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仓颉发明的。

仓颉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是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在《说文解字》、《世本》、《淮南子》等古籍的记载中，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他根据鸟兽的足迹，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创造了象形文字。

造字史官

这位史前传说人物，在我国古代战国以前的典籍中都从未提及。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逐渐发展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等传说。黄帝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当时没有国家机器，可见“史官”之说，显然是后人用后代国家机器的职官名称套用于史前传说人物的结果。

仓颉造字的故事出于炎黄时代。

苍颉又叫仓颉，仓颉造字是个传说人物，传说他是黄帝时的史官，所以他的家乡叫史官乡。

他的名字和造字功劳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在许多古籍中，仓颉造字的故事出于炎黄时代，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

传说上古时期，黄帝南巡到洛水之滨，阳虚山下。

仓颉因记事记史需要，日思夜想，创造文字，仰观日月星辰，天际变幻，俯察鸟迹山川地理。

仓颉受到启示，一日忽见灵龟负书，在洛水浮现，丹甲青文，宛若字迹，灵感迸发，于是创造了二十八个汉字，从此结束了人类结绳记事的历史。

汉字作为华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这一事实显然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换句话说，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要关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且也同样应该关注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汉字系统的文字的起源问题。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已经愈来愈清楚。

先民创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为实现人与神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从人类早期文字的普遍特点分析，文字的创造则源于象形，这其实是人们建立起人与神对于文字字义具有共同的理解标准和认知内涵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们有能力确凿无误地证认一种文字体系之前，任何不具有书面语意义而独立存在的符号，都无助于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同时那些在结构上不能完整地体现依类象形特点的符号，也就无法证明它们是为表达某些相对复杂的概念而有意识地创制的作品。很明显，这些书契资料并不足以表明它们的性质一定属于文字。从这一意义上讲，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无疑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不仅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1），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从而表明其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汉字的起源，一直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但这显然不是这种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传统分期成果，被纳入第一期的殷王虽然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但真正能够确定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资料却数量极少，学者虽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为数不多的若干资料，对其时代的判断迄今仍难取得共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武丁以前没有文字，新资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可能使旧有的认识大为改变,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甲骨文虽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陆续在郑州二里岗等遗址有零星发现（3），而且属于武丁以前的铜器铭文与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4），但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陶器上发现的朱书文字显然对于追溯汉字的来源更有意义。这些文字或一字独书，或数字并存，可辨识的有“尹”、“天”、“�1�7”等文字（图一），时代约属公元前15世纪（5），这些文字不仅与甲骨文明确属于同一个体系，而且其时代也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双桥的朱书文字并非最原始的汉字当然可以肯定，约属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陶寺文化陶背壶上已发现有朱书的“文□”二字（图二）（6），也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文□”的含义似乎与禹名“文命”有关（7），这意味着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事实上是在继承夏代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关文字资料清晰地追溯出来。

诚然，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以为我们寻找夏代文字的渊源提供依据，尽管汉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实曾使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图像有可能体现着早期汉字的原始形态（9），但依类象形的造字方法却并不仅仅为汉字所独有（10）。当然，如果从文化地理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因素作为一种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这种比较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与夏代文字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文字显然不属于汉字的系统，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证就是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属于龙山时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于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图三），时代约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由于丁公陶文的字形结构明显区别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而与古彝文绝多相同，因而属于古彝文（12）。对其文字的释读，我们曾有详尽的讨论（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告”为祭名。“吉长”意即长吉，犹殷卜辞所言之“引吉”。“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彝族自称ni ，为古称，汉译为“夷”，字与古彝文“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实际来源于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15）。将这一事实与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争胜的史实对观，显然有助于我们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时位居海岱地区的方伯称为“人方”，这与夷人的族称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这些事实不仅印证了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的文字体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对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先民族属的认识。

我们曾经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的一种特殊八角图形的研究，讨论了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文化联系（16），这个经东北而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曾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7），其文化面貌确实表现出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极大不同，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18）。

当我们以太行山为界而将分布于东西两域的考古学文化加以对比的时候，它们之间所表现出的宏观差异相信会被每一个人所认同，这种文化差异如果与不同的族属联系起来考虑显然更有意义，而不同文化的形成应该正奠定了夷夏两种不同文字创造和产生的沃土。很明显，假如我们还没有理由将夷、夏两种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话，那么至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夷夏东西的古史观去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是谨慎和客观的做法（19），同时，这种观念必然关系到我们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读方法的思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新的古彝文资料的发现和文字释读成果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虽然其陶器特征与裴李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龟及獐牙随葬的风俗却与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岗文化相似，至于其稻作农业，则更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却不见于黄河流域，足见其与东方夷文化的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三件龟甲上分别发现契刻的三个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龟腹甲（M344�1�718）上的文字作“ ”形（图四）（20），与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这个字形不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结构，而且在数千年后的良渚文化遗物上也曾出现，这种存在于异时异地但结构却一成不变的符号已经显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时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征，应该可以区别于简单的记事符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以甲骨文为标准而判读此字就是“目”字，尽管在字形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古人缘何独以“目”字契刻于占卜的龟甲，其用意却似乎难以解释。况且类似的文字还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图五）（21），而玉璧作为礼天之器，契刻“目”字更于理难通。然而当我们用古彝文作为研释标准解读这个文字的时候，疑问便可迎刃而解。因为古彝文“吉”字与贾湖龟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构完全一致，字读为v�0�5�0�2，与汉字“目”的古音极为接近，证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义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于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据古彝文，将贾湖龟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释为“吉”，意义畅达。

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个符号（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图像乃八卦与九宫的象征，彝语称述八卦即为八角，有关问题我们已有详细讨论（23）。而八角图像的右侧则有三个文字（图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钺之形，此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图七）（24），而晚可见于战国巴蜀文化铜盆（25），字形结构一脉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于古彝文读为ndzo ，意为领袖。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其造字本义的机会，因为甲骨文的“王”字来源于作为王权象征的斧钺仪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领袖或首领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现了这一特点。此字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与郑州小双桥陶器上独书“尹”字的寓意相同，因为甲骨文“尹”字的意义有时正可以理解为“君”（27）。毫无疑问，夷夏两种王字取形的共同来源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权力象征的共同认识，而且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假如古彝文的领袖或首领可以与汉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转变的历史。

运用古彝文解读上述文字资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充分证明了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东方的彝文字与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时，夷夏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用于记事的简单符号。这些符号基本上都契刻于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个符号。陶符的数量比之我们有机会讨论的早期文字资料丰富得多，从而成为学者长期以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准确地说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基本材料，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乃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9），甚至由此提出汉字源于指事与象形的“二元”论点（30），事实上，这类陶符在形构上既与夏文字大别，也与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时间上，则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字已经广泛使用的战国时代。陶符与汉字共存的现象足以说明，这类长期被学者怀疑为文字的陶符其实与汉字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至于其与古彝文的关系，则也尚待研究。学者或将此类早期陶符与陶文加以区分，并指出其非属汉字的性质（31），乃真知灼见。

正像考古学研究必须首先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将文字与其所属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样性，这实际决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学证据显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华夏一统的政治格局，这意味着人们长期习惯于利用殷商甲骨文作为解读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乃是早期社会通行的唯一文字。显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陶文的发现已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待文字起源的问题时不能如此简单，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摆脱“大一统”观念的束缚，则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则为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不仅因为陶文成组出现，从而明确显示出其所具有的记录语言的功能，这当然与大量独立契刻于陶器上的符号形成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构完全不同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这种文字，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状况获得新的认识，进而建立起与已知的甲骨文体系或同或异的有关文字起源的研判标准，并寻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

我们曾经指出，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明确显示了其与商代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因此它无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则已明确证明了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巴蜀文字可能属于另一新的系统），即以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为代表的东方夷（彝）文字系统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统。其后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了强劲的发展。而彝族文化则随着商周民族对于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断打击，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终成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传。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统治者在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的过程中，文字充当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释：

（1）据学者最新统计，甲骨文单字的数量近4100个，如计异体字，则逾6000个。见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续存�6�1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刘一曼、郭振录、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曹定云：《殷墟田野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38页，图版拾陆，6，科学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5）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筑基址是否城址定论尚早》，《光明日报》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6日1版。

（7）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上、下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的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纳西文也源于象形。

（1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12）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文物与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语语法只有宾语前置于动词的一种形式。下同。

（15）彝族传统文献始终自以“夷”为族称。新中国建立之后，误以“夷”有歧视之意，遂改为“彝”，但彝族对于族称的这种改变至今仍存异议。

（16）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冯时：《文字起源与彝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1�7编》，中华书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26）林�1�7：《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关古彝文资料的汇集研究，容另文讨论。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73年第2期。

（30）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三辑，香港中文大学，1981年。

（31）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相关的主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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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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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特点 & 基本信息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年2月1日

语言: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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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籍：指1911年以前抄写、出版的图书（需指出：上述时间是粗线条的，处于保护利用需要，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书（古人所著）通常仍当“古籍”看待）

2． 版本：由特定工艺制作的、具有特定形式和内容的图书物质形式

3． 古籍版本学：研究古籍版本源流以及古籍版本鉴定规律的一门学科

4． 版本源流：广义上：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狭义上：每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

5． 文献考证法：把古籍版本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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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计量分析法：通过计量分析研究版本

9． 版框：也叫边栏，指一张印纸四周的围线

10． 四周单边：四周边栏只有一条围线

11． 左右双边：左右边栏各有两条线组成的

12．四周双边：四周边栏都是两条围线的，又称文武栏

13．字栏：用 字组成的栏线

14．竹节栏：用竹节图案组成的栏线

15．博古栏：用各种乐器图案组成的栏线

16．界行：字行之间的分界线 界行和栏线有朱墨两色：红色栏线的叫朱丝栏；黑色栏线叫乌丝栏

17．版心：也叫中缝、书口、版口，指每页正中较窄的一格，格内常常刻有书名、卷次、页码、字数和刻工姓名

18．鱼尾：版心全长四分之一处的鱼尾形标志

19．单尾鱼：版心只有一个鱼尾

20．双尾鱼：版心有两个鱼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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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尾鱼：两个鱼尾方向相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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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以鱼尾虚实图案分：只有鱼尾外部轮廓的，叫白鱼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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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象鼻：连接鱼尾和版框的一条线。有粗细之分：粗的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的叫小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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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天头：也叫书眉，指上栏以外的空白处

27．地脚：下栏以外的空白处

28．书耳：也叫耳格或耳子，指版框外边上端的小方格，用以书写篇名、室名等

29．书衣：也叫书皮，指包在全书最外层的一张纸，较厚，有保护全书的作用

30．书签：贴在书衣左上方的一个长方形纸条或丝条，上面标有书名，书签常常请名人或师长题写

31．书名页：书衣之后题有书名的一页

32．书首：也叫书头，指书的上端

33．书根：书的下端截面

34．书脑：装订线右边的部分

35．书脊：也叫书背，装订线右侧的截面

36．副页：也叫护页、扉页，指夹在书衣和书名页之间的空白页子。其作用：保护图书，防潮防蛀

37．包角：用细绢所包订线一侧上下之角，既美观又起保护作用

38．衬纸：修补图书时，在书页内所加的白纸

39．金镶玉：修补图书时，因书品太小，不可剪裁，书页之内衬一张长于书页上下两端的白纸，由于原书旧页如金之黄，新村白纸如玉之白，故名

40．书帙：包装卷轴装书籍的外衣

41．书套：书函的一种，指保护古籍的外套

42．四合套:外露书首、书根，仅包前后左右四面的书套

43．六合套：前后左右上下六面全包起来的书套

44．木匣：书函的一种，指专门盛放珍贵图书的木制匣子

45．夹板：夹在图书上下的两块木板

46．高广：书页的长度和宽度

47．书品：两个意思,1 指书籍大小；2书籍的新旧完损程度

48．序：征文之前说明写作经过、刊刻情况、学术源流等内容的文字

49．跋：图书在流传过程中写上的有关版刻源流、流传源流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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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卷首：正文之前独立成卷的部分

52．卷末：正文之后独立成卷的部分

53．附录：正集之后的附加部分，和卷末的情况基本相同

54．外集：正集之外的部分

55．卷端：每卷正文前两三行表示书名、著者、编纂校刊姓氏、版刻情况的文字

56．小题和大题：小题指篇名，大题 指书名（古籍卷端书名写在篇名之下者，叫做“小题在上，大题在下”）

57．牌记：刻书者用以宣传刻书情况的特殊标识

58．墨钉：正文中表示阙文的黑色方块

59．墨围：为了强调“注”、“疏”等关键字眼，在其四周围上墨线

60．阴文：笔画凹下的字，多用于“注”、“疏”等字

61．白文：只有正文、不含注疏的本子

62．行款：书页版面的行数和字数

63．藏章：也叫藏书印，是古籍在流传中钤上的印章

64．帮手：指藏章、序跋等可以帮助鉴定版本的一些东西

65．古籍版本的类别：

以刻印时间分：

宋刻本：宋朝刻的书

元刻本：元朝刻的书

明刻本：明朝刻的书

清刻本：清朝刻的书

三朝本：南宋时，国子监刻书甚多，到了元朝，其书版被运入杭州西湖书院，稍事修补，继续刷印。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又将书版运至南京国子监，再次修补印行。因为这些书版历经宋元明三朝修补刷印，故名

递修本：书版残缺，经过多次修补印成的书

旧刻本：刻印时代不详的早期刻本

初刻本：同书异本之中的最早刻本

重刻本：根据原书本重新付刻的本子 其行款n不一定与原刻本相同

翻刻本：也叫覆刻本，是指严格按照原刻本的内容、行款、版式重新付刻的本子

影刻本：按照原刻本逐页影摹刻印而成的本子

初印本：书版刻成之后初次印成的本子

后印本：初印本之外同一书版的其他版本

以刻印地点分：

浙本：即浙江刻本。

建本：又叫闽本，即福建刻本

蜀本：又叫川本，即四川刻本

江西本：即江西刻本

平阳本：即平阳刻本，平阳又叫平水，在今山西临汾一带，是金代和元代北方刻书中心

朝鲜本：即古代朝鲜用汉字刻印的书 因朝鲜古称高丽，故又称高丽本

日本本：古代日本用汉字刻的书，又叫和刻本

越南本：古代越南用汉字刻印的书

梵本：用古代印度文字书写的佛经

以刻印单位分：

官刻本：各级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所刻的书

家刻本：私人所刻的书

坊刻本：书商所刻的书

京本：即京城官本的简称

监本：国子监刻本

兴文蜀本：元代兴文署所刻的书

经厂本：明代经厂所刻的书

殿本：清代武英殿所刻的书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廷内部刻印的书

藩本：明代藩王在封地藩府所刻的书

局本：清代各省地方官书局所刻的书

扬州诗局本：清康熙间扬州诗局所刻的书

书院本：各地书院所刻的书

公使库本：宋代各地公使库所刻的书

汲古阁本：汲古阁所刻的书 汲古阁主人为明末清初著名刻书家毛晋，故又叫毛刻本

陈宅书籍铺本：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所刻的书

建安余氏本：宋代福建建安余氏所刻的书

以装订形式分：

写本：人工抄写而成的书

拓本：把铸刻在金石器皿上的文字图案用纸拓下来装订而成的书

刻本：雕版印刷而成的书

活字本：用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套印本：将书中正文、评点等不同内容分别各刻一版，然后用不同的颜色一次加印在一起而成的书

钤印本：将印章直接钤盖在纸上而成的书

石印本：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再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在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

影印本：将原书逐页照相制版印成的书

饾版：这是一种彩画的印刷方q法：把画面按颜色、深浅分刻若干小版，然后刷上颜色，逐块加印在一起。据说古代有一种五色小饼，像花卉禽兽珍宝之形，以盒盛放，名叫饾饤。饾版，大抵色彩斑驳陆离，同饾饤有些相像，故名

拱花：也是一种图画的印制方法：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画面部分拱起，就像使用钢印的效果一样

以写本种类分：

写本：成书时以写本形式流传的本子

稿本：著者的原稿

手稿本：著者亲笔写成的稿子

清稿本：指用以增补、校订或付印的著作眷清本

抄本：又叫传抄本，是指根据底本传录而制成的副本

精抄本：指纸墨精良、书法工整、内容错误较少的抄本

乌丝栏抄本：用墨栏格纸所抄写的书

朱丝栏本：用红栏格纸所抄的书

影抄本：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本子

毛抄本：明末清初，毛晋所抄的书

旧抄本：时间不详的早期抄本

以活字种类区分：

泥活字本：用泥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木活字本：用木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清乾隆皇帝以为活字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

铜活字本：用铜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铅活字本：用铅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以字体、行款区分;

大字本：字体较大的本子。一般来说，大字本的行款小于半页10行、行20字

小字体：字体较小的本子。一般来说，小字本的行款大于半页10行、行20字

软体字本：用软体字(即楷体)所刻的书

硬体字本：用硬体字刻成的书 又叫宋体、匠体，是刻书工匠经常使用的字体

×行本：半页×行的本子

以纸张区分：详见第十二章第十节

以颜色区分：

朱墨本：用朱墨二色套印而成的本子

朱印本：用红色刷印的本子

蓝印本：用蓝色刷油的本子

以版式区分：

巾箱本：指那些版式较小、便于携带的本子

两节版本：书版分上下两栏的印本。或上图下文，或下栏为正文，上栏为注解或批语，多半是民间通俗读物

三节版本：书版分上中下三栏的印本

百衲本：拼凑不同书版印成一部（套）完整的书

配本：集合许多不同的书版，配合成一种完整的书

黑口本：凡书口为黑口的本子

以刻印质量区分：

邋遢本：版本模糊，极不整齐的本子

大花脸本：墨色深浅不一，字体大小不同，而用刷印模糊的本子

书帕本：明代官场作为礼品送人所刻的书

写刻本：名家手写上版刻成的书

精刻本：内容无误，写、刻俱佳的本子

以内容区分：

单刻本：只含一种书的刻本

合刻本：两种以上著作合刻在一起的本子

抽印本：抽取一种（套）书的部分内容刻印而成的书

丛书本：汇刻多种著作而成的书

增订本：增订原本内容而成的新书

删本：删节原本内容而成的书

足本：卷数完整的本子

残本：卷数残缺不全的本子

校本：经过校勘而成的本子

注本：带有注解的本子

批点本：带有眉批、圈点的本子

真本：也叫正本，内容无误的原本

伪本：通过各种手段作伪而成的书

序跋本：带有某人序跋的本子，在对同书异本比较的时候，常称××序跋本，以示区别

插图本：带有插图的本子

过录本：将名家批校文字移录而成的本子

×卷本：正文包含 ×卷的本子

以用途区分：

进呈本：进呈给内廷的本子

底本：作伪校勘主要依据的本子或据以编纂、刊刻的本子

样本：以待审查、校订、观赏的本子

以流传情况和价值区分

俗本：流布较广，容易得到的本子

孤本：举世无双的本子

秘本：秘不示人的本子

善本：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

焦尾本：火灾之后幸存的本子

××藏本：×× 藏书家收藏的本子

66．版本目录：著录版本的目录

67．别本：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

68．正本：同书异本中最早的眷刻之本

69．流俗本：广为流传的本子

70．净本：据草稿写定的本子

71．版牍：用木板写成的书

72．简策：文字在在竹木上

73．帛书：文字写在缣帛上

74．檄：汉代皇帝发布的征召、声讨的文书。

75．杀青：就是把竹简烘干，以防虫蛀和腐烂。

76．赘简：在编连时简策开头常常另加两枚无字的简，以保护正文和撰写篇名、篇数。

77．经生：经生又叫书手、楷书、佣书、赁书、书工等。它是一种专以抄书谋生的社会职业。

78．国子监：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和教育机关。

79．公使库：是专供公使厨传（饮食住行的总称）的机构，公使库不仅要为公使出差提供饮食住行的方便，而且承担起所有的费用。

80．经厂：经常是司礼监（掌管宫内仪礼、刑名、内外章奏、书籍名画等）内负责刻印书籍的专门机构。

81．南监：又称南雍，为明代南京国子监。由于明成祖迁都之后在北京又建立了一个国子监，所以命长出现了南北两监并存的局面。另北监即为北京国子监。

82．藩府刻书：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将其子孙分封到全国，作为藩王，用来协助中央地域外族侵略和监督地方官吏。藩府刻书就是藩王在地方刻书，是明代官刻的一种。

83．书帕本：书帕本是古籍版本的一个类别，属官刻。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书帕本的制作分两种情况：一是官吏朝觐入都，地方官为了巴结上司，慷国家之慨，用公费刊书为其送行；二是官吏朝觐入都，时间紧迫，来不及新刻一书，于是就把官刻旧版拿来稍加删改，以旧充新。总体上说，书帕本就是为了把书当作礼物送给他人的刻书本子。

84．毛晋：毛晋，明末清初的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对于古代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众多室名中以汲古阁和绿君亭为著名。

85．武英殿刻书：武英殿刻书始于康熙十九年，该年与清廷内务府设立武英殿造办处，在制作内廷所需文具、文艺品的同时兼事刻书。

86．官书局：官书局是清代末期地方官刻的重要代表。它产生于雕版印刷日趋没落，新的印刷技术日渐兴旺之际，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87．北京琉璃厂：，琉璃厂在北京南城，本名海王村。明清两代在此设窑烧制琉璃砖瓦，供营建宫殿、王公邸舍之用。从明代开始，琉璃厂即有书市出现，书市至清而大盛。除了书市贸易之外，不少书坊还从事刻书活动。

88．编例：是指一书内容的编制体例。

89．藏版：收藏书版。

90．室名：古时候文人墨客、书坊主任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为了现实高雅，常常给自己的居室或书坊取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室名。

91．版藏：收藏版本

92．自序：作者本人所写

93．他序：非作者本人所写，而由他人写

94．总序：针对全书而写，范围较大

95．篇序（或类序）：针对某篇而言，范围较小

96．原刻序：又叫初刻序，即一书初刻所写的序

97．重刻序：重刻一书时所写的序

98．避讳：封建时代对于对于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的种种规定

99．改字法：即用同音字或同义字代替讳字

100．空字法：即碰到讳字，用“某”或“上讳”等字代替或用符号“”表示

101．缺笔法：省去讳字的最后一笔不写

102．书名作伪：即用挖改书名的办法冒充新本

103．著者作伪：用挖改著者姓名的办法冒充新本

104．卷数作伪：即以残充全欺人

105．序言作伪：即增删序言欺人

106．年号作伪：改刻年号以欺售

107．牌记作伪：即增删牌子欺人

108．藏书印作伪：即伪造名家藏书印欺人

109．题跋作伪：伪造名家题跋欺人

110．纸张作伪：把新纸伪作旧纸欺人

文字是仓颉发明的。

仓颉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是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在《说文解字》、《世本》、《淮南子》等古籍的记载中，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他根据鸟兽的足迹，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创造了象形文字。文字是人类用符号记录表达信息以传之久远的方式和工具。现代文字大多是记录语言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