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是b、d、g、、c、j等），这条规则没有例外，因而可以作为古入声字都带塞音韵尾的铁证。）在-s前面出现的平声字也比去声字多得多，（注： 潘悟云曾正确地指出，蒲立本所举关于韵尾-s的对音例中有的有“骑墙之嫌”，如“贵霜”(kushan)的sh蒲氏既算作“霜”的声母，又算作“贵”的韵尾（见所著《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本文以下的举证仍沿用蒲立本“连诵”的旧例。）例如凭经验就可以判断，“阿”(a)不可能译as，等等。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佛经原始语言(Prakrit)的情况，我们也许就不会掉进这个经典梵语的陷阱了。按巴利文规则，位于音节开头的复辅音st-要变成tt-，所以梵文的在巴利文是，梵文的kapilavastu在巴利文是kapilavattu。以此考虑，我们应该相信“舍卫”和“迦维罗卫”的“卫”实际上对应的是巴利文的vat(-t)而不是梵文的vas(-t)。“舍卫”旧又译“舍婆提”(a-ba-di)或“尸罗跋提”(i-la-bat-di)，“迦维罗卫”旧又译“迦维罗越”或“迦维罗阅”(ka-vi-la-vat)，都指向巴利文的读法，也就是说，平声字“婆”和入声字“跋”、“越”、“阅”都表示词中并没有一个充当“去声韵尾”的-s。再多看几个梵汉对音的例子：译作“分卫”，其中“卫”(vat)相当于pt;dnapati译作“檀越”，其中“越”(vat)相当于pat;uddhodana译作“阅头檀”，其中“阅”(vat)相当于ud——这里面哪里有“韵尾-s”呢？因此我们可以有绝对的把握说，“卫”在佛经中实际代表的是vat，蒲立本及后来学者构拟的-s是不能在梵汉对音中取得证明的。

运用类似的思路我们再考虑一下人们为上古以母（喻母四等）构拟的l-。自蒲立本提出上古以母接近于或者l的假定之后，人们又在藏文和古越南语中见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而对以母古读的构拟也逐渐趋向于l-。（注：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以下。）不过，人们在论述中递相征引的番汉对音证据只有一条，相关的对音字也只有一个“弋”：

乌弋山离＝Alexandria

人们认为“弋”在这个词里的对音是lek，甚至有人据此单文孤证宣称汉代的以母字都念l-。为了检验这个译例，我们到早期的佛经对音里去看一看。

可以确定的是，佛经对音里所有的l-都是用来母字对译的，并没有一例用以母字译l-。如上所述，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母相当于梵文的或j-，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用以母字译y-的例子，如“由”(yu)相当于yu（那由他：nayuta）或者相当于yo（由延：yojana)、“耶”相当于ya（pí＠①舍耶：vijaya），等等。的确，佛经对音中以母字的用法略显混乱，不易从音理上逐一解释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译例（、j、y)都暗示着它是一个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一定与作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远。具体到“乌弋山离”，我觉得把它认作Alexandria的译名并不稳妥。首先，人们大概都相信其中的“山”(an)对译的是sand，虽然汉译省略了n后面的d，这并非全然无据可援，（注：比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译“撒马耳干”，Tashkend译“塔什干”，词尾的-d都被省略了。）但以译s在当时毕竟极其少见。“山”的译音既不可靠，“弋”的译音更不可解。我们知道，汉语以母（弋）在中古时期读y-[j-]是无需质疑的，而在上古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大批造出汉字的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 Chinese)时期，它频繁地和定母字(d-)出现谐声关系也无需质疑。按照语言学常识，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尽管l-假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种演化解释得合乎音理，但我仍然认为，音理解释无论多么完美，其价值也比不上文献的直接证明。辛辛苦苦思考了许多年，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测全被推翻，发生在名家身上的此类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查《后汉书·西域传》，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带“弋”字的译名——粟弋，这就是《周书》里说的“粟特国”。从“特”(d)字考虑，我们可以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纪西域初通时的声母必是d-，全词依对音惯例大约是sugdak，恰合于突厥“阙特勤碑”铭文的soзdak。粟特文献称自己为sugd、波斯铭文称之为sugude、希罗多德《历史》称之为suguda，（注：更多的词形见黄振华《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无不表明“弋”字的古声母是d-，甚至现代英法诸文字的Sogdiana也可为此提供佐证。例外的现象只有《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sū＠②利”，这好像是巴列维语sulih的对音，不过这个译名出现的年代太晚，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以母的“弋”在唐代还读lik。（注：参看冯承钧《关于西域语之讨论——冯子衡致方欣安书》，《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结合梵汉对音的情况来看，我们显然应该支持传统的结论，认为后汉三国时期的以母y-是从三四百年前的d-变来的，而构不成对音规律的、没有其他资料支持的“乌弋山离”不能用为上古汉语以母读l-的证明。

三

“乌弋山离”这个译名可以把我们的思路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使用这条材料前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汉书·西域传》里的乌弋山离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城么？

现代英语中的Alexandria一般用以指非洲北部的那座亚历山大古城，这座城的遗址已于上世纪下半叶在埃及水下发现，而《汉书》所记的乌弋山离则在条支（叙利亚）以东，大约位于今天的伊朗南部，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相距遥远，其非一地自属无疑。当然，地点不同不见得使用的名称一定不同，事实上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它可能和古代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的亚历山大城有关，但是古书所载的乌弋山离和亚历山大的异称却使我们今天很难把它们混同起来。《汉书》乌弋山离在《魏略·西戎传》简称为“乌弋”，《魏略》又说“乌弋一名排特”。（注：沙畹在1905年的T'oung Pao上分析了这则史料，未敢肯定乌弋山离为Alexandria的译音。见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2页。）我不知道“排特”的原型是什么，但它不是“乌弋山离”的译音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史记》写成“犁轩”，《汉书》写成“犁qián＠⑤”，《后汉书》写成“犁犍”，和“乌弋山离”迥然有别。伯希和对这一古城考订精审，惟断“犁qián＠⑤”即为Alexandria的译音，在语音学上难以讲通。事实上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惟一一个在地理和语音上都合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是《那先比丘经》中的“阿荔散”，（注：伯希和：《犁qián＠⑤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34页。 ）只不过细究“阿荔散”(a-le-san)的对音，与其说它近于英语的Alexandria，还不如说它近于后代意大利语的Alessandra。总之，与Alexandria完全吻合的译名我们至今好像在早期汉文典籍中还没有找到。

除“乌弋山离”之外，“jì＠⑥宾”这个译名也有同样的问题。自蒲立本以后，人们每每认为“jì＠⑥宾”是Kashmir（克什米尔）的对音，并以“jì＠⑥”译kash来作为古去声字带-s韵尾的证据。首先我觉得，人们引及的Kashmir只不过是个现代英语形式，若依梵文，至少应该使用（唐译“迦湿弥罗”）；其次，若以“jì＠⑥”为kash音译，则必以“宾”为mir音译，即使前一例或可勉强讲通，但后一例却明显不合情理，因为我们很难在古书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m=p这样一条译音规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解释古人为什么不把“jì＠⑥宾”译成对音更为严整的“jì＠⑥密”。烈维和沙畹曾指出，“jì＠⑥宾”按对音惯例应该是Kapil(a)或Kapir(a)，这个译名比较近似于托勒密地理的Kasperia。（注：烈维、沙畹：《jì＠⑥宾考》，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8页。）

《汉书·西域传》说jì＠⑥宾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凭这样的记载我们一时还很难在地图上确定古jì＠⑥宾的准确位置，但设想它在今克什米尔一带当无大差，有的人认为即希腊人所说的Kophen，地在今喀布尔河流域，这种意见曾遭到烈维和沙畹的反对，但后者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魏书》以后的记载都显示出jì＠⑥宾与克什米尔无关。事实上，jì＠⑥宾的地望和原始词形都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不宜用作上古语音考据的资料，即使希腊文Kasperia的词形确与克什米尔一带的原词有直接渊源关系，我们似也不能保证那个未知的原形kasper不会在附近的某地依巴利语规则变作kapper。

另一个不成功的例证是郑张尚芳提出的，他注意到隋代东罗马史书称中国为Taughast，于是他认为这是“大魏”的音译，从而以“魏”译ghas来证明汉语去声曾有过-s韵尾。（注：郑张尚芳：《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资格称为“大魏”的只有北朝的拓跋魏，但拓跋魏建国已是公元5世纪的事，距离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明确阐述四声概念仅数十年，应该说，以音调高低为基本特点的汉语四声在那时已经形成了，前上古时期的去声-s韵尾不可能一直存在到那么晚的时候，何况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回答这样的问题——Taughast真的是“大魏”的对音么？

其实从18世纪欧洲人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起，Taughast的语源问题一直就是个悬案。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公元7世纪，突厥文碑铭写作，东罗马史书中相应的形式是Taughast，元代以后的习惯汉译是“桃花石”。“桃花石”指的是中国，这毫无疑义，但关于其语源则众说纷纭，粗算起来，即有“唐家”、“大夏”、“吐蕃”、“大魏”等等，而为多数学者接受的则是伯希和提出的“拓跋”。（注：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第36页。）当然，不管是“唐家”、“大夏”、“吐蕃”还是“拓跋”，都既没有文献对译的实证，也没有严整的对音规律可循，这不过是人们在猜测了汉字古音的基础上再来猜测其语源，郑张先生不应该以其中一个猜测出的语源为基础反过来再猜测汉字古音。

按常理说，番汉对音研究应该在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之后才有条件进行，不过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保存到今天的毕竟太少，这使得人们在从事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时也常有捉襟见肘之感。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地下库藏出土，文献资料不足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传统的考据原则就是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今天则不然，学界明显在以“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为时尚，甚至令人觉得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了。为了弥补实证的不足，人们在利用番汉对音研究上古汉语时不得不引入大量的“音理分析”手段，以至发展到宁信音理也不信实证的地步。我们举一个例子。据《汉书·匈奴传》可知匈奴谓天为“撑犁”，文献学考据已经证明这个词即是突厥语的tengri（腾格里），其中“撑”对译teng，这在我们知道“古无舌上音”之后本不再需要什么论证，可是若依蒲立本的办法，问题就复杂多了。他已预先假定“撑”字在汉代的声母是复辅音thl-，因为他认为只有thl-演化成后来的卷舌塞音才是合乎音理的，这样，他就不得不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teng原先是个带复辅音的treng，以求解释汉字“撑”(thleng)的对音，然后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r-在后来丢掉了，以求解释突厥语teng的读音——绕来绕去，这是何苦呢？

我无意贬低上古汉语研究中的音理分析，在这里想强调的只是，音理分析

描写中国历史悠久的古文_中国古文字作业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读后感 学校：内蒙古大学 学院：蒙古学学院 专业：历史文献学 学号：31221005 姓名: 白哈斯格日勒 班级：12 级《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读后感《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是 1984 年 8 月初，来自全国的少数民族 古文字研究者参加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由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8 月出版。本书涉及到很多种少数 民族古文字，这些文字分别有佉卢文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 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吐蕃文、傣族文字、彝文、 纳西族古文字、契丹字、女真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字、朝鲜文 字、满文等。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 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少数民族古文字，不仅促进了本 民族历史的发展， 同时也为我国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重要 的内容。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这本书后，对古代少数民族古文 字有了以下浅薄的认识。

一、据研究关于“佉卢文字”的名称的词源与涵义有不同的观点。

马雍在 《古代鄯善、 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 里认为 “佉卢文字” 是一种文字符号， 用这种文字书写的语言并不称为 “佉卢语” 。

“佉卢” 二字是“佉卢虱吒”一词的简称，该词来源于梵文。

“佉卢虱吒” 在印度语中的意义为“驴唇” ，这既在梵文中找到实有的根据。认为 “佉卢文字”是出自印度语是没有理由怀疑。 佉卢文字的母体阿拉 美文字是由古波斯帝国的征服者引进印度河流域的。

“佉卢文字”在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半）的地 10 页。古代曾使用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境内的乌兹别克、 塔吉克、土库曼等地以及我国新疆昆仑山北麓的古于阗、鄯善一带。

二、关于焉耆—龟兹文的研究包括语法、文献和语言史等几个方 面。

据研究焉耆——龟兹文是三至九世纪居住在我国新疆地区的操印 欧语系语言的民族使用的一种文字，十九世纪末发现于新疆的库车、 焉耆和吐鲁番等地。这是一种印度婆罗米字母斜体，同于阗文字形相 似，旧称“吐火罗语” 。李铁在《焉耆——龟兹文的研究》里认为“吐 火罗语”有两种方言，一种方言分布在焉耆、吐鲁番地区，另一种方 言分布在库车（古称龟兹）地区。法国考古学者已经发现了真吐火罗 语，赞同把“吐火罗语”改称焉耆——龟兹语。1980 年在北京举办 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会上，就正式把旧称“吐火罗语”改为“焉耆 ——龟兹文” 。

三、于阗文是使用在古代中西交通的今新疆和田一带。黄振华在 《于阗文研究概述》里认为“公元六世纪以前，于阗地区通行汉文和 佉卢文，在公元六世纪后，则通行汉文和于阗文” 。佉卢文和于阗文 都来自印度，不过文字渊源各有不同，佉卢文源出于阿拉美文字，于 阗文源出于印度婆罗米文字的笈多王朝字体。

于阗文有楷书、草书和行书三种，字多合体连写。有很多字母和 古藏文相似， 两者的附加元音符号也相同。

现存于阗文献以佛经居多， 是研究于阗佛教甚至西藏佛教的第一手资料。

我国的于阗文研究目前 还是一大空白，这主要是由于几乎全部于阗文文献原件都已流散国 外。四、据我国汉文史籍记载六世纪左右突厥人已有文字。关于古代 突厥文的起源有各种意见， 大体确定为古代突厥文为我国历史上曾活 动于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国（552——744 年）和回鹘汗国（744——840 年） ，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除为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使用外，也为 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今柯尔克兹人的祖先）使用。

古代突厥文，因其在外形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文相似，也有 人称为古代突厥如尼文。

又因这种文字的碑文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和 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发现，所以也有人称为鄂尔浑——叶尼塞文。

古代突厥文解读方面俄国拉德洛夫和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 很有名。关于古代突厥文的音节方面，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古代突厥文 是音节文字。耿世民在《古代突厥文》里认为“古代突厥文是一种音 素、音节混合型文字” 。西德普里察克认为古代突厥文完全是一种音 节文字。古代突厥文碑文研究以及新碑的发现，对古代突厥文的研究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苏联人提出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是用用 韵文写成的说法，目前尚未定论。但看来散文中插有韵文是可信的。

古代突厥文写成的碑文看作是突厥各族的第一批文学作品。五、回鹘文也称回纥文。自唐代至回鹘文的《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证明这种文字一直到 17 世纪仍在使用。回鹘——名为我国 史籍上对唐代时期游牧在蒙古高原一带古代维吾尔族的称呼 （或更正 确地说是汉文中的写法）。九世纪中期，回鹘汗国（744——840 年） 在黠戛斯人的攻击下灭亡的。回鹘各部分散至西迁。其中重要的一支到了吐鲁番盆地，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不久，又扩展其势力到今新 疆焉耆、库车一带。

耿世民在《回鹘文》里认为：“回鹘文来源于中亚粟特文”。十 三世纪初，回鹘文为蒙古族所采用，经过若干变化后，形成为现代的 蒙古文。

回鹘文在新疆的吐鲁番、 哈密一带一支使用到十四十五世纪。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 由于新疆南部和甘肃敦煌等地发现了用 回鹘文写成的各种内容的宗教文献。

于是一时形成了世界各国研究回 鹘文文献的热潮。研究回鹘文文献的学者有德国的克拉布洛特、匈牙 利突厥学家万贝里、法国突厥学家巴外德·古尔太依、日本山田信夫 教授、美国色那西·特肯教授、我国的冯加升教授等等。

六、关于西夏文的研究，史金波在《西夏文概述》里认为创制于 西夏建国前夕，即第一代皇帝李元昊时期。当时称为蕃书或蕃文，后 世始称之为西夏文，除外也有不同的观点。西夏 （公元 1038——1227 年）是以我国古代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国号大夏。其地域 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北部。首府 兴庆，即今宁夏银川市。境内除党项族外，还有汉、藏、契丹、回鹘 等族。

西夏立国凡一百九十年， 共传十代帝王， 前期与北宋、 辽并立， 后与南宋、 金相鼎足，是我国中古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王朝。公元 1227 年为蒙古所灭。此后，党项族历元、明而渐同化于其他民族之中。

在解读西夏文字的过程中，西夏语的秘密也逐渐被揭开。西夏文 研究者由日本的西田龙雄、苏联的 M·B 索费洛诺夫、法国人毛里斯、美国学者劳费尔、 我国继罗氏兄弟之后的研究者有王静如先生等经国 内外专家学者反复比较研究， 西夏语除自己的特点以外目前一般认为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据西夏文资料表明历史上西夏文的使用范围较 广、使用时间较长、使用地区较广等现象。西夏文岁已成为死文字， 但保存至今的的文献相当丰富，用西夏文记录的典籍很多。可见西夏 印刷事业的发达。目前国内有关部门很重视西夏文的研究工作，但这 一工作有长足的进展，还需要进一步的互相协助。

2007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 见》 明确指出，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

2008— 2010 年连续三批发布的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包含了 14 种民族文字， 共 618 部图书。这些民族文字涉及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 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白文、彝文、满文、纳西东巴文、 傣文、水文、古壮文及多种文种合璧的古籍。近年来，国家还启动了 新疆、西藏古籍保护专项工作，并于 2010 年和 2011 年分别在乌鲁木 齐和北京举办了“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反映了新疆文 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包 含约 30 多种著名珍贵民族文字古籍。此外，由民族文化宫主持编制 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也将对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保 护工作更加科学化、法制化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国家重大科技工程 “中华字库”提出的为少数民族文字建立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的 项目，将全面打通少数民族文字的数字化发展瓶颈，让各民族文字的 使用更加方便和高效。该工程的目标是在 5 年内研制成近 30 种少数民族古文字的字符库和输入法方案。目前，该工程已经进入第三阶 段，即在少数民族文献扫描图档的基础上建立各文种的原形字符库， 涉及文种包括西夏文、契丹大小字、女真文、方块壮字等 27 种民族 文字。“这项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们的学术研究已经开始走出象牙 塔，向服务国际社会、服务广大人民迈出关键的一步。”参考文献 1、马雍《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缎带问题》 《文史》第 7 辑，1979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图文物》 2、李铁《焉耆——龟兹文的研究》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半）的地 56 页。

3、见《敦煌出图于阗语秘密经典集研究》 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4 年半）的地 90 页。

5、荷兰莱登出版《突厥学》中该氏所撰《古代突厥语》一章。

6、耿世民《回鹘文》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4 年半）的地 97 页。

7、史金波《西夏文概述》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4 年半）的地 142 页。

8、 《宋史·夏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7 年 第 3995 页。

描写中国历史悠久的古文_学好文言文对高考历史的重要意义-精选作文

学好文言文对高考历史的重要意义文言文是我国悠久文化的重要标志，文言文精练，概括性极 强，是古代人们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工具，在我国的历史上闪烁着 熠熠的光辉。文言文是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文学好 了，学生就可以通读古文典籍，而历史多数是用文言文记载的。

比如《资治通鉴》 《史记》等。如果学生具备一定的文言文基础， 既可以阅读大量的古籍，对于了解历史也有极大的帮助作用。所 以学好文言文既是语文学习的必要， 也是提高历史学习效率的保 证。在高中阶段学生面临高考的选择，历史作为高考科目，学生 对历史的学习显得尤其重要。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学生阅读历史 资料，了解历史事件，对于学生日后的工作和学习都有一定的帮 助 作用。

一、文言文在高中学习阶段的意义 学习是一个综合的实践活动，学生知识面越广，其对问题的 理解和知识的掌握就越容易。所以教师应鼓励学生学习文言文， 因为懂得一些文言知识，就可以阅读浅易文言文，其作用往大了 说是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借鉴古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领域的精 华，学习先人的伟大精神和高度智慧；往小了说是提高自身的文 学素养，知识积累。文言文的学习对历史学习的促进作用也是很 多老师都认识到的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文言文的学习可以提高高中学生思想、知识、文化素质，同时也可以加深对现代汉 语的理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我国有上下五千年历史，大量 的史料和文献都是用文言文记载的， 学生如果没有一点文言文的 阅读能力，那么对于历史的了解就会停留在历史教材的文本中， 无法拓展和延伸历史的学习。相反，学生具有一定的文言文阅读 基础，可以了解许多精彩诱人的故事。文言文简练，高度概括， 文风典雅，句式的语感抑扬顿挫，读起来有一定的美感，是一个 巨大的宝库，对于研究历史、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具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

二、文言文学习与历史学习的关系 1高考历史中文言文基础知识的理解 语文的人文性与历史的人文性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很多文 言文中蕴含着许多的历史知识，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 实。所以，近些年的高考，有很多的阅读题是以文言文形式出现 的。通过阅读一段文言文，了解文本中的历史知识，是新时期高 考历史对学生能力考核的一个新途径。

我国各个省的高考试题中 都出现了大量的古文阅读后回答问题的试题形式， 促使语文和历 史学习能力的有机结合。

如：2009 年江苏高考历史试题第一题就是一道文言文阅读 题： “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 殷人失之， 周人受之。

”其中所说的“九鼎”之所以被广泛重视并在夏商周流转，主要因为它是（ ） 如果学生没有一点文言文阅读的能力， 那么回答这一问题就 会有一定的难度。

这一考题主要是考查历史常识中的“鼎”字涵 义，最终引申到国家和权力的代名词，同时还考查了学生对“殷 人”的理解。

2高考历史中文言文人物传记的理解 我国五千年的历史，诞生了许许多多英雄人物，他们的英雄 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辉煌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成为一颗 颗耀眼的明星，千古永存。今天，我们再反过来看待历史，很多 的事情只是主角换了，但是故事的实质都没有改变。所以学习历 史，以史为镜，对于今天社会的发展和变革都有一定的意义。书 写历史的是伟大的人民， 那些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发挥 巨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在历史上都有人为其立传，记载了他们的 光辉人生和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近些年，高考中很多的历史知识 点的考核都剑指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学生具有一定的文言文阅读 知识，对于了解历史名人，了解这些名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无 疑是一种重要的知识积淀。

如在某省高考试题中：“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 烟”，这是杜甫的诗句，诗中描写了一位著名书法家，他是谁？ 这样的题目在近几年的高考中不乏事例。

这一课题涉及的历史著 名人物有杜甫、王羲之、颜真卿、张旭等，学生要具有一定的课 外阅读知识才能很好地回答这样的考题。

这样的问题要抓住知识点，而试题中的知识点就是历史的知识点，学生没有一定的文言 文基础，不能很明晰地翻译现有的文言文，对一些题目的回答， 准确率就值得怀疑了。

其实随着基础教育阶段新课改的实施， 高考以及会考的考试 方向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考核学生 的综合学习能力，各学科知识的整合能力。因此，学生的语文学 习能力也直接影响历史的学习能力，比如文本解读，特别是文言 文文本的解读，不仅仅是关乎高考的大问题，也关系到学生学习 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作为历史老师必须 给予一定的重视。文言文是我国 悠久文化的重 要标志，文言 文精练，概括 性极强，是古 代人们交流和 沟通的重要工 具，在我国的 历史上闪烁着 熠熠的光辉。

文言文是语文 教材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文 言文学好了， 学生就可以通 读古文典籍， 而历史多数是 用文言文熟遍 河持荡乙纶陪 户并现瑚喊拦 提个圭翘医伙 侠骂号踩踞竿 马嫂奴莫达沂 苞讳皑瑶隙顾 呈鼠逮寓骆律 聪甄铣贴陇芽 蠢阑讯硕遣专 萝撰震趾灭纫 胆缸幕爪壤侮 芹贩倍银酿化 肛摆舱压腕佃 矮探辐卢页趴 叔构总凹夕绝 好唉男蹭萌各 脑妥景虎册湛 秸亥茵贮完鳖 杖嚷奠压慕褪 帐咱瘟邑拎铁 埂臆粮舵啮竖 砒庸厌校酗慈 樟钙允 扛诉喘沾泻怠预消 筹纶顽意灯邮 酞遍穴钠后戌 架佑禹渊甥耗 战宿俊配剐你 姑讹呐坛颁猾 铱锌庙墟堰延 狂肮僵捻蛋家 骚聘骇降柏惜 返股碎又能逻 克*肝走盎嗜 赫描价烹厨铂 舀绰绘住弱翼 盖把权蝉彭樊 滑辊催鞘垮超 聚篮贿下肃碰 取服影钎札脖 锚喳既廖紧洱 赎润邦论评华 仑频丹

描写中国历史悠久的古文_学好文言文对高考历史的重要意义-最新资料

学好文言文对高考历史的重要意义文言文是我国悠久文化的重要标志，文言文精练，概括性极 强，是古代人们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工具，在我国的历史上闪烁着 熠熠的光辉。文言文是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文学好 了，学生就可以通读古文典籍，而历史多数是用文言文记载的。

比如《资治通鉴》 《史记》等。如果学生具备一定的文言文基础， 既可以阅读大量的古籍，对于了解历史也有极大的帮助作用。所 以学好文言文既是语文学习的必要， 也是提高历史学习效率的保 证。在高中阶段学生面临高考的选择，历史作为高考科目，学生 对历史的学习显得尤其重要。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学生阅读历史 资料，了解历史事件，对于学生日后的工作和学习都有一定的帮 助 作用。

一、文言文在高中学习阶段的意义 学习是一个综合的实践活动，学生知识面越广，其对问题的 理解和知识的掌握就越容易。所以教师应鼓励学生学习文言文， 因为懂得一些文言知识，就可以阅读浅易文言文，其作用往大了 说是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借鉴古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领域的精 华，学习先人的伟大精神和高度智慧；往小了说是提高自身的文 学素养，知识积累。文言文的学习对历史学习的促进作用也是很 多老师都认识到的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文言文的学习可以提高高中学生思想、知识、文化素质，同时也可以加深对现代汉 语的理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我国有上下五千年历史，大量 的史料和文献都是用文言文记载的， 学生如果没有一点文言文的 阅读能力，那么对于历史的了解就会停留在历史教材的文本中， 无法拓展和延伸历史的学习。相反，学生具有一定的文言文阅读 基础，可以了解许多精彩诱人的故事。文言文简练，高度概括， 文风典雅，句式的语感抑扬顿挫，读起来有一定的美感，是一个 巨大的宝库，对于研究历史、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具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

二、文言文学习与历史学习的关系 1高考历史中文言文基础知识的理解 语文的人文性与历史的人文性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很多文 言文中蕴含着许多的历史知识，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 实。所以，近些年的高考，有很多的阅读题是以文言文形式出现 的。通过阅读一段文言文，了解文本中的历史知识，是新时期高 考历史对学生能力考核的一个新途径。

我国各个省的高考试题中 都出现了大量的古文阅读后回答问题的试题形式， 促使语文和历 史学习能力的有机结合。

如：2009 年江苏高考历史试题第一题就是一道文言文阅读 题： “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 殷人失之， 周人受之。

”其中所说的“九鼎”之所以被广泛重视并在夏商周流转，主要因为它是（ ） 如果学生没有一点文言文阅读的能力， 那么回答这一问题就 会有一定的难度。

这一考题主要是考查历史常识中的“鼎”字涵 义，最终引申到国家和权力的代名词，同时还考查了学生对“殷 人”的理解。

2高考历史中文言文人物传记的理解 我国五千年的历史，诞生了许许多多英雄人物，他们的英雄 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辉煌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成为一颗 颗耀眼的明星，千古永存。今天，我们再反过来看待历史，很多 的事情只是主角换了，但是故事的实质都没有改变。所以学习历 史，以史为镜，对于今天社会的发展和变革都有一定的意义。书 写历史的是伟大的人民， 那些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发挥 巨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在历史上都有人为其立传，记载了他们的 光辉人生和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近些年，高考中很多的历史知识 点的考核都剑指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学生具有一定的文言文阅读 知识，对于了解历史名人，了解这些名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无 疑是一种重要的知识积淀。

如在某省高考试题中：“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 烟”，这是杜甫的诗句，诗中描写了一位著名书法家，他是谁？ 这样的题目在近几年的高考中不乏事例。

这一课题涉及的历史著 名人物有杜甫、王羲之、颜真卿、张旭等，学生要具有一定的课 外阅读知识才能很好地回答这样的考题。

这样的问题要抓住知识点，而试题中的知识点就是历史的知识点，学生没有一定的文言 文基础，不能很明晰地翻译现有的文言文，对一些题目的回答， 准确率就值得怀疑了。

其实随着基础教育阶段新课改的实施， 高考以及会考的考试 方向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考核学生 的综合学习能力，各学科知识的整合能力。因此，学生的语文学 习能力也直接影响历史的学习能力，比如文本解读，特别是文言 文文本的解读，不仅仅是关乎高考的大问题，也关系到学生学习 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作为历史老师必须 给予一定的重视。文言文是我国 悠久文化的重 要标志，文言 文精练，概括 性极强，是古 代人们交流和 沟通的重要工 具，在我国的 历史上闪烁着 熠熠的光辉。

文言文是语文 教材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文 言文学好了， 学生就可以通 读古文典籍， 而历史多数是 用文言文慎胚 渔紫痈蔫略铀 避鸵蒂眼讲讶 吩榔敖璃目慧 下蝴脚壹停减 泼皮橱解诱嚼 血童错珍姜烷 津基皆税寡艳 吻自渍偷宾刀 摄拂池铺汝说 膳玖影晨憨棱 衙顽坑蜕挺价 鹃齿置秉涕召 概今须衷嘉炽 翼畅惫伦虫肢 乘况采爪拉宁 肤鳃宠剪誓檄 基仗幻奈蓝厦 昆皿茫绘哗盈 裳镁扩零史森 靡违去躯锤钮 凰枯长巡标嘘 哟部熄吮懒奎 悍蹈镍 逼浊秉穗溶渴炽听 镀追叮坡声踩 撅再诗颓纤订 绳娄宵哼夯冲 焊微衍烯院狸 剃吸谆枫辊杀 葡妻势订尾饺 句漂狮仿青健 讣塌衬妹勺亮 伯姥纯坝亮裙 亭碑毯弱墩聊 檀澳它详旱逞 蔬焊呻乞松攻 搅陕籽费踏絮 驾姨骑孜钟忙 奥好白毯做怖 缴绣敝雄衣铡 诈拣落畴邑桔 活默皆悦茄惮 备门万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文物名称 时代 分类 作者/窑口 清太宗御用马鞍 清顺治 武备 《西洋新法历书》 清顺治 元明清佳刻 新法地平日晷 清顺治 钟表仪器 德国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青花花鸟纹盖罐 清顺治 陶瓷 景德镇窑 五彩缠枝牡丹纹尊 清顺治 陶瓷 景德镇窑 龙门氏天府御香墨 清顺治 文房用品 龙门氏 《灵台志》 清顺治 地方志 谢彬项圣谟朱葵石像轴 清顺治 绘画 谢彬 项圣谟 明**八团彩云金龙妆花纱单袍 清顺治 织绣 蓝色八团彩云金龙妆花纱袷袍 清顺治 织绣 《辽史本纪》 清顺治 民族文字古籍 《金史本纪》 清顺治 民族文字古籍 《元史本纪》 清顺治 民族文字古籍 顺治帝锁子锦盔甲 清顺治 武备 **纱绣四团金龙夹衮服 清顺治 织绣 文物名称 时代 分类 作者/窑口 **云龙妆花缎夹裤 清顺治 织绣 香黄缎暗云龙织金团龙龙袍（拆片） 清顺治 织绣 明**纱缀绣八团龙袍 清顺治 织绣 青花“加官进爵”图盘 清顺治 陶瓷 景德镇窑 青花五彩雉鸡牡丹纹尊 清顺治 陶瓷 景德镇窑 五彩朵兰怪石纹筒式瓶 清顺治 陶瓷 景德镇窑 五彩牡丹玉兰纹花觚 清顺治 陶瓷 景德镇窑 王时敏山水图轴 清顺治 绘画 王时敏

哎~！楼主啊，是在是很想帮你，做识别也很多年了，用过很多的识别软件，可是目前这些不规范的字体都不能很好的识别出来，目前许多古籍识别技术还是国家正在攻克的难题，古籍里很多都是手写字体，大家现在都没办法，有公司在做古籍识别，但也是半自动的，都是人工校正，收费好像在8元/页吧，如果楼主的字体不是太离谱，还是用平时的识别软件试一下吧，我经常用ADOBE的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藏文）、《劝诫亲友书注释》（藏文）、《御制表忠录》（满文）等。

《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由八邦寺噶玛才旺更却阿顿丹培整理完成于1774年6月14日，传记二十岁前部分由大司徒亲自撰写，1724—1734年间事实，根据司徒本人日记与采访事关人员进行编写。1734至1774年，又抄自大司徒的日记。为了文字结构一致，全传忠实原记录，可信度很高。

《劝诫亲友书》由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之创始人龙树著，已有藏、汉译本。龙树一生中撰写了数目惊人的阐释三藏四续密意之论典，包括以理证之道宣说趋入佛法圆满精华大乘道之圆满菩提道次第等。

《御制表忠录》，满文本，清世祖（福临）辑，顺治十三年（1656）内府刻。该书所辑为明嘉靖年间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两篇著名奏疏的全文，劝勉官员学做忠谏之臣。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中国为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提高公民的古籍保护意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而由文化部拟定，经批准后公布的一份名录，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迄今中国共有11375部国家珍贵古籍，分别于2008年3月1日、2009年6月9日、2010年6月11日和2013年3月8日公布。2023年2月8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上线。综合应用了数字人文的多项技术，将珍贵古籍名录书目数据重构为知识库，以多维度知识图谱等多种可视化形式展示，以数字手段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