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否》中，明兰的父亲盛纮为扬州通判，因为任期满后考核为优等，调到了东京，刚进京时的官职为承直郎、新尚书台任。那么，在宋代从通判升到承直郎，在仕途上的进步有多大呢？

宋代的通判是个什么官职？

通判，是宋朝才出现的官职，又称倅、通州、通判州事、通州军州等。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监视地方官设置的官职，最初通判既不是知州的的副手，也不是属官，地位超然，他的职责只有一个——监视地方一把手是不是对朝廷忠心，随时向皇帝报告知州（府郡）的一举一动。

太祖时，设置通判。

乾德四年11月，太祖认为通判没有约束也不利于统治，于是着手限制通判的权力，本州（府郡）的政务要与知州共同签字才能实行。到了宋神宗元丰改制后，通判的职责就更具体了，本州（府郡）内的宋兵、百姓、钱谷、户口、赋役、百姓打官司都归通判管辖。（除此之外知州还剩下什么？），本地内的所有政令与知州（府郡）一起签名后才能施行。通判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监视地方官员是不是称职，有没有违法乱纪等等。

通判的品阶不高，上州通判正七品，中、下州通判从七品。扬州为上州之地，盛纮的通判为正七品。

知州对通判盛纮说话很客气。

通判能挣多少钱呢？

据《宋代官制辞典》可知，官员的俸禄分为请受、添给两大类：

1请受，又称请给、本俸，包括料钱、衣粮。北宋前期．由本官决定；元丰改制以后，由寄禄官决定。

2添给，其名色不一，有添支（增给）、职钱、贴职钱、折食钱、茶汤钱、雪寒钱、元随傔人衣粮与餐钱、厨食钱、薪、菜、盐、炭、纸、马料、驿券，茶酒、厨料、公使钱，等等，按地位高下、职务之不同，随时而定、随分而给，总称"添给。"即本俸之外补贴。添给中，重头有公用钱、职田、给券（驿券、仓券、馆券，途中补贴吃、住），元丰新制后之职钱、贴职钱等。

看到以上待遇，是不是有穿越到宋代为官的冲动？宋代为官员提供的薪资待遇之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仅发钱物、衣食住行全包，连家里的佣人的工钱、吃饭问题都给解决了。

宋代的额一贯钱等于1000文

不过，宋代官员的待遇差别很大，官做得越大，待遇越高。底层官吏的待遇就差远了。

具体到盛纮个人，作为扬州通判能拿多少钱呢？

1本俸收入：按照《宋史·职官志》记载，"通判，大藩有二十千至十五千者。馀州、军，朝官有十千至七千者，京官七千。"扬州作为大都督州，通判盛纮无疑拿的工资是最高的，20贯稳稳的。按照正常年份一两黄金约等于10两白银约等于10贯钱，盛纮作为扬州通判本俸约为2两黄金，据吴慧《中国度量衡史的几个问题》推算，宋代的一斤约等于640克至625克。为了方便，青鉴取最小值一斤等于625克，一两等于625除以16等于3906克。那么2两等于7816克，按照4月2日1克黄金463元的价格算，约等于36188元。由此可见宋代的官员工资水平有多高了。

2职田收入：宋代，州的等级不同，官员的职田数量各异，如通判，扬州为大都督府驻地，待遇最高，按照庆历年间的规定，通判分给八顷土地作为职田。一顷等于一百亩，盛纮真的能拿到800亩地吗？答案是不能。宋初，官员与佃户均分职田应交的租子，也就是说，800亩土地的租户交税的一半要给盛纮。宋神宗熙宁年间，改为由本州依职田税米收入总数，按等级发给各级官员。如成都府路的通判可以得450担粮食。据此可以推断，作为富庶的扬州，盛纮不会少于这个数。

3公使钱收入：朝廷赏赐给官员或衙门的公用钱，相当于后世的招待费，官阶不同享受的待遇也不同，如拿得多的节度使每月公用钱有一万贯，有的衙门如银台司一年才给30贯。由知州与通判共签署使用的公用钱一年最高100贯。公使钱就是以公款的名义用来宴请、馈赠赴任或罢官过往官员，实际上官员私人的迎来送往由朝廷买单，变相成了官员一项特殊的俸禄。

宋代还允许官员自筹经费解决公使钱不足的问题，许多地方官员借此从事商业活动，如南宋时，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曾经派手下的一个老兵率领船队出海贸易，获利数十万贯。

盛纮从扬州通判到承直郎，晋升有多大？

通判，按照宋朝前期的正常升职途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满两任后考核合格；2朝中有推荐人；

满足上述条件可以升任知州。在书中，盛纮由泉州通判升到了登州知州，就是如此。在剧中，从盛老太太和盛纮的谈话里，透漏出盛纮的升迁是得到了朝中大佬的推荐，当然盛家是花了钱的。

剧中为了剧情需要做了改动，盛纮由正七品的扬州通判升到了正六品下的承直郎。宋代，不同官阶穿的不同颜色的衣服，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五品以上穿红色官服，六、七品穿绿，八、九品服青。所以我们看到，盛纮刚到东京时，上朝的时候穿的是绿色的官服。

承直郎为从六品下，只能穿绿色官服。

宋代的官员大多具备多个头衔，包含官、职、差遣等内容。承直郎是盛纮的本官。新尚书台任属于职事官，也就是他的工作内容了。

青鉴翻遍了宋史资料，也没找到"尚书台任"的只言片语。这个官职应该是编剧杜撰出来的。宋代倒是有尚书台（尚书省）这个衙门，前期（包括仁宗）属于冷门衙门，基本属于养老的地方。尚书台的官员只有4个人：判尚书都省事一人，正三品以上，令史三人，正八品；驱使官三人（属于吏）。散官一人。

盛纮作为从六品的承直郎，前期的尚书台没有匹配的职位。因此可以断定，他的职位在宋神宗元丰后期才有匹配的职位出现。

宋代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衣服。

宋神宗元丰改制后，尚书台的权力得到大幅度增强，掌管门下省所付制、诏、敕、令，统管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及其所属二十八司。尚书台官员的编制增加到了9个：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其他的吏有数十人不等。

在这些官员里，左司员外郎的官阶在从六品，与盛纮的承直郎匹配。

《知否》的背景当为宋朝仁宗时期。盛纮的品阶虽然提升不大，但是对他的仕途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从地方官摇身一变，成为了京官，可以说进入了皇帝的视野中，更容易得到提升。

此时盛纮待遇又如何呢？

1承直郎，属于文散官。来源于隋朝的散官承议郎。宋太宗改承议郎为承直郎，文散官分二十九个等级，承直郎位于中间第十五阶。承直郎属于寄禄官，每月的收入包括：

"料钱二十五贯，茶汤钱一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四十束，柴二十束，马一匹，春、冬绢六匹，绵一十二两。"《宋史·职官12》

2盛纮的尚书台任按照尚书台的左司员外郎类比，宋史记载的左司郎中的月俸：据《宋代官制辞典》，左司员外郎的月俸分为“行”37贯、“守”35贯、“试”32贯三个等级。

"行"是指寄禄官官品高于职事官官品一品以上者；"守"是指寄禄官官品低于职事官官品一品者；"试"是指寄禄官官品低于职事官官品低于2品以下者。

同品的按照"行"的标准发放。

盛纮寄禄官和职事官均为六品下，领到的钱为最高等，即37贯。

从以上可知，盛纮只有2个官职在身，宋代可以兼职兼俸，两者的现钱加起来有72贯，相当于72两黄金，约折合人民币130210元。

宋代官员的工资折合人民币后，赚的比现在人多得多。

当然宋代的盛纮是拿不到这么多现钱的，因为宋朝钱少，所以经常拿不到足额的工资，朝廷一般给70%的钱，其余发放价值相当的财物来折现。即使如此，由通判到承直郎增加的工资和补助增加了数倍不止。

开封府出巡场景。记者刘睿恒供图

古城开封，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开封的府衙文化更是熠熠生辉，它的特点是其他府衙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可谓中国府衙文化的代表。那么，它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府衙文化中独树一帜？

凝聚传统文化

精髓的古代衙署

说起府衙，不能不说的就是古城开封的府衙文化。“府衙”一词出自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立春》：“ 临安府进春牛于禁庭，立春前一日，以镇鼓锣吹妓乐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馆内，至日侵晨……”《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上》也有记载：“取了郭威招状，解赴潞州府衙去听候结断。”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经三》一书中写道：“余亦数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谈皆学业，不及公事。”旧时候，人们称官府为衙门，而“衙门”又是由“牙门”转化而来的。最早在汉末，军旅营把猛兽的爪牙饰为军事长官的帐门前，后来用木头刻了象征性的兽牙饰于营门两侧，因此出现了“牙门”，后变为“衙门”。唐朝以后，“衙门”广为流行。到了北宋以后，人们几乎只知道“衙门”而不知道“牙门”了。后来又以衙门为基础，产生了“衙役”“衙内”“衙牌”。衙门是权力和等级制度的象征。

府衙及其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以府衙为代表的衙署是中国古代官吏办理公务的处所，象征着威权。它是与西方市政厅不同而独有的建筑类型，浓缩了中国古代帝制时代的文化特征，充分体现了传统礼制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基于此，衙署建筑都比较讲究，带有一定的规制。特别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执政者对衙署的布局和建造非常重视，并且有严格的规定。

中国古代建筑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官式建筑，二为民间建筑。而作为官式建筑的衙署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类型之一。汉代的衙署称之为“寺”，唐代之后就称“官署”“公署”“衙门”“衙署”等，到了明清有“县衙”“县治”“县署”等名称。衙署与宫殿、民居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世俗建筑的主体。衙署建筑特征可以说在后二者之间。

由于官衙是施政场所，因此衙署建筑除了要有遮风挡雨、避暑保暖的功能外，还要高大雄伟、令人敬畏，整齐有序、主次分明。因此，我国的衙署建筑一般都会模仿宫殿建筑，突出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在主体建筑中又要体现最主要的中心建筑。

由于我国地处北半球，衙署的主体建筑都是坐北朝南。这不仅出于采光目的，更有着象征意义。这是因为阳光代表了光明和温暖，象征着公开、公正。衙署的建筑通常以中轴线为中心，以最主体的建筑为中心，两侧对称，前后对称，有主有从，秩序井然。中轴线上有大堂、二堂、三堂，其中的大堂是中心，内宅和其他房屋都在三大堂的周围，如此一来，整个建筑布局就显得既严谨又整齐划一。为了显示衙署的威权，通常衙署还会有一系列的附属建筑，用来拱卫主体建筑。比如绘着令人生畏图案的照壁，东西分列过街牌坊，接着还有宣化坊、首郡坊及钟鼓楼等，然后才是大门、仪门。仪门是衙署的礼仪之门，取《周易正义》一书“有仪可象”之句而得名，是坐轿、骑马的起止点。凡遇皇帝和皇后寿诞、元旦（春节）、冬至等，知府都要提前率领僚属吏员，身着朝服、朝冠，在大堂依礼制行礼，仪门之内张灯结彩。每逢科举考试，从大堂开始扎上龙门，结成彩楼，直到仪门，再从仪门往外，搭上彩桥。新官到任都要祭仪门，新官接印时先登仪门行一跪三叩首礼，“护日月”（救护日食、月食的典礼）按礼部的勘会通知，提前在仪门至大堂之间张灯结彩，搭设花门彩棚，日食、月食那天在仪门内置金漆大鼓一面。而遇忌辰，皇帝和皇后、印官的父母丧日，仪门外则供设忌辰牌位。可见仪门是典礼、庆贺、祭拜的重要场所。

仪门之后，东西两侧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以及承发司。仪门与大堂之间要有一块戒石坊，横额为“公生明”，额联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中国古代的衙署大都采用青砖灰瓦，其他梁枋彩绘也多采用青蓝色或者碧绿色。衙署内也有山水花木，但都在后面内宅一带，内宅一般有后花园、内花厅。在衙署的主体空间中，不会有多少亭台花木，目的是要保持人们到衙署后的敬畏，而亭台花木显然与衙署的严肃氛围不协调。

中国古代衙署建筑通常是“左文右武”“左尊右卑”“前朝后寝”的布局。如衙署的六部房分别在大堂东西，东有吏房、户房、礼房，西侧布有兵房、刑房和工房。通常，衙署建筑以左（东）为尊，以右（西）为卑，所以知府在东，通判在西。监狱是衙署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占据了衙署的西南角，故俗称“南监”。此外，在衙署的建筑里，还会有庙宇和道观。比如，开封府里就有道观和魁星阁。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除了用法律和道德来控制人心，更需要用宗教来维护统治。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衙署从布局到装饰，都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人们去研究和品味。

历经千年岁月的开封府

开封的府衙文化有着突出的特点，是其他府衙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它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府衙文化中独树一帜？

这就要从开封府说起。五代后梁开始设置开封府。公元907年，汴州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称帝，改国号为梁，因为历史上曾有过梁国、梁朝，所以史学家称朱温建立的梁为后梁。朱温升汴州为东都，并建置开封府，称东都开封府。开封府之后又经历了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明、清等朝，直到1913年开封府被撤销，总共存在了1000余年。元朝时，开封府被改为汴梁路。五代（后唐除外）、北宋和金代后期，开封府是全国的首府。特别是在北宋历史上，京城开封是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八荒争辏，万国咸通”。因此，开封府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为全国府中之冠，号称“天府”，驰誉天下。包龙图扶正祛邪、刚直不阿，美名传于古今。一曲“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荡气回肠，令人悠然神往。

后梁开封府除治理京城本身外，起初下辖开封、浚仪、陈留、雍丘、封丘、尉氏6县，后将滑州之酸枣、长垣，郑州之中牟、阳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后改考城），许州之扶沟、鄢陵，陈州之太康划入开封府治下，共辖15县。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仍置开封府。开封作为北宋京都长达168年，“富丽甲天下”“汴京富丽天下无”，人口最多时有150多万。开封府初辖15县，后又增加了东明、咸平二县。北宋时期开封府的辖区有时有所调整，但基本上在15县左右。其中，开封县、祥符县称为赤县，分辖京城开封的东南部分和西北部分。但在宋仁宗皇祐年间，开封府辖区曾扩大，京东路的曹州，京西路的陈、许、滑、郑等州都划归开封府，开封府的辖区增至规模空前的5州42县。

金灭北宋，将北宋都城东京改为汴京，但开封府建置依然保留。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又改汴京为南京，设置南京路，下辖开封府、归德府（今商丘）和河南府（今洛阳）。金代前期及中期，南京路开封府辖15县，即祥符、开封、陈留、封丘、尉氏、中牟、阳武、扶沟、鄢陵、太康、长垣、通许、杞县、延津、胙城。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金宣宗完颜迁都南京（今开封），开封府又成全国首府，开封府辖区扩大至4州35县。

元初设南京路，后改为汴梁路，设汴梁路总管府，开封府被撤销，汴梁路直辖州县。汴梁路总管府辖5州21县。说起汴梁路，还有一个小故事，和明太祖朱元璋有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元璋于1368年年初在南京加冕称帝，很快便两次来到开封，在汴3个月以上。朱元璋就住在原元代汴梁路官署，后为明代按察司署所在地。传说他常在驻地的一株大国槐树下锻炼身体，这株树存活至今，据有关部门2013年测定，它的树龄已高达829年，也就是说朱元璋当时在这树下锻炼身体时，这株国槐的树龄已达184年。如今此树高十余米，最大合抱树围3米左右。它的位置就在商业大院东胡同8号院的南侧，这一带就是元代汴梁路官署和明代按察司署的旧址。

根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是一位非常钟情于开封的皇帝。据说，有一个时期，朱元璋一直想把开封当做北方的京都。1368年，朱元璋称帝后第一次出巡开封，实地考察之后于9月下诏，决定对王朝国都实行“两京”制：“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狩。播告尔民，使知朕意。”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复建开封府。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封其第五子为周王，在宋金故宫遗址上建周王府，同时设置河南按察使司，开封既为省城，又为府治。明代开封府辖4州28县。

清代，开封仍为河南省城、开封府治所在地。清代开封府辖祥符、陈留、杞县、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沟、中牟、阳武、原武、封丘、延津、兰阳、仪封、新郑、陈州、商水、西华、项城、沈丘、许州、临颍、襄城、郾城、长葛、禹州、密县、郑州、荥阳、荥泽、河阴、汜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开封府被撤销，将清末的归陈许郑道改称豫东道，省府、道治皆驻开封。至此，历经千年岁月的开封府成为历史。

宽严相济的北宋开封府

北宋时期，京城开封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众多。研究北宋时期的开封府，对于了解中国的府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贾玉英在《略论北宋开封府》一文中介绍说，北宋开封府的组织结构，以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北宋前期，开封府设官主要有牧、尹、权知开封府、推官、判官、司录参军、六曹参军、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勾当左右厢公事等。官衙主要有潜龙宫、厅事、左右厅、使院、司录司（也称府院）、六曹（即功、仓、户、兵、法、士）、左右军巡院、勾当左右厢公事所等。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根据蔡京的建议，将开封府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更改，“罢权知府，置牧一员、尹一员，专总府事；少尹二员，分左右，贰府之政事”；“以士、户、仪、兵、刑、工为六曹次序，司录二员，六曹各二员，参军事八员”。改制后，仅六曹以上就比过去增要官十一员。自此，北宋地方统治体制也变为“府分六曹，县分六案”。

当时，开封府“典治京城”，政务“浩穰为天下之极”，担负着京城的治安管理、刑狱案件审理、救灾恤民、环境治理、平抑物价、发解本府举人、交通管理、所辖县赋税征收等众多职能。

维护京城的社会治安，是宋代开封府的首要职能。京城人口众多、阶层复杂，开封府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任务艰巨。宋太祖、太宗两朝，开封府治安实行严打政策。宋真宗时期，开封府的治安职能增多，如京城捕贼等事务全由开封府掌领。北宋时期，京城开封的打架斗殴案件经常发生，每逢节假日更甚，使开封府官员假期也不能休息。在宋代开封府职能中，最令知府头疼的是繁多且复杂的刑狱案件，素有“京师狱市剧天下”之称。从开封府审理刑狱案件的类别上看，有一般的狱讼，也有大奸的诏狱，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六三《京尹》中所概括的：“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裁决，大事则禀奏。若呈旨已断者，刑部、御史台无辄纠察。”所谓的“呈旨已断者”，即诏狱。

赈灾恤民是开封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每遇到灾荒，开封府都要奉朝廷之命赈灾恤民。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八月，京城开封遇到了暴风雨，宋仁宗诏令开封府，“民庐摧圮压死者，官为祭敛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京城开封大雨，冲毁民房，宋徽宗诏令开封府“振恤压溺者”。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京城遇到了灾荒，宋徽宗诏令“开封府振济饥民”。

此外，开封府的举子多，科举的政务相对比较繁重。开封府具有按察京畿宅税、地税及其所辖县两税，平抑物价的职能。北宋末年，京城“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笼饼每个涨至二十钱。开封府尹宗威愍从食品入手治理。他令人做笼饼，发现每个饼的成本只需要六钱。于是，他对卖笼饼的人说：“我所做的饼和你卖的饼重量一样，我已经用现在的价格计算了你做一个饼的成本，每个饼只需要六钱。你若卖八钱，就有两钱的利润了。以后每个饼只准你卖八钱，再敢哄抬物价就杀头。现在，我先借你的头来推行我的命令。”卖饼者被杀，其他人再也不敢哄抬物价，很快物价被平抑。

宋代开封府除上述职能之外，还要负责京城环境治理、各种庆典的礼乐事务及参与京城的宗教管理等。

果断而又高效率的管理方式，是宋代管理开封府重要的经验之一。范仲淹知开封府，宰相本想“挠以剧烦，而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即罢去”，范仲淹却“威断如神，吏缩手不敢舞其奸，京邑肃然称治”。在北宋历史上，出现了不少以威严治理京城的府尹。包拯知开封府时，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城为之语曰：“关节不倒，有阎罗包老。”北宋末年，金兵包围了京城，京城内社会秩序混乱，宗泽知开封府，以威严治京城，很快恢复了社会秩序。 强调诚信，也是开封府治理京城的重要方式之一。宋仁宗时期的陈尧佐认为：“治烦之术，任威以击强，尽察以防奸，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他知开封府时，“一以诚信，而京师治”。

熠熠生辉的开封府衙文化

古城开封，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开封的府衙文化熠熠生辉，可谓中国府衙文化的代表。

开封府衙文化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时至今日，提起开封府、包公，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这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就能说明一切。在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开封府成了公平正义的代名词。此外，因窃符救赵闻名于世的信陵君，他的府第就在今日的大相国寺一带。杨家将居住的天波府，八贤王居住的南清宫，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早年居住的双龙巷府第，也是妇孺皆知。蔡京府第、王黼府第、赵光义居住过的晋王府等，也很有名气。宋代的御史台（乌台）因发生过与苏轼有关的“乌台诗案”，也很有名气。

开封府衙文化使开封府成为理想之地、廉洁之地，成为讲究千百年来所流传下来的生存规则——“理”的地方。在这里，金钱无用，潜规则无市场，贿赂不生效。在这里，由于“理”的支撑，弱势群体变成了强势群体。从两宋起，包公和开封府的传说就在百姓中间流传。

如今，从开封府的府门进去的第二道门，是仪厅，又叫正厅门，是官员们迎来送往宾客的地方。墙上绘有《北宋疆域图》《开封府辖区图》。仪门前两通石碑，东边是“开封府题名记碑”，西边则是“开封府尹题名记碑”。碑上记载着北宋从建隆元年到崇宁四年担任过开封知府的人员名单和任职时间，共有183任，其中包拯是第93任。从这块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包拯从嘉祐二年三月到次年六月，在一年零四个月里任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当时包拯59岁。因开封是京城，京师中权贵多如牛毛，人情诡谲，官吏舞文弄法，无恶不作，所以皇帝一向把倚重的大臣派作开封府尹。包公到任后秉公执法，不避权贵，采用威严治府的办法，结果“威名震动都下，有赫赫之誉”。在这块碑上，除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三位皇帝的名字外，还有欧阳修、寇准、范仲淹以及晏殊、蔡京等人的名字。其中，唯独包拯的名字已经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前来参观此碑的人总要情不自禁地触摸包拯的名字，天长日久，竟在石碑上摸出了一道凹痕。从这一点来看，便可充分说明包公的名字是何等深入人心。后来的历朝历代，包公及开封府都是正义的化身。元杂剧中，仅包公戏就有几十种。明代，则出现了《龙图公案》等小说。至清代，则出现了《三侠五义》《小五义》等小说，将开封府与包公故事融合、提升。在京剧、豫剧等戏曲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包公戏，《铡美案》《陈州放粮》等妇孺皆知，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著名唱词更是家喻户晓，它早已超越了一般戏曲的意义。不管是否喜欢戏曲，所有人都知道包公与开封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杨家府通俗演义》则生动还原了北宋杨家将的故事。此外，如八贤王与南清宫，也为百姓津津乐道。

开封府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位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居于最高位置的是宋文化。宋文化以其深刻性、独创性、审美性而处于空前绝后的状态。陈寅恪先生研究唐宋几十年，高度评价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不是一般人的泛泛而谈，而是一位文化大家研究了海量资料后得出的结论。北宋开封府，成了北宋文化的集中展现地。北宋的很多政治名人、文化名人都在开封府担任过职务。翻开北宋历任开封府长官的名单，几乎可以串联起整个北宋历史。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三位皇帝，都在开封府担任过府尹，秦王赵廷美、许王赵元僖也担任过府尹。赵光义在宋太祖登基的第二年被任命为开封府尹，一直到宋太祖驾崩。也就是说，赵光义在开封府任职长达15年。襄王赵恒后来改封寿王，被封太子后又改名为赵元侃，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他任开封府尹约有3年。很多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如欧阳修、司马光、寇准、范仲淹、包拯、宗泽、蔡襄等，也在这里担任过权知府，使开封府群星灿烂。就连文化大家苏轼，也在这里担任过通判。

赵普是著名的开国宰相，宋太祖雪夜造访他的府第，并在他的府中制定了统一全国的先南后北方针。在该方针的作用下，蜀主孟昶、南唐国主李煜等先后归降大宋，并在开封有了各自的府第。宋代著名宰相王旦的府第就在今日的曹门外三教堂一带，王旦墓就在开封东郊边村。三槐王氏支脉繁盛 ，遍布全国。而开封的三槐堂，就是三槐王氏的祖庭。明代的周王府，在今日的龙亭湖一带。第一代周王朱橚著有《救荒本草》一书，是有名的植物学家。第二代周王朱有炖是有名的戏剧家，著有《诚斋乐府》。据记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最初抄本出自开封周王府。仅在开封，王府就有七十二座，有“中州地半入藩府”之说，可见当时的府衙文化之兴盛。在明代开封城，府衙可谓众多，省级府衙、开封府府衙影响深远，也在开封的很多地名中留下了痕迹。

开封府衙文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近年兴起的城市学，越来越注重北宋开封的价值和意义。北宋之前，中国城市是坊市制格局。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彼此严格分离，并且四周都围有隔墙或篱栅。坊、市门有专职卫士把守，启闭时间由官府统一规定。市场面积狭小，固定在城市某处。所有交易都必须在市场中进行，市场之外严禁交易。宋朝时，坊市界限逐步打破。当时的开封，打破了坊市分离的格局，实行了坊市合一的制度。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传承了这一模式。面对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人的吃穿住用等，开封府不得不推出很多措施，这些措施也就成了世界城市管理史上的首创。

与其他地方的文化不同的是，开封府衙文化至今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它是一种活的文化，即不仅存在于古籍中、图书馆中或者学者的案头，还存在于百姓的生活和日常述说中。有多少个有关开封府、包公的故事在流传已经无法统计，关于杨家将的故事也是广泛流传。正因为这是一种活的文化，所以它在不停地生长，这些故事也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近年，多个剧组来开封取景拍摄，这些不断产生的，有关包公、开封府、杨家将的影视剧，更为这种民间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素材运用：曹寅向康熙提出改革整顿的建议和措施，本是基于一位忠臣的良知与职责。但书生气的改革理想一旦碰上坚硬如磐的现实，便犹如以卵击石。诚然，为人处世气节不能丢，但是懂得方与圆的变通智慧也同样重要。在很多情况下，“曲线救国”也不失为一计上策。

话题拓展：以卵击石、方与圆、变则通。

当今中国，《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名字，几乎人尽皆知。但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祖父曹寅，了解的人并不多。

曹寅(1658～1712)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是奴隶，是官员，是汉族，是旗人，是诗人，是剧作家，是出版家，藏书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半路夭折”的改革家。

两淮盐政衙门设在扬州，首任巡盐御史由曹寅担任。他到扬州上任之前，曾向皇帝表忠心说，此官“上关国计，下济民生”，盐政积弊甚深，自己责任重大，一定全力以赴。康熙在批语中并未接他的话茬，只是叮嘱他小心再小心。

果然，一到任，曹寅就把前任官员狠狠参了几本。他揭发说，前任巡盐御史留下许多“陋规”，例如收盐时每引要多收二十斤，名为“院费”，还有送给省内督抚司道各衙门的“省费”，给运道衙门的“司费”，更有用于官场交际的“杂费”……在曹寅看来，所有这些“浮费”，都应一律革除。

曹寅还揭发前任总督、御史贪赃枉法、怠忽职责等罪行。可面对骇人听闻的官场黑幕，深谙“水至清则无鱼”道理的康熙，却是十分淡定。他在曹寅奏折上用朱笔批示：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为目前之计，恐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再留心细议。

同年十月，曹寅又有奏议，并提出具体改革方案，要革除“院费”“省费”。康熙没有全部驳回，但在“省费”一条下批示：

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

曹寅的满腔改革热情，就这样被康熙皇帝兜头泼了一瓢冷水。此后，再也听不到曹寅关于整顿盐务、革除弊政的消息。

又过了几年，康熙接二连三南巡，曹寅跟着忙前跑后，接驾用的银两如淌海水，盐政亏空不但没得到弥补，窟窿反而越捅越大。几年前那个锐意改革、发誓肃贪的改革家，如今却成了忧心忡忡、日夜担心弹劾的惊弓之鸟。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曹寅在扬州偶感风寒，病故身亡，然而身后留下的亏空远远没有补足。腐败的官僚机制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因素，为曹寅带来了巨大心理负担，最终压垮了这位康熙皇帝曾经的忠实臣仆。

巡抚衙门又名巡抚都御史台，别称抚台衙门。明代开始，专设巡抚为地方最高长官，清代正式以巡抚为省级地方政府长官，总揽一省民政、军事、吏治、刑狱等，和总督一样直接向朝廷汇报。

明宣德五年（1430年）置应天巡抚，驻苏州，管辖南直隶之下江南诸府及江北安庆府（即南京、江苏（含今上海）和安徽全境但是隶属于南京南直隶总管）。

清初改南直隶为江南省。

康熙六年（1667年）由于江南省规模和实力过大，分设江南江苏省和江南安徽省，前者之名取自当时全省最大的两个府城“江宁府”的“江”和“苏州府”的“苏”，是为江苏命名之始。后逐渐简称江苏省和安徽省（名自“安庆府”和“徽州府”）。

江苏省（巡抚衙门驻苏州）下辖江宁府（今南京）、苏州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通州府、常州府、镇江府、松江府（今上海）。隶属于南京的两江总督府总管，辛亥革命后废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