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藏既久，蓄势待发。一朝被引，即成疾风。所向披靡，倾倒一方。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所以文化不管什么类型，产生自哪个民族或地域，因为有人性这个媒介，一经接触，就会相互吸引，进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乃至相互交融。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会很快交融，有的甚至还会发生摩擦，以至战争，例如宗教文化，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但大的趋势是交融,而交流是它的过程。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除此以外，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也会对文化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欧洲人自17世纪起就开始摆脱农耕文明，开始了工业文明。他们的文化遂转型为“工业文化”，而我们直到现在，虽然生产方式已经工业化了，但文化形态基本上还保留着农耕文明的特点。因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工业文化的背景是雄厚的物质力量和以“普济众生”为己任的基督教精神，所以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阳刚文化，强力文化，它是进取性的，是岀击型的。而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阴柔文化，它是封闭性的，是守成型的。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跟西方这种“工业文化”的特点很有关系。因为是岀击型的，所以它要输出他们的文化，首先是他们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这就必须派传教士；因为是进取性的，求知欲很强，急于了解世界的事情，并且拿回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初的西方传教士就起着这双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国家输出教义，同时从对象国获取信息和情报。这就形成了欧洲人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初潮。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儿”是欧洲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有双重的素质：虔诚的布道士和执著的科学家、探险家。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

利玛窦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最初他们只知道有个产“丝”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赛丽斯”，后来又叫“契丹”，再后是“奇那”。中国有史料说，罗马人曾在6、7世纪派使团来过中国。但欧洲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那是个别人的行为。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 attieo R icci，1552 -1610，图）。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采取聪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后他死在中国，生前留下了《利玛窦札记》。他的墓直到现在仍在北京。利玛窦是个很有眼光的传教士，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利玛窦开了个好头。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当然这两个人的译本还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它们本身还算不上完善的译本。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是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们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康熙于1692年宣布基督教对中国“有益无害”），而且还亲自和他们交流。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发奋地研究掌握中国的方方面面，他们仍把古代经典的翻译当作要务之一。于是经过几代传教士的努力，这些儒家经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译本，其中“四书”的完整拉丁文全译者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 ran ciscu s N 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则是由好几位传教士如法国的白晋、刘应、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乾隆时期，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译本，它们是由法国传教士孙璋、宋君荣和钱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们还用法文写了《孔子传》和《孔子弟子传略》等这样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这已经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高潮

高潮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主要标志有下列几个方面：

中国学成热门

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坚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著书立说，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据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著作达400多册。同时他们也将大量中国的各种书籍带回欧洲。如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光赠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图书就有300册。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在传教士写的著作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西班牙华罗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被译成多种语言）、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1783）、特别是A·基尔契的影响最大的《中国》；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包罗万象的巨著《中华帝国志》很受启蒙学者的欢迎。其他如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亦不在少数。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扩展资料：

《小雅》是《诗经》中的一部分，为先秦时代中国诗歌，共有七十四篇。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厉、宣、幽王时期为多。

《小雅》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

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可以说《诗经·小雅》是中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中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诗经

中国风插画的特点

特点如下:

1、中国风插画也可以称为古风插画,也就是古风手绘插画,这种插画有着浓郁的中国特色,绘画内容人物,服饰,装饰,场景等都是涉及中国古代的风格和表现方式。

2、纯朴的画面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画家最真实的情感,同时也体现了画家绘画的基本功,用手绘的方式所表现出的生动画面和视觉冲击感,是任何语言都无法企及描绘的。

3、插画多用传统装饰元素和纹样以及场景等传统元素表达画面情景,也经常会运用传统的表现手法,如中国画的渲染和白描,壁画式故事叙述的表现方法

国潮插画风格特点

国潮

插画风格特点如下:

1常见的国潮风插画画面线条丰富细腻,画面色彩较为统一,

饱和度

较低,整体

中国风

较重但又很精致耐看,运用范围更广一点。

2画面里线条比较多的,而且线条也会比较细一点,基本上以线条为骨骼,去塑造每一个物体,色彩整体较为统一。

3线条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线条的多少,决定了你画面的精细程度。

4一个画面里有1-3种大体的色系去组成一幅插画。

5色彩并不固定,可以清淡可以鲜艳,更注重水墨感的

表现手法

和画面的纸张肌理,以此来体现中国风的特点。

6用宣纸或

牛皮纸

底色的纹理进行创作的,给人的中国风的味道会更浓一点,背景用水墨感的处理方式。

7画面色彩有的偏古风,整体色彩较少,饱和度低,有的色彩艳丽,饱和度高,但总体颜色都不会过多,有大概的用色范围,要控制自己的用色数量。

国潮风插画就是运用中国风元素和潮流元素相结合的插画,运用中国风的元素,去画现在的人事物,画面的配色、构图和元素都要有明显的中国风的味道。

中国传统插图的特点是什么？

旧小说有插图和绣像,是我国向来的传统。

插图都是木版画,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往往画得既粗俗,刻得又简陋,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流传下来的《卅三剑客图》,人物造型十分生动。

我国版画有很悠久的历史。最古的版画作品,是汉代的肖形印,在印章上刻了龙虎禽鸟等等图印,印在绢上纸上,成为精美巧丽的图形。版画成长于隋唐时的佛画,盛于宋元,到明末而登峰造极,最大的艺术家是陈洪绶(老莲)。清代版画普遍发展,年画盛行于民间。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以后的版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和我国传统的风格是颇为不同了。

任渭长画的版画集《卅三剑客图》,共有三十三个剑客的图形,人物的造型十分生动。偶有空闲,翻阅数页,很触发一些想象,常常引起一个念头:“最好能给每一幅图‘插’一篇短篇小说。”惯例总是画家替小说家绘插图,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一个写小说的人替一系列的绘画插写小说。

由于读书不多,这三十三个剑客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全。但反正是写小说,不知道原来出典的,不妨任意创造一个故事。可是连写三十三个剑侠故事的心愿,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写叙述文比写小说不费力得多,于是改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原来的故事。

其中《虬髯客》、《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四个故事众所周知,不再详细叙述,同时原文的文笔极好,我没有能力译成同样简洁明丽的语体文,所以附录了原文。比较生僻的故事则将原文内容全部写了出来。

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

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

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d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L钉,又称“L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

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是明季遗黎对故国佳山秀水的哀思,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气息,在古代山水插图中,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朝诸帝喜游幸,绘有《南巡盛典》、《西巡盛典》等多种插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清山水记游之类的图书插图极富,成就斐然。方志中的插图,多少也与此有关。但这些插图,多受殿版影响,《太平山水图画》中的磅礴之气,无从见到了。

明代发展起来的套版彩印插图,到清代亦有佳构。清康熙年间沈因伯刊行的《芥子园画传》,“一幅之色,分别先后,凡数十版,有积至逾尺者”,至今仍被奉为画学的圭臬。《西湖佳话》卷首冠佳景十图,为金陵王衙彩色套印本,图画富丽精工,亦为套印书中的大观。

清嘉庆之后,版刻插图中的突出作品不多,除少数人物图传类书籍和记游类书籍插图外,可称述者寥寥,技法上亦少见突破。

尚值一提的是,清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术传入中国。石版印刷对印制图画便捷省力,成本低廉,很快取代了版刻形式,成为印制图书插图的主要方法。晚清石印图书极多,图亦精丽,虽然这已不是木刻画,但在技法和构图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因袭着版刻插图的传统,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已非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

最近感觉有点脱缰的意思，不过这宣纸质量真的不咋地，字写上去顺着纹路长毛。

（以下内容来自）

《野有死麕》是《国风·召南》中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民歌。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赞美了当时淳朴的爱情。对口语、方言的使用和刻意营造音乐效果的语词的创造运用，采用口头语言，最完整最准确地再现女子当时的微妙心理状态，生动而隽永。这首诗在五四运动后的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倡导者们的热烈的书信探讨中已作了极大的肯定，也是诗经”思无邪“特点的具体表现。

野有死麕①，白茅包之②。有女怀春③，吉士④诱之。

林有朴樕⑤，野有死鹿。白茅纯束⑥，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⑦无感我帨兮！⑧无使尨⑨也吠！[1]

① 麕（jūn）：同“麇（jūn）”，也可用“野有死麇”，獐子。比鹿小，无角。

② 白茅：草名。属禾本科。在阴历三四月间开白花。包：古音读bǒu。

③ 怀春：思春，男女情欲萌动。

④ 吉士：男子的美称。

⑤ 朴樕（sù）：小木，灌木。

⑥纯束：捆扎，包裹。“纯”为“稇（kǔn）”的假借。

⑦舒：舒缓。脱脱（tuì）：动作文雅舒缓。

⑧ 感（hàn）：通假字，通：撼 ，动摇。帨（shuì）：佩巾，围腰，围裙。

⑨尨（máng）：多毛的狗。[2]

一头死鹿在荒野，白茅缕缕将它包。有位少女春心荡，小伙追着来调笑。林中丛生小树木，荒野有只小死鹿。白茅捆扎献给谁？有位少女颜如玉。“慢慢来啊少慌张！不要动我围裙响！别惹狗儿叫汪汪 ！”[2]

野地死了香獐子，白茅包裹才得体。少女怀春心不已，美男善诱情意起。

林中朴樕无人理，野地死鹿还施礼。白茅包裹埋地里，少女如玉属意你。

缓脱裙衣是何企，别碰腰带对不起。莫使狗儿叫不已，少女今生跟定你。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2]《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前两句是起兴，即用白茅把死麕包起来，表示珍惜，兴起下文“有女如玉”，表示要好好爱惜。根据《易》：“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国语》：“罢士无伍，罢女无家”；以及《列子》：“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和《荀子》：“妇人莫不顾得以为夫，处女莫不顾得以为士”，可知古时女子未嫁称女，男子未娶称士，吉为美、善之意，“吉士”为英勇的男子，与下文的“有女如玉”相对。怀春，比喻女子已到了适婚的年龄，渴望结婚。这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英勇的男子从野外用白茅把杀死的麕包起来，送给自己喜欢的女子，向她求婚。描述的是乡村普通男女纯朴的爱情。“野有死麕”说明男子的职业可能是猎人。把猎物包起来送给自己喜欢的人，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性。王先谦说：“诗人览物起兴，言虽野外之死麕，欲取而归，亦必用白茅裹之，稍示郑重之意”[3]，便是对此判断很好的佐证。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这两句诗是理解全诗的关键。《说文》把“朴樕”理解为一种有心的小木条，可燃烧。“有女如玉”形容女子正处二八年华、洁白无暇。“白茅纯束，有女如玉”意为用白茅把朴樕这种小木和死鹿包起来，送给洁白无瑕的女子，代表家庭生活的开始， 即吉士向女子求婚。一些学者认为“有女如玉”是女子的品德高尚的意义，如郑笺：“朴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为礼，广可用之物。如玉者，取其坚而洁白。”即是将“玉”字作“坚而洁白”解。王先谦说：“言林有朴樕，仅供樵薪之需，野有死鹿，亦非贵重之物，然我取以归，亦须以白茅总聚而束之，防其坠失。今有女如无瑕之玉，顾不思自爱乎？”[4]，就是说，即使是鹿肉这样不是很贵重的东西也要用白茅包起来，何况是一个想无暇的美玉一样的女子，只是不自爱吗？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说文》：“舒，缓也。感，动人心。帨，佩巾也。”“脱”通“女兑”，《说文》：“女兑，好也”，联系上文，可知吉士希望能和女子早行夫妇之礼，符合恋爱中男子的心理特征。女子则比较理性，考虑比较周全，希望男子不要着急，从容迟缓些，不要动掀动她的佩巾，不要惊动她家里的狗，把一幅青年男女恋爱的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反映了西周社会纯朴的人情动态。学者对这句诗的理解并没有很大的偏差，都是理解为女子希望男子注意形象，潇洒舒缓，择日到女子家提亲，而不是草率而成。

清代学者姚际恒认为：“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为昏姻之诗。” 吉士是一位猎人，他用自己的猎物向女子求婚，是乡村适婚男女的自然行为：“女怀，士诱，言及时也；吉士，玉女，言相当也。定情之夕，女属其舒徐而无使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讳也欤？”[3]这个看法得到近代学者的响应，《诗经直解》提到了：“《野有死麕》，无疑为男女恋爱之时，其词若出女歌手。其男为吉士，为猎者，盖属于当时社会上所谓士之一阶层。” 《诗经注析》也说：“这是描写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诗。男的是一位猎人，他在郊外丛林里遇见了一位温柔如玉的少女，就把猎来的小鹿、砍来的木柴用洁白的茅草捆起来作为礼物。终于获得了爱情。” 从全诗来看，这各说法比较合理，符合社会实际。《野有死麕》创作于西周初期，封建制度尚未确立，男女之间并无“礼”之大防，民风淳朴，男女率性而为，理解此诗，必须结合此背景。

综上所述， 这首诗实际上是一首情诗，青年男女约会，男子着急想成夫妇之礼，女子委婉拒绝之词，并不是“恶无礼”之诗，更不是贤士“拒招隐”之词，体现了西周社会青年男女朴素自然的爱情。

汉代《毛诗序》首先提出：“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5]汉代的统治者把诗当作政治伦理教材，为统治者教化人民而服务，因此《毛诗序》对《诗经》的阐释是一种政治教化与功利目的的视域。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说道：“韩说曰：‘平王东迁，诸侯侮法男女失官昏之礼，《野麕》之刺兴焉’”。[4]隐晦的指出这首诗是讽刺东周诸侯国的*乱失礼。而东汉郑玄《毛诗传笺》对“无礼”作了更明确的解说：“无礼者，为不由媒妁，雁币不至，劫胁以成昏。谓纣之世。”[4]意思是这首诗描述的是召南之地一位女子对一位男子无礼粗鲁行为的抵抗，从而体现出召南之地受到了文王的教化。故汉代统治者单纯的以政教作用的视域来解读文本，未免有些牵强附会。

而在宋朝的疑古之风下，欧阳修《诗本义》随之产生。他说：“纣时男女*奔以成风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耻，而恶其无礼，故见其男女之相诱而*乱者，恶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爱惜而包以白茅之洁，不使为物所污，奈何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污以非礼？吉士犹然，强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朴樕之木犹可用以为薪，死鹿犹束以白茅而不污，二物微贱者犹然，况有女而如玉乎？岂不可惜而以非礼污之？其卒章遂道其*奔之状曰：汝无疾走，无动我佩，无惊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动我佩，盖恶而远却之之辞。’”[6]他反对以礼解诗，大胆怀疑，指出该诗描写了男女间*邪的行为，有违大道。后来朱熹以及他的弟子王柏和一些之后的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

清代的方玉润论诗颇具批判精神，他首先对历史上诸说，如“恶无礼”说、“*诗”说等逐一辨驳，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愚意此必高人逸士抱璞怀贞，不肯出而用世，故托言以谢当世求才之贤也。意若曰，惟野有死麕，故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怀春，故吉士得而诱之。今也“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矣，然“白茅”则“纯束”也，而谁其包之？“有女如玉”，质本无暇也，而谁能玷之？尔吉士纵欲诱我，我其能禁尔以无诱我哉？亦惟望尔入山招隐时，姑徐徐以云来，勿劳我衣冠，勿引我吠尨，不至使山中猿鹤共相惊讶也云尔。吾亦将去此而他适矣。此诗意极深而词又甚婉，故使读者猝难领会。未敢自信能窥诗旨，要之，循章会意，其大要亦不甚相远也。[7]方氏将此诗阐释为一位高人逸士拒绝出山为官，并婉言谢绝当世求贤的人。方玉润“受到姚际恒《诗经通论》的影响，在自序中说：‘循文按义’，‘推原诗人始意’，‘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惟其是者从而非者止’。书名为《诗经原始》，就是不满于流行的附会曲解，从诗的本义探究诗的原始意义。”[8]因此方玉润的读解显示出了独特的视域，为研读诗经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视角。[9]

王质《诗总闻》：“女至春而思有所归，吉士以礼通情，而思有所耦，人道之常。或以怀春为*，诱为诡；若尔，安得为吉士？吉士所求必贞女，下所谓如玉也”；“寻诗，时亦正，礼亦正，男女俱无可讥者。旧说以为不由媒妁，诱道也。所谓道，即媒妁也,以为不以雁币，虽定礼有成式，亦当随家丰俭，夫礼惟其称而。此即礼也。”

礼记祭统篇：“‘既内自尽，又外求助昏礼是也’，故国君取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社稷’，此求助之本也。”[10]

卫宏《毛诗序》：“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

陈奂：“朴樕为小木，犹扶苏为大木。皆叠韵连绵字，小木以喻杀礼，凡汉唐风绸缪篇：绸缪，束薪。传绸缪犹缠绵也，男女待礼而成，若薪刍待人事而后束也。彼诗以束薪为喻，此诗之上章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谓礼也，昏礼用鹿，杀礼可用麕。云德如玉，言女德如玉德也。[11]

朱熹：“言以朴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诱此玉之女也。[1]

[1] （宋）朱熹诗集传：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0 ：P100

[2] 马祖熙，等66人．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45

[3]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P45

[4]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P111

[5] 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 局，1980 ：P292

[6] 诗本义：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 ：P192

[7] 《文艺报》编辑部文学回忆与思考[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P113

[8] 魏荒弩八十自省[J]随笔，1998（2）P154

[9] 张晓萌视域融合下看《召南· 野有死麕》主题论争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3 年第 1 期

[10] 仪礼 郑注句读卷二 四库全书 经部 礼类 仪礼之属台北：世界书局民国七十七年（ 1988）：P27

[11] 杨天宇 礼记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 815：P113

以“追光”为主题的2020北京时装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古老的隆福寺、有着“中国商业第一街”的王府井、网红拍照胜地首钢园等极具“京味儿”文化的地标纷纷搭建起展示国风之美的舞台，摇身一变成为 时尚 秀场，而秀场上的服饰与创意无疑是本次时装周最大的看点之一。

永不过时的 时尚 主题——戏曲

古老的东方文化一直是许多中国设计师的灵感源泉，“戏曲”也成为了永恒的 时尚 主题。设计师品牌“Idol Lady”就在隆福寺内上演了这样一场“大戏”。

在Idol Lady 2020发布会上，端庄大方的红、黑、白三色成为了本场大秀的主色，设计师也围绕着这三种色彩，以服饰的方式表达创作灵感。

据介绍，红色系服饰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京剧《白花亭》中的杨贵妃，将宫墙红以及经典的宫廷图案搭配真丝、提花、蕾丝等面料，通过拼接、组合等方式呈现出东方女性的柔美。黑色系服饰以豫剧《穆桂英挂帅》为灵感，通过立体剪裁的廓形西装外套，以及不对称的剪裁和拼接，搭配不同的裤装和裙装，展现新女性在职场中亦刚亦柔的形象。白色系服饰则以越剧《白蛇传》为灵感，以西式的珠绣工艺与珍珠为点缀装饰，以此彰显女性包容、温柔的一面。

最炫民族风——彝族凉山

在本届北京时装周上，来自彝族凉山的独立设计师及品牌联合举办了名为“彝韵新风·凉山印象”的非遗彝绣衍生品发布会。

来自凉山的独立设计师沙玛尤尤，基于彝族传统文化，利用现代设计重新定义了彝族的传统民艺，并将彝族传统服饰上的“马齿纹”以打破常规的排列方式，变幻出多种符合现代审美的服饰风格。

除此之外，中国旗袍品牌红馆旗袍也参与了此次创作，并以“彝族刻板印象”为主题举办了一场民族大秀。

红馆旗袍在服装的设计上，将彝族的服饰文化特点与能展现女性体态的旗袍相结合，不仅保留了彝、汉两族的经典元素，还使两种服饰的特点变得和谐统一、相辅相成。在色彩上，设计师选用彝族经典三原色，黑、红、黄进行设计，并且直接采用彝族代表性的羊角纹样作为刺绣图案。

跨越时间的潮流，老字号的传承

诞生于1940年的老字号品牌雷蒙，在本次时装周上举办了品牌成立80周年的大秀。曾经只做男装的雷蒙，首次推出了女装系列，还结合了当下大热的复古风潮。

设计师在设计中运用了宽肩廓形、英伦格纹、军旅元素等设计细节，还通过不同材质面料对服饰进行拼接，创造出不对称的视觉效果。

另一老字号品牌隆庆祥也在本次时装周上推出了高端定制系列服饰，灵感源自中国古籍《山海经》。

设计师在《山海经》的背景下大胆地玩起了色彩，并将蓝色系、黑灰色系、红色系打造成品牌今年秋冬的主色系，其中蓝色系为主打。设计师利用高支纱面料，诠释出商务人士的质感与品位。黑灰色也在法兰绒、丝绒、灯芯绒等秋冬系面料的衬托下相得益彰。被视为中国色的红色系，则在驼色与绿色的点缀下，既百搭又艺术。

编辑 郑艺佳 校对 柳宝庆

资料

《三国春秋传》是一个民间工作室制作，融合了三国志十和十一的两种风格，相比之于中、日文层层转译的海外游戏，直接大量采用古文，应该能更好的品味出意境来。

作为一款国产的三国策略战棋式的独立游戏，它取材于传统典籍三国志等，采用了即时策略大地图的玩法形式。它吸取了历代三国游戏的各个方面的优点，可以真实体验历史与文化的多种融合，从而点出英雄的主题。

该游戏的制作小组在重新审视三国这一题材之后，发现其仍大有可为，传统的文明精神仍远远地尚未挖掘出来。故研究古籍，应用现实，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创作，一系列的创新增进了游戏体验，希望你能喜欢。

一、中国风。我们一直有钻研些传统的一些古文、绘画、音乐，切分组合融入游戏中，妄图以山水画的简朴风格对抗奢华价值观。

二、故事观。历史不止是策略战争，还有士人的家国情怀，匹夫的天下担当，还有三国江山渔樵那种气势感，改变历史的思路。

三、游戏性。繁琐的内政与战争回合制是没必要的，追求武将技的华丽那是剑走偏锋，真正感动人的当是游戏中的人物互动。

实现一种新的国家政治军事策略游戏模式，不在历史的考察，重在真实人物体验。话说回来，真正的忠于历史更在于风格贴近，意境重现，而不在城池、年代之类的学术细节。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

一、大地图，全国城市一目了然，实现了视察与操作上的较好结合。

二、实时性，区别于回合制，时局把握更为直接，更好的用户体验。

三、任命制，各司其职，真实贴近于历史事实，人事与谋略的统一。游戏大地图方面采用了即时制，融入了君主城池游历的RPG元素，并在回合战斗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游戏共分为两个模式：英雄模式与战役模式，满足不同喜好的玩家。

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

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新国潮风格已成为95后、00后消费者们的心头好。在新青年新消费的时尚模式中，国货品牌也正在强势崛起。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

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1

国潮国风热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流行风尚，追根溯源是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正是中国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为国潮国风这一“软实力”的展示提供了强有力的“硬实力”支撑，加上时代青年的深度参与，国潮国风得以蓬勃兴起、蔚然成风。

曾几何时，愚人节、感恩节、万圣节、圣诞节等“洋节”一度广受年轻人追捧。近年来，年轻人对这种洋节不再趋之若鹜，这些节日实际上已悄然降温。相反，当下青年群体追逐国潮与国风的时尚正在悄然兴起。无论是古镇身着汉服的翩翩少年，还是热衷于非遗文创、国粹国货的青年，他们对于清新典雅的国潮国风充满迷恋与自信。这股热潮，不仅充分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光彩与魅力，也体现了青年们在文化上更加自信笃定的精神状态。

彰显原创、先锋与个性理念的创新表达

国潮国风中的“国”特指中国，主要聚焦于文化领域，以中国在历史发展中沉积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几千年来熔铸形成的民族精神为内核，包含着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审美趣味。“风”意为风格，是蕴含特定元素的艺术形式。“中国风”采用中国式的物象、符号、技法，以情、趣、新、意营造共情体验与共鸣，并借以音乐、绘画、服饰、建筑等形式进行叙事表达。“潮”是指一种流行趋势与时尚动向，是众人争相热爱某种事物所形成的一种风尚。当下的国潮是人们基于文化基因、时代记忆、民族精神等因素，对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融合形成的文化符号的追逐。

国潮国风中富有古典意蕴的文化符号，充分唤起了群体对文化记忆、文化身份的共鸣，遂逐渐演变成炙手可热的时尚，成为当下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文化景观。纵观当下广泛流行的汉服等流行时尚，故宫文创产品设计，以及河南卫视的洛神赋等节目，都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渲染得淋漓尽致。从国风音乐、动漫、游戏的迅速崛起，到国潮服饰、品牌、IP旋风式的席卷市场，这些极富中国本土元素的创造不再具有老气与过时的色彩，它们已成为彰显原创、先锋与个性理念的创新表达。

经过调查发现，国潮国风的受众群体以90后为主，00后与80后紧随其后。这表明，年轻一代是支持与推动这股风潮蔓延的主力军。他们不再盲目崇洋，而是乐于买国货、用国货，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基于情感体验的文化认同，充分唤醒了青年内心深处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豪情感。在消费市场日益年轻化的今天，青年一代对于国潮国货持有的积极态度将成为推动国潮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子。

与此同时，这种风潮也正在渐趋国际化，越来越多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锐设计师开始纷纷推出融入中国元素的原创设计，着力将国潮推向世界。国际时尚圈也将中国的刺绣、盘扣、龙凤、祥云等中国传统元素融入自己的设计之中，中国文化正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借鉴。

“软实力”展示背后的“硬实力”支撑

国潮国风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这股风潮得以席卷，受到广泛追逐热捧的背后还存在着必然的内生原因。

国潮国风热折射出的是国人民族文化自信的提升。国潮国风的兴起，实际上是当代年轻人的一次文化寻根之旅，是国民确立文化身份、寻求文化认同的情感所寄。早年韩潮、日潮、欧美潮席卷中国之时，正是年轻人渴望与国际接轨之际，他们追逐的不仅是国外的新鲜文化，更是对富裕生活水平的向往。如今的年轻一代成长在大国崛起的时代，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国自信，此时他们渴求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充分彰显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国潮国风的出现就成了一个绝佳载体。

国货品牌之所以能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除了其中包含的民族情结外，高质量国货产品也是人们愿意为其买单的保证。过去受技术、理念、创新能力的限制，“中国制造”常常被误贴以“平价代替”“打版抄袭”的标签，消费者对国货品牌自然缺乏信心。随着中国科技进步和制造业水平的提升，“中国制造”已经开始逐步实现向“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的转变，这为国潮国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国潮国风热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流行风尚，追根溯源是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正是中国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为国潮国风这一“软实力”的展示提供了强有力的“硬实力”支撑，加上时代青年的深度参与，国潮国风得以蓬勃兴起、蔚然成风。

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究其本质而言，国潮国风热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塑与传播。从历史逻辑上看，这股风潮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其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而且又使传统文化融合了现代科技，使传统文化在当代充分展现了内在魅力；从现实逻辑上看，国潮国风的传播增强了文化的社会塑造功能，增强了中国对世界文化潮流的引领力，提高了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现象为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首先，我们要注重文化的时代性，通过丰富多彩的`时尚形式充分展现文化产品本身内蕴的精神内涵。文化如果停留于过去的形式，就容易成为过去式的陈列与摆设。要想使传统文化在当下焕发新机与活力，就必须对其赋予新时代的色彩与样式，“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其次，我们要注重文化的通俗性，让文化贴近人民、贴近生活。文化不仅需要阳春白雪，更要做到雅俗共赏。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必须走入民间、亲近大众；文化必须坚持人民在文化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不能与大众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致使曲高和寡、无人应和。

最后，我们要注重文化的国际性，在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推陈出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广泛包容性的特质，崇尚“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等理念。正是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中，中华文化得以广采博收、焕发活力。

总之，文化建设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提升中国文化活力，增强国人文化自信，可以借助国潮国风兴起的新风尚，将具有浓郁东方文化意蕴的国潮国风，融入文化内容的生产与推广中，进而在守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续写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辉煌。

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2

消费更趋于理性，关注数字化转型商品，喜爱新国潮风格，新青年正以新的消费理念引领网购新风尚。

在日前举办的“新青年时尚消费趋势发展”研讨会上，北师大课题组发布《2021新青年时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简称“报告”）。报告认为，新青年群体已成为时尚消费主力军，在多种时尚消费场景中展现更大“爆发力”及发展潜能，拼多多成为时尚消费者首选性价比平台，平台上的国内外时尚品牌备受新青年消费者青睐。

报告中关于新青年新消费主张的研究引发与会专家热议。专家认为，新青年追逐时尚元素，影响时尚态度，进而对时尚产品或者品牌进行赋能。而新国潮消费崛起，也正是新青年实现自我认同及国家认同的一种展现。

近七成新青年看重性价比

研究新青年群体的消费模式，包括对于时尚消费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人的鼻子一样，可以敏锐地感受一种外部环境的变化”。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李彪表示，消费行为、消费现象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直观、最显著的指示性作用。

《2021新青年时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总结新青年群体网购的主要特征。

调研数据显示，有21%的新青年每天都要进行线上购物，有62%的人群表示未来线上购买的意愿会增加，近七成新青年时尚消费者在购物时首要考虑性价比因素。

北师大课题组认为，新青年消费者在消费时更趋于理性，炫耀型消费行为减少。其中，在数码3C领域，高性能与性价比配置是更多新青年消费者追求的方向。报告以拼多多百亿补贴频道在2021年发起的“RTX系列笔记本新品首发”活动为例，活动当天提供最高达千元的官方补贴，相关优惠信息在玩家微信群、游戏和硬件社区形成裂变式传播，来自机械革命、神舟等多个品牌的RTX3070、RTX3060游戏笔记本吸引消费者的热情拼单。

拼多多新消费研究院研究员陈辰称，“在百亿补贴频道中，拼多多携手众多品牌商联合促销，对市场上关注度高、销量好、消费者反馈佳的品牌标品实行消费直补、大幅让利，让消费者们真切感受到实惠，这也是年轻消费者认可百补商品的主要原因。”

消费不将就，精打细算重品质；购物即社交，乐于跟好友分享攻略。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表示，“新青年”系列研究报告是北师大课题组针对特定群体的立体化研究，希望从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角度来提供一种观点和一种分析的角度。

国潮化数字化是趋势

随着IP、艺术家、不同行业或品牌等领域的跨界碰撞，传统产品不断被注入新鲜元素，带给新青年消费者在价值认同、怀旧等多方面的情感体验。在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丁汉青看来，新青年追逐时尚元素，影响时尚态度，进而对时尚产品或者品牌进行赋能。

2020年上半年，拼多多平台原创汉服销量增长30倍。图为拼多多敦煌壁画联名款原创汉服“七彩云”。吴名/摄

新国潮风格已成为95后、00后消费者们的心头好。在拼多多平台，新青年们有着自己的“国潮新主张”。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原创汉服在拼多多平台小众服饰类目中增长最为迅猛，同比增长30倍。在新电商平台的引领作用下，汉服发展成为一种圈层文化，逐渐在各线城市兼容普及，出现向常服发展的趋势。

而在新青年新消费的时尚模式中，国货品牌也正在强势崛起。拼多多数据显示，鸿星尔克、回力、元气森林及上海家化等国产品牌纷纷入围平台新青年消费者最喜爱的品牌行列。而在2021年拼多多11·11促销活动期间，平台也向新国货品牌倾斜流量及百亿补贴频道资源，未来将持续助力国货传统品牌焕新以及国货新潮品牌崛起。

与此同时，疫情催化了时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云看秀、线上直播逛展等成为新青年消费新方式。2020年3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全球7所顶级博物馆在拼多多开启线上直播，上线销售近千种博物馆特色精华周边。2021年度上海书展线下展会因疫情延期，但读者可通过云逛“多多读书月”年末阅读周来品鉴上海书展推荐的2021年度好书，遨游精神家园。“拼多多平台将持续打造数字化活动、上线跨界联名与多元化商品，满足新青年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陈辰说。

北京大学新媒体学院副院长刘德寰认为，新青年的时尚消费可以用7个“化”来概括，即生活化、个性化、国潮化、科技化、圈层化、共情化、数字化。“新国潮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年轻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实现自我认同及国家认同一种展现。”

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3

这一年，国货迎来觉醒年代。

穿着山东菏泽曹县生产的汉服，当一回“唐宫**姐”。用着华为手机，周末与朋友逛逛故宫或者拍一个小视频，顺便买一杯喜茶刚出的新品“雪被子大莓莓”，再奖励自己买一个特别火的博物馆考古盲盒给个小惊喜……

在经历了老字号回春的10时代与高科技领域首先通过品质升级打开20局面后，种种数据都讲述着一个共同的故事——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大国科技等领域，全面自信的新国货30时代已经到来。

汽车、手机、化妆品、本土文创IP、硬核科技……国货与消费者之间正在重新链接。

新国货一起走进觉醒年代

“中国Z世代逐渐成长为消费行业的中坚力量，他们偏爱国货，对‘Made in China’更有热情。此外，他们对数字技术非常精通，同时抱有开放的态度，对探索本土品牌兴趣浓厚，特别是那些能够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商业模式（DTC）更能获得他们的青睐。” 美国消费品私募股权投资公司L Catterton消费者洞察部副总裁夏洛特·张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2021年“双11”电商促销，天猫平台的数据显示，安踏集团以465亿元的总成交额击败昔日龙头耐克，成为首个问鼎天猫“双11”品类榜单的中国品牌；本土美妆品牌毛戈平、欧诗漫、薇诺娜、美诺、相宜本草等首小时成交额超去年“双11”全天销售。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双11”成交额过亿元的品牌中，国货品牌近五成，同比增长17%。成交额同比增速Top10品牌中，八成是国货，有5个国货品牌的成交额同比增速超百倍。

“中国消费者变了，他们正偏向本土品牌而不是全球品牌。”2021年秋季电话会议上，面对中国区的收入下降，阿迪达斯CEO卡斯珀·罗斯特（Kasper Rorsted）表示。

11月10日，阿迪达斯公布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集团营收增长34%，达575亿欧元，与往年同期相比有所放缓。营业利润下降85%，至672亿欧元。大中华区是阿迪达斯全球业绩同比下滑最严重的主要市场。根据阿迪达斯发布的第三季度业绩，在货币中性的前提下，大中华地区的营收同比下降146%。

根据麦肯锡对中国15个城市的5000名消费者所做的一项调查，在2020年有85%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一定会购买本土品牌，但是在10年前即2011年，仅有15%的消费者表示会选择国产品牌。

国泰君安消费团队认为，国潮兴起不是仅靠单一产品推动，其背后是人口结构、收入水平、文化心态、消费理念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国货不只靠情怀，品质飞跃让国货更自信

如果要选择一个热词来形容民众对国货的喜爱程度，“野性消费”当仁不让。

无论是老牌运动品牌鸿星尔克对河南暴雨的“破产式捐款”，引发全国性抢购狂潮，销售业绩一度猛涨52倍；还是国货日化老品牌蜂花“哭穷”“十年涨两块”，网友冲进直播间“拯救”后一天卖出平时一个月的货，都成为本年度消费领域关注度最高的标志性事件。

一些评论认为，“中国制造”“中国情怀”“中国元素”成了消费者选购国货的硬指标，国货崛起与情绪消费引发了业界强烈讨论。

对此，波司登品牌创始人、波司登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高德康表示： “国货崛起，是时代的自强自信。中国消费者热爱国货，不仅仅是消费情怀。”

他认为，自从2018年开始聚焦国潮，本土品牌一直坚持品牌引领，与时代主流消费人群建立“强链接”；很多品牌秉持工艺创新，坚持数字化变革，打造数字化协同平台，实现品牌的全链路生产。

“不少合资品牌的展台门可罗雀，自主品牌的展台却人潮汹涌。”在刚刚闭幕的2021广州车展上，一位参展商在自己的朋友圈感叹。

要知道，很长时间以来，无论是北京车展，还是上海、广州车展，合资品牌车型都是场馆内的明星产品。

但是，从2021年上海车展开始，自主车企带着新产品、新技术、新品牌、新营销亮相，他们还有一个别致的称呼——“造车新势力”。与以往偏重展示产品、突出性价比优势不同，自主品牌在产品、技术、生态、服务等领域“多箭齐发”，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根据乘联会数据，2021年10月，自主品牌零售77万辆，同比增长4%，环比增长11%；自主品牌国内零售份额为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