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载体类型收费不同，如果是重新影印出版的，同普通复印，A4一张02元，如果是缩微品，还原A4一张1元，如果是原件的古籍那么就不能提供复印，只能翻拍之类，具体价格视版本不同。没有VIP之类的说法。

原则上，即便是普通的一些其他阅览室内都不允许拍照；

但实际上确有人在那里拍照，通常都不会大张旗鼓，一般工作人员也就不会制止；

个人建议：对于特别想保留的部分页面和资料，可以在每个楼层提供复印等服务的柜台进行咨询和相应付费操作。

你好，古书有几种方法：

1古书修补法：将残破古籍直接拿到古籍修复中心（省市图书馆都有付费修复服务、或者去书藏网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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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这种修补法是将残破古籍托裱成“金镶玉”就是整页用特制纸张裱起来，一页页都这样再装订成册，就可以翻阅了。

2直接影印古书。图方便可以直接用复印机复印，使用复印件就行。

3古籍脱酸法，就是用特制技术将发脆古籍进行脱酸处理，使纸张变软。但是这种需要有一定量，古书较多可以找机构处理，少的话一个不划算、再一个别人也可能不会答应。

以上资料来自

书藏网

（百度下

书藏网）

复印书是说明原书现在稀少，一般复印书多是年比较久远、版本较早，已经停产绝版的图书，注意区分印制版的真伪。

复印书是拿正版用复印机扫描打印，或者网上收集的电子版打印，然后装订成册。有的可能封面都没有，好一点的会彩印封面。可单本复印少量复印，对于数量没有任何限制。

需要注意区分复印版和影印版，影印版本为正版书，复印版不一定。影印版一般会用在古籍图书和外文图书上。为了展现古籍图书的原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对古籍不做任何修改和注解直接出版的图书是为影印版。

走得匆忙的胡适是不可能来得及整理藏书和个人文件的，除带走了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之外，连《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带走，更不用说他数以万计的藏书，以及手稿、日记、信件、照片等个人文件了。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留下来照管。

胡适藏书今何在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适仓促飞离北平，未及带走多年收集的大量珍贵藏书和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个人资料。一九五七年，胡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将这批藏品全部遗赠给北京大学。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批弥足珍贵的文物“身首异处”，尚未得到最充份的整理和研究。很多海外学者仍四处打听：“胡适的私人藏书和文件档案到底现在何处？”

胡适匆忙离平，仓促间丢下了一生心血所致的藏书和个人文献，这批藏品不仅是他个人，更是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珍贵财富。

一九四八年冬天，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郊外的清华大学已经先得解放，城里风传北大将要南迁。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再三辟谣：“北京大学如果离开北平就不能称为北京大学了，所以决无搬迁之理。”实际上，不仅北大确无南迁之意，就是胡适本人也完全没有任何离去的准备。直到十二月十二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报，电文说：“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他才突然改意决定离开北平。十三日下午，城门未开，胡适与陈寅恪两家无法抵达机场，因此未能成行。当晚，他们与北平行辕主任傅作义取得联系，商定次日一早由专车将他们送至机场。十四日，胡、陈两家飞赴南京。

走得如此匆忙的胡适是不可能来得及整理藏书和个人文件的，因此他未能像陈寅恪那样随身携带一部份藏书，事实上，他除带走了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之外，连《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带走，更不用说他数以万计的藏书，以及手稿、日记、信件、照片等个人文件了。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留下来照管。

以胡适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论，这批藏品也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藏书的体系可以揭示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及渊源，个人档案更为研究者深入了解其哲学、史学、文学、政治、道德、教育等思想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丰富材料。

北大历史系胡适研究专家欧阳哲生告诉记者，胡适多年治史学，又有“历史癖”，所以他对收藏之事向来颇为看重。更何况，二十六岁就已成名的他自信自己将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因此他更注重收藏个人档案资料。他连给人写信都要存底，否则便会在信中说明自己未存底稿，要对方看过信后把原稿退回。他如此自觉地收集文献资料，加之生活一直富足安定，在客观条件上有所保证，“因此”欧阳哲生说，“胡适虽称不上最大的藏书家，但可以说他是个人资料保存得最完备的一代文化大师。”

胡适一九四八年以前长期居住北平，他“处心积虑”收集的藏书和文件也因此几乎全部存于北平寓所中。这样丰富完整的史料文献，其研究价值之大可想而知，它决不仅仅是为胡适个人所珍视的财产，更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一笔巨大财富。

那么，这笔财富后来命运如何？如今又下落何方呢？

目击者证明：一九四八年底，胡适手稿、文件、书籍一律装箱。一百零二只大木箱，全部寄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

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胡适本人于一九六二年逝世，其子胡思杜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中自杀身亡。其他与这批藏品有关的当事人也纷纷作古，现在，真正的知情者实在已为数不多。所幸的是，当年在东厂胡同与胡适南北相对而居的，他的学生和助手，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邓广铭先生一直关心这批藏品的下落，作为当年的“目击者”，邓先生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作出了亲笔证词。

“胡氏的藏书、手稿以及来往的书信等等，一律存放在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当时北平和平解放的局势已定，但解放军尚未进城。北京大学派遣图书馆的管理人员郭松年等人到东厂胡同一号把胡氏书库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书籍等一律装箱，共装了一百零二箱（木箱都是胡氏抗日战争期内，把所有藏书送往天津银行保险时做的），全部运往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存放。此情此景因我当时仍然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所以全得亲眼目睹。现虽已事隔四十多年，但我的这一记忆必不至有误。”

通过邓广铭先生的女儿邓小南，记者找到了曾协助邓先生工作的沈乃文，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沈乃文告诉记者，他曾为调查胡适藏书之事找过邓先生，邓先生明确地对他说，自己当年目睹了装箱的全过程，装完箱后，“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而且，不仅是胡适的书和书信文件全部被装了箱，就连邓广铭放在胡家的书也被一起装了进去，连同胡家的一些生活用品一起，全部搬到了沙滩松公府的北大图书馆。

据沈乃文调查，这次整理、装箱和转移，是由胡思杜主持的，当时的参与者还有北大图书馆的毛准、王重民、郭松年、张光译、王幼忻等人。一九九五年，当时尚健在的王幼忻也提供了与邓广铭先生一致的证明。

胡适本人自一九四八年后再未回到北京，其子胡思杜又过早夭亡，这批寄存于北大图书馆的藏品由人民政府给予了安置。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市人民法院有批复北大的公函：“经报请市人民政府胡适等物品暂由你单位保管。胡适等文物书籍在保管期间，可暂作你校教学科研之用。”一九六零年，大部份胡适藏书由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旧址迁往海淀燕园现址，一九六二年，剩余的小部份也搬至燕园。

胡适一九五七年立下遗嘱，将寄存的书籍、文件赠与北京大学。

胡适当然是始终不能忘怀北平的藏书和文件的，那是作为学者、历史学家的他用大半生的时间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一九五七六月四日，他在纽约立下遗嘱，在极为简洁的几项条款中，他专项提到这批藏书和文件。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他在遗嘱中这样说：“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抛开政治因素，仅从人情的角度来看，人们不难从这份遗嘱里看到胡适对北大的深情和对那批藏书文件的萦怀。

一九六二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当时的中国内地正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人们对胡适的遗嘱一无所知。

一九八七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沈乃文偶然看到了刊登在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的有关胡适遗嘱的消息，北大图书馆至此方知胡适关于那批藏书、文件的交托。一九九三年三月，当时的馆长庄守经访台，专程来到台湾胡适纪念馆，意在寻找胡适遗嘱。台湾胡适纪念馆馆长吕实强提请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批示。五月，吴大猷亲自出面，同意将胡适遗嘱的中、英文复印件提供给北京大学。

胡适的遗嘱在海外早已广为人知，许多海外学者都曾以各种方式向北大询问过胡适藏书、文件的收藏情况，询问是否已成立一个专门的文库收藏胡氏藏书及资料。面如许善意而急切的询问，北大图书馆深感为难。这不仅因为北大图书馆藏的胡适藏书已有部份被打散，更重要的是，一些珍贵的善本古籍和最有价值的胡适书信、手稿等个人档案资料早已被调出了北大图书馆。

一九五四年，胡适藏书、文件经历了第一次神秘的分割；一九六四年，第二次分割则有案可查。胡适藏品从此“身首三处”。

事实上，北大图书馆现在只存有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一百零五种善本古籍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一万五千余件胡适书信、手稿等文件则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么，这批藏品是何时、何地被怎样的方式分割的呢？事情要从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时说起。

一九五四年，为了准备批判胡适的材料，中宣部从北大图书馆取走了大部份的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据对此进行了大量调查的沈乃文告诉记者：中宣部资料室取走了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后，从中编选了《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一》和《之四》，均以“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名义编印出版，内部发行，供全国批判使用。邓广铭先生也一直认为这些小册子是查清胡适书信、日记、文件下落的重要线索。邓先生很早以前就曾明确地对北大图书馆的郭松年说：“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的唯心的实用主义思想时，中宣部曾印行了《胡适日记选》、《胡适书信选》等等小册子，每册的封面上都印有‘供批判用’四字，这些小册子是根据什么材料印成的，必定是从北大所存的胡适的书箱内提取去的。”而至于为何没有留下提取的证据和手续，邓先生猜想：“这很可能是因当时北大图书馆的负责人认为继续保存胡适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沉重包袱，必须甩掉而后快，所以当中宣部提取时，也不要求办任何手续。”

沈乃文的调查证实了邓先生的猜想，他说：“一九五四年批胡适，在当时是中央领导的一场极其严肃的阶级斗争，北大是将中宣部取用胡适寄存北大图书馆的书信文件作为政治任务坚决执行的。中宣部的这一行动是不公开的。而且当时胡适藏书和书信文件仍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上书库，其时中宣部图书馆已进驻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下，取物不过是从楼上搬到楼下，没有给北大留下任何手续。”

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过去以后，这批用作资料和证据的书信、日记等文件并没有物归原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文件随其负责人黎澍转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近代史所）。一九九五年六月，了解当时情况的中宣部工作人员也为此出具了证词。

事实上，一九五四年的第一次分割并非唯一的一次。一九六四年，胡适的藏书、文件又经历了第二次分割，这一回，有确切的记录。

一九六二下半年，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对胡适的藏书和书信文件进行分配。分配的办法是：将一百零五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剩余的北大存一九二四件胡适书信和文件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普通藏书则继续由北大图书馆保存。

一九六四年初，这次分割按要求完成。北大图书馆至今仍保存这次分割出去的藏书、文件的目录清单。

胡适的藏书、文件从此“身首三处”。

北大图书馆曾依遗嘱希望把藏品归于一处，但条件尚未成熟，合并之事未得解决。

当然，物分三处并不等于这批藏品完全未得整理和利用。研究者如需查阅胡适的书信、文件、日记等资料，持单位介绍信即可到一周对外开放两个上午的近代史所图书馆阅览，手续也并不繁难。到北图的善本书阅览室，凭藉书名目录，你也大概可以找到胡适私人收藏的善本古籍。在北大图书馆里，如果够幸运，你也许会碰巧借阅到胡适的藏书，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记者就曾极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里借阅过有胡适亲笔签名、印章，并题写了短序的《独立评论》杂志。

但是，对于专门的研究而言，这样的整理和收藏是不行的。研究者无法从这些零散的书籍里发见胡适藏书的体系性，也无法方便自如地运用本来十分完整的资料和书籍。因此，学界早已努力，希望能将所有藏品归为一处，在此基础上建立“胡适文库”，使这些收藏物尽其用。更何况，这批藏品属于胡适私人财产，他在遗嘱中的遗赠之愿理应得到尊重和执行。今年九月三十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构想》一文，学者首次在媒体上提出了“尊重适之先生的权利，以及学界使用这批材料的迫切要求”的愿望。

据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介绍，自一九九三年得知胡适遗嘱以来，北大图书馆就开始了索还藏品的努力。一九九四年三月，北大图书馆致函北图，请求北图根据胡适遗嘱将馆藏的一百零五种胡适藏善本古籍归还北大图书馆。 北图对此表示了理解，但需待有关领导部门批示方可交还。于是，一九九五年二月，林被甸馆长通过张芝联教授联系了北大的七位政协委员，联名向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提出议案，希望解决胡适藏书文件的保管问题。与此同时，林被甸以个人名义上书中央领导，详陈此事原委。

两封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国务院为此徵求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的意见。这时，北图方面更换了领导，新主管也承认接受并保存胡适私人藏书的事实，但他们认为：胡适藏书的分割有其历史原因，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应慎重，北图作为国家图书馆，条件最为优越，因此，他们认为这批书还是仍由他们保存为好。

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北大的请求“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说，近代史所馆藏的胡适个人资料“并非来自北大，亦非由文化部份配”，他们在进驻该所现址东厂胡同一号（即胡适原居所）时，就在胡适办公室中发现了他未及整理搬运的大批书信、文件，这些文件由近代史所整理并保存，应算近代史所固有。此外，他们的收藏中，另有一批文件来自王重民的捐赠和向历史博物馆征集得来，只有很小的一部份来自北大。

针对胡适的遗嘱，他们认为：这一遗嘱的法律效力值得怀疑，遗嘱如何解释也需进一步商讨。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北大拿不出实据，无法证明一九五四年和一就六四年两次分割的事实。

鉴于三方面未能达成共识，合并的计划尚未开始，便于一九九五年又停了下来。

近日，当记者再次对此事进行采访时，北图的负责人已经调换，北图的工作人员虽大力支持记者的采访，但无奈已找不到任何知情人。记者甚至需要反过来向有关工作人员简单介绍情况，以便于帮助其寻找知情者。一位业务处的工作人员在多日查询后告诉记者，那批胡适藏善本书没有单独存放，是统一保存于善本书库，与其他书一样对读者开放的，属于正常利用的状态。这位工作人员强调：“北图的善本书保存条件非常好。”

当记者问及北图是否有意按胡适遗嘱归还这批书时，这位工作人员说：“当初这批书是由政府拨交给北图的，不是我们自己从北大手里拿来的。既然当初这属于政府行为，那我们现在也没有理由自己把书归还给别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关人士则不愿意多谈此事。

深入学术研究，资料整理、利用是根本。胡适藏书文件并不仅仅是一笔物质财富。

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胡适的研究在内地起步较晚，但发展却相当快。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说：“近年中国学界热衷于‘重新发现胡适’，在我看来，已经跨越‘政治平反’阶段，而与九十年代学术史研究潮流息息相关。”

学术的研究需史料整理作后盾。在胡适研究领域，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大力开展。姑且不说国外及台湾方面，仅内地自七十年代末至今，就有不少喜人成绩。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整理出版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九八五年，他们又整理出版了两册《胡适日记》，收录了一九一零、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三七、一九四四年中共二十六个月的日记。一九九四年，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近代史所整理的洋洋四十二卷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套大书每套售价二万六千元，学者们虽无财力个人收藏，但可利用图书馆馆藏进行研究。此外，耿云志、欧阳哲生合编的《胡适书信集》，胡明编、四百多万字的《胡适精品集》，耿云志编、三百多万字的《胡适论争集》，以及年内即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是由欧阳哲生主编，共十二卷，长达六百多万字。据悉，安徽教育出版社编的《胡适全集》也正在进行中。

面对如此广阔的研究空间，如此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的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充份、全面地利用现有材料，利用“胡适文库”或胡适藏书目录之类的资料系统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无论胡适藏书及文件最后归属何处，最重要的在于结束物分三地，身首异处的局面。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对记者说：“胡适当年所留下的书信文件，海内外瞩目，希望同有关几家通过协商把这批珍贵文献资料集中于一处，使之充份发挥作用。作为学者和文献工作者对此应该能取得共识，带头来做好这件事。”一直关注此事的沈乃文对记者说：“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研究胡适应该尊重胡适本人的意愿。毕竟这是胡适的私人财产，是他寄存在北大的，而不是他丢弃不要的，或是被党和政府没收的。因此应按胡适本人的意愿进行处理。”

胡适的藏书和文件并不仅仅是一笔物质意义上的遗产和财富，它更是属于中国文化界的一笔共同的精神财富。结束采访时，欧阳哲生对记者说：“不管由什么人收藏，最重要的是要对这批藏书和资料好好地进行整理、利用和研究，那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它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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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古籍复印本需要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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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所涵盖的业务内容可以分为：批发和零售两种。其办理对象是：申请设立出版物零售、出租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申请从事出版物零售、出租业务。

三、零售许可证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体户都可以办理；经营范围里有出版物经营这一项即可。

截至2015年底，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纸质藏书800余万册，以及近年来大量引进和自建的中国国内外数字资源，包括各类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和多媒体资源约300余万册（件）。馆藏中有150万册中文古籍，其中20万件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外文善本、金石拓片、1949年前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中国国内图书馆前茅，为研究家所珍视。此外，还有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名人捐赠等特色收藏。

1书刊报纸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总馆收藏中外文图书263万余种，其中外文图书含有30多个语种；中外文报刊4万余种，外文报刊以英文为主。收藏图书年增长量在5万种以上、报刊年增长量在5千种以上。

2古籍文献

古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古籍文献总量达150万册，其中善本古籍约2万余种、20余万册。2008年以来，北大图书馆共有352部古籍善本分别入选由文化部确定、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具有规模宏大、种类齐全、特藏丰富、珍品众多的特点。重要的馆藏中，以年代划分，有敦煌卷子288号，宋、元刻本300余种，明刻本近万种；以出版国别划分，有日本本2000余种、朝鲜本200余种；以制作方式划分，有抄、稿、写本9000余种，活字本3000余种；以内容类型划分，有方志近5000种，家谱2200余种，还有多个小说戏曲专藏，如车王府曲本1536种，马廉不登大雅之堂藏戏曲小说928种，程砚秋御霜簃藏曲本1400余种。馆藏金石拓片4万余种、8万余件，包括了缪荃孙艺风堂、张仁蠡柳风堂二家的全部藏拓。此外还收藏有2000余种中国古代舆图。

北大馆在CALIS技术支持下建设的“秘籍琳琅——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是完整展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的网络平台。北大馆牵头建设的“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更是汇集了包括北大图书馆在内的中国国内24所高校图书馆藏古籍元数据60余万条、书影20余万幅，电子图书835万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籍书目数据库之一。北大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收藏有一百余部大型古籍影印本丛书，约含古籍8万种。不少分馆也有古籍收藏，其中考古文博学院分馆、中文系分馆、信息管理系分馆的部分古籍书目数据已经录入古文献资源库中，其他分馆所藏古籍的书目数据今后也将陆续进入该资源库。

3特藏文献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文献有：地方志、晚清民国旧报刊、民国图书、西文东方学文库、中德学会旧藏、中法大学旧藏、侯仁之赠书、方志彤赠书、侯思孟赠书、欧盟文献、英美政府外交档案的微缩胶卷和胶片、珍贵西文文献、学位论文、北大文库、季羡林赠书、张芝联赠书、钱端生赠书、段宝林赠书、宿白赠书、台湾文献。

4学位论文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位论文体系建有：北京大学学位论文、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北大名师学位论文等体系。其中：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收藏1981年以后自北京大学毕业的所有博、硕士学位论文，以及部分优秀学士论文。阅览地点为西区309学位论文阅览室，可通过OPAC或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库检索。

燕京大学学位论文：收藏有燕京大学的学士和硕士论文，共2600多篇，其中包括许多当代著名学者的论文手稿真迹，十分珍贵。燕大论文内容涉及的学科范围较广，对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等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阅览地点为西区318特藏室。具体可通过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库检索。

北大名师学位论文：存于西区313北京大学文库，共收藏有12种： 北大名师学位论文　　姓名论文题目毕业院校学位论文形式陈岱孙 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s and Density of Population in Massachusetts 美国哈佛大学 博士 论文原件之复印件 陈翰笙 The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 in London, 1912-13, and the Creation of Albanian State 美国芝加哥大学 硕士 论文原件之复印件 陈振汉 The Location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哈佛大学 博士 论文副本 董申保 The Crystalline Schists of Lower Allagnon Valley, Central Massive, France 法国克莱蒙非朗大学 博士 论文原件 费孝通 亲迎婚俗之研究 燕京大学 学士 论文原件 冯友兰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之复印件 侯仁之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 英国利物浦大学 博士 论文原件之复印件 胡适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李宪之 Die Kälteeinbrüche in Ostasien 德国洪堡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王力 Une Prononciation Chinoise de Po-Pei 法国巴黎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乐森璕 Die Korallenfauna des Mitteldevons aus der Provinz Kwangsi, Südchina 德国马堡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赵乃抟 Richard Jones：An Early English Institutionalist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5民国旧报刊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晚清至民国期间的报刊达一万余种，旧报纸六百余种，有不少孤本、珍本，为收藏和研究者所珍视。这一珍贵特藏主要源于老北大及燕京大学的旧藏，也有少量原中法大学和中德学会的旧藏。晚清至民国报刊对于了解研究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以及这一动荡巨变时期思想学术、军事政治、教育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的嬗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图书馆陆续引进和开发了各类应用系统，如数字图书馆门户系统、统一检索平台、统一认证系统、学科导航系统、电子资源导航系统、虚拟咨询系统、网络培训系统、科技查新系统、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系统，以及数字资源加工系统群、数字化服务系统群、元数据著录系统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信息服务和信息加工平台。为进一步发现、挖掘和揭示图书馆特色资源，还先后推出了学位论文提交、编目和发布系统、古文献编目和发布系统（秘籍琳琅）、北大名师人物数据库、北京历史地理数据库、民国报刊数据库等宝贵的数字特藏。

2000年，图书馆与校内其他单位联合成立的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研究所开展了有关数字图书馆模式、标准规范（元数据、数字加工标准等）、关键技术、互操作层与互操作标准、数字图书馆门户等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并开始进行大规模应用实践，为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进行研究和应用实验的同时，还开始进行部分项目的建设，并本着“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逐步实现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如电子资源导航系统、学位论文提交与检索系统、多媒体点播系统、古籍拓片示范数据库检索系统、北大名师档案、教学参考书系统、网络课程服务等。2006年建成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门户，将统一检索、统一认证、资源调度与整合等各种新技术融入到数字图书馆建设当中。