期确实非常活跃。南燕位于今河南延津东北，是黄帝之后的姞姓国。因地处战事频繁的中原，所以在《左传》中频频露脸。根据《左传》，公元前718年，卫宣公令燕国进攻郑国，结果被郑庄公在郑国反败。公元前699年，郑厉公联合纪、鲁与齐、宋、卫、燕混战。公元前694年，周王子克阴谋篡位失败，奔燕。公元前675年，卫国、燕国驱逐了周惠王；次年，郑厉公在调解无果下囚禁了燕仲父。 以上的燕国明显都是南燕，而不是北燕。《史记》将驱逐天子一事列入《燕召公世家》并无根据。然后就是公元前664年的齐桓公救燕，如果我们抛弃对北燕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左传》看这个燕就是南燕，而不是北燕。尽管有人对「 ”北伐山戎”表示疑问，但实际上从《左传》也看不出山戎活跃在燕山地区，童书业先生《春秋史》即指出山戎「 ”其居地在春秋时似近太行山脉”。太行山距中原比燕山近，太行山之戎称「 ”山戎”似并无不妥，从南燕往北到太行山也可称「 ”北伐山戎”。 之后「 ”燕”在《左传》消失了百余年，直到公元前553年才提到齐叔孙还的党羽奔「 ”燕”。这个「 ”燕”不像是南燕，更像是北燕。再往后则一般明确指出「 ”北燕”，且涉及史实基本都与齐国有关：如公元前539年的齐国卢蒲嫳被放逐北燕，北燕简公奔齐国；公元前536年的齐景公进攻北燕；公元前530年的齐国把北燕简公安置在唐；公元前479年的齐国高无丕出奔北燕。唯独公元前500年卫国成何奔「 ”燕”，这个「 ”燕”也像北燕，大概南燕早被灭了。 总体来看，《左传》中公元前664年之前的「 ”燕”都是南燕，而公元前553年之后的「 ”燕”「 ”北燕”则是北燕。到战国时期南燕、山戎早已被灭亡，所以齐桓公救南燕的传说才被移植到北燕之上，山戎也被称呼更远的燕山之戎。春秋前期在黄河下游以北还活动着「 ”北戎”「 ”长狄”，但在战国时期中原都是华夏版图了。 《燕召公世家》另外一个疏漏，是说燕庄公为了酬谢齐桓公，无意却将齐桓公送出了国境。齐桓公为了帮燕庄公守礼，将燕庄公进入的齐国领土割让给燕国。实际上，在春秋前期也并无这样的国界观念，国与国之间拥有广袤的国外地区（野）。等到齐燕的疆域连成一片，那已经是战国时期的事了。《燕召公世家》史料可信度不高最明显一个表现，是连本国战国世系都有严重错误，比如称燕昭王为燕王哙太子平，但从《赵世家》与出土「 ”郾王职戈”可以判断，太子平已死于子之之乱，燕昭王当是赵武灵王所立的燕王哙王子职，写本国史事还不如《赵世家》可信。 山东淄博管仲纪念馆 四、「 ”四民分处”不符合春秋社会形态——《国语》不可信 记录春秋史的史料，最客观的当然就是春秋金文，但资料太少太零碎。所以还是要依赖传世文献，其中最客观翔实的就是编年体的《左传》。其次就是国别体的《国语》，记载的是从西周到春秋的史实，其中不少内容可信度也较高，甚至在古代被称为《春秋外传》。但在《国语》中《齐语》仅有一卷，记录的是齐桓公霸业，与《管子·小匡篇》大同小异，而《史记》却少引用其要文，顾颉刚先生认为「 ”当系后人见《小匡篇》之齐人记载足补《国语》之不足”。 《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孰先孰后，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管子》作为战国秦汉作品，对于春秋历史多有不实，前文都有提到。如果《齐语》是抄自《管子》，则可靠性当然是更低的。顾颉刚先生已指出这个问题，但在其与童书业先生合著的《春秋史讲义》中，却又采信《国语》等记载，论述管仲治齐的政策；之后童书业将此书修订为《春秋史》，加了一句「 ”虽然《国语》等书的记载未可尽信，但必保存些当时的真相的影子”。可见童书业先生对此也是有疑问的，但毕竟《左传》的管仲治国史料太少，所以不得不将《齐语》的内容叙述下来。 但这些内容，到底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据《齐语》，当时管仲实行军政合一的政策。以郊外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全国共五属，分由五个大夫统领；国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全国分为三军，分别由桓公和上卿国氏、高氏统领。 这样整齐的行政区划，很明显是不存在的。《春秋史》同时提到，《齐侯钟铭》记载春秋中期齐灵公把厘邑三百县赐给叔夷，一个邑中尚有三百个县，可见齐县是非常小的社会组织。《论语》也提到管仲夺伯氏邑三百，这个「 ”三百”应当也是县。那么《齐语》说法不攻自破。如前所述，当时尚未出现脱离氏族的个体家庭，所以这种政治理论只能出现在战国以后，而且这样切蛋糕一样的行政区划，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真正施行。 类似这样的划分方式，在《管子》的《立政》《乘马》《度地》《小匡》以及银雀山汉简《库法》《田法》等篇都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臧知非先生就认为，「 ”以上均为齐稷下诸公所为，成篇有先后之别，大抵上都是战国之物。”「 ”上举对地方行政述说的不同，正说明了当时还没有稳定的、统一的地方行政系统，至少说明在春秋时期还是如此，故而才有歧说纷呈而又都托名管仲的事情发生。”可谓揭示了《齐语》的由来，可信度与《管子》并无高下。 据《齐语》，管仲能够这样划分，基础又来自于「 ”四民分处”，即把士农工商分开居住、各司其职。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十五士乡、六工商乡，而农民则居住在郊外。这当然也是不合理的。在氏族社会中，士与农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底层成员，如何能够完全分开居住？《诗经》的《国风》部分多歌咏战争和农事，而《国风》主要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可见当时武士并没有脱离生产，兵、农合一就是春秋军制的一大鲜明特征。 「 ”商人”的称呼现在多认为来自于商人多次迁徙、善于经商，但这样的说法并无多少依据。「 ”商”在甲骨文中只有地名的意思，没有商业的意思。比较可靠的来源是，不少商人在周朝受到压迫，在周王朝中从事工商一类的贱业，所以才被称为「 ”商人”。当时并不存在私营经济，他们都是为周人官府服役，而事先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那么他们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农业活动。所以在当时不可能有士、农、工、商这种四民分处的居住形态。 总之，战国秦汉对于管仲的记载，多来自当时社会思想的反映，用于春秋史则容易铸成大错，读史者不可不察。 参考文献 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 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童书业：《春秋史》，上海：中华书局，2006年。 战化军：《齐国人物志》，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王东：《〈管子·轻重篇〉成书年代考辨》，《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臧知非：《齐国行政制度考源─—兼谈〈国语·齐语〉的相关问题》，《文史哲》，1995年第4期。

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有以下一些：

《史记》、《资治通鉴》和《通志》等后世的通史，对先秦历史皆有记载。

《尚书》、《礼记》、《春秋》、《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的史籍。

《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后世整理和编著的记载先秦史实的著作。

《管子》、《孟子》、《庄子》、《晏子春秋》、《商君书》、《吕氏春秋》等诸子著作中亦有不少史料记载。

以上只是部分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还有部分史书未列举出来，如果需查阅全面的历史古籍，可咨询相关历史专业人士或者查询历史类资料。

看本《今古奇观》（又名《拍按惊奇》）都是些小故事，不长，意韵深。想修身一定看看《大学中庸》，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尤其是当今社会，修身有德有心胸的人不多，也就更可贵！《世说新语》故事短且发人深省。爱诗词的，《唐诗三百首》《人间词话》《宋词三百首》，少读情词艳赋

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末年刘向校阅宫廷所藏古籍中有关文献，“共得五百六十四篇”。他校删重复，定为九十六篇。不久又佚散十篇，仅留八十六篇。此书的体裁分为问答和叙述两种方式。

管仲思想博大宏富，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哲学、道德伦理方面都有深刻认识。

《管子》一书在社会科学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对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有许多论述。像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因此当时诸学派对管仲思想极为重视。往往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

管仲思想对荀子的影响。荀子对管仲及其著作采取了既批判又接受的态度。荀子称赞管仲是天下之大知（智广，足以托国谁拥有他谁就会强大。另一方面又批评他未及修礼，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人，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但他还是肯定了管仲其人，认为虽不是大忠，也称得上次忠。

管仲思想是儒、道、法思想的先驱。故对荀子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在管仲的自然观思想体系基础上形成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观。管仲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也。荀子继承这一思想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管仲有人君天地的思想，即人以其能，善于用道、度天、度地、务地利。管仲注意天时地利变化规律，探索利用天地自然条件，提出了社会实践的理论，荀子在人君天地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论。理论突破了孔孟天人合一的观点。主张天人相分，强调了人的主观作用。礼法并举的观点，管仲强调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提出礼法是巩固政权的软硬两手。荀子也主张礼法并举提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规。强调了礼与法的统一性，并互为补充。

黄老学派也承袭了管仲的一些思想。《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四篇，揭示了黄老之学的内容和特征，即道与气、道与法、道与术及修身与治国的结合。

法家学派主要以阐发管仲法家思想为首要任务。管仲是历代法家的先驱，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治国称霸的具体实践中。该学派不断完善管仲法治思想，继承了礼法并举理论，形成了较完整的法制思体系。

儒家学派在孔子之后以孟子为代表。孟子游于稷下学宫，吸收了管仲的某些思想。如重民，重视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与民同忧同乐等。孟子也重视民众生活，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说明孟子对管子思想的吸收。又如经济方面，管仲主张均地分力，实行分户经营，以个体生产代替群体耕作，强调生产者积极性。孟子也提出制民之产的观点，主张生产者有恒产，保护生产者的利益，调动劳动积极性。

兵家学派，发挥了管仲的军事思想，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管仲学派重视战争，但决不穷兵黩武。认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因此，不能轻易用兵。^另外，在军队建设、军事战略上都有发挥。

管仲学派的阴阳五行说，对管仲学说有了新的发展。管，阴阳五行说主要体现在《幼官》、《四时》、《五行》、《轻重》等篇中。其中主要明了五行相生的特色及圣王务时而寄政的根本性内容。即阴阳消长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四时运行是根本规律，刑政和德政要适应四时。

对于管子的注解，有几个不错的选择：

1 李山的《管子》适中，权威性较高。

2 张小木的《管子解说》适中，解说部分内容丰富。

3 黎翔凤的《管子校注》可做专业级别。

4 古诗文网可做入门级，方便但纰漏甚多。

总的来说，以上注解都可以作为参考，但每个注解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侧重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选择合适的注解。

《战国策》

《潜夫论》

《九章算术》

《周礼》

《周髀算经》

《竹书纪年》

《楚辞》

《庄子》

《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繁露》

《中论》

《尔雅》

《法言》

《风俗通义》

《汉纪》

《韩非子》

《韩诗外传》

《汉书》

《鹖冠子》

《孝经》

《新序》

《新论》

《新书》

《新语》

《荀子》

《淮南子》

《黄帝内经》

《易经》

《逸周书》

《仪礼》

《管子》

《公孙龙子》

《孔子家语》

《国语》

《老子》

《礼记》

《列子》

《论衡》

《论语》

《吕氏春秋》

《孟子》

《墨子》

《穆天子传》

《白虎通》

《山海经》

《商君书》

《尚书》

《申鉴》

《申子》

《慎子》

《史记》

《诗经》

《释名》

《说文解字》

《说苑》

《孙子兵法》

《大戴礼记》

《太玄经》

《独断》

《东观汉纪》

《吴越春秋》

《盐铁论》

《晏子春秋》

《越绝书》

附录一 篇目索引

附录二 主要西文杂志译名表

附录三 外国人名译名表

附录四 西文文献篇目索引

译者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